今天我们来讲一讲中国古代的游牧民族，欧洲的学者在18世纪最早提出了人种的概念，到了20世纪初，形成了三大人种的概念，将人类分为“高加索人种”、“蒙古人种”与“黑色人种”，后来，白种人与高加索人种的概念是重合的，蒙古人种与黄种人的概念也是重合的。为什么欧洲的学者将白种人称之为“高加索人种”呢？因为在18世纪，欧洲的学者普遍认为人类起源于高加索地区，他们认为《圣经》里诺亚方舟的登陆点就在高加索地区，高加索地区位于地中海和里海之间。那么，欧洲的学者又为什么将黄种人称之为“蒙古人种”呢？因为在中世纪的时候，欧洲曾面临过蒙古人的威胁，蒙古西征给欧洲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古代，对中亚、西亚、欧洲的征服，主要是我国北方地区的游牧民族推动的，公元5世纪，匈人帝国的阿提拉被欧洲人称之为“上帝之鞭”，匈奴人的西迁在亚欧大陆上引起了连锁反映，导致了罗马帝国的灭亡。
中国的国名在英语里是“China”，来自于“秦”的音译，在英语里还有一个词汇用来称呼中国，那就是“Cathay”，来自于“契丹”的音译，在东欧国家的很多语言里，“中国”一词就是“契丹”的音译，比如：俄语和乌克兰语中的“中国”就来源于“契丹”。
唐宋时期，中亚、西亚等地的人，往往称呼中国为“桃花石”，“桃花石”一词出自《长春真人西游记》，公元1219年，全真教道士丘处机，应成吉思汗之邀远赴中亚，丘处机的弟子李志常根据其师的所见所闻，撰写了《长春真人西游记》。在《阙特勤碑》中，突厥人称唐朝为“桃花石”，阙特勤碑是唐玄宗时期的文物，由玄宗命工匠所造。“桃花石”一词是对“拓跋氏”的音译，北魏是鲜卑人拓跋珪建立的，公元439年，魏太武帝拓跋焘统一北方地区，与南朝的刘宋政权对峙，拓跋氏本是对北魏的称呼，由于北魏政权存在的时间比较长，所以，后来，中亚、西亚地区的人们逐渐以“拓跋氏”称呼中国。当然，也有的观点认为，“桃花石”源自“唐家”、“大汉”的音译。
明清时期，东南亚地区的人们也称呼中国人为“唐人”，如《明史·外国列传》中记载道：“唐人者，诸蕃呼华人之称也。”直到现在，欧美国家的华人社区，往往也被称之为“唐人街”，这说明了中国在唐代非常的强盛，唐代的文化声名远播。但是，我们也不要忘了，中国古代游牧民族的名字，同样也是声名远播。鲜卑人、契丹人和蒙古人都是我国北方地区的游牧民族，为什么他们的名字在中亚、西亚和欧洲声名远播呢？因为在古代，是畜牧者将中国、印度、两河流域与地中海地区的农耕文明连接为了一个完整的区域，使得整个欧亚大陆的知识和技术能够共享。
第一：农耕文明时代的“次级产品革命”
以往，我们对游牧民族的畜牧业存在诸多误解，认为畜牧业只是农业的一个补充，游牧民族位于文明的边远地区，他们的技术非常落后，他们的文化在农耕文明中不占主要地位。其实，畜牧业是在“次级产品革命”中诞生的，游牧民族对欧亚大陆的文明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游牧民族曾经还掌握了欧亚大陆最先进的技术，欧亚大陆因为有畜牧者的存在，技术和知识才能够共享，并不断向前发展，而美洲印第安人因缺乏大型牲畜，没有畜牧业，而导致整个文明长期停滞不前。
