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远的乡愁》之135
那时，当个记分员很不容易，起码要具备三个条件：一是贫下中农的出身成分，这个很重要；二是思想好，心正直，有工作责任心；三是有文化，会用算盘计数。
这三个条件，几乎是缺一不可。
“贪字头上一把刀！”
这句话，也是记分员必须记住的红线。
一旦蹚了这条红线，这个记分员也就做不长了。
而且，记分员的产生，还要履行程序。
由生产队长提名，社员大会选举，还要报大队管理委员会批准。
几关都通过了，记分员才算是产生了。
记分员这个“队官”，虽然辛苦，但对当时的农村青年来说，也是一种荣誉。
不说别的，就是谈婚论嫁选对象的时候，记分员要比一般社员更易被人看重。
所以，很多生产队的记分员这个“职务”，也是大家争抢的对象。
一般时候，记分员跟着社员们去劳动时，大家就不用单独再跟记分员“汇报”今天做了哪些农活。
但是，有时候，记分员没时间出工或者做其他事情去了。到晚上，社员们就要到记分员那里去“报工”，由记分员核实后统计起来。
那时候，生产队是农村最小的“单位”，但几个“领导”的职责却分工明晰。
我们生产队因为是我们的一个三爷当队长，而且当了多少年，所以下面没有设置“副队长”这个职务。
当时，生产队有多少家底、年收入多少、支出多少，要预留多少活动资金等，这些是会计的职责，他要做到心中有数。
而生产队有多少工具、农具、仓库里有多少粮食、牲口棚里有多少牲畜等，这些是保管的活路。
而生产队长的职责，就是“应酬”一些会议、安排生产队种什么庄稼、一年四季的农活安排、社员们出工时的具体活路分工，要做到统筹兼顾。
“麻雀虽小，五脏俱全”。
这句话，用在当时的生产队里，也是很合适的一句话。
俗话说：“工分工分，社员的命根儿”。
那时候，大家对工分都很较真。
所以，只有心地比较公平的人，才能在社员选举时被选为记分员。
在生产队里，记分员不能给别的社员少计工分，也不能给自己多记工分。
在靠工分吃饭的年代，社员们心里都有一杆秤。
记分员一旦不公平了，也会被社员们“弹劾”掉。
我们生产队的记分员，是我的一个堂叔。他的年龄比我爸小点，是我的一个大叔。
大叔为人厚道、细腻，好像做了很多年的记分员，还兼过几年生产队里的会计。
那时候，一个工到底能兑换多少物质？
现在想起来，确实是很难计算了。
原则上，工资的多少，是按当年生产队的收入来计算。
收成好了，除了仓储的粮食，剩下的粮食就会除以全体社员的出工数，再兑换成粮食分给大家；其他的杂粮类、棉油等，也是以此类推。
所以，当时的工资和现在的效益工资，有些相通的地方。
就我们家里来说，基本上是妈妈一个人干活。
妇女在生产队劳动，干不动粗重的活，工分也相对较低。
所以，一年下来，靠妈妈工分挣的粮食还不够我们三口吃。
当时，还有个折中的办法，就是买口粮。
那些年，在外面买粮食除了现金外，还要用到粮票。
粮票有各省的粮票和全国通用粮票两种。
本省的粮票，只能在本省“消费”，而全国粮票则是全国通用。
当时，大到粮食小到糕点、甚至一根油条都要用到粮票。
即使不怎么用粮票的集市、街头，只要有粮票也能少花点钱。
所以，在那时候，粮票是基本上可以当第二货币通用的。
哪家有困难了，找乡邻掂对点钱。
没钱的时候，能帮上几斤粮票，也能多少解决别人的困难。
因此，有时候，远在东北的四姨，也会偶尔给我们寄点全国粮票来。
但是，在生产队买粮食，就不用粮票了。
不管怎么说，毕竟是一个生产队的社员。粮食不够吃了，拿点钱就可以买点仓库里的余粮。
粮食实在撑不下来时，等爸爸发了工资，会去队里买点粮食。
基本上，我们每年都要去生产队买粮食，来支撑生活。
爸爸去会计那里交点钱，老队长会喊保管打开仓库，给我们称点粮食。
生产队的仓库设在邻居的一个大爷家，里面倒是经常堆着半屋子的玉米。
只是，玉米都是倒在地下的，不但有些已经霉变了，而且老房子里的老鼠还多。
每次打开仓库，就会惊起一群硕鼠。
保管爬到粮食堆上，用簸箕随便扒拉两下上面的老鼠屎。
顺手撮一些，称够了分量，倒在爸爸的布袋里背着回来。
每次看到从生产队买来的粮食，妈妈都会生气。
这些粮食不但虫蛀、鼠蚀，夹杂着不少老鼠屎，还有一些霉变的。
爸爸也没办法，说：“不行就淘洗一下再去磨面吧，谁叫我们家劳力少呢！”
每次说这话时，小妹就有点心虚，怯怯地说：“爸爸，我吃得不多，还没哥哥多。要不，以后我就少吃点。”
听到小妹说这话，平时对妹妹比较凶的爸爸也很心酸，摸摸她的小脑瓜，叹口气说：“小丫头，你还能多吃多少啊。跟你没关系，是现在的日子不好过。”
小妹或许听不懂爸爸的话，但能感觉到他的口气和平时不一样，就会很乖地在他怀里依偎一会儿。
随着岁月巨轮的碾压，生产队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人民公社的光辉，也蒙上了历史的尘埃。
而记分员这个“队官”，只能留在我们那一代人的记忆里了。（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