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10月11日，毛主席在中共第七届中央委员会扩大的第六次全体会议上说：“谁不犯一点错误呢？无论是谁，总要犯一些错误的，有大有小。不可救药的人总是很少的，比如陈独秀、张国焘、高岗、饶漱石，还有陈光、戴季英……”
主席这里说的戴季英，曾在当年陕北肃反（肃清反革命分子）时，迫害过刘志丹等人。这是戴季英一生的重大污点。
戴季英出身于一个为革命付出巨大牺牲的家庭，其父戴寿云是开明知识分子、董必武的故交，1933年冬被国民党活活烧死；母亲吴氏被当地土豪打死，弟兄五人中的四个全部为革命牺牲。特别是其二哥戴季伦，还是在肃反中被错杀的。按常理讲，他不应该在“肃反”时表现得过分偏执、不遗余力。
袁克服、张广才、曾传六等人的合集谈话录《亲历“苏维埃革命”—大别山苏区革命者讲述自己的革命史》一书中， 说过戴季英的一段经历：张国焘等主持鄂豫皖苏区反富农及肃反时，“戴季英是很老的同志，也被不相信，特委省委都不要他，以后调到保卫局工作，名义上是工作，实际上是监视”。
有人据此分析：被监视状态下的戴季英在担任政治保卫局审讯科长时，为表明自己革命立场的坚定，选择了肃反时大搞“逼供信”（即逼出口供，然后采信）来撇清自己；以致后来，在鄂豫皖肃反、红二十五军肃反、陕北肃反时，他作为具体操办人，都一直沿用了“逼供信”的套路。
陕北肃反时，刘志丹、高岗、习仲勋、张秀山、刘景范、马文瑞、杨森、蔡子伟、张文华、李启明等一大批党政军主要领导干部，红二十六军营级以上、陕甘边区县级以上干部全部予以关押，陕甘边区特委第一任书记金理科等两百多名优秀干部被错杀。
1935年8月，红25军部分领导 前左起：吴焕先、郭述申、徐海东、戴季英、赵凌波
毛主席得知情况后，马上派王首道、刘向三等人前去调查，随后为刘志丹等人平了反。中央还作出《中共西北中央局党务委员会关于戴季英、聂洪钧二同志在陕甘区域肃反工作中所犯错误的决议》，明确指出：“主要责任，应该由当时主持全部肃反工作的戴季英(当时的保卫局长)及在前方主持肃反工作的聂洪钧(当时的军委主席)二同志负责之。”
后来，对于这次陕北肃反扩大化的责任认定，一度调整为中共陕甘晋省委的朱理治、郭洪涛等人负主要责任。到1960年4月，经中共中央正式批准，通过了《关于郭洪涛同志几个历史问题的审查意见》，指出陕北肃反事件“应当由当时中央代表派驻陕北代表团书记朱理治等同志负政治上的主要责任，直接负责的是陕北保卫局长戴季英、陕北军委会主席聂洪钧”。
建国后，戴季英担任中共河南省委常委兼开封市委书记的职务。尽管开封是当时的河南省会，但他认为自己立下了丰功伟绩，应成为中共河南省委第一把手。
事实上，戴季英确属于资历深厚的开国功臣：他是黄麻起义的主要领导人，鄂豫皖苏区的主要创建者之一，在国民革命、苏区革命、抗日战争及解放战争中都曾作出过重要贡献。
但这成了他居功自傲、倚老卖老的资本。他瞧不起河南省委资历不深的干部，多次以言论和行动上对河南省委贯彻中央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运动表示异议，“开封市离省委近在咫尺，但省委从开封不能及时得到工作报告及材料的供应，影响了省委对开封市委工作的正常领导”。
随着他与河南省委间的矛盾加剧，他提出让河南省委及中央重新评估其历史问题的要求，目的是希望推翻中央之前在陕北肃反问题上对他做出的结论。要求遭到省委的严厉驳斥后，他开始私下乱说一气，如什么他“一讲党史，别人就会垮台”之类，还直说不同意中央对他所犯错误的结论。
据方莉《毛泽东批示永不启用的开国元勋》（《党史纵横》，2010年第7期，第31页）一文记载：
- 1951年底，戴季英“给中央和毛主席写信，对河南省委领导进行了攻击，要求让自己做中央委员，河南省委书记”，而毛泽东在“看了戴季英的要官信后，大为震怒，大骂‘戴季英已经不可救药了’”，毛泽东当即给中央办公厅批示：“共产党不需要戴季英这样的高级干部。这样的人，应该开除党籍，开除公职，永不启用！”
1952年2月12日，戴被开除党籍。
如去之所以今天说这个事情，是因为今天是前文中说到的袁克服少将的忌日。
袁克服，原名袁克福，1907年出生于湖北省黄安（今红安）县紫云区袁家洼一个雇农家庭。他早年参加过黄麻起义；走上革命道路后，历任鄂豫皖苏区少共省委书记、川陕苏区省委书记、红四方面军独立第一师师长、八路军一二九师政治部民运部副部长、军副政委、总干部部抚保部部长、陕西省军区政委等职。
袁克服的妻子何锐（1917-1972）也是一个参加过长征的老革命，为革命事业做了大量的工作，解放后任中央军委直属疗养院副院长。1982年11月5日，袁克服同志因病在西安逝世。数十年过去，如去愿两位前辈安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