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片来源：网络 文章来源：《康平知青的记忆》
随着清脆的鞭子声和车把式的吆喝声，两辆大车稳稳地停在五队的院落。坐在车上的我们——14名来自沈阳，下乡到康平的中学生，开始了陌生的，充满好奇和新鲜感;藏匿着未知和艰辛的知青生活。
这一天是一九六八年九月十五日，是我一生中时刻熟记的日子。清晨，我和沈阳八十中学的许多同学一道，在亲人和朋友的护送下，带着简单铺盖，从和平区的不同角落，向学校集结。走出家门时，妈妈怕分手时不舍和难过，只把我送到门口，再次叮咛几句，就转身回去了。姐姐推着自行车，驮着行李和箱子把我送到学校。学校的操场上，排列着按班级顺序编组的五十多辆草绿色军用卡车。车辆经过刷洗很整洁，车厢两侧张贴着大红标语。展露着那个年代特有的口号，“到农村去，到边疆区，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广阔天地，大有作为!”校园里，送行的人流把操场塞得满满的。人头涌动，到处都是背着行李与送别的亲人寒喧离别的场面。九时许，随着发车的喇叭声一响，顿时是一片哭泣声，车下人泪眼泛红，车上人含泪挥手，奏出了一曲特殊历史条件下的离别交响曲。场面非常壮观，令人感觉到一丝酸楚。遥望着渐渐远去的人群，我心中充满感概，啊，别了，可爱的家乡一一沈阳。
上山下乡，我们学校是首批离开沈阳，奔赴农村的队伍之一。为了舆论宣传的需要，车队在市区转了很大一圈。沿途经过省、市革委会驻地和沈阳军区政治部大院后，一路向北驶去。同学们告别了喧器的城市和夹道欢送的人群，落寂的情绪悠然而升。一丝惶恐、一丝不安，谁也不想再多说话啦。良久的沉默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好在年轻人的心绪阴晴转换快。汽车驶过马虎山辽河大桥时，望着湍急的河水，欣赏宽阔的水面。大家心情开始较好，唱着、笑着又欢闹起来。当时农村公路尚未铺柏油沥青，全都是土路。路上与前车的距离稍近，就会感受到黄沙满天，烟尘滚滚的待遇。经过五六个小时的颠簸，到达方家屯公社王家窝堡大队小学校时，每个人的眉毛、眼睛、鼻孔、嘴巴都沾满了泥土，全都弄得土头土脸。王家窝堡大队接收安置我们两个班级的学生，共计七十多名知识青年。全大队十个生产队有五个队分担了安置下乡知青的任务，设立了五个青年点。稍作休息，我们换乘队里来接我们的马车，奔向各自所去的青年点。当我们这一组来到五队时，已经将近四点钟了。大车停稳好，聚拢在院子里的社员和老乡，帮着我们把行李送到屋内，他们用审视的目光瞧着我们这些城里来的青年人，小声嘀咕议论这些姑娘、小伙来这里能否住得长远。我们的住处是农村典型的“干打全”式的座北朝南的筒子房。西屋二间朝南侧是一排通铺火炕。成为九名男同学的领地。东屋一间，同样盘有火炕做了五名女生的宿舍。中间的一间做为门厅，是烧火做饭的灶间和进出东西屋的过道。望着简陋的泥土房成为我们在此生活的新家。大家意识到，将会面对的会是怎样的环境。来时的激情，被眼前的现实浇灭。我预感到:以后的路一定不会平坦。
