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五年前，高中还没毕业，我就响应国家号召，跟随同学们一起来到了革命老区陕北，成了一名插队知青。时间过去了这么久，当年在陕北插队落户当知青的情景我还记忆犹新，特别是那位淳朴善良又漂亮的陕北女子，时常会浮现在我的眼前，她就像我的影子，甩都甩不掉。
我是1969年1月13日和同学们一起乘坐知青专列离开北京的，知青专列抵达陕西境内的铜川车站后，我们在铜川住宿一晚，次日吃罢早饭，又换乘解放牌大卡车一路北上，总共历时四天的时间，于16日来到了陕北延安地区的延川县，最终我们七名北京知青被安排在马家沟二队插队落户，大家临时分散开借住在老乡家中，也和老乡家一起搭伙吃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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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家沟大队是一个不大的自然村，一共两个生产小队，几十户社员散落在一条泄洪沟的北坡上，那一孔孔低矮破旧的土窑就是老乡的住所。因为那里丘陵起伏，沟壑纵横，土地贫瘠，乡亲们的生活很苦，苦到难以解决温饱。
来陕北插队落户之前，我们对陕北生活状况的了解都是从书本和宣传资料中得到的，我们想象的陕北应该和那首歌词一样：到处是庄家，遍地是牛羊，是陕北的好江南。当我看到马家沟的真实状况时，心里特别难受，有两名女同学竟然哭喊着要回北京，说是上当受骗了。既然选择了陕北，想回北京就没那么容易了，我们也只能面对现实了。
我和杨京平借住在了二队队长刘树生家，刘队长家五口人，两个女娃，他的老父亲跟他一起生活。一家五口人两孔土窑，刘队长家的居住条件和生活条件都不好，我和杨京平住在了靠里面的那孔土窑里，和刘队长的老父亲睡在一铺土炕上。
那天我们来到刘队长家时日头还有一杆子多高，乡亲们帮我俩把木箱子和提包都搬到了土窑里，摆放到靠窑掌的空地上，他们就各自回家了。一帮碎脑娃娃堵在窑门口，叽里呱啦说着我们听不明白的陕北方言，像是在看西洋景，刘队长撵了好几次，他们离开后又都围拢过来。
看他们穿着脏兮兮的棉衣，好奇的目光里透露着纯真和羞涩，有的娃娃棉衣露着棉絮，脚上的鞋露着脚趾头，令人心酸又心疼。我回到窑里，从提包里拿出糖块和饼干分给他们吃，分到糖块和饼干的娃娃都跑开了，没分到糖果的娃娃还站在窑门口，眼睛里充满了渴望和期待。
等娃娃们都走了，窑门口又来了一个八九岁的女娃，她站在门口，歪着脑袋朝窑里张望。只可惜我提包里的糖块和饼干都分完了，杨京平拿出他吃剩下的两个面包递给了我，我回转身递给了那个女娃。那个女娃接过一个面包，拧转身羞涩地跑开了。
看那个娃娃跑远了，我把手里的那个面包掰开，递给杨京平一半。还没等我把面包塞进嘴里，杨京平却把吃到嘴里的面包吐了出来。我赶忙咬了一小口，紧接着就吐了出来。面包酸了，变质了。我很后悔把那个面包给了那个女娃，很是担心她吃了霉变的面包会拉肚子。
太阳落山后要吃晚饭的时候，一位老汉走进了刘队长家的院子，这个人不是旁人，他就是刘队长的老父亲，二队的饲养员刘爷爷。刘爷爷很热情地跟我俩打招呼，可我和杨京平都没听明白他说了些什么，只好笑着喊他爷爷。
第一顿晚饭是在刘队长他们居住的那孔土窑里吃的，那孔土窑很宽敞，土炕是里外炕（就是一铺土炕的中间位置垒砌了一道矮墙，把一铺大炕分成了两铺小炕），吃饭的炕桌放在了外炕上，破旧的炕席上用旧粗布打着两块布丁。
吃饭的时候，我和杨京平坐在里面，刘队长父子俩坐在外面，刘队长的婆姨端上来一大瓷碗洋芋炖酸菜，回头又端来一碗萝卜条炖豆腐，还有半碗咸菜条和半碗辣子酱，主食是香喷喷的小米干饭，我和杨京平一人吃了一大碗小米干饭，刘队长和他父亲一人吃了一小碗米饭，刘队长的婆姨和两个娃都没吃饭。刘队长说冬天天短，他们一天吃两顿饭。
吃完饭，我们准备下炕时，一个女娃突然来到土炕边，把手里的东西递给了刘队长的老父亲，说了几句我们没听明白的话，转身走了出去。
刘队长的父亲把手的食物掰开，递给刘队长一半，他自己把另一半塞进了嘴里，笑眯眯说了一句，只可惜我们还是没听明白刘爷爷说的是什么。刘队长把食物塞到嘴里，笑着说：“酸溜溜的，好吃得很。”
