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马驽
两大历史事件，改变了陶希圣和他家人的命运。第一件是北伐，他应邀到武汉，担任了国民党中央军事学校武汉分校（约同于黄埔军校）政治教官。第二件是抗日，他以北大教授的身份上庐山，从此离开文坛、跻身政坛。
之后的人生轨迹更为奇异：陶希圣跟随汪精卫逃离重庆，眼看就要成为叛国投敌的汉奸，在日汪密约签订的最后时刻，他与高宗武逃到香港，公布密约，重获蒋介石信任，成了蒋的笔杆子。（相关内容参见：《惊心动魄，高宗武盗约逃离魔掌；石破天惊，日汪阴谋大白于天下！）
这一过程中，万冰如和她的孩子们，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拼着性命掩护陶希圣离开上海，成就了一段惊人传奇！
六、北大六年
1927年北伐军占领武汉，邀陶希圣去中央军校武汉分校任政治教官。接到通知，陶希圣毫不犹豫辞去编译馆的工作，带着一家大小启程，到了武汉。万冰如回忆：“他一报到，就换了军装，挂皮带，打绑腿，还有一个勤务兵侍候。”
没过多久，“四一二”蒋介石分共，“七一五”汪精卫也要分共。共产党准备举行南昌起义。军校政治总教官、共产党员恽代英通知陶希圣：“军校学员改编为教导团，你作为团政治指导员，随军南下（去南昌参加起义）。”这时陶希圣耍滑头，既不跟汪精卫反共，也没跟共产党走，而是叫万冰如找了一间屋子，隐居了三个月。
万冰如回忆：“希圣这时候叫我找房子，快找一两间，要在僻静的街巷，以为秘密避难之用。我们的钱，都给婆婆买了礼品带回家，在我们手上，一文钱也没有，租房子先要交钱，真叫我为难万分……好在我们是湖北人，丝毫没有可疑之处，就这样躲避了一场大祸。”
1928年春，陶希圣一家来到上海，以卖文为生。他加入了“改组同志会”。这是汪精卫的“哼哈二将”顾孟余、陈公博搞起来的，这帮人被称为“改组派”。后来陶希圣说“追随汪先生十余年”，渊源在此。
1931年夏，陶希圣收到母校北京大学邀请，就职北大法学院教授，一家到北平生活了6年，直到抗战爆发。这一时期他的主要成就是写下了长篇论著《中国政治思想史》，并创办《食货》杂志，开创了以经济社会角度研究历史的流派。
1937年，华北危急。7月初，陶希圣收到蒋介石邀请，到庐山参加牯岭茶话会。7月7日下午，二十九军副军长、北平市长秦德纯在中南海玻璃大厅，原乾隆的书斋里，宴请将去庐山的蒋梦麟、胡适、陶希圣等人。谈话中大家问秦德纯：“我们到牯岭去，你有什么口讯要我们带去？”秦德纯说：“只希望中央相信宋（哲元）先生和二十九军。”
当天晚上，陶希圣和万冰如正在商量将家眷搬回武昌，隐隐听到远处传来隆隆炮声——“七七事变”爆发了。
七、跟着汪精卫跑
夫妻二人彻夜未眠。7月8日清晨，万冰如独自去前门东车站买票，想让陶希圣一个人先走。到了车站才得知，火车已经停运。好不容易打听到，可以乘坐环城火车到丰台，再由北宁路到天津，转向南方。万冰如急急赶回，送陶希圣上路。
留在北平的还有一大家子人，万冰如重任在肩。她回忆：“我还是自己一人（去）车站探问，一连跑了五天，平津之间开始通车，我们一群赶快到东车站挤上火车。我右手抱范生，左手拉住皮环，后面是恒生、晋生，泰来牵着福来。听说日本人要查车，我们座位的右边有车门，我让六妹七妹和琴薰三个大姑娘坐在里面，我站在外边。日军查车，一进车门眼睛往前看，直往前走。他们看到车厢那边的年轻女人，就拉出去。我们这一群总算躲过了。”
