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诺:注射5种疫苗去陕北,被毛泽东折服,遗言一半骨灰葬在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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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11-04 10:11山西
1936年的中国,战火纷飞,国共对峙。在这个动荡的年代,一位美国记者却冒着生命危险,深入陕北红色根据地。他的名字叫埃德加·斯诺,为了这次冒险,他注射了5种疫苗。当时的西方世界对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知之甚少,甚至充满误解。斯诺此行,究竟能揭开怎样的真相?在陕北的日日夜夜里,他经历了什么?又是什么让这位西方记者如此折服,以至于在临终前都念念不忘中国,甚至留下遗愿将一半骨灰撒在中国大地上?
1928年,23岁的埃德加·斯诺踏上了前往中国的远洋轮船。这位来自美国密苏里州的年轻人,怀揣着对东方的好奇和新闻报道的热情,开始了他的环球旅行。当年8月,斯诺抵达上海,原本只打算在这座繁华的东方大都市逗留几周。然而,命运的齿轮却在此时悄然转动,将这位美国青年与中国的未来紧密相连。
斯诺带着母校密苏里新闻学院院长的介绍信,拜访了在上海工作的校友鲍威尔。鲍威尔当时是英文周刊《密勒氏评论报》的主编。见到远道而来的学弟,鲍威尔欣喜之余,向斯诺抛出了一个意想不到的邀请:留在报社工作。这份工作机会犹如一扇通往中国的大门,斯诺毫不犹豫地接受了。
从助理编辑做起,斯诺很快展现出他的新闻才能。不久,他又兼任了《芝加哥论坛报》驻中国华南地区的记者。这样的身份让斯诺有机会深入中国的大江南北,亲眼目睹了当时中国社会的真实面貌。在采访过程中,斯诺接触到了形形色色的中国人,从繁华都市的精英到贫困乡村的农民。他见证了中国人民在苦难中的挣扎,也感受到了这个古老民族的韧性和希望。这些经历深深触动了斯诺,激发了他对中国的同情和理解。
1931年9月,斯诺的职业生涯迎来了一个重要转折点。他接受了纽约《先驱论坛报》的任务,前去采访宋庆龄。这次会面不仅完成了一篇出色的人物传记,更重要的是,它开启了斯诺与宋庆龄之间长达数十年的友谊。宋庆龄的人格魅力和对中国革命的坚定信念,给斯诺留下了深刻印象。这段友谊也为斯诺日后的中国之行铺平了道路。
1932年1月28日,淞沪抗战爆发。斯诺以战地记者的身份全程报道了这场战役。他亲眼目睹了中国军民浴血奋战的场面,被他们的爱国精神深深打动。这次经历让斯诺对中国的认识更加深入,也坚定了他继续关注中国局势的决心。
1933年春天,斯诺来到北平(现北京),应聘成为燕京大学新闻系的讲师。与此同时,他也担任了美国《星期六晚邮报》驻远东撰稿人、纽约《太阳报》及英国《每日先驱报》特派记者等职务。这些工作使斯诺有机会更加全面地观察中国的时局变化。
在北平期间,斯诺逐渐对中国西北地区的红军产生了浓厚兴趣。当时,关于红军的各种传闻在社会上流传,但真相如何,外界知之甚少。斯诺决心亲自前往陕北,一探究竟。然而,要实现这个计划并非易事。国民党政府对红军地区实行严密封锁,普通记者根本无法进入。
1936年春,斯诺再次拜访宋庆龄,希望她能帮助自己实现这个愿望。恰巧,宋庆龄刚刚接到中共方面的请求,希望邀请一位"公正客观可信赖"的外国记者和一名外国医生前往陕北考察。宋庆龄立即想到了斯诺,并推荐了他。
