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两个地下党员被捕,敌人准备杀了他们。行刑前,一个看守却对两人说:“我可以救你们出去,但我只能救一个,救谁?”

这两位地下党员,一名叫林青,另一名叫刘茂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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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1月在中央红军到达遵义时,林青联系到时任红军政治部地方工作部部长的李维汉汇报工作。随即中共贵州省委成立,由林青任书记兼遵义县委书记。

这一时期,国民党反动派针对红军队伍开展了数次“围剿”,贵州党组织力量受到严重打击。林青的活动范围被压制在贵阳一带,但他仍然热情高涨,与时任省工委委员刘茂隆一起做了许多革命工作。

7月19日,林青按照事先的约定,到万宝街李中量家秘密联络点召开党内会议。可林青不知道的是,就在当天下午,国民党特务已将李中量、刘茂隆、萧文琨等4人逮捕了,并在李中量家中守株待兔。

就这样,林青及其他8名党员和10名外围组织人士一起被捕。叛徒陈惕庐如获至宝,为了进一步邀功请赏,他连夜对林青与刘茂隆开展审讯。

陈惕庐“现身说法”,说自己“反正”之前天天吃不上饭,穿的破破烂烂,还被各种严格的纪律约束,现在每天吃香的喝辣的,有工作经费,出入有小汽车,别提有多滋润了。

林青与刘茂隆不仅不为所动,相反他们痛骂陈惕庐,说他是软骨头,见利忘义、见风使舵的主儿,人在做天在看,肯定没有好下场的。

陈惕庐恼羞成怒,暴跳如雷的他下令使用十八般刑具,变着花样折磨林青与刘茂隆。接下来的几天,林青与刘茂隆受到严刑拷打,可是两人咬紧牙关,从始至终未透露党的任何秘密。

直到林青被打到两腿骨折,行动万分艰难,刘茂隆被打得遍体鳞伤、全身浮肿,陈惕庐才下令收手,向其上级请示如何处置。很快,“死刑,侯期执行”的命令下来,敌人们把林青与刘茂隆关进了死囚囚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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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与组织失去联系的中共党员董亮清化名为李玉清,在狱中当看守,在得知林青、刘茂隆的身份后,决定帮他们越狱。他利用一次别的看守不在位的机会,向林青、刘茂隆讲述了自己的身份,为了赢得信任,他还将自己知道的党组织情况和盘托出。

原本,林青、刘茂隆并不信任董亮清,但是见董亮清所言不虚,而且当下也没有比这更好的办法了,于是便死马当活马医,最坏的结果无非就是一死,只要自己不把情报说出来,敌人也没办法。于是,两人便询问董亮清有什么计划。

“目前最可行的办法就是利用上茅房的机会逃走,但是按照规定,每个看守一次只能带一个犯人上茅房。也就是说,以我的能力,最多也就能救你们一个。”董亮清压低了声音说道。

林青、刘茂隆闻言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最后都不假思索地将生的机会留给了对方。见此,董亮清先是一阵感动,又迅速恢复冷静,说:“时间紧张,你们尽快商量。”之后,为了不引起怀疑,董亮清迅速离开了监舍。

“你是省委书记,你的职位高、地位重要,出去后发挥的作用更大,无论如何都是你走。”刘茂隆坚定地说道。

“正是因为我是你的上级,你必须听我的命令,我现在命令你,我留下,你出去!”林青毫不相让。

“其他所有命令我都执行,就这个不行!”一贯对林青言听计从的刘茂隆,铁了心决定“抗命不从”。就这样,两人互不相让,谁都坚持把生的希望留给对方,把死的境地留给自己。

这种骑虎难下的局面倒是没有坚持多久,狡猾的敌人很快加强了看守力量,把林青与刘茂隆分别关押,董亮清只负责看守刘茂隆,不再负责林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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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题变成了必答题,董亮清只能营救刘茂隆了。深夜,刘茂隆捂着肚子,疼得满地打滚,作为看守的董亮清就押着他上了茅房。

经过林青监舍的时候,刘茂隆停下了几秒钟,他与自己的上级、并肩战斗的战友四目相望,充满了依依惜别之情,这一别,就是生死分离。

林青目光坦然而坚定,他由衷地为刘茂隆能够活下去而高兴,同时用眼神催促董亮清赶紧带着战友走,以免夜长梦多,再生变数。

董亮清成功帮助刘茂隆逃脱,他俩一道回归了组织。秦天真等同志得知事情真相后,一方面加强对贵州地区地下党的保护,遣散已经暴露的同志,一方面着手营救还在狱中的林青。

刘茂隆越狱后,敌人将气全都撒到了林青头上,对他进行新一轮的严刑拷打,可是能把生的希望让给战友的他,又怎么会向敌人屈服,况且敌人越是狗急跳墙,越证明了刘茂隆和董亮清的安全。于是,林青也再无牵挂,一心赴死。

9月11日,穷凶极恶的敌人见审讯无果,将年仅24岁的林青枪杀。在赴刑场的路上,林青高喊着口号“中国共产党万岁!”“打到国民党反动派”,围观的群众无不为之动容。

1936年8月21日,刘茂隆写了《孙右铭致鲁迅》,实则是对林青的祭文。可是由于种种原因,直到40多年后,该文才发表在1981年第2期《贵州文史丛刊》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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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8年9月11日,在林青牺牲53周年之际,贵阳市森林公园南侧中共贵阳市委党校内竖立了林青纪念碑,时任贵州省委书记的胡锦涛同志亲自出席并揭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