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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鲜形势的日趋恶化，使李鸿章觉察到日本调重兵入朝，“是其蓄意与中国为难，全力专注，非止胁韩而已”。
这表明他已不再坚持原先“不欲多派兵队，原虑衅自我开”的观点，但是否意味着他连依靠列强斡旋的念头也打消了呢？完全不是这样。
1、李鸿章的幻想
事实上，李鸿章同俄国公使喀西尼的联系一直紧密地保持着。
津海关道盛宣怀和道员罗丰禄作为李鸿章的代表，俄国参赞巴福禄作为喀西尼的代表，一直奔波于李、喀之间。喀西尼态度十分积极，表示拟续电俄国政府和俄国驻日公使，“令告倭必须共保东方和局，或请倭派大员来津会议韩善后事宜，方有收场”。
对于喀西尼的话，李鸿章感到鼓舞，致电总理衙门说：
“如能办到，于无可设法中，冀有结束。喀意谓俄为韩近邻，愿同会议，只劝韩酌蠲内政之苛暴者，必不更动朝鲜大局。似尚无他觊觎。”
喀西尼提出的中日俄三国天津会议之说，纯系一时心血来潮，并未得到俄国政府的支持，后来便不再提起了。何况日本也绝不会同意，是绝对行不通的。而李鸿章听后都颇为动心，电询总理衙门是否可行，而且断定俄国此议“似尚无他觊觎”。
光绪对李鸿章的以上电报深感不满，于7月1日密谕李鸿章：
“前经迭谕李鸿章，酌量添调兵丁，‘并妥筹办法，均未复奏。现在倭焰愈炽，朝鲜受其迫胁，势甚岌发，他国劝阻，亦徒托之空言，将有决裂之势。李鸿章营练海军业已有年，审量倭韩情势，应如何先事图维，熟筹措置。倘韩竟被通携贰，自不得不声讨致罪，彼时倭兵起而相抗，亦在意计之中。我战守之兵及粮饷军火，必须事事筹备确有把握，方不致临时诸形掣肘，贻误事机。李鸿章老于兵事，久著勋劳，著即详细筹画，迅速复奏，以慰廑系。”
这道上谕表明光绪倾向于加强战备，对列强之插手调停存有戒心，认为是徒托空言，不会于事有济。这是他与李鸿章的分歧之处。
但是，李鸿章仍然幻想某一列强会基于自身的利益，制止日本进一步挑衅。他通过英国驻天津领事宝士德，转请英国公使欧格讷电本国政府派舰队赴日，“责其以重兵压韩无理，扰乱东方商务，与英大有关系，勒令撤兵，再议善后。”
这纯系不着边际的奢望。
不料又遭到光绪的否定：
“李鸿章此议非但示弱于人，仍贻后患，殊属非计，著毋庸议。”
并被警告说：
“嗣后该大臣与洋人谈论，务宜格外审慎，设轻率发端，致误事机，定惟该大臣是问”！
2、日本人的“迷魂汤”
尽管如此，清政府内部在和战问题上仍然摇摆不定，光绪本人虽倾向于加紧战备，但一时尚下不了战的决心。这时，英国公使欧格讷声称，奉本国政府之命，愿意“从中调停，免致衅端”，日本政府见英国有从中调停之意，不好冒然从事，为敷衍英国和抵制俄国的三国会议之说，还得虚与委蛇一番。
7月3日，日本驻华代理公使小村寿太郎访总理衙门，“谈及韩事，愿两国相商，不甚愿他国干预”，第二天，总理衙门电告李鸿章说：
“尊处与喀使已有三国会议之说，喀与倭曾否商定？证以小村所言：‘本国不愿他国干预。’是倭并未应允。如此，侧三国会议之说，恐靠不住，尚不如小村已得倭外务允信为确。”
小村的来访，使总理衙门的大臣们觉得同日本直接开谈有了希望。