1936年春,斯诺获得了宋庆龄的引荐,开始筹备他那场注定改变人生轨迹的陕北之行。然而,前往共产党控制区域的旅程绝非易事,斯诺面临着诸多挑战和风险。
首先,斯诺需要克服的是健康问题。当时的中国西北地区卫生条件极为恶劣,各种传染病肆虐。为了确保自身安全,斯诺决定接种多种疫苗。他找到了在北平的一位美国医生,一口气注射了5种疫苗,包括霍乱、伤寒、痢疾、天花和破伤风。这种做法在当时是非常罕见的,也充分体现了斯诺对这次采访的重视和决心。
接种疫苗的过程并不轻松。斯诺曾回忆道,接种后的几天里,他感到浑身酸痛,甚至一度发起高烧。但他坚持了下来,这种毅力也为他后来在陕北的艰苦生活做好了心理准备。
除了健康问题,斯诺还面临着更大的挑战:如何秘密进入被国民党严密封锁的陕北地区。为此,斯诺和他的朋友们绞尽脑汁,制定了一个周密的计划。
首先,斯诺需要一个合适的身份掩护。经过深思熟虑,他决定以考察西北地区水利工程的名义申请前往陕西。这个理由既合情合理,又不容易引起国民党当局的怀疑。为了使这个身份更加可信,斯诺还特意学习了一些基本的水利知识,并准备了相关的专业文件。
其次,斯诺必须找到一条安全的路线。经过多方打听,他得知可以从西安出发,沿着一条鲜为人知的山路前往陕北。这条路线虽然崎岖难行,但能够有效避开国民党的检查站。
为了不引起怀疑,斯诺还特意准备了一套当地农民的服装。他计划在接近红军控制区时换上这套衣服,以便更容易融入当地环境。
在出发前,斯诺还面临着一个重要的抉择:是否告知美国驻华使馆他的真实意图。最终,斯诺决定对使馆保密。他深知,一旦美国官方得知他要前往共产党地区,很可能会阻止他的行动。这个决定无疑增加了旅程的风险,但也体现了斯诺作为一个记者的职业操守和勇气。
1936年6月,斯诺终于启程前往西安。他带着简单的行李,包括一台便携式打字机、几本笔记本和一台相机。这些设备看似简陋,却是斯诺记录这段历史的重要工具。
从西安出发后,斯诺的旅程变得越发艰难。他需要躲避国民党的岗哨,有时甚至要在夜间赶路。在一次惊险的经历中,斯诺差点被巡逻的国民党士兵发现,幸亏当地一位热心的农民及时将他藏在了干草堆里。
途中,斯诺还遇到了意想不到的困难。由于长期的封锁,陕北地区物资极度匮乏。斯诺不得不忍受饥饿和口渴的煎熬。有一次,他不得不喝下一杯混着泥沙的浑水来解渴。这些经历让斯诺更加深刻地体会到了中国老百姓的苦难。
经过将近一个月的艰辛跋涉,1936年7月13日,斯诺终于到达了中共中央所在地保安(现志丹县)。当他看到迎接他的中共代表时,斯诺激动得几乎说不出话来。他知道,自己即将揭开一个被西方世界长期误解的神秘政党的面纱。
1936年7月,斯诺终于踏入了神秘的陕北革命根据地。这片被外界称为"红色中国"的土地,给这位美国记者带来了一连串的震撼和启发。
斯诺抵达保安(今志丹县)的第二天,就受到了毛泽东的亲自接见。这次会面持续了数小时,毛泽东向斯诺详细介绍了中国共产党的历史、理念和未来规划。令斯诺惊讶的是,毛泽东对国际形势的分析非常深刻,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也十分独到。在随后的日子里,斯诺多次与毛泽东进行长谈,话题涉及中国革命、世界局势、文学艺术等多个方面。这些谈话让斯诺对中国共产党有了全新的认识。
除了毛泽东,斯诺还采访了周恩来、彭德怀等多位红军将领。他们的个人经历和革命故事,为斯诺勾勒出了一幅生动的中国共产党人群像。特别是周恩来的谈吐风度给斯诺留下了深刻印象,他在日记中写道:"周恩来是我见过的最有魅力的中国人之一。"