来到生产队的第二天，队里安排我们休息。年轻人闲不住，张罗着要到县城去走走看看。我们学校下乡所安置的四个公社，东关、方家、西关、善友的地理方位，处于县城的南面或西南面。乘车从沈城来，可以不经过县城直接到达公社。九月十五日那天，负责运输的军车车队，走的是从法库五台子直奔西关屯的路线，错过了饱览县城和接受群众夹道迎接的机会。这也成为我们要去县城的原因。从单家窝堡到县里ニ十五六里路。大清早，同学们就上道了。听以前到过康平县城的街坊邻居介绍，县城很小，人口也不多。对此大家是有心里准备的，如今真的到实地一看和心里预期还是有很大落差。当时比较流行的说法，称康平县城是“裤档街一幢楼，十分钟走到头。”虽说十分钟走到头，有很大的揶揄味道在里边，用词也过分夸大。但康平镇的确不大，街景也很萧条。一条自南向北的大道在街中心处分叉成为两条的路向北延伸。这就算裤裆街称呼的来由。街口的标志性景点，是文化馆外耸立的毛主席巨幅画像。来到县城后，我们这些人漫无边际的在街上游荡。进出五金公司，出入百货商店，邮局和电影院也要走进瞧上一眼。当天正赶上沈阳一0一中心的知青车队途经县城。我们只比他们早到一天，却有一种先行者的骄做。大家坦露出胜利者的笑容，加入到欢迎新战友的队伍之中。过晌后，我们走进红卫饭店，喝着清汤寡水的菠菜汤，饱餐具有康平特色的粘火勺，每人花了几角钱，却有了下馆子的好心情。太阳落山时，我们已经行走在返回青年点的路上。
五队在当地的生产活动中，位子有些靠后。大田里土层薄，石子多，土壤风沙化严重。农业生产还是原始的耕作方式，马拉犁杖，手播种，机械化程度几乎为零。封闭的农村生活，落后的生产方式，致使各家各户的日子过得很拮据。清贫的生活，造就了朴实的民风。从我们来到的第一天起，队里的社员就对我们十分友善。我们青年点窗前是口全队生活用水的水井。社员们来此挑水时，都会在窗前同我们聊上一阵，关心地问寒问暖，告诉我们一些农村生活的常识。每天早上5点多钟，队长就吹响了出工的哨子。所有的劳力都集中到队部等着分派一天的活计。第一次参加队里劳动，是到牛圈起粪。雨天过后的牛圈里，泥水和粪便混杂在一起令人下不去脚。秽气的牛粪味，让你的胃翻腾欲呕，大家面面相觑，谁也不肯往里跳。这时领我们干活的老农隋全，闷声不响的跳进牛圈干起来。我们不能再等了，只好捂着鼻子跳进牛圈舞锹弄叉的干起来，隋全，一个非常本分的农民。勤劳朴实寡言少语，农业生产是典型的行家里手。以前曾当过生产队长，因为不讲政治，只抓生产，又是上中农的家庭出身。批唯生产力论时被罢了官。我们这些城里来的知青，以前没干过农活，身手生疏不便于和大帮社员一起劳作，队长就派他领着我们干活。他对我们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手把手的教我们拔草、铲地、割豆子、收高粱。耐心细致讲清干活要领，培养我们的吃苦能力。有时干活累了我们耍心眼，赖在地头不起来。他从不责怪我们，自己一个人不声不响的上垄干起来。望着他田间干活的身影，我们不好意思还坐着，很自然的跟上去。割豆子既是力气活，又是技术活。成熟的豆秧，又硬又扎手。动镰时你必须弯下腰，抓住豆秆，把镰刀往怀里拉。割下的豆秧要依次码好，集够一定数量后扎成捆。腰弯不下去留下的茬会很高，豆秧握不好会扎手。收镰时劲要使匀，否则很容易割到腿。开始割地时，我们连小半拉子都不如。许多社员家比我们小很多的孩子，活干得都比我们利索，快!这让我们很汗颜。好在大家有股不服输的劲头，进度跟不上，就减少休息，扎破手，暦出泡也不叫苦。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适应了。