人类在石器时代对地球自然景观的改造，往往是通过刀耕火种的方式，当然，旧石器时代的人类进行刀耕火种，主要是为了狩猎和采集的，在1万多年前，人类发明了农业，于是，旧石器时代的刀耕火种技术，就演变为了林农轮作，地球上的温带地区有大量的森林，土地是被森林覆盖着的，人们先将树木砍倒或者将树木的一圈树皮扒掉，等到这些树木都干燥了以后，就用火把树木烧掉，再在肥沃的灰烬下撒上谷物的种子，这就是林农轮作，这样一来，农作物不仅从草木灰中得到了营养物质，而且还不必与森林里的其他植物竞争，但是，林农轮作，最终会导致地力衰竭，人们不得不休耕，转而开发新的森林，随着时间的推移，地球上的森林越来越少，于是，整个地球的景观，就变成了人类开发的农田。林农轮作会导致地力衰竭，其根本原因就是地球上的土壤层太薄了，地球岩石圈的厚度可达60公里至120公里，而土壤平均厚度大约只有50厘米，而且不同地区的土壤厚度差别很大，有的地方甚至没有土壤，直接是裸露的岩石。因为土壤层非常的薄，所以，人类长期在一片土地上耕作，会导致土壤中的营养物质大幅减少，而且，当土壤失去了森林植被的保护作用以后，必然会因降雨而形成水土流失现象。
早期的农业，是不依靠犁铧和畜力的，仅用木制的锄头和棍棒将植物的种子撒在树木的灰烬里，到了公元前3500年左右，人类开始了一次大胆的尝试，那就是迁徙到大河流域居住。最初，人类是不愿意居住在大河的中下游地区的，因为这里洪水定期泛滥，但是，河流的中下游地区，有一个优点，那就是这里有极其肥沃的冲积土壤。人们在大河流域，可以引河水灌溉农田，于是，灌溉农业就出现了。灌溉农业的出现，意味着农作物的生长不受降雨量和土壤肥力的限制，因为河流带来了水分和淤泥，淤泥中又往往含有肥料，这是一种集约化的农业生产方式，能够生产出更多的食物。灌溉农业需要营建大型的水利设施，而大型水利设施的营建必须有更多的劳动力，这就意味着更大的人类聚落的出现，于是，人类社会就出现了城市，人类进入了文明时代。
当一部分人类从森林地带进入到大河流域时，还有一部分人类，则迁徙到了降雨量更为稀少的草原地带，最初人类驯化动物，只是为了获得食物和兽皮，因为动物的肉不能长期保存，所以，对于当时的农民来说，农作物比家畜更重要，而且饲养家畜，还需要用农作物。当人类迁徙到降雨量稀少的草原地带时，发现这里有广阔的草原可供饲养家畜，但是呢，由于雨量稀少，无法满足农作物的需求，草原地带是不能种植农作物的，于是，专门从事畜牧业的聚落就形成了，这就是后来的游牧民族。当然，人类迁徙到草原地带之前，需要开发家畜的资源，能够与家畜共生，为什么这么说呢？动物的肉是不能长期保存的，人类从事畜牧业，如果仅仅只能从家畜身上获得肉，那么，食物的供应量是极其不稳定的，所谓“杀鸡取卵”就是这个道理，一只牲畜被人类宰杀之后，人类再也无法从它身上寻找到食物资源了，这就必须开发家畜身上的其他资源，即在家畜还活着的时候，它就能够为人类源源不断提供食物。开发与家畜相关的资源，就是农业发展过程中的所谓的“次级产品革命”，这些次级产品就是家畜的毛、乳以及它们提供的畜力等等。牛和马可以源源不断提供乳制品，绵羊则可以源源不断提供羊毛，与此同时，牛和马还可以为人类提供畜力。当家畜的次级产品开发成功以后，人类才可以居住在草原地带，专门从事畜牧业，并大范围迁徙，饲养更多的牛、马、羊，游牧民族由此而形成。
次级产品革命对农耕民族，同样也很重要，前文已经说了，地球的土壤层非常的稀薄，人类在某一片区域长期耕作，会造成土壤的肥力下降。大型牲畜的粪便，能够为土壤增肥，与此同时，马和牛能够拉动犁铧，从而使得土壤得到深耕，有了马和牛提供的畜力，人类还发明了车轮，从而为跨区域的商业活动的出现，提供了可能，因此，家畜提供的次级产品，大大提高了农业社会的生产力。
世界上有些地区是没有牛、马这样的大型牲畜的，比如美洲、澳大利亚和撒哈拉以南的非洲。澳大利亚之所以没有大型的牲畜，主要是因为澳大利亚是一个孤立的大陆，四周都是海洋，这里的动植物长期与世隔绝，澳大利亚没有适合的动物和植物供人类驯化，澳大利亚现在之所以有大量的麦田，成群的绵羊，是因为这些农作物和牲畜，都是欧洲人带来的。美洲没有牛、马这样的大型牲畜是因为人类迁徙到美洲的时间比较晚，当人类一进入美洲时，狩猎技术就已经非常先进了，从而导致了一些大型哺乳动物的灭绝速度呈现出过快的趋势，这些动物还来得及驯化，就已经因人类的狩猎而灭绝了，唯一幸存的可供驯化的动物，就是羊驼，但是，羊驼毕竟不是大型牲畜。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在我们的印象之中，是野生动物的天堂，这里有斑马、长颈鹿、犀牛、角马、河马等大型哺乳动物，但是，这些动物没有哪一个是可以被人类驯化的。