几经辗转，好不容易到达南京，一家团聚。
战事激烈，在南京西流湾周佛海家的地下室，经常聚集着一批人，有胡适、周佛海、陶希圣、梅思平、高宗武等。他们气味相投，对抗战前途悲观绝望。胡适戏称为“低调俱乐部”。时任国民党副总裁的汪精卫没有来过，实际却是这个“俱乐部”的“掌门人”。
——有一个疑问：这些人，要么是名教授，要么是留学海归。为何悲观主义者全是高级知识分子？这里面一定有什么规律，只是笔者未能开悟。
后来胡适出任驻美大使，思想从失败主义转变为“苦撑待变”。而陶希圣在绝望中越陷越深。他在给胡适的信中说：“自武汉、广州陷落以后，中国没有一个完全的师，说打是打不下去了。……到了这样一个外交情势，当然应考虑存亡绝续的办法。”
他所谓“存亡绝续的办法”，就是与日本进行秘密谈判。可见，陶希圣追随汪精卫叛逃，是有其思想基础的。他和周佛海分任“艺文研究会”的研究总干事和总务总干事，成了与日本人联络的据点。
1938年12月19日，他与汪精卫等人一道，从昆明飞往河内。29日，他和陈公博一起到香港，将臭名昭著的“艳电”交给汪系报纸《南华日报》发表。
随即国民党开除汪精卫、陈公博等人党籍。奇怪的是，开除名单里没有陶希圣。后来才知道，在最后一刻，蒋介石将陶希圣名字圈掉了。
八、彷徨
陶希圣离开重庆之后，万冰如带着子女，于1939年初去了越南，然后一家人在香港九龙居住。
1939年5月，汪精卫去上海，决定要在南京组织伪政权，派人通知在香港的陈公博和陶希圣速去汇合。陶希圣回忆：“他们到上海后，屡次派人到九龙催我前往，陈璧君一度亲来九龙面催。七月间，我乘日本邮船往上海。”
陶希圣之所以要汪精卫一再催促才去，是因为他开始犹豫彷徨。
陶希圣一直追随汪精卫，思想认识也相似，这是他随汪出走的原因。他的动摇，跟高宗武有相同之处。就在1939年1月，他们二人与周佛海、梅思平在香港，发生激烈争执。争论的焦点，在于今后是走“高宗武路线”，还是走“周佛海路线”。所谓“高宗武路线”，就是在日本占领区以外，如云南、四川建立政权；所谓“周佛海路线”，就是到日占区建立政权。具体情况可参阅高宗武故事，第一篇链接如后：《深度：这个惊天大阴谋如果得逞，中华民族危矣！》
还有一个重要因素，在于知识分子的摇摆与软弱。当年有人写了一付讽刺陶希圣的对联：“见汪主和，见冯言战，见蒋委员长和战皆好；遇国骂共，遇共骂国，遇法西斯蒂国共都骂。”有史学家评论陶希圣“参政不知政”，甚至有人批评他“首鼠两端”，都是直指其弱点的中肯批评。
万冰如虽然是一个没有进过学堂的家庭妇女，她的决断力要强许多。陶希圣后来在给女儿陶琴熏的信中坦承：“我一向优柔寡断，汝母则坚决矫捷。每当困难之大关大节临头，汝母常能立即决断。”
也正是万冰如的决断，将陶希圣从汉奸的泥淖中拯救出来。接下来就讲一讲这段惊心动魄的过程。
九、提线木偶
陶希圣在汪精卫集团里，与其他人日渐产生分歧。
1939年10月，汪精卫、梁鸿志、王克敏三个汉奸头子在南京举行“中央政治会议”，分配今后汪伪政府的权力。三方勾心斗角，差点当场翻脸。王克敏甚至说：”我们三个人商量有什么用？要他们商量好了才可以。“