这时我才知道，那个女娃就是刘队长的小女儿，她递过来的就是我先前给她的面包，一个变质的面包她分成了五份，她妈和姐姐人人有份。误把变质的面包送给了刘队长家的娃娃，我心里愧疚自责了好久。就是因为那个变质的面包，刘队长一家人总说面包好吃，酸溜溜的。
当天晚上，刘爷爷和我俩挤了一宿，第二天就抱着他的的铺盖卷去了队里的饲养室（牲口棚），他说就不和我俩挤在一起了，怕我们北京学生嫌他身上有虱子。
之后的日子里，吃饭的时候，刘大妈就把我和杨京平的饭菜端到我俩居住的那孔土窑里，让我俩单独吃饭。所谓的饭菜，就是发面团子和高粱面糊糊，外加一碟咸菜条和一点辣子酱，隔两三天能吃一回洋芋炖酸菜或炖萝卜条，菜里几乎看不到油花，只能闻到羊油的膻气味。
尽管伙食很差，可我俩的伙食和刘队长一家吃的还不一样，六十多岁的刘爷爷竟然也吃高粱面掺了胡萝卜缨子的菜团子，我和杨京平吃的是玉米面和高粱面两掺的发面团子。在当时的陕北农村，能喝一顿小米稀饭，就算改善伙食了。看看乡亲们生活这么艰难，我心里真不是个滋味。
过了两天，我俩就和刘队长一家熟悉了，刘队长的婆姨当年四十一岁，我和杨京平都喊她大妈。刘队长的大女子叫刘荞花，当年十五岁，我俩喊她荞花妹子。刘队长的二女子叫刘双，当年八岁，我俩也随着刘队长一家直呼她的名字，有时也喊她刘双妹妹。荞花上面原本有一个男娃，刚满月就夭折了。荞花三岁时，刘大妈又生了一个男娃，也是出了满月夭折的。刘队长说他命里无子，实在是强求不得。
刘荞花虽然不识字，可她长得特别漂亮，爱说爱笑，也特别勤快，天天都帮我们烧炕，给我们灌暖水瓶，也帮我们打扫卫生。我俩在刘队长家借住期间，天天都吃现成饭，家务活从不让我俩干，偶尔去挑一趟水，也要和刘荞花争抢着去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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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过后，天气逐渐转暖，春耕备耕生产也就拉开了序幕。当时马家沟有个不成文的规定，婆姨女子不出山劳动，除非麦收和秋收时节，地里农活忙，婆姨们才到地里送饭送水，在场院帮忙打连枷晒粮食，平日里就在家做家务。
我们北京来的知青，有男生也有女生，女生总不能不出山劳动吧？刘荞花看女知青和男社员一起出山劳动，她也提出要出山劳动挣工分。刘荞花引开了头，队里的婆姨女子们也都跟着出山劳动挣工分了。刘队长说是我们北京学生起了好作用，女子婆姨也能顶起半边天了。
别看刘荞花年龄不大，可她干活不偷懒也不耍滑，挑粪比我们男知青挑的还多。收工回到家，她还要帮刘大妈烧火做饭，好像根本就不知道累。每天吃完饭出工的时候，刘荞花都会喊一声：燕生哥，京平哥，走哩，出山劳动哩。”天天和刘荞花一起出山劳动，我们感到很快乐，也感觉不到累了。
麦收后不久，队里就为我们修建了三孔新窑洞，我们七名知青（四名男生三名女生）就搬到新窑里居住了。我俩搬走后，刘爷爷才把他的铺盖卷从饲养室搬回家。后来我和杨京平去饲养室玩，才知道刘爷爷之前就睡在那孔存放草料的冷窑里，冷窑里没有炕不能烧火取暖，就连门窗都是破烂不堪的。想想刘爷爷一冬天就睡在那样的地方，我和杨京平心里特别难受。
那年秋后，我被安排到马家沟小学（两个大队联办的小学）当了民办教师，教一年级的新生，刘双正好成了我的学生。之前她都喊我燕生哥，突然改口喊我王老师，我俩都有点不习惯。
一天下午放学后，刘大妈在路上截住我，她说刘队长在沟岔里逮了一只兔子，让我去她家吃兔子肉。盛情难却，我只好跟着大妈来到了她家。那天炖了兔子肉，还炖了白菜粉条，吃的是高粱和玉米面两掺的发面团子。好久没见到荤腥了，那天我吃得很饱。
吃罢晚饭，刘荞花笑着问我：“燕生哥，你都当老师了，能教我识字吗？”“能啊！只要你愿意学识字，我天天来教你。”
就这样，每天晚饭后，我就到刘队长家来教刘荞花识字写字，也顺便看一下刘双的作业。刘荞花很聪明，记性也好，每天都能学会十几个字，第二天听写，她都能写下来，写字还特别认真，也很好看。我每次夸她聪明记性好，她就特别高兴，还笑着说：“燕生哥，我识字了，就不是文盲了，以后我也要念报纸，我还想当队里的记工员哩。”
一晃就是三年，三年的时间里，刘荞花学会了很多字，也能算账，能读报纸了。这时我突然发现，刘荞花比以前更漂亮了，个头也高了，说话的声音更好听了，她对我也更亲了，帮我洗衣服，给我纳鞋垫，出山劳动摘一把酸枣，她也要留给我吃。在我心里，她就像我的亲妹妹，比亲妹妹还亲。
