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於建东

北周巷象塔头墩遗址位于无锡市锡山区东港镇蠡漍西社区北周巷村以东、盛头村以北的台地上。据相关历史文献记载,北周巷象塔头墩遗址和历次考古发掘出土的彭祖墩、骆驼墩、西溪、祁头山、高城墩、邱承墩、仙蠡墩、南楼等遗址,同属于无锡地区先民生产生活遗存遗址序列,这一系列遗存遗址的出土面世,可以清晰地反映出太湖地区从马家浜文化经良渚文化至越文化的发展脉络和发展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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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周巷象塔头墩遗址石碑

历史学家普遍认同,早先的太湖地区与钱塘江流域同为越文化的分布范围。结合邻市苏州地区几个不同时期的考古发现,可以看出,环太湖地区的苏州市和无锡市,其新石器时代的考古学文化的序列同为马家浜文化—崧泽文化—良渚文化;夏商时期的考古学文化为马桥文化,马桥文化即先越文化;至西周时期马桥文化发展为越文化。 这表明,自西周以降,在苏州和无锡地区生根繁叶、蓬勃盛行的马桥文化,随着这一地区原住民生活起居、行为习惯、文化风俗、礼仪习俗的长期交流融合,一并演变为越文化形态,标示着这一地区从单一文化进入到交融文化的历史平面,为越文化所覆盖。

从历史的横向维度来看,马桥文化之后,由于“太伯奔吴”这一历史事件的发生和切入,以无锡等地为代表的区域文化逐渐进入中原文化的史籍,吴文化开始了自己的萌芽期。吴文化逐渐在越文化的温床中茁壮成长起来,并在后期演变为吴越争霸现象。

根据史书记载,太伯奔吴后在梅里建吴国,史书里的梅里经过学者的研究,应当就是今天无锡的梅里古镇及周边,可惜目前还未发现能够与史书记载相对应的城市遗址。但同时代的遗址则已发现多处,比较重要的有华利湾西周墓、北周巷象塔头墩遗址等。在这些遗址中出土了青铜器和原始青瓷,出土的青铜器纹饰和形状证明,当时的吴文化已经是中国商周青铜器文化的重要一支,并和中原文化相互交融、相互学习。而原始青瓷的出现则是历史上吴越瓷器文化的发端,并对后世的青瓷文化产生重要的影响,存在着历史文化的导向意义。

相关史料显示,无锡,禹贡属扬州之地;周代先后属越、吴、楚;秦始皇二十五年置会稽郡;汉高祖五年分会稽郡为会稽、吴二郡,置无锡县,属吴郡;文帝十六年会稽、吴并为会稽郡;元封元年,以无锡为侯国,征和四年,复为无锡县;新莽改无锡县为有锡县;东汉光武年间复为无锡县;永平元年以无锡为侯国;永建四年分置吴郡,无锡属之;东吴分无锡以西屯田,置毗陵典农校尉,晋太康元年,复置无锡县,二年以毗陵典农校尉改置毗陵郡;东晋建武元年改毗陵郡为晋陵郡,无锡属之……隋改晋陵为常州,无锡县属之;唐宋时无锡县属常州;元初升为常州路,无锡升为州;明太祖元年为常州府无锡州,二年降为无锡县;清雍正四年,分无锡东境为金匮县;民国初撤金匮县,并为无锡县;建国后无锡县先后属苏州地区和无锡市,并先后改为锡山市和锡山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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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塔头墩遗址地貌地形

北周巷象塔头墩遗址所处的锡山区东港镇蠡漍西社区,自宋代以后,先后属怀仁、怀下乡,解放初设港下乡,1958年成立港下人民公社,1983年又改设港下乡,有港下、陈墅、蠡漍3个自然镇。《元志》记蠡漍为利国,《清志》则称蠡漍为蠡国。传说因春秋时范蠡曾居此而得名,以宅为庙的“范蠡宫”遗址在今蠡漍小学内,当时还有老井一口,供师生饮水煮饭刷洗之用。坊间相传,因国与皇权有对立忤逆之嫌,故百姓在国字前加水旁,改国为漍,以为范蠡规避杀身祸端,并示纪念。在锡山地方志里,“国”字均以“漍”字为记。近现代名人曹允文曾作七言律诗《蠡漍寻范蠡墓》,诗云:

久传遗钟枕清淮,又托疑踪问水涯。

霸国终归林鹿走,佳人已去石麟埋。

会稽甲盾悲封豕,吴苑莺花泣馆娃。

一棹五湖烟水阔,千秋凭吊总伤怀。

文献记载,曹允文(1875-1950),曾任书局编辑,校长等职务。字慕虞,号梦渔,是无锡市锡山区查家桥(现安镇街道)人,他应该对古时的锡东锡北地区比较熟悉。曹允文对吴越文化颇有研究,尤其是对范蠡这一历史人物,有多篇诗作涉及对范蠡西施历史典故的考证,《蠡漍寻范蠡墓》诗是其中重要的一篇,另有《堠山绝顶望太湖》、《西施庄》、《寄畅园》等。如今,不论是范蠡墓还是范蠡宫,不论其是否存在哪一方,都已经成为吴越文化的一个重要历史标签和文化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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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周巷出土的青铜簋之一

1979年12月,位于北周巷象塔头墩遗址所在地的蠡漍北周巷村村民在建房挖墙基的时候,发现了三件青铜器,计有青铜簋(簋是一种食器,用于盛稻梁黍稷用,小一点的则用来盛放煮熟的食物)二件,青铜斧一件。青铜簋高7.6cm,口径26.3cm。这是一件在当时十分轰动的大事。北周巷青铜器窖藏遗址对于那时的无锡县(现为锡山区)来说,是继前洲楚器之后又一重大发现,这对于研究江南地区的青铜文化具有较为重要的价值。目前,北周巷青铜器窖藏遗址为江苏省不可移动文物数据库保护文物。

无锡考古学者冯普仁在《无锡北周巷青铜器》一文中,将青铜‌簋写做青铜“皀殳”,皀殳是汉字“‌簋”的本字,‌金文里用“皀殳”,典籍里常写作“簋”。从本字“皀殳”来看,和“簋”的甲骨文形很相似,都是一个人,对着一件圆形食器,手拿匕柶扱取食物的样子。这两个字是相通的。‌

在历史和文化中,皀殳的具体应用和意义主要体现在青铜器上。例如,‌利簋、‌天亡簋、‌秦公簋等都是著名的簋,它们不仅是历史的见证,也反映了当时的社会文化和宗教信仰。利簋是西周成王时所铸,作为武王征商的证物;天亡簋则记录了武王会诸侯举行盛大典礼的情景;秦公簋还提到了‌大禹,反映了古代对英雄人物的崇敬。

在当时,从整个北周巷坐落的地理形态来看,这一带大部分地势平坦,局部有多个地块处于凸出地坪状态。整体地势,东北高西南低,高地下面有运河,南面开阔地带有几段河面相围。现在经过多次土地开发整理,这个地形已经不复存在,很难辨析出来了。北丼河(现北丼河依然存在,并经过了多次疏浚,变成了一个大的河湾,与外河由田塍和栅网隔离,成为养殖内河)流经村北(严格意义上是在村的西北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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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周巷出土的青铜簋之二

据当地村民回忆,解放初期,北丼河与南面的南丼河相连相通,南丼河现在也因为工业建设已经不复存在。很久很久以前的象塔头墩,是一处四面环水的台地,类似于水中的小岛。这个地方有人居住的时间很早,应该早在史前就有。这里本是长江口,后冲积出来,形成了一片水中的淤泥地,象塔头墩可能就是由长江泥沙冲积出来的一片较高的台地。