王克敏所说的“他们”，指的是汪、梁、王背后的三个日本特务组织：支持汪精卫的影佐“梅”机关、支持梁鸿志“维新政权”的原田机关、支持华北伪政权的喜多机关。他们才是真正的“后台老板”。
周佛海、陶希圣、高宗武三人在对面房间中，听到会场时而传来叽里呱啦的争吵声。陶希圣苦笑道：“过去我只见过提线木偶，今天才知道傀儡的含义。”高宗武说：“这好比四个人打麻将，每人后面站着一个参谋，打了两圈后，四个参谋伸出手来，直接打了起来，座位上四个角色反而束手。”周佛海斥责道：“你们太刻薄了，这场提线木偶的始作俑者，不正是你自己吗？”
高宗武回忆：“当天傍晚，我请陶希圣和梅思平来我的房间。他们来后，我力劝他们用尽一切方法阻止所谓‘中国政府’的成立。陶一口答应，梅则不愿表态。”
内部矛盾也让陶希圣心灰意冷。他想当实业部长，而分配他任宣传部长。他知道，汪伪宣传系统被林柏生一派控制，自己不过是“光杆司令”。还有，周佛海在南京创办《中报》，由罗君强负责。陶希圣被任命为“中宣部长”后，一再与罗君强商量，把《中报》改为《中央日报》，由宣传部管辖。罗君强坚决拒绝，并写信痛骂陶希圣。陶希圣受此大辱，拿着罗君强的信，到汪精卫跟前哭诉。
十、悔悟
11月1日开始，日汪双方在上海开始就《中日新关系调整要纲》（简称“密约”）展开谈判。陶希圣看了日本的提案，彻底绝望了。他后来回忆起这一幕，仍心有余悸：“日方的条件所包含的地域，……这一切的一切，毫无遗漏的由日本持有或控制。”
陈璧君单独把陶希圣叫去，让他逐条解释“要纲”的内容。陶希圣说：“这些条件是彻底灭亡中国，是德意日苏瓜分世界的大蓝图下，日苏对分中国的小蓝图。”
第二天清晨，陈璧君又找陶希圣谈话，说：“昨晚我把你的解释转告汪先生，我一面说，汪先生一面流泪。他听完后之后，对我说：‘中国不是我能卖得了的，我若签字，不过是我的卖身契罢。’”
汪精卫夫妇密商，停止同日本谈判，马上搬去法租界。影佐听到消息，立即赶到愚园路来见汪精卫。汪说了迁居并终止“和平运动”的意思。影佐一面听一面记，抄到最后，两行眼泪直落在笔记本上。最后影佐说：“我马上回东京报告，请军部放宽条件。”
汪精卫召开会议商量此事，向大家说：“看来影佐还是有诚意的。”陶希圣站起高声说道：“汪先生是不是相信影佐的眼泪？”他下一句“那是鳄鱼的眼泪”还没说出口，众人厉声喝止他：“希圣你太刻薄了！”会议一哄而散。
汪精卫没有采取任何行动，向汉奸的深渊滑去。陶希圣后来有一个很恰当的比喻：“……好比喝毒药，我喝了一口，发现是毒药，死了一半，不喝了；汪发现是毒药，索性喝下去。”
十一、带着儿女去！
陶希圣可不想同汪精卫他们一块儿坠入深渊。他要逃！
首先必须从愚园路1136弄里搬出去。汪精卫集团初到上海，选择愚园路1136弄居住、办公。据居住在里面的金雄白描述：“1136弄是一条长长的里弄，只有一个面向愚园路的出口，很幽静，也很隐僻，弄内另有十余宅独立的小花园洋房……有百来名武装警卫，严密地日夜保护着，没有所发的临时证件，或者预先通知的特定宾客，完全无法进入弄内。”
陶希圣这时所能求助的，只有妻子万冰如。他写信暗示万冰如，自己在上海境况危险。信中悲观地说到：“事已至此，只有死路一条，或是触电死，或投黄浦江。”
