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人生有两个面向，一是学术人生，一是现实人生。
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台湾哲学界主要研究西方哲学。我在哲学系，学习的课程从柏拉图到黑格尔，每个哲学家构造的庞大体系，最后都要抬出一个虚构的上帝，作为其理论的最后保证。在这种无所不包的思维笼罩下，让人深觉失去了真实的自我。我直到接触了尼采，他的酒神精神和冲创意志给了我重要的人生启迪和巨大鼓舞。后来我教书、研究学问，又从东方哲学尤其是中国的老庄哲学中汲取了丰富的营养。从尼采哲学到老庄思想的学术研究，是我学术人生的历程。但同时，他们对我的现实人生，有更深刻的影响。
我从求学到教书时期的台湾，是被岛内知识分子称之为“白色恐怖”的时代，笼罩在美国的冷战思维和儒家的道统意识下。1949年后，台湾进入戒严时期，长达38年。民主和自由思想受到遏制，没有言论自由。敢于直言的杨奎、陈映真、柏杨、李敖等作家都受到迫害或被捕入狱。我不久前从台湾的“白色恐怖”基金会得知，当时被捕的政治犯的案件竟然高到13000个，实在让人吃惊。
在美国的冷战思维主导下，蒋介石在台湾一面反 共成狂地推行“白色恐怖”政策，一面以排斥异端的道统意识来宣扬儒家文化。传统文化尤其儒家讲求忠孝，可当时儒家思想被当局严重政治化，成为宣扬严格的封建家长制的片面思想，蒋介石以此来加强他的统治，所谓“移孝作忠，忠于领袖”。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我感到很压抑，就进入到尼采的世界里去。尼采有句名言：“上帝死了。”这是对西方传统哲学所做的一个价值转换，引起我很大共鸣。尼采说，“西方传统哲学注入了过多的神学的血液”。我开始借尼采反思西方神本主义及其独断论，对上帝之笼罩一切而无所不包的思维方式进行价值重估。
与此同时，当代西方产生一股存在主义思潮，反省为什么两次世界大战都发生在西方，由此形成了对西方文化危机意识的反思。我也借存在主义思潮，检讨极权宗教信仰的历史根源。因此，缘于对台湾现实政治的不平感，对等级价值体系的不认同，很自然地，我又由尼采的价值观转换进入到了老庄的道的世界。
接下来谈谈从老庄的视角来看当今东西方世界之间异质文化的对话。
《老子》第一章开头就说“道可道，非常道”，落实到现实世界可以这样理解：第一个“道”，是全球设立一些法则；而第二个“道”，是要透过各种方式进行东西方对话，来建立永续发展的准则。
《老子》第二章，谈到“有无相生”，还说在道的世界里“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在现实世界里，对立的关系是相辅相成，不是绝对矛盾的。绝对的矛盾，始终只是相互排斥。所以，不要绝对性地来看对立的关系，要相对地来看待对立的关系。
庄子的《齐物论》说得更为透彻，“物无非彼，物无非是。自彼则不见，自是则知之。故曰：彼出于是，是亦因彼。彼是方生之说也。虽然，方生方死，方死方生；方可方不可，方不可方可”。任何事情都有此和彼的对立，在此立场，只看得到自己，看不到对方，都是片面的。此和彼是并生的，好比在今天的全球，东方和西方，中国和美国。所以，不能片面思考，不能搞单边主义。比如说，现在地球暖化，签订《京都议定书》，但是美国不签署，全世界都批评它的这种单边主义。
总结老庄的世界，有两个很重要的秘钥，就是老子的“道法自然”和庄子的“道通为一”。道法自然，就是道遵循自然，遵循自然存在的方式，依据自身的存在方式来自由运行，这体现了“道”的自发精神。道法自然不仅仅强调“道”的自发性、自觉性、自主性，也呈现出“道”的整体与个体之间的互通，“道”是一种共通性，也就是“道通为一”。
今天，全球应该如何对话？我觉得，从热爱生命的角度，尼采可以和庄子会通；在文化上，很欣赏老子的罗素也可以和道家相通。罗素说，西方有三个文化渊源，其中，宗教和伦理来自于排他性和不宽容的基督教传统，所以才会一方面讲自由民主，一方面搞军事演习，这对他们来说不矛盾。美国打伊拉克，打完后说给你们带来了自由。有一天我看电视，有个妇女的丈夫和儿女被炸死了，她在那里号啕大哭，电视正好拍到她，她说：自由是我希望的，但战争带给我的不是自由，而是恐惧和死亡。
所以，我们要记得《道德经》说过的话：“胜而不美，而美之者，是乐杀人”，“夫乐杀人者，则不可得志于天下矣”。
庄子更是提倡破除自我中心，包括个人自我中心、族群自我中心、人类自我中心。现在全球面临的共同灾难之一，就是地球生命不停被毁损。消费主义的盛行，使得自然环境被严重破坏；人类自私自利的自我中心，不仅影响人与人的关系、国与国的关系，也殃及人与自然的关系。没有对生态资源做可持续发展的思想，人类将遭遇灭顶之灾。这并不是我们应该走的路子。东西方的思想者们，应该共同发出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