来到农村的头一个冬天，就赶上到大甸子割苇子。清晨四五点钟外边还是漆黑一片。队里套上大车，把人员送到西泡子苇塘。在冰面上我们用一种带有木头四框，底边有两尺半长刀片的推刀，推着把苇子割下来，后面跟进的人，把割下的苇子敛成堆捆成捆。没有冰面的地方就抡起大钐刀来割。当小捆苇子攒够数量后，就装进打包的木制胎具中。由两个人用钢绳穿过苇子，骑上木棒用力向下压。把苇子捆扎结实，成为4米多长，半米多直径的大苇包，装车送往造纸厂。用苇子为原料造出的有光纸，薄而白又有张力，是印制红宝书的首选纸张。因此，打苇子在当时也是一项政治任务。当装满苇包的大车起程后，我们也收工了。同社员一样，大家拿出冻得硬邦的玉米面大饼子，啃起来。渴了就把冰面凿开，拨开浮水，取下边较为干净的冰块，嚼着当水喝。大车送苇子已经走啦。回到青年点的路程，要迈步返回。紧张的劳动过后，还要走上四五里地，不吃点东西，走起路来会很难很难。
冬季里戗黑土，也是队里的主要活计。其作法是把甸子上，原来水淹现已干涸部分的黑土层戗起来，敛成堆，装车运往农田里充当肥料。虽说肥效并不十分明显，但总比不施肥强。冬天里北风呼啸，甸子里没遮没挡，地冻得硬邦邦的，能戗下来的土层有限。有时抢很大一片，才能敛成一小堆。大车往返的时间，两个人必须戗够一车。干慢了歇气喘息的时间都没有，干活时出一身汗，停下来棉衣被风打透。气温和活计要求你不能歇手，否则会冻得你搓手跺脚。今天想起来，这样的劳作，自己都坚持下来了，确实是人生很好的历炼。
单家窝堡称谓单家，屯子里却没有单姓的住户，隋姓宋姓是大户。原来的生产队长隋全被撤职后，年纪较轻的温国生当选为队长，这是位比我们大个五六岁的当地青年。只读过小学，领导能力有限。由于是外姓人，在队里的威信不高。当时的形势要求，生产队要配备政治队长。公社提出有知青的生产队要从知识青年当中挑选。我是青年点点长，顺理成章的当选为政治队长，参与队里的日常管理，主要责任是抓好生产队的“抓革命、促生产”工作，本来温国生觉得自己当这个队长，当得有些勉强，在社员中说话不大好使，加之新婚不久挺恋家。如今有了政治队长，还是知青和社员没有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他乐得躲清静。所以队里的事，居然由我这个政治队长出面的居多。每天晚间，我要组织社员到队部参加政治学习。读报纸、念社论，摘批判、肃流毒成了青年点同学的重要任务，凸显出知青作用的积极发挥。利用晚饭后，开会前的一段时间，我还要指派一名知青或队里青年，手持喇叭(一种用铁皮卷成锥型圆筒，有把手和贴近嘴巴的嘴口)站到队部的房顶上，朝着各家住户宣传。对有没有人听不好没做过统计，但喊话做宣传的人都十分认真。把这当作一件政治任务来完成。一天夜里，我从广播中听到毛主席关于“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最新指示发表了。立即组织点里的知青和队里的青年，集会游行到大队里去报喜，当时有个不成文的规矩，学习最新指示不过夜。青年人的狂热此时得到体现。我们手举着《毛主席语录》，兴高采烈的涌向大队和聚集在那里的群众共同欢呼，欢庆的场面持续了很久。大队革委会主任于兴和接待了大家，对革命小将的革命行动表示赞许给予肯定。在我担任政治队长期间，由于经常参加大队的会议和学习活动，结识了省里来的五七战士张敦。这位老同志是原省文化厅的副厅长，印尼归国华侨。初次见面时，他穿着一件退了色的蓝色棉猴，脚踏一双黑色的棉胶鞋。表面看和普通农民没什么区别，气质却截然不一样。彼此熟悉后，他很愿和我这个知青交流，我也愿意把心里话讲给他听。表面上我们知青对扎根农村表现得信誓旦旦的很有决心，潜意识中对自己以后的人生规划又有些惘然。张敦循循善诱的告诚我，年青人不能急功近利，对生活的态度要积极向上，最主要的是把当前的工作做好。下乡前你们复课闹革命，说明学习知识还是很重要，年轻人遇事要多动动脑，一步一个脚印的往前走，不能人云亦云。多读点书，多些文化总没坏处。考虑到当时“读书无用论”的社会大环境，他虽然没有要求我业余时间复习好以前的课本知识，我却理解了他希望我多掌握些文化知识的苦心。