不仅如此，小村寿太郎还同时致送照会，谓奉有国书，日本天皇令其躬亲呈递中国皇帝。先是在本年2月22日，日本明治天皇举行结婚25年的银婚吉期庆礼，总理衙门请旨致送贺书和礼物，以示睦谊。3月9日，由驻日公使汪凤藻将国书和礼物亲自呈递。事情已经过去近四个月，日本政府对此事并无反应，而偏在此时要亲呈国书，显然是有意地制造睦谊的气氛，以便进一步麻痹中国当局。
一切都按照日本方面的意图进行。7月7日，总理衙门由庆亲王奕劻、兵部尚书孙毓汶等与小村寿太郎第一次会见。小村首先提出：“目前自朝鲜撤出两国兵员，乃谈判开始先应议定之事项。”
奕劻和孙航议不知这是日方的谎话，认为列强调停奏效，异常欣喜，立即应诺。9日，双方第二次会见，便围绕着两国撤兵问题展开议论。奕劻说“两国谈判前互将兵员撤回，乃当务之急。”孙毓汶补充说：“第一步先行撤兵，然后两国就劝告国王改革内政事进行协商。”
小村答应将此意电告日本政府奕劻因怀有一线之希望，急迫地想知道日本方面的回音，特别嘱告小村一接到政府的来电即速报知。
在等待日本政府回音的日子里，尽管朝鲜局势日趋危殆，而在北京却似乎出现了一股温润和睦的气氛。
经光绪朱批，日本代理公使于7月12日在承光殿觐见。这一天，光绪皇帝坐于承光殿，宝座前呈黄案一件。奕劻先在东旁侍立，总理衙门堂官二人带领日本署使小村寿太郎及参赞、翻译各一员，由承光殿东阶进中门偏左入门。小村进门后，先一鞠躬；向前行数步，再一鞠躬；至龙柱间，向上正立，又一鞠躬。小村致词，经译员翻译毕，向前至纳陛中阶下，捧国书恭候。
奕劻由左阶下接受国书，仍由左阶上，至案前将国书陈于案上。这时，小村一鞠躬，光绪领首，以示收到国书之意。小村退回龙柱间原先站立处，奕劻跪于案左，聆听光绪传谕慰问。然后，奕劻由左阶下，至小村站立处用汉语传宣。小村听毕一鞠躬，光绪以领首相答。于是，总理衙门堂官带领小村退后数步一鞠躬，退至殿门一鞠躬，仍由原路带下。整个觐见仪式至此完毕。但是，在这次觐见所带来的温润和睦气氛之下，究竟隐藏着什么呢？
3、和与战的游移
有一些清朝官员却透过日本使臣温文尔雅的举止看出了其险恶用心。在小村寿太郎觐见的当天、御史张仲炘便指出日本“居心叵测”，主张“速行决战”，“请严旨责成李鸿章，令其一意决战”。
侍读学士文廷式也指出日本“名为保商，实图朝鲜”，批评“事涉数月，而中国之办法尚无定见，北洋之调兵亦趦趄不前”，并建议：
“应请旨饬下北洋，无论旧练新募，速调万人，或由海道以迫汉川，或行陆路以趋王京，务使力足以敌。倭人如有狡然思逞情形，则我军不妨先发，一切可以便宜从事；惟不得借口退兵，致干军法。”
张仲炘，文廷式的上奏代表了当时相当一部分官员的看法，他们洞察到日本之居心叵测，主张及早图维，这一点还是正确的。
事态的发展果然不出张仲炘、文廷式之所料。
7月14日，即日本使臣觐见的两天后，小村寿太郎便向总理衙送来了日本政府的照会，指责清政府“有意滋事”，并恫吓说：“嗣后因此即有不测之变，我政府不任其责！”
陆奥宗光将此件照会称作是“第二次绝交书”。
日本政府照会的决绝态度，引起了许多官员的愤懑，更激起了主战空气的高涨。于是纷纷上书朝廷，或批评前此办理之失当，或主张急治军旅，临以大兵，示以必战。光绪也表示“一意主战”，并命户部尚书翁同龢、礼部尚书李鸿藻与军机大臣和总理各国事务大臣会商对策。
