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1年8月上旬，不再抱任何幻想的毛主席，决定开始南巡，走到哪、讲到哪。他曾对汪东兴等身边工作人员说，他这招是跟陈伯达学的。“我开始周游‘列国’，进行我的游说活动，我不相信绝大多数人会跟着别人走。”
8月16日，毛主席乘专列抵达武昌。在武昌，他同刘丰、刘建勋、王新、苏铸等人进行了谈话。其中，毛主席跟刘丰谈的次数最多，达到了三次。
8月28日，专列行驶至长沙，毛主席同苏铸、卜占亚、刘兴元、丁盛、韦国清谈话。毛主席长沙待了5天，在此期间找各地负责人分别谈话3次、集体谈话1次。每次谈话，汪东兴都在毛主席的左右两边。
9月1日上午，苏铸、刘兴元、丁盛、韦国清、卜占亚一同秘密来到韶山滴水洞，遵照已经离开长沙、前往南昌的毛主席嘱咐，汇集整理起他们各自听到的毛主席的“谈话内容”。长期负责行政工作的卜占亚执笔。
毛主席在长沙的谈话和活动，是在一种极其秘密的状态下进行的，包括秘书在内的所有工作人员都禁止参加。在韶山滴水洞整理谈话材记录时，也是禁止其他无关人等参与的。
8月31日中午12点30分，毛主席离开长沙，准备前往南昌。离开时，他只允许苏铸和卜占亚来送行。苏铸问毛主席：“我回北京后，别人问起我在长沙做了什么，我该怎么回答？”年初他被调中央工作，并列席政治局会议。
苏铸之问，确是老成，毛主席对南巡谈话做得如此隐秘、说得又这么敏感，若是有人问起，该怎么回答合适？不回答、回答得不好，都会惹人怀疑，引起不必要的麻烦。刚到中央工作的苏铸，就此向毛主席提问是对的。
毛主席回：“你只跟总理一个人谈。”周总理是苏铸在中央工作的直属领导。首先，周总理是值得信任的，这毫无疑问；其次，周总理是苏铸回北京后绕不开的一个人，肯定要跟他通气的；最后，告诉周总理了，苏铸就可以推到他身上，正当地不回答别人的问话。
9月5日，苏铸回到北京，先后两次找到周总理，详细汇报自己在毛主席的几次谈话中听到的内容。在此之前，汪东兴也奉命把毛主席沿途讲话内容和苏铸等人前不久整理出的材料，转送到周总理处。
相信很多人都好奇，“913”前毛主席在南方马不停蹄地跟不同的重要领导谈话“吹风”时，周总理在北京干嘛呢？答案是如无事发生一般，按部就班地正常工作。毛主席和周总理就像是在分工合作、分头行动，前者主外、后者主内，前者大造舆论、统一观点，后者安稳人心、稳住局势。
毛主席的南巡讲话，明显是“话里有话”，参与谈话的人都听得出来，虽未亲身参与、但收到相关消息的周总理，肯定也是知道的；了解更多内情的他，大概猜到毛主席的终极目标是什么——当时有很多人不敢相信，以为只是简单的敲打和批评，没到那种“你死我活”的地步。所以主内的周总理，选择以不变应万变。
不过，后来发生毛主席仓促北上的情况，是周总理所没有预见到的。了解到那一路上暗藏的凶险后，他更是感到一阵后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