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论是对大作家还是入门创作者而言，写作都注定是一项孤独的冒险。
玛格丽特·杜拉斯在她的随笔中谈酒精、谈情人、谈独居、谈电影，最终都离不开谈论写作与孤独。孤独如此，或许也可以是一种幸福：
“写作是充满我生活的惟一的事，它使我的生活无比喜悦。我写作。写作从未离开我。”
▲ 玛格丽特·杜拉斯（1914 — 1996），出生于于法属印度支那，十八岁时定居巴黎。法国作家、电影编导。代表作有《广岛之恋》《情人》等。
写作的孤独是这样一种孤独，缺了它写作就无法进行，或者它散成碎屑，苍白无力地去寻找还有什么可写。它失血，连作者也认不出它来。首先，永远别将作品向秘书口述，不论她多么灵巧，在这个阶段也永远别将它交给出版商审读。
写书人永远应该与周围的人分离。这是孤独。作者的孤独，作品的孤独。开始动笔时，你会纳闷周围的寂静是怎么回事。你在房屋里走的每一步几乎都是这样，不论在白天什么钟点，不论光线强弱，是室外射进的光线还是室内的白天灯光。身体的这种实在的孤独成为作品不可侵犯的孤独。我不曾对任何人谈到这点。在我孤独的这个最初时期，我已经发现我必须写作。我已经被雷蒙·格诺认可。雷蒙·格诺的惟一评价是这句话：
别做其他事，写作吧。
写作是充满我生活的惟一的事，它使我的生活无比喜悦。我写作。写作从未离开我。
我的卧室不是一张床，不论是在这里，在巴黎，还是在特鲁维尔。它是一扇窗子，一张桌子，习惯用的黑墨水，品牌难寻的黑墨水，还有一把椅子。以及某些习惯。无论我去哪里，我在哪里，习惯不变，甚至在我不写作的地方，例如饭店客房，我的手提箱里一直放着威士忌以应付失眠或突然的绝望。在那个时期，我有情人。没有任何情人对我是少有的事。他们努力适应诺弗勒的孤独。它的魅力有时使他们也写书。我很少将我的书给情人看。女人不应将写的书给情人看。我当时写完一章就向他们藏起来。我真是这么做的，我不知道当你是女人而且有丈夫或情人时，有什么别的做法或者在别处会怎么做。在这种情况下，你也应该向情人隐瞒对丈夫的爱。我对丈夫的爱从未被取代。在我生命的每一天我知道这个。
这座房子是孤独之所，但它前面有一条街，一个广场，一个很老的水塘和村里的学校。池塘结冰时，孩子们来溜冰，于是我无法工作。这些孩子，我随他们去。我监视他们。凡是有孩子的女人都监视这些孩子，他们像所有的儿童一样不听话，玩得发疯。而每次她们多么害怕，害怕至极。多深的爱。
你找不到孤独，你创造它。孤独是自生自长的。我创造了它。因为我决定应该在那里独自一人，独自一人来写书。事情就是这样。我独自待在这座房子里。我将自己关闭起来——当然我也害怕。后来我爱上了这房子。它成了写作之家。我的书出自这座房子。也出自这种光线，出自花园。出自水塘的这种反光。我用了二十年才写出刚才说的这些。
你可以从房屋的这一头走到那一头。是的。你也可以来回走。此外还有花园。那里有千年古树和仍然幼小的树。有一些落叶松、苹果树，一株胡桃树、一些李子树、一株樱桃树。那株杏树已经枯死。在我的卧室前有《大西洋人》中的那株出奇的玫瑰。一棵柳树。还有郁李树，鸢尾。在音乐室的一扇窗下有株茶花，是迪奥尼斯·马斯科洛为我栽下的。
我首先为房子配备了家具，然后雇人粉刷。然后，也许在两年以后，我开始在这里生活。我在这里完成《劳儿·瓦·施泰因》，在这里和在特鲁维尔海边写出了结尾。独自一人，不，我不是独自一人，当时有一个男人在我身边。但我们彼此不说话。我在写作，所以必须避免谈论书籍。男人们忍受不了写书的女人。对男人来说这很残酷。这对大家都很困难。除了罗贝尔·A。
然而在特鲁维尔有海滩，大海，无边无际的天空，无边无际的沙地。这里就是孤独。在特鲁维尔我极目注视大海。特鲁维尔是我整个生命的孤独。我仍然拥有这种孤独，它在这里，在我周围，不会被攻破。有时我关上门，切断电话，切断我的声音，再无所求。
我可以说想说的话，我永远也不会知道为什么写作又怎能不写作。
有时当我独自在这里，在诺弗勒，我认出一些物品，例如暖气片。我记得暖气片上曾经有一大块罩板，我曾常常坐在上面看汽车驶过。
当我独自在这里时，我不弹琴。我弹得不坏，但很少弹，我认为我独自在房子里，身边无人时不能弹琴。那是很难忍受的。因为那突然具有了一种意义，而在某些个人情况下只有写作才具有意义，既然我从事写作，我在实践。而钢琴却是仍然无法企及的遥远物体，对我而言永远是这样。我想如果我作为专业人员弹钢琴，我就不会写书。但我不敢肯定。也许这话不对。我想我无论如何会写书，即使同时弹琴。不堪卒读的书，但十分完整。它远离语言，就像未知的无对象的爱。就像基督或J.B．巴赫之爱——两者的等值令人目眩。