7月16日，军机处电寄李鸿章一道严旨：
“现在倭韩情事已将决裂，如势不可挽，朝廷一意主战。李鸿章身膺重寄，熟谙兵事，断不可意存畏葸。著懔遵前旨，将布置进兵一切事宜，迅筹复奏。若顾虑不前，徒事延宕，驯致贻误事机，定惟该大臣是问！”
乍看起来，朝廷内外似乎都一致倾向于主战了。其实事情远不是这样简单。中枢亲王大臣并未真正有统一的意见，而且在战与和的问题上一直瞻前顾后，迄无定议。他们会商的结果，一方面认为“不得不速筹战事，此乃一定之法”，一方面又认为要“稍留余地，以观动静”，“如倭人果有悔祸之心，情愿就商，但使无碍大局，仍可予以转圜”。
由于中枢内部在和战问题上始终摇摆不定，缺乏定见，只能决定采取进兵与和商并行，并以和商为主的方针，也就很自然了。
在此后的十天里，清政府一则继续依靠英国调停，一则通过李鸿章与日本驻天津领事进行秘密接触。
先是李鸿章派伍廷芳和罗丰禄密访日本驻天津领事荒川已次，他们要求荒川将李鸿章希望和解之意电告日本政府。
陆奥宗光锐敏地觉察到，李鸿章和总理衙门亲王大臣的态度有所不同。
陆奥指示荒川秘密打听清楚：
“他和亲王大臣态度不同，应作何解释？因为当他表示和解时，亲王大臣却无视英国公使的努力”。
7月15日，荒川复电称：
“对于天津与北京态度不同一事，我探听了伍廷芳。在我看来，李鸿章似乎倾向于同意你的看法中的一些原则来解决朝鲜问题，而不去接触宗主国问题。…伍廷芳告诉我，李鸿章能够解决朝鲜问题，无需考虑北京的态度。”
7月22日，袁世凯回到天津，立即向李鸿章报告了朝鲜的形势。当天，李鸿章便派罗丰禄密访日本驻天津领事荒川已次。李鸿章让罗丰禄转告荒川，他已决定派罗作为他的秘密特使前往东京，与伊藤博文内阁总理大臣商谈事项。
他衷心希望能够和解，并安排好就朝鲜问题开始谈判。还要求日本政府保证在秘密特使到达东京之前，驻朝日军不采取敌对行动。荒川立即以绝密电报报告了陆奥宗光。
24日，陆奥宗光复电称：
“尽管到目前为止，中国与日本的敌对行动尚未开始，日本政府也不能保证驻朝日军放弃敌对行动，因为朝鲜刻下仍不断发生政治事件。然而，日本政府也不特别反对罗丰禄来日本。”
罗丰禄假托驻日公使汪凤藻相召，正准备东渡之际，丰岛海面日本舰队袭击中国军舰的炮声轰响了，中断了这次中日秘密外交。
4、俄国人的退缩
早在甲午战争爆发之前，著名的“中国通”、在中国海关任总税务司达30余年之久的英国赫德就说过：
“总理衙门对外国调停过度信任，并且总认为日本愿意谈判，因此造成僵局，总理衙门坚持先撤兵后谈判，日本坚持先谈判后撤兵。日本大军已涌入朝鲜，增强了他们的地位，并强迫朝鲜国王独立，改革内政，手段高强，但是很霸道。…各国正劝诱日本撤退军队开始谈判，但日本现在自负必胜，口头上对各国的调停连声感谢，而行动上毫不理睬，大有宁可一战决不屈从人意的气势。…所有国家均向中国表示同情，并说日本这样破坏和平是不对的。但…他们所以同情中国，只是因为战争会使它们自己受到损失而已。”
到中日平壤陆战和黄海海战之后，他又不无感慨地说：
“外交把中国骗苦了，因为信赖调停，未派军队入朝鲜，使日本一起手就占了便宜。”
