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伦敦吉尔思东大街九号的墙壁上贴有一个简短的说明：植物学家福钧逝世于此。在这个70%的人每天下午都会喝茶的国家里，却很少有人知道这个叫福钧的人，更不会知道他曾在19世纪潜入中国，窃取了一项重要的商业机密，让中国的一项世界第一，从此被印度反超。
19世纪40年代，尽管那时已有苏格兰人布鲁斯兄弟在印度东北部阿萨姆邦开辟了茶叶种植园，但中国仍是世界上第一大茶叶生产和供应国。因为布鲁斯兄弟生产的茶叶质量太差，根本无法与中国的茶叶相媲美。
1846年，为英国王室服务了200年的东印度公司丧失了茶叶进口的垄断权，他们经营的茶叶就成为了每一个茶商主要的竞争目标。在茶叶贸易上依赖中国的东印度公司却将矛头对准了中国，他们想移种中国茶彻底摆脱进口。于是，便找到福钧。
因为这个叫福钧的英国人对中国比较了解，他在1842年至1845年间，曾作为伦敦园艺会的负责人在中国工作。在此期间他学会了中文，还在回国时带走了100多种西方人从未见过的植物。
受东印度公司的秘密派遣，福钧于1848年6月20日前往香港。如今，在英国图书馆东印度公司的资料中仍保存着英国驻印度总督达尔豪西侯爵发给福钧的命令。
他们要求福钧必须从中国盛产茶叶的地区挑出最好的茶树和茶树种子，经印度的加尔各答运到喜马拉雅山。还必须尽一切努力招聘有经验的种茶人和茶叶加工工人，确保茶叶生产。
1848年9月，福钧从香港抵达上海。那时，西方列强已经将鸦片渗入中国，国人对欧洲人很敌视。于是，福钧处处小心谨慎，从发型到服饰，完全打扮成一个中国人，然后向盛产绿茶的地区进发。
福钧的任务风险很大，他将深入的是中国的内陆，这里完全脱离了外国人的势力范围。由于他心怀鬼胎，一旦计划败露，他必死无疑。此外，他还必须小心提防大山里神出鬼没的强盗匪徒。
在跋涉于浙江、安徽、福建等绿茶产区的过程中，福钧发现，这里多云雾的气候和富含硒元素的土壤很适于种植茶叶。由于他伪装很深，表现得也很绅士，每到一处善良的中国主人常常拿出自己珍藏的最好的茶叶招待他。
1849年，福钧及其随从到了著名的红茶产区武夷山，与向导借宿在这一带的寺庙中。他从寺庙的僧侣那里打听到了茶道的秘密。
这一次，他乔装成了知识名流，再次利用中国人的善良，在与当地茶农的交流中套取了使绿茶变成红茶的过程——对茶叶进行发酵处理的工艺。当时多数欧洲人喝到的红茶，一般都是绿茶在运输过程中在船舱里自然发酵的，完全不能与中国的红茶相提并论。
福钧完成任务后准备回印度，他知道只有中国的种茶者才能把他们的种茶和制茶知识传授给印度的茶叶种植者，于是又招聘了8名中国工人，与他同行。
1851年3月16日，福钧和工人乘坐一艘满载茶种和茶苗的大船抵达加尔各答港。紧接着，他们又将从中国带去的2万多株茶树种植在喜马拉雅山南部的一个支脉上。
之后，福钧回到了英国，发表了旅行手记，但删去原稿中与间谍使命有关的细节。1853年至1856年，他再一次来到中国，又窃取花茶的制作技术。招聘了更多的中国茶叶工人帮助东印度公司扩大茶叶种植和生产规模。
1866年间，那时在欧洲人消费的茶叶中只有4%来自印度，到1903年这个比率却上升到了15%，而在西方进口的茶叶中，中国所占的份额下降到了10%。世界上第一大茶叶生产和供应国的地位，从此被印度反超。中国茶叶的生产与出口损失惨重。
由于福钧的中国之旅，从事的是不光彩的间谍活动，英国王室既没有给他颁发勋章，也没有给予他大额奖金，所以在英国没有人知道福钧曾在中国充当间谍。只是历史的真相可能会随着时间被淡忘，但永远不会消失。因为在中国杭州茶叶研究中心的资料馆里依旧保存着福钧的档案，上面清清楚楚地记录着170年前他在中国的所作所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