1973年秋天，县里成立了文化站，要在我们插队知青中选拔几名高中生去县里做宣传工作。在马家沟插队落户的北京知青就我和杨京平是高中生，大队马书记问我俩谁去县里工作，考虑到我是民办教师，我就把这次机会让给了杨京平。
说句心里话，当时我也不想离开马家沟，因为心里对刘荞花产生了强烈的好感，我不想离开她。
之后的日子里，只要有时间，我就去刘队长家串门，但每次去都有借口，要么是说一下刘双的学习情况，要么就是教刘荞花学习识字写字。每次去，刘大妈对我都特别热情，经常留我在她家吃饭，我回北京探亲过春节的时候，也会给刘队长家带一些北京特产回来，我还给刘荞花买了一块花的确良布料。
1974年初秋的一天，我们马家沟大队放露天电影，电影快要结束的时候，刘荞花突然来到了我身边，离我很近，我几乎都听到了她的心跳声。鬼使神差，我拉了刘荞花的手，刘荞花没有挣脱，她温顺的就像一只小兔子。
过了几天，刘荞花红着脸对我说：“燕生哥，听我妈说，男子和女子拉了手亲了口就会生娃娃，你拉了我的手……”听了刘荞花的话，我真不知道该怎样跟她解释，只好宽慰她说：“荞花，你放心，不会的……”
后来我再去刘队长串门，刘队长对我说：“燕生，咱这穷山沟里留不住你们北京娃，你们早晚都会进城的。荞花也不小了，也该寻个婆家哩。”刘队长为什么突然跟我说这话，我一直没想明白。
那年冬季学校放了寒假，我就回北京探亲去了，离开陕北的时候，刘荞花给我送来了红枣和小米，还有几个白面馍，让我带在路上吃。她说就不送我去公社汽车站了，怕旁人说闲话。那天我对他表明了心迹，我说回到北京，我就跟我爸妈说我俩的婚事。
春节过后，过了正月初十，我就从北京返回了陕北。当时我父母下放到通州农村参加劳动，他们的意见是尊重我的选择，但希望我慎重考虑婚姻大事，因为当时知青返城已成大趋势。
等我回到马家沟才知道，春节前刘荞花就和大队书记家的二小子马有良（粮）定下了婚事。马有良虽然是小学文化，可他很勤劳很善良，是一队的记工员，长得也不赖，我对马有良的印象也不错。
听到这个消息，我心里那个难受啊，就像五脏六腑被掏空了一样，趴在知青点的土炕上，我哭了个稀里哗啦。等我哭够了，坐在炕栏石上的刘队长把旱烟袋在鞋底子上磕了两下，轻轻叹了口气说：“燕生，不是哦（我）心狠，我是为你好，荞花是个农村女子，你是知青，还是个高中生，早晚要远走高飞的，我不想让荞花扯你的后腿……”
那天的晚饭刘大妈没有让我去她家吃，她给我端来了一大瓷碗菜汤，还拿来两个发面团子。那顿饭，我是就着眼泪吃完的。
麦收后，刘荞花嫁给了马有良。荞花出嫁那天，我站在讲台上总发愣，竟然把六月荷花花飘香念成了六月荞花飘香。一连好多天，我都是魂不守舍，总有一种若有所失的感觉。
1976年秋天，我被大队推荐为工农兵学员，也顺利通过了文化课考试，可我最终却没能通过政审，和我梦寐以求的大学梦失之交臂。恢复高考后，我犹豫再三，还是参加了高考，结果我考上了北京林学院，也顺利通过了政审。1978年春天，我离开了马家沟回到了北京。
离开马家沟那天，刘队长赶着队里的毛驴车把我送到了公社汽车站，分别时，刘队长塞给我一个蓝白花粗布包袱，里面有大妈烙的白面饼，还有两双鞋垫和一双布鞋，鞋里还塞着五块钱。不用说我也知道，钱和鞋都是荞花妹子送我的。在公社通往县城的客车上，我抱着那个粗布包袱，眼泪流淌了一路。
2003年初冬，淳朴善良的老队长去世了，当时我正在医院里看护病重的岳母脱不开身，只好委托杨京平给大妈捎去了两千块钱。
从那之后，逢年过节，我都会给刘大妈寄一些钱，直到大妈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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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一晃过去了几十年，当年在陕北插队落户的情景我还记忆犹新，特别是刘荞花的影子总会闪现在我的眼前，一想到她，我心里就会莫名其妙地难受一阵子。刘荞花，你生活的好吗？我一直都在牵挂着你。
作者：草根作家（讲述人：王燕生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