第二：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的长期互动
家畜的次级产品的开发引发了“次级产品革命”，并且“次级产品革命”仅仅出现在亚欧大陆，而美洲、澳大利亚和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因缺乏大型的可供驯化的野生哺乳动物则没有出现这样的革命，所以，亚欧大陆的农耕文明得以迅速发展，而美洲、澳大利亚和撒哈拉以南的非洲仍然停留在新石器时代。当家畜的次级产品的开发成功以后，亚欧大陆的文明实际上形成了两个大区，在适合谷物种植的地区形成了农耕区，而在适合饲养家畜的地区则形成了游牧区，在科学革命和工业革命到来之前，亚欧大陆上的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长期互动，游牧民族将中国、印度、两河流域与地中海地区的农耕文明连接为了一个完整的区域。
亚欧大陆上的游牧民族，主要分布在三个区域：第一，亚欧大陆草原的西部；第二，亚欧大陆草原的东部，第三，阿拉伯半岛沙漠地带。农耕区的北部一带，干旱少雨，形成了游牧区，但是，亚欧大陆游牧区的东部与西部的气候是不一样的，相对来说，中亚、西亚北部一带以及东欧的气候更加温暖湿润，而中国西北干旱半干旱区的气候，则比较寒冷干燥，气候不同，牧草资源也不同，牧草资源的不同导致了牲畜的搭配不同，中国北方的游牧民族，主要是饲养马和羊的，但是很少饲养牛，而中亚、西亚、东欧的游牧民族，饲养的牛则比较多。牛的食量大，移动能力弱，我国西北干旱半干旱区的气候较为寒冷干燥，草原植被较少，饲养过多的牛，会造成草场资源的破坏，而马和羊的移动能力强，所以，人们可以在更大的范围内放牧，从而使得植被较少的草场资源能够得到很好地维持。我国北方地区的游牧民族，游牧的范围更大，迁徙更为频繁，而中亚、西亚和东欧的游牧民族，虽然也迁徙，但是更加倾向于定居，因此，古代历史上的民族大迁徙，有两次都是我国北方地区的游牧民族推动的，分别是匈奴人的西迁和蒙古的西征。
人类进入文明时代之后，亚欧大陆上出现了三次民族大迁徙的浪潮，第一次民族大迁徙是公元前2000年至公元前1000年左右的印欧语系民族大迁徙，印欧语系民族的大迁徙，导致了古埃及、古希腊、古印度文明的崩溃，古代文明崩溃之后，人类文明进入到一个新时期，欧洲学者将其称之为“古典文明”，后来的希腊罗马文明、印度的吠陀文化都是“古典文明”。第二次民族大迁徙始于公元2世纪，这一次民族大迁徙主要是匈奴人推动的，匈奴人的西迁在亚欧大陆引起了连锁反应，最终使得日耳曼人纷纷进入罗马帝国境内，并导致了罗马帝国的崩溃，罗马帝国灭亡之后，欧洲进入到中世纪时期，欧洲的学者将中世纪时期的文明，称之为“中世纪文明”。第三次民族大迁徙，是突厥人和蒙古人推动的，蒙古人的西征，给欧洲的中世纪文明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冲击，对欧洲近代文明的出现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阿拉伯半岛沙漠地带游牧的部落是闪米特人，对于沙漠地带的游牧民族来说，骆驼的地位就相当于马，骆驼被称之为“沙漠之舟”，骆驼的移动能力也比牛强，而且骆驼还耐饥渴，依靠驼峰里面的脂肪和胃里面的水，能够不吃不喝行走十几天，阿拉伯人就是闪米特人的一支，他们建立了阿拉伯帝国。在更早之前，建立阿卡德王国的阿卡德人、建立古巴伦王国的阿摩利人，同样也是闪米特人。