孤独也意味着：或是死亡，或是书籍。但它首先意味着酒精。意味着威士忌。至今为止，我从来不曾，的确是从来不曾，除非是很遥远的过去……从来不曾写书时有头无尾。我写书时，书已经成了我的生存目的，不论是什么样的书。在哪里都是这样。春夏秋冬都是这样。这种热情，我是在这里，在伊夫林省的这座房子里体验到的。我终于有所房子可以躲起来写书。我想生活在这所房子里。在那里干什么呢？事情就这样开始的，像是一个玩笑。我心里想，也许我能写书。我已经开始写后来又放弃了，连书名也忘了。《副领事》不是。我从未放弃它，现在还常常想到它。我不再想《劳儿·瓦·施泰因》。谁都无法认识她，L.V.S.，你我都不。拉康对此说的话，我始终没有完全明白。拉康使我不知所措。他的这句话：“她肯定不知道她在写她写的东西。因为她会迷失方向。而这将是灾难。”这句话成了我的某种原则身份，某种女人所完全无缘的“说话权”。
身在洞里，在洞底，处于几乎绝对的孤独中而发现只有写作能救你。没有书的任何主题，没有书的任何思路，这就是一而再地面对书。无边的空白。可能的书。面对空无。面对的仿佛是一种生动而赤裸的写作，仿佛是有待克服的可怕又可怕的事。我相信写作中的人没有对书的思路，他两手空空，头脑空空，而对于写书这种冒险，他只知道枯燥而赤裸的文字，它没有前途，没有回响，十分遥远，只有它的基本的黄金规则：拼写，含义。
生命中会出现一个时刻，我想是命定的时刻，谁也逃不过它，此时一切都受到怀疑：婚姻、朋友，特别是夫妻两人的朋友。孩子除外。孩子永远也不受怀疑。这种怀疑在我周围增长。这种怀疑，孤零零的，它是孤独所拥有的怀疑。它出自孤独。已经可以使用这个词了。我想许多人会承受不了我说的这些话，他们会逃跑。也许正因为如此并非人人都是作家。是的。这就是差别。这就是实话。如此而已。怀疑就是写作。因此也是作家。所有的人与作家一同写。这一点人们早已知道。
我也相信如果没有写作动作之前的原始怀疑，就没有孤独。从来没有人用两个声音写作。可以用两个声部唱歌，也可以弹奏音乐，打网球，但是写作，不行。永远不行。我立刻写了几本所谓政治性的书。第一本是《阿巴恩，萨巴娜，大卫》，是我最珍爱的几本书中的一本。我认为这是小事——写书比过日常生活或难或易。不过困难是存在的。将一本书按照阅读的方向引向读者，这很难。如果我没有写作，我早已成了难以医治的酒徒。这实际上是一种无法继续写作的迷失状态……于是喝酒。既然迷失了，再没有任何东西可写，可丢失，于是你写了起来。一旦书在那里，呼喊着要求结尾，你就写下去。你必须与它具有同等地位。在一本书没有完全结束以前——也就是说在它独立地摆脱你这位作者之前——你不可能永远丢弃它。这像罪行一样难以忍受。我不相信有人说的话：“我撕掉了手稿，统统扔掉了。”我不相信。或者是写的东西在别人眼中并不存在，或者这不是一本书。如果此刻不是书，我们总是知道的。如果将来永远不是书，不，我们不知道。永远不。
我躺下时盖着脸。我害怕自己。我不知道怎么样也不知道为什么。因此我在睡觉以前喝酒。为了忘记自己，忘记我。酒立刻进入血液，然后我睡着了。酒后的孤独令人不安。心脏，对，就是心脏。它突然急剧地跳动。
我在屋子里写作时，一切都在写作。处处都是文字。我见到朋友时，有时不能立刻认出他们。有好几年都是这样，对我来说很艰难，是的，大概持续了十年。就连十分亲密的朋友来看我时，也是很糟糕的。朋友们对我毫不知情：他们为我好，好意来看我，以为这是应该的。而最奇怪的是，我对此毫无想法。
这使写作变得粗野。类似生命之前的粗野。你总能辨识它，森林的粗野，与时间一样古老的粗野。惧怕一切的粗野，它有别于生命本身又与它不可分。
你顽强奋斗。缺乏体力是无法写作的。必须战胜自己才能写作，必须战胜写出的东西。
▲电影《卡车》（1977）中的杜拉斯
这事很怪，是的。这不仅是写作，文字是夜间动物的叫声，是所有人的叫声，是你与我的叫声，是狗的叫声。这是社会令人绝望的大规模粗俗。痛苦，这也是基督和摩西和法老和所有的犹太人，和所有的犹太儿童，这也是最强烈的幸福。我一直这样认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