万冰如接到丈夫来信，十分震惊。万冰如立即决定，带着五个儿女去上海，租屋居住，这样陶希圣才有理由离开监视严密的愚园路，每天回家。“我全家人在上海住下来，那汪（精卫）周（佛海）不会怀疑，七十六号也不会监视，他才有脱走的办法。”
说走就走，万冰如很快带着一帮儿女到了上海，在法租界环龙路租房住了下来，并安排女儿琴熏、儿子泰来到学校照常上学，家中布置也是一副久居的样子。
危机迫近！
1939年12月28日晚，日、汪密约谈判完毕，预定31日签字。
陶希圣回到家，解下佩带的手枪。万冰如把手枪接过来，搁在枕边——这是夫妻二人那几天的习惯动作。枪在枕边，如果76号特务来逮捕，立即开枪自杀。
万冰如问丈夫：“（陈）公博是走了，你要签字吗？”陶希圣答：“不签字就死在此地，76号的计划是杀了我，开追悼会。（但）我要是签了字，就比死还要坏！”万冰如说：“我把生命换你逃走。如果走不出去，我们夫妇一同死在这里！”
十二、两个冰如的对决
陶希圣称病在家，没有出席签字。1940年元旦这天，他不得不去愚园路汪家拜年。陈璧君叫他在密约上补签，汪精卫说不必勉强，等他病好后再签吧。汪精卫一句话，无意间救下陶希圣一命。按陶希圣当时的想法，如果要他补签，而他不肯下笔，必然当场翻脸，立有性命之忧！
晚上高宗武来陶家探访病情。陶希圣对高宗武说：“他们早已监视你，现在你有生命危险。”高宗武说：“走了吧！”二人简略商谈后，高告辞而去。这些情节，与高宗武讲述的大同小异，有兴趣的朋友可对照高宗武故事阅读。
1940年1月3日，陶希圣从家里出来，乘坐他的配车来到国泰饭店。他叫司机在门口等候，一个人从前门进去，穿过饭店从后门出去，叫上一辆出租车，直奔黄浦滩码头，顺利登上柯立芝号轮船。检查的日本军官认识他，以为他是公务出行，未加阻拦。
在船上，陶希圣向万冰如发去一封电报。万冰如则按计划，将陶希圣留下的辞别信送到汪精卫处。汪精卫等人只知道高宗武失踪，当接到陶希圣也离去的消息，顿时慌着一团。
陶希圣走了，留在上海的一家六口怎么办？
万冰如决定去见陈璧君。陈璧君，字冰如。
——两个“冰如”短兵相接！
万冰如带着大女儿陶琴熏来到愚园路汪家。万冰如从来不参与陶希圣的公事，也不参加应酬，这是陈璧君第一次见她，不由问道：“你就是陶太太？”万冰如答：“是。”
这时一个副官进来，质疑道：“我每次到陶家送信，以为你是陶家亲戚。”万冰如回答：“我是个乡下女人，每天烧饭、洗衣服、带孩子，不过问政治。”
陈璧君追问：“陶希圣为什么要走？”万冰如说：“是高宗武约他走的，他跟汪先生十五年，不能回重庆，只走到香港为止。”
陈璧君说：“可派一个（陶希圣的）学生去，找他回来。”万冰如毫不犹疑地回答：“学生不行，不能分开他，只有我去。”陈璧君说：“放你去香港，我不能作主，要问汪先生。”
汪精卫下楼来，问万冰如：“你去能劝希圣回上海吗？”万冰如答道：“他可以回来，但有条件。”汪精卫说：什么条件我都可以答应，只要他回来。万冰如说：“他不签字，他不愿住愚园路。”汪精卫：“我都答应，只要他回上海。”
万冰如趁热打铁说：“事不宜迟，我要是晚去一两天，万一陶希圣不小心吐露出什么，我再去也没有用了。”汪精卫认为她言之有理，当即答应，上楼取来2000元钱，企图以小恩小惠笼络万冰如。万冰如毫不犹豫收下了。