重温熟悉甲午战争时期列强调停内幕的赫德的这些言论，更可清楚地看到，清政府在处理朝鲜问题上一开始就走上了盲目依赖列强调停的歪路。
起初，当中日两国谈判共同从朝鲜撤军之际，李鸿章持有非常乐观的态度，认为双方有可能达成协议。他对日本的侵略野心缺乏应有的警惕，所以便一面制止后继部队渡海入朝，一面电令叶志超“整饬归装，订期内渡”。
不想仅仅几天之后，“日本便单方面地中止了撤军谈判，借口“改革朝鲜内政”而坚不撤兵。李鸿章要保全和局，却又感到以口舌以折服日本，于是想借外力压服之。
俄国与朝鲜接壤，并早对朝鲜有垂涎之意，只是力不从心罢了。早在1888年4月间，俄国有关方面即对朝鲜问题进行过商讨。
首先讨论的是俄国占领朝鲜的可能性，结论是否定的。
因为：
(一)朝鲜非常贫穷，不能成为俄国有利可图的商业市场；（二)离俄国的“足够武力的中心太远”，鞭长莫及；（三）会破坏同中、英两国的关系，在外交上造成困难。
尽管如此，它却并未放弃染指朝鲜的野心。
李鸿章认为日本最忌俄国，但他是有病乱求医，一开始并不是专求俄国。在求俄国干涉之前，曾经求过英国。6月中旬，英国公使欧格讷到天津，李鸿章当面请英国劝阻日本出兵朝鲜。欧格讷口头上答应照办，但又说恐怕日本政府不听劝阻。6月19日，英国驻天津领事宝士德持欧格讷函来访李鸿章，谓：“已电其外部，嘱驻英倭使转知，未知听劝否？”
其实，当时英国对介入朝鲜争端态度并不积极，故对李鸿章的答复带有很大程度的敷衍性质。李鸿章见英国反应消极，便转向了俄国。
适在此时，俄国公使喀西尼请假回国，路过天津，于6月20日访问李鸿章。李趁此机会请求俄国干涉：
“前使那德仁（俄国驻北京公使馆参赞）会议，彼此不侵高丽地界。此次日本派兵太多，似有别意，切近紧邻，岂能漠视？”
并劝告喀西尼：
“速电外部，转电驻倭俄使，切劝倭与我约期同时撤兵，以免后患。”
喀西尼出于对俄国自身利益的考虑，对此事表现出异乎寻常的热心。他对于日本出兵的野心尚缺乏了解，认为只要俄国出面干涉，不难使日本撤兵。这样，既可不付出任何代价，以加强俄国在朝鲜和远东的地位，又可避免中国舍俄而求英，致使英国有插手朝鲜问题的机会。特别是由于西伯利亚大铁路尚未修成，远东军备不足，消弭远东战祸是符合俄国利益的。
因此，他欣然同意李鸿章的请求：“日内即电致，想外部亦同此意。”
李鸿章闻言大喜，立即电总理衙门称：“素稔倭忌英不若畏俄，有此夹攻，或易就范。”
6月21日，李鸿章至喀西尼寓所回拜，告以：
“倭以重兵挟议，实欲干预韩内政，为侵夺之谋，华决不允”。
喀西尼称：
“俄韩近邻，亦断不容倭妄行干预。”并谓：“使华以来，惟此件亦涉于俄，关系甚重，务望彼此同心力持。”
22日，喀西尼致电外交大臣吉尔斯报告此事，并希望政府同意中国的请求：
“我认为，我国决不应错过目前中国要求我们担任调停者的机会，况且此事对于我方既无任何牺牲，又能大大增加我国在朝鲜及整个远东的势力，并足以消除在朝鲜发生不可避免而对我方甚为不利的武装冲突之可能。”
当天，吉尔斯便将此电上报沙皇，表示同意喀西尼的意见。23日，吉尔斯复电喀西尼，准其所清，并令暂留天津与李鸿章“商办倭韩交涉事件”。同时，又电俄国驻东京公使希特罗渥，令其劝告日本政府从朝鲜撤兵。