欧洲学者将古代的文明分为三个阶段，古代文明、古典文明和中世纪文明，欧洲学者之所以如此划分，是因为在地中海世界，我们能够看到这三期文明明显的分层。中华文明具有很强的连续性和聚合性，所以，中国学者在研究中国历史的时候，无法看出中华文明的分层，我们一般是以朝代来划分中国历史的，但是，我们如果把视野扩大到全球，仍然可以看到中华文明每一个阶段的不同特征，只不过这种区别不是很明显而已，例如：欧洲学者所说的“古代文明”可以与中国的夏王朝、商王朝时期的文化对应起来，“古典文明”则可以和中国春秋战国至秦汉时期的文化对应起来，“中世纪文明”则可以和中国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的文化对应起来。
尼罗河流域的古埃及文明、两河流域的苏美尔文明、古希腊的克里特文明、古印度的哈拉帕文明都是青铜文明，是人类最初的文明，所以欧洲学者称之为“古代文明”。文明诞生的三个标志，就是城市的出现、文字的发明和青铜器的使用，古代文明都出现在农耕区，但是，在公元前2000年至1000年左右，亚欧大陆上的这些古老的文明都受到了游牧民族的威胁。两河流域最早的文明，是苏美尔人创造的，但是，由于美索不达米亚平原缺乏天然的地理屏障，所以，苏美尔各城邦相继被来自北方的印欧语系民族和来自南方的闪米特人所征服，印欧人起源于里海地区，是游牧民族，闪米特人起源于阿拉伯半岛和叙利亚沙漠地带，也是游牧民族。
约公元前2371年，萨尔贡一世征服了南到波斯湾，西至地中海的广大区域，在两河流域建立了阿卡德王国，阿卡德人就是闪米特人，后来，阿摩利人又征服了两河流域，建立了古巴比伦王国，古巴比伦王国的第六代国王汉谟拉比制定了《汉谟拉比法典》，建立古巴比伦王国的阿摩利人同样也是闪米特人，他们的语言与阿卡德人的语言非常相近。约公元前1595年，来自北方的赫梯人灭亡了古巴比伦王国，赫梯人则是印欧语系民族，公元前10世纪末，强大的亚述帝国在西亚崛起，亚述帝国统一了两河流域的大部分地区，公元前7世纪，亚述帝国还征服了埃及，不过对埃及的征服，只是名义上的，亚述帝国很快就走向了衰落，公元前626年，迦勒底贵族那波帕拉沙尔在巴比伦尼亚自立为王，建立了新巴比伦王国，新巴比伦王国联合伊朗高原的米底人最终灭亡了亚述帝国，因此，在亚述帝国灭亡之后，两河流域又出现了强大的新巴比伦王国和米底王国，迦勒底人是闪米特人，而米底人则是印欧语系民族。
公元前6世纪，强大的波斯帝国崛起，波斯人同样也是印欧语系民族，公元前550年，波斯人灭亡了米底王国，公元前539年，波斯人灭亡了新巴比伦王国。波斯帝国后来又被亚历山大帝国征服，波斯帝国灭亡之后，西亚和北非的古代文明终结。
我们再来看古希腊文明，古希腊最早的文明是克里特文明和迈锡尼文明，但是，创造克里特文明的米诺斯人与创造迈锡尼文明的迈锡尼人，并不是同一个民族，克里特文明的线形文字A至今未破译，而迈锡尼文明的线形文字B已经破译了，线形文字B的破译证明了迈锡尼人的语言属于印欧语系，迈锡尼人是印欧语系民族，与后来的希腊人关系密切。公元前1100年，来自北方的多利亚人征服了希腊各地，迈锡尼文明灭亡。迈锡尼文明灭亡之后，希腊各地退回到“黑暗时代”，公元前1100年至公元前800年的古希腊历史，在荷马史诗中有提到，故而，这一时期也被称之为“荷马时代”。公元前800年至公元前500年，希腊出现了众多的城邦，以雅典和斯巴达最为强大，这是希腊古典文明的形成时期，公元前500年至公元前337年，是希腊古典文明最辉煌的时期，我们所熟知的古希腊文化就是这一时期的文化，泰勒斯、毕达哥拉斯、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均是这一时期古希腊的哲学家、数学家和科学家，西方的哲学、科学、数学的源头，均可追溯至希腊的古典时代。