在我的知青生涯中，还经历了一件让我很难忘怀的事情。那是我们下乡的一段时间后，公社组织贫宣队进驻供销社、卫生院、粮库、农机站等社直单位。我和七队青年点十二姐妹中的孙玉香等，一起被抽调成为贫宣队员。提起十二姐妹，这里不得不说上几句，七队青年当点是由十二名女知青组成的，因此为十二姐妹。在农业生产劳动中，她们以大寨铁姑娘为榜样，敢于吃苦、同男劳力一样的付出，在康平知青成长史中蘸有浓重一笔。她们的成长经历，不是本文所要解读的，这里不再涉猎。参加贫宣队后，没有经过系统培训。只是由公社革委会主任陈凤阁简单的动员一下，要求我们与进驻单位的职工同吃同住同劳动，把斗批改运动掀起来。在公社食堂用过午饭后，我一个人同来接我的李站长一起前往公社后山的农机站，开始了站里的生活。方家屯公社农机站，当时仅有一台链轨拖拉机和三台老式“乌尔苏”轮式拖拉机。农机具主要是翻地起垄的犁铧。这样的规模还属于县里比较大的站点。站里有拖拉机驾驶员和农机手等十几名职工。他们把自己定位为农业工人，是工人阶级的一员。此情，让我这个贫宣队员领导工人搞运动，似乎有些尴尬。好在没人为此计较，顺其自然发展就好。当时已是深秋，处于秋翻地的前夕。白天职工们忙着保养机车，检修农具。我只能做个帮手，紧紧螺丝，递送扳手。晚上和大家一起学习，搞斗私批修。有个老职工荆师傅，对有时占用生产时间搞运动有些不满，发了几句牢骚，就成了全站批判的靶子。大家你上纲、我上线，弄得火药味很浓，可是到了大田作业时，还得依靠这样的人，因为他的驾驶技术就是比别人强。秋翻开始后，机组分片到下边生产队翻耙地，职工倒班，机车连续作业，做到歇人不歇马。这时再组织政治学习，搞批判是不可能了，县里要求的机翻地指标很重。为了尽可能的多翻一些地，为开春起垄做好准备。我和站长奔走在各个作业点，吃住在老乡家。巡视检査各机组完成生产任务情况，了解秋翻进度，掌握秋翻质量，上报秋翻数量。我这个贫宣队员俨然成了生产的指挥者，是否背离了来到农机站的初衷，我却没有思考过。直到田间封冻后，职工们休整放假了，我也结束了农机站里贫宣队的工作。
在农机站时，机组分片下去前，因为夜间工作的关系，每个职工相应的都要准备一件棉衣。我也要同他们下去，回到青年点取棉衣是急需的事。站长劝我休息一天，回青年点看看，顺便把棉衣取回来。我看全站职工白天都在忙，取衣服都是利用晚上业余时间取的。觉得自己不能搞特殊，大白天就走。我也要和别的职工一样，利用晚上的时间，回青年点去取。深秋时节，天黑的早，晚间六点多钟，天已经很黑了，借着朦胧的月光，我离开农机站，甩开大步朝青年点走去。从农机站到青年点有十二里路程。我沿着乡村公路走到杏树岗子，就开始下道走村屯土路。走公路的时候很坦然，虽然碰到的行人很少，遇到走夜路的大马车也不多。但自己没有感觉孤寂。下道以后就不同啦，走出能有一半多路程，连个车影人影都没碰着。加之行走的路不是很熟，只是来公社报到时白日里走过一趟。路不熟心里底气不足，老是怀疑自己走错了方向。越走越慌越走越害怕，田间穿过的田鼠，路上跑过的野猫，都会让身体一激灵。好多次都想原路退回，第二天再重来。但又一想觉得那样太没面子了，表现得太没胆量，不符合自己贫宣队员的身份，只要硬着头皮继续前行。慌乱中，我想起老人们曾告诚过。迷路时最怕的是慌乱。稳定住情绪，停下脚步休息一下，辨清方向再走会好一些，我找个路边土堆坐下来，调匀呼吸，稳住情绪，重新辨别方向，寻找白天走过的印记，再次迈开步子，脚步轻松多了。又经过一段很长距离的奔波，见到前边村屯的光亮。当我窜进青年点屋门时，衣服已经被汗水湿透了。脸上虽然还掩饰不住慌乱，确悄悄露出了发自内心的笑容。