陈璧君岂是等闲之辈，这时在旁边悠悠地来了一句：“你怎样去法？”意思很明确：你说去就去，怎么保证真的回上海来？
万冰如早已成竹在胸，干脆地回答：“我带两个小孩一同去，三个大孩子还在这里上学。”
十三、逃出生天
万冰如带着两个孩子登上去香港的轮船，三个大孩子在码头送别。“琴熏站在码头上大哭，我在船上扶着栏杆哭泣，不能停止，母女遥望对哭。这次是生离，也许是死别，谁也不知谁，何时在何地。”
万冰如母子三人顺利到达香港，向汪精卫发去电报：“希圣即可偕返上海。”这时汪精卫一伙忙着去青岛与梁鸿志、王克敏再次举行“分赃“会议，对陶希圣一家的事儿放松了警惕。
这时蒋介石派人到香港，日汪《密约》公布在即，而陶希圣还有三个孩子在76号监控之下。怎么办？
这时杜月笙出手了。他派弟子曾资生，到上海与万墨林接头。万墨林接到杜月笙的指令后，作了精细安排。接下来一串眼花缭乱的操作，堪比神剧大片！
万墨林的救援计划如下：1940年1月21日早上，他带两名保镖到陶琴熏学校后门口，等76号的人护送琴熏上学。琴熏不进课堂，走进大门穿出后门，坐上万墨林安排的汽车，再去沪西接陶泰来、陶恒生兄弟俩。如果被发觉，万墨林埋伏了20名枪手，可以阻击。接上人后，再到煤球厂。倘若有人追来，煤球厂烟雾腾腾，不辨面目，用30名枪手挡住追兵。然后让三个孩子各上一辆车去码头。“无非防个万一，不能让三个孩子一齐牺牲于乱枪之下。换言之，也就是逃得出一个是一个。”
庆幸的是，那天整个过程非常顺利，假想的枪战全部没有发生，一路无阻地冲出了天罗地网。
陶希圣的二儿子陶恒生回忆：21日是行动的日子。清早，泰来哥叫人雇了一辆出租车，在五姨家等候。大姐琴熏照样去上学，然后泰来、恒生两兄弟叫家里汽车送到二姑家去玩，叫司机下午来接。一进二姑家，立即坐黄包车直奔五姨家。琴熏已经在那里等候，三人坐上出租车，赶到大光明戏院，与曾资生汇合，由曾资生的汽车送到十六铺码头边的煤球厂。厂里的人都是满脸灰尘，无人能辨。只见一个人举着白手帕向江心挥舞，一艘小汽艇快速驶来，四个人赶紧上了汽艇。“小汽艇飞驰至江心，远远看见许多日本兵在海船入口处检查旅客。小汽艇一溜烟从船尾绕过去，到了船身的另一边，四个人由汽艇水手协助，攀登海船水手抛下的绳梯上船。船上水手动作神速，我们四人登船后立即收回绳梯，关上舱门。”
香港那边接到三人脱险的报告，当天就将日汪“密约”公之于众，汪精卫叛国投敌的事实，顿时大白于天下。
事后高宗武去了美国，陶希圣一家呆在香港。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占领香港，万冰如又是送陶希圣独自先走，自己带着儿女，经历千辛万苦，终于逃难到大后方。
陶希圣归来后，仍获蒋介石信任，历任侍从室少将组长、中央日报总主笔等职。
去台后，1970年，陶希圣贷款复刊《食货》杂志。万冰如于1975年去世，临终前，这位“名媛”仍为儿女和丈夫操心。她留下两条遗嘱：一、他（陶希圣）既无财产留给儿孙，又一身是债，只望他不把债务系累后人。二、（办杂志）希圣有了寄托，也许再活几年，把他正在写的书写完，与我地下相会。
陶希圣于1988年去世，享年90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