青铜器出土地点位于北周巷村西南隅,器物发现在距离地表约70厘米深的灰黄土层中。出土时两件青铜簋的口沿对合叠置在一起,下方青铜簋器还内置青铜斧一把。出土情况与丹阳司徒的青铜器窖藏相同,据此推测这里也应是一处青铜器窖藏。据当地上了年纪的老人讲,青铜簋器内置青铜斧,取“青铜斧”的意思,“斧”通“富”,置于宅基地下,有祈求“平安富贵”的意思。

从三件铜器的形制和纹饰来看,在保留了中原青铜文化主要特征的情况下,体现出了同中原地区出土的青铜器迥然不同的风格,具有浓厚的南方地方特色。两件青铜簋器身满饰规整的几何纹,具有春秋时期的装饰风格。其中一号簋,无论从器物造型和纹饰方面观察比较,几乎与丹阳司徒窖藏出土的V式簋完全相同,只是北周巷出土的青铜簋要比丹阳的器型大不少。同时,北周巷青铜簋套环形双耳更富装饰性。研究资料显示,丹阳司徒烟墩山出土的簋器,推测为西周时期吴国国君吴王余昧留下的器物,而北周巷青铜簋至今尚未找到对应的主人或具体象征。

无锡锡山地区地处长三角下游的太湖之滨,据司马迁所言,是吴国最早的发祥地。从一号簋圈足上的几何纹理和二号簋腹部凸出的四乳丁纹来推断,一般认为,北周巷出土的青铜簋大概制成于距今3000年左右的时间段内,年代相当于西周末期,春秋早期,也就是同丹阳司徒烟墩山遗址存在时间相当。从北周巷出土青铜器的时代、外形与地望来说,应该与吴王有关。因此,北周巷和丹阳司徒烟墩山窖藏遗址出土的具有独特风格的簋器,都应是吴国本土制造并盛行的青铜礼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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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周巷出土的青铜斧

值得一提的是,北周巷出土的另一件宽弧刃长方銎青铜斧,却与中原地区及长江中下游同一时期的铜斧形式不同,青铜斧长8cm,刃宽7.5cm,銎长5.1cm,宽1.9cm。考古专家对北周巷青铜簋的腹部几何形纹进行了研究比较,其形状纹理工艺与广西恭城秧家出土的春秋晚期铜尊颈部几何形纹极其相似。由于北周巷出土青铜器形成于春秋早期,这种时间上的延续性以及物器上的类似性,可以说明南方青铜文化似属于同一类型,并可以证明春秋时期江南地区与南方“百越”部落之间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已经有比较紧密的联系和交流。

历史资料记载,江南地区青铜文化早在商代就受到中原商代青铜文化的影响。西周中期以后,和中原文化得到了进一步的交流和融合,并结合江南的生产生活实际,创造出了富有江南地方特色的青铜器,但仍可以看到中原青铜文化的身影和痕迹。北周巷出土的二号簋腹部中间饰有的两组四乳丁纹,这种乳丁纹是中原商州青铜簋上的主要纹饰之一。而这件铜簋将乳丁纹作出两组四枚凸出的乳丁,并衬以构图细密规整的几何形纹,也是属于江南地区在青铜设计制造上创新出来的独特的装饰风格。

北周巷青铜器出土后,曾被送去上海文物部门去鉴别真伪。经鉴定,为古代青铜文物。后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工作人员与送检者协商并留存,通过官方渠道转交给无锡市博物馆收藏,目前保存在无锡市博物馆内。据上海文物部门鉴定人员分析,按照礼制,青铜簋是成对制作存在的,因此,分析认为在北周巷区域内,应该还有另一组青铜簋存在。