当一九六九年春节快要来到的时候。也不知道是什么地方的知青发出倡仪。春节不回城，在当地和贫下中农过一个革命化的春节，成为时髦的口号。报纸和广播也连篇累牍地宣传相关报道。当时我下乡已有小半年的时间，由于以前没有长时间离开过家，想家是很难避免的。特别是姐姐来信告诉我，因为想我惦记我，妈妈有时会一个人悄悄的掉眼泪，更加深了我的思念之情。面对当时的舆论形势，考虑到自己的青年点点长身份和生产队政治队长的责任。最终理智战胜亲情，我还是决定留下来。当时和我一起留下来的还有张文斌等三个知青，其余的同学返城回家了。我和队长商量好了，节日期间坚持劳动的劳力要多给些工分。开会学习活动时间要短一些。想得好，做起来就又有难度了。正月初几的日子，无论怎样喊话吹哨子。忙活了一年的社员，呆在家里，谁也不愿意出来上工。没办法，只好我们留下的知青加上几个平日里和我个人关系较好的年轻社员一起，象征性地干了几天。搞了几次应景的学习活动，保证了我们过革命化春节的努力，没有付之东流。刚留下来时，我们几个知青自己做饭，手脚笨拙，不是生了就是糊了。正当我们为填饱肚子发愁时，社员隋国清，于兴生等热情的邀请我们到他们家中过节。在他们的影响下，队里的家家户户都加入到邀请我们的行列。每家每户轮流给我们派饭，整个春节期间，我们个知青都是分头在村里不同的家庭中度过的。他们象对待亲朋好友般的招待我们，把平日里舍不得吃的年嚼咯拿出来，做给我们吃。说实在的，下乡以来，我们没有为队里出过什么大力。得到这样的招待，令我们感触颇多，充满暖意。农村的生活是艰苦的，农村的生活又是充实的。艰苦的生活磨练了我们的意志;充实的生活丰富了我们的人生。为了总结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的经验，推到这项工作深入发展起来。一九六八年十ー月底，县里召开了“康平县首届下乡知识青年活学活用泽东思想讲用会”。作为方家屯公社的知青代表，我同许多知青战友一起参加了大会并学到以前不曾有过的新鲜经验。大会让我开阔了眼界。读懂了艾农、周凤玲等老知青的成长之路。学到了贺炯、邱含光等先烈，为解放康平这片热土，抛酒热血的献身精神。会后，当我回到青年点，向知青战友转述大会盛况时，每个人的灵魂深处，再次得到升华。大家决心传承大会扎根农村的理念;延续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的志向。把我们青年点的工作做好，把知识青年的作用发挥好，让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这条路，走得更加坚实，更有闪光点。
两年的知青生活，让我学会了坚持，理解了忍耐;领会了人生哲学的起始篇章。回忆插队时的种种往事，追思知青生活的段段经历。虽然有些单薄，有点苍白，却是我美好青春中不能忘却的一页。时光转换到一九七年六月，县里决定在造纸厂投资建设氯碱车间。新的厂房新的设备，新到的第一批抽调到厂里的二十名沈阳知识青年里，我名列其中。从此开始了青工生活的新里程。
作者:1968年下乡康平县方家屯公社王家窝堡大队，曾在康平团县委，康平县委组织部任职，退休前，任沈阳长途汽车公司南站客运站站长;沈阳经纬客运有限公司长客总站副总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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