6月24日，喀西尼再次向外交大臣报告中国对日本所提出的改革朝鲜内政方案的立场，并要求政府采取实际行动：“目下局势极为紧张，而中国正在急切等待俄国的决定，认为这是和平了结的唯一希望”。
25日，喀西尼又派参赞巴福禄访李鸿章，告以：
“俄皇日电谕驻倭俄使转致倭廷，勒令与中国商同撤兵，俟撤后再会议善后办法。如倭不遵办，电告俄廷，恐须用压服之法。俄以亚局于彼关系甚重，现幸平安，若任倭人扰乱，华、俄未便坐视。至韩王暗弱，国政贪苛，须令设法更改。凡与通商各国均所深虑，邻邦应妥善协助，断不得用兵强迫。”
李鸿章闻言大喜，立即电告袁世凯，并令其转嘱叶志超：“静待无妄动”。又斥责丁汝昌过于急燥：“日虽添军，谣言四起，并未与我开衅，何必请战？”
但是，俄国驻东京公使希特罗渥的看法却与喀西尼截然不同。
他接到政府的训令后，即“预料此事有极大困难，因为目下局势已极严重，且日本正在迅速动员军队”。而且还怀疑：
“英国显然正在等待时机，而一且我国以任何方式表示援助中国时，英国很可能站在日本一边。”
6月25日，希特罗渥带着这样的想法与陆奥宗光会面，称奉本国政府训令提出询问：
“中国政府已请求俄国调解中日两国纠纷，俄国政府甚望两国早日解决。因此，若中国政府撤退其派驻朝鲜之军队，日本政府是否亦同意撤退其军队？”
陆奥回答说：
“大体虽无异议，但在目前两国对立、彼此互抱猜疑之时，欲求涣然冰释，恐非易事。此种情形，不仅中日两国如此，即在欧洲列强之间亦往往难免。况且中国一向用阴险手段，干涉朝鲜内政，以口是心非的策略，欺骗日朝两国之事例比比皆是。故我国政府现下有充分根据不能轻信中国之言行。若中国政府能就下列两点保证其一而撤退其军队，日本政府亦可撤退其军队：一、同意由中日两国共同负责改革朝鲜内政，直完成为止；二、不拘任何理由，若中国政府不愿与日本共同承担改革朝鲜内政，日本政府则以独力实行之，届时中国政府无论直接间接皆不得加以阻碍。”
为了解除俄国的顾虑，陆奥又虚伪地向希特罗渥保证两条：
“一、日本政府除希望确立朝鲜之独立及和平外，决无他意；二、将来中国政府不论采取如何举动，日本政府决不作进攻性之挑战，万一不幸此后中日两国间不得不交战时，日本亦必立于防御地位。”
希特罗渥听信了陆奥的谎言，立即向外交大臣报告：
“我本人相信现内阁对于在日本认为非常迫切的朝鲜问题上已做得太过分，所以如果没有任何漂亮的借口，或表面的成功，它已骑虎难下。但看来谁也不要战争，即使没有第三方面的调停，战争或者也可避免。另一方面，根据很多迹象来观测，若干其他强国倒很乐于见到我们牵连到远东问题中去。因此，并且预料到可能的发展，我向阁下请示：是否必须继续坚持〈干涉)？是否应将我们的劝告以书面形式提出，抑或仅作口头建议？”
这个报告对吉尔斯的决心产生了影响，积极干涉的想法动摇了。6月28日，他在向沙皇报告此事时提出：为审慎起见，俄国政府对“李鸿章所要求的我国正式调停，只能在冲突双方同意时才可能进行。”
这表明俄国政府已决定放弃干涉政策，以避免卷入中日纠纷的漩涡。此时，李鸿章还在期待着俄国干涉的消息。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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