公元前337年，希腊各城邦被马其顿国王腓力二世征服，他的儿子亚历山大大帝后来建立了横跨亚欧非的大帝国，亚历山大帝国的建立，标志着希腊古典文明的结束。亚历山大帝国存在的时间非常短，后来分裂为三个希腊化帝国，即位于埃及的托勒密王朝、位于叙利亚北部、伊朗高原和两河流域的塞琉古王朝、位于马其顿和希腊的安提柯王朝。三个希腊化帝国，后来都被罗马人征服了，欧洲的历史又已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亚历山大帝国的征服，把希腊文化带到了地中海沿岸各地，因此，在罗马人征服希腊本土之前，地中海世界的文化史上有一个“希腊化时代”，希腊化时代之后，是罗马文化时代，希腊文化对罗马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因此，欧洲学者常常将希腊文明与罗马文明都称之为“古典文明”。罗马帝国崩溃之后，欧洲历史则进入到了中世纪时期。
印度文明也经历了同样的变化，古印度最早的文明是哈拉帕文明，但是，哈拉帕文明的印章文字至今未能破译，因为哈拉帕文明的居民与后来创造吠陀文化的雅利安人并不是同一个民族，公元前1500年左右，自印度西北部的雅利安人征服了印度河和恒河流域。
我们常说的四大古文明，是古埃及文明、古巴比伦文明、古印度文明和中华文明，通过上文的论述，我们会发现，四大古文明有三个都是被印欧语系民族征服了，古埃及文明被亚历山大帝国、罗马帝国相继征服，新巴比伦王国则是被波斯人灭亡的，古印度文明则被雅利安人征服的，马其顿人、罗马人、波斯人、雅利安人都是印欧语系民族。四大古文明，只有中华文明是一脉相承的，具有很强的连续性和聚合性。中华文明为什么具有很强的连续性和聚合性呢？原因有很多，但是，我们会发现地理因素也很关键，地中海地区是一个开放的地理单元，四周无天然屏障，中国的地理环境则相对封闭，四周都有天然屏障。
中国的四周都有天然屏障，地理环境相对比较封闭，所以，中国古代的大一统王朝，并不会直接面临中亚、西亚、欧洲等地崛起的大帝国的威胁，罗马帝国、拜占庭帝国、阿拉伯帝国都没有与中国的汉朝、唐朝发生直接的碰撞，唐朝与阿拉伯帝国发生的怛罗斯之战只不过是一次小冲突，中国古代的大一统王朝，主要是面对中国北方的游牧民族的威胁，这些游牧民族都是中国内部的居民。
第三：古代游牧民族的军事技术
亚欧大陆最初的古文明，都是被游牧民族终结的，为什么游牧民族能够征服这些古文明呢？显然，游牧民族并不是我们想象的那么落后，本文第一节“农耕文明时代的‘次级产品革命’”已经说得很清楚了，农业革命发生在1万多年前，但是，纯粹的畜牧业的出现则是很晚的事情，畜牧业的出现需要开发家畜身上的次级产品，同样，农耕区的文明的出现也依赖于次级产品的开发。美洲、澳大利亚、撒哈拉以南的非洲，没有成功开发牲畜的次级产品，故而这些地区即没有真正进入文明时代，也没有纯粹的游牧民族，因此，游牧经济并不是一个落后的经济形态，与农耕区的农业经济一样，都是建立在“次级产品革命”的基础上。
由于游牧民族经常与马打交道，并且需要不断迁徙，所以，现在一般认为马拉战车技术是游牧民族发明的，游牧民族最早将马套在双轮车上，马和车结合，形成了马拉战车。