北周巷青铜器的挖掘出土,证明了北周巷春秋青铜窖藏遗址的存在。青铜窖藏遗址属于北周巷象塔头墩遗址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2003年2-3月,港下工业园区(现为无锡东港科技创业园)开发建设,发现在地表形成的遗迹断面散见马家浜时期的陶片,以及大量的红烧土块。当时由南京博物院江苏省考古研究所会同锡山区文管办联合进行了抢救性科学考古发掘。通过发掘进一步证明,该遗址文化内涵主要有马家浜文化、崧泽文化、商周时期的文化遗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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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塔头墩遗址出土的古代窑泥

通过这次抢救性科学考古,在北周巷象塔头墩遗址上又发现了不少古代遗存。主要有三个方面新的历史发现:

一是墓葬。共发现墓葬10个,其中明代墓葬7个,新石器时期的墓葬3个。其中个别明代墓葬出土了随葬的青花瓷碗、铜钱、铜镜、带流缸等古物,由钱币鉴定可知,是明代万历和崇祯年间所葬。在新石器时期一个墓葬中,发现墓室内有人骨一具,头朝北,俯身直肢,脸侧向东,无随葬品。

二是灰坑。共4个,开口形状大多呈近圆形,坑底和坑壁多没有加工的痕迹,有圜底和近平底。从层位来看,大都属于商周时期的文化遗存。

三是灶。仅发现一个,开口平面呈不规则形,整体呈近椭圆形,东北略凸一块,在灶的烧土面上,有两个圆形凹坑,坑内分别有釜的底部等陶器碎片。由于已经被破坏,仅余底部,整体形状已经不可知。根据层位判断,该遗迹为新石器时期的遗存。

2003年对象塔头墩遗址的抢救性挖掘,使我们对锡山北部的新石器文化内涵有了更为清晰的认识。换句话说,通过这次抢救性科学考古,象塔头墩遗址的形成年代又被追溯到了新石器时代。事实上,从器形,到纹饰,此前北周巷出土的吴越风格青铜簋都是印文硬陶器的翻版,这同样可以向前追溯到以陶器、瓷器为主要特征的新石期时代。

本次发掘发现的古物中,出现了大量的腰沿釜,以及釜、豆、盆的组合,这些都是马家浜文化的典型特征。可以肯定为这一时期的墓葬的葬制——俯身直肢,也符合典型的马家浜文化的葬制。而且遗址内常见的釜、盆、喇叭形圈足豆、牛鼻形耳的罐,都同样存在于环太湖地区的嘉兴马家浜、桐乡罗家角、吴县草鞋山、张家港东山村、江阴祁头山、宜兴骆驼墩等遗址,特别是从釜的特征,通过横向比对其他环太湖地区遗址的釜特征来看,应该属于马家浜文化的第二期。对该遗址的文化特征进行深入仔细的分析,可以在此基础上对马家浜文化的各类型和影响有更进一步的认识,也能更全面地了解马家浜时期环太湖地区的文化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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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家浜文化遗址的生活场景复原

在马家浜文化之上的文化层中也发现了较少的崧泽文化的遗物,如镂孔的豆把等,由此可知,该地的文化一直从马家浜文化二期延续到崧泽文化时期。之后的良渚文化遗物较少,且层位都较薄。商周时期,该地再次成为当地居民生活繁衍的重要场所,一直延续到明清,直至现在。由此可知,象塔头墩遗址一直是锡山居民的重要生活场所,对该地遗址的文化性质的研究,能为研究当地的文化发展提供新的资料。

研究发现,马家浜文化早期,太湖东西存在分别以圜底釜和平底釜为代表的文化对峙局面,到中期对峙仍然存在,但东部文化更为主动且向西扩张,晚期东部文化已将势力范围扩大至太湖西北部、茅山以东地区。而回看2003年的北周巷象塔头墩遗址考古,也惊人的发现象塔头墩的文化痕迹与其作为太湖地区东部和南部代表遗址的文化偏好相对应。

作者简介

於建东,江苏无锡东港人,经济师。中国散文学会会员,无锡市锡山区作协理事。作品散见于《科技日报》《青春》《山月》《大连日报》《江南论坛》《无锡日报》等报刊和网络自媒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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