在采访过程中,斯诺注意到一个有趣的细节:这些共产党领导人都穿着补丁摞补丁的旧军装,吃的是最简单的粗粮,住的是简陋的窑洞。这种艰苦朴素的作风与他在国统区见到的官员形成了鲜明对比,让斯诺深受触动。
除了与领导人交谈,斯诺还深入基层,体验了普通红军战士和当地农民的生活。他参加了红军的军事训练,亲身感受到了红军严明的纪律和顽强的战斗精神。在一次演习中,斯诺目睹了红军运用游击战术的高超技巧,这让他对红军的战斗力有了新的认识。
在陕北期间,斯诺还有幸参与了一次延安的文艺晚会。台上,红军战士们自编自演的节目充满激情,歌颂革命、讽刺旧社会的内容引起观众阵阵掌声。斯诺惊讶地发现,这些看似粗糙的表演竟然蕴含着强大的感染力,他在笔记中写道:"这种独特的革命文化正在改变着中国的面貌。"
斯诺还走访了当地的学校和医院。在一所简陋的小学里,他看到孩子们正在学习识字和革命知识。尽管条件艰苦,但孩子们的眼中闪烁着对知识的渴望。在医院里,斯诺见到了几位外国医生,他们不顾个人安危,义无反顾地来到这里为革命事业贡献力量。这些场景让斯诺深深感受到了共产党在教育和医疗方面的努力。
在陕北的日子里,斯诺还亲身经历了红军的土地改革。他参加了一次分地大会,目睹了贫苦农民第一次拥有自己土地时的喜悦场面。这次经历让斯诺深刻理解了土地改革对中国农民的重要意义。
斯诺在陕北的采访并非一帆风顺。有一次,他在采访前线时差点被国民党的炮火击中。另一次,他在翻越一座陡峭的山坡时不慎摔倒,摄影机和笔记本都掉进了山沟。幸运的是,在红军战士的帮助下,他最终找回了这些宝贵的资料。
在陕北的最后几天,斯诺参加了一次红军的长征胜利一周年纪念大会。会上,毛泽东发表了重要讲话,强调了抗日救国的重要性。斯诺被这种充满理想主义和现实关怀的革命精神所打动,他意识到自己正在见证一个重要的历史时刻。
1936年10月,斯诺带着大量珍贵的采访资料离开了陕北,开始了艰辛而富有挑战的写作旅程。他深知,自己肩负着向世界介绍中国共产党真实面貌的重要使命。
斯诺首先面临的是如何整理庞大的采访材料。他在陕北的四个月里,积累了数十本笔记、数百张照片,以及大量录音资料。为了确保信息的准确性和完整性,斯诺花费了数周时间仔细梳理这些材料,将它们分类整理成便于写作的形式。
在写作过程中,斯诺遇到了一个重要的难题:如何在保证事实准确的同时,又能让西方读者理解并接受这个对他们来说完全陌生的世界。为此,斯诺采用了一种独特的写作方法。他将自己的亲身经历与对中国共产党历史的客观叙述相结合,用生动的笔触描绘了共产党领导人的个性特征和日常生活,同时又不失对重大历史事件的深入分析。
斯诺在写作中特别注重细节的描述。例如,他详细记录了毛泽东的谈吐举止,描绘了延安窑洞的简陋环境,甚至连红军战士吃的窝窝头都进行了细致的描写。这些细节让西方读者能够更直观地感受到中国共产党人的生活状态和精神面貌。
在写作过程中,斯诺还面临着安全方面的挑战。当时,国民党当局对共产党的相关信息实行严格封锁,斯诺的采访行为可能会被视为非法。为了保护自己和消息来源的安全,斯诺不得不采取一些特殊措施。他将部分敏感材料藏在了一位美国友人的家中,还将一些重要的笔记用密码进行了加密。
1937年初,斯诺完成了书稿的初稿。他给这本书取名为《红星照耀中国》,这个富有诗意的标题既点明了书的主题,又带有某种预言的意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