战车上面有一名战士驾马，其他战士则用弓弩射箭，马拉着战车飞速奔跑，众箭齐射，如同阵雨，对农耕区的步兵形成强大的攻势。地球上没有哪个动物，是依靠圆形的车轮移动的，虽然有的动物也学会了用滚动身体的办法来移动，但是，没有哪个动物的脚长得像车轮，人类发明车轮，很有可能是受到了陶轮的启发，陶轮大约是在公元前6000年至4000年前发明的，陶轮发明之后，出现了车轮，但是，最初的车轮，是实心的车轮，简单来说，就是在木头的中间钻一个洞，形成车轮，这种实心的车轮非常的笨重，苏美尔使用的车轮，就是实心的车轮。根据现在的考古发现可知，最早的辐条式车轮出现在中亚的草原地带，公元前2000年左右，游牧民族最早将这种装有辐条式车轮的双轮车，套在了马的身上，形成了马拉战车，由于条幅式车轮更加的轻便，因此，马拉战车一旦出现，其速度和产生的冲击力，远远超过了原来的笨重的实心四轮车，游牧民族就是凭借马拉战车技术，征服了亚欧大陆最初的古文明。
人类最初使用的是马拉战车作战，后来，游牧民族发现直接骑马更为方便，这就是骑兵的诞生，在中国历史上称之为“胡服骑射”，商周时期的战争，都是使用马拉战车，战车数量的多少，意味着军事实力的强弱，所以，春秋时期有“千乘之国”的说法，赵武灵王“胡服骑射”其实就是改革兵制，标志着中国古代的战争由车战转变为骑射。战国时期，为什么赵国要实行“胡服骑射”的改革呢？因为赵国与北方的游牧民族经常接触，这些游牧民族有匈奴、林胡、楼烦等等，这充分说明了骑射技术是游牧民族最先使用的。
人类驯化了马之后，为什么不首先骑马呢？而是使用马来拉车呢？因为马的驯化和品种的改良有一个过程，野马的马背宽度比较窄，身材也比较矮，家马既高又大，人类首先要驯化出既高又大的马，才能直接骑驭。
直接骑驭在马上，要一手抓住马缰，以便控制住马，所以，最初的骑兵，是不能在马上射箭的，一般是手持长矛作战。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北方的游牧民族发明了马镫，马镫的发明，使得人类骑马时，能够腾出双手，也能够在马背上坐得更稳，并作出各种复杂的动作，因此，马镫的发明是古代军事技术的又一大进步，从此，骑兵可以策马奔腾，射出阵雨一般的箭。中国魏晋南北朝时期一个墓葬中出土了世界上最早的马镫，墓主人是十六国时期的冯素弗，冯素弗是北燕太祖冯跋的弟弟，冯跋是汉人贵族，但是，北燕的汉人贵族与鲜卑人关系密切，所以，马镫应该是我国北方地区的游牧民族发明的。
古代的游牧民族之所以武力强盛，是因为古代的军事技术都是围绕马这种家畜而展开的，马为人类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动性和灵活性，古代的马、牛等大型牲畜提供的畜力，如同工业革命时代的煤、石油、天然气一样，因此，古代的游牧民族掌握了先进的军事技术，并且很多先进的技术都是游牧民族发明的，亚欧大陆上的游牧区，并不是我们想象的那样落后。
公元13世纪，蒙古人建立的蒙古帝国，是世界历史上领土面积第二大的帝国，世界历史上版图最大的帝国，是英国人建立的大英帝国，但是，大英帝国的版图不是连续性的，蒙古帝国的版图则是连续性的，则足以证明在工业革命以前，战马为人类提供的前所未有的机动性和灵活性。游牧民族的军事力量最终衰弱，是火器的发明和普及，火器占据优势之后，人类的军事实力主要是科学带来的，机动性和灵活性主要是依靠石油驱动的车辆和飞机。科学诞生在古希腊的古典文明时代，但是，科学并未使希腊强大，希腊反而被亚历山大帝国和罗马帝国相继征服。到了工业革命时期，科学与技术真正结合，军事技术作为技术的一部分，自然而然，也是与科学密切结合，从此以后，军事力量的强大与科学就密切相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