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哈佛大学宣布取消了30多门秋季课程——并不意外，重灾区是人文学科，被裁减课程最多的是历史和文学系，紧随其后的是艺术与建筑史系、宗教研究委员会。虽然取消的原因据说是“教师离开哈佛，或更改课程”，但这难免再度激起这样一种哀鸣：“文科真的无用了吗？”
由于人文学科毕业生就业率和薪资双双偏低，“文科不受青睐”是公开的秘密：美国2012-2020年间，拥有人文学位的大学毕业生下降了29.6%。人文学科的败退甚至早就开始了：在美国大学里，1971年英语专业毕业生占学士学位的8%，2002年跌至4%；历史、外语专业则由1971年的5%和2.4%跌至2005年的2%和1.2%，下跌了都能有一半还不止。
彼得·布鲁克斯在《人文学科与公共生活》一书的导论中就自嘲：“在美国文化中，讲授人文学科在很多人看来是一份无权无势、地位渐低的职业。‘人文学科的危机’一说广为流传，成为美国高等教育普遍遭遇危机最突出的表现。”
不仅如此，他们的自尊心也频遭打击，因为他们的整个事业都被嘲讽是在浪费时间、金钱和公共服务，“在这场‘危机’中，人文学科被形容为一种徘徊在世界上的僵尸，而这个世界应该生产技术专家和企业家。”
美国最难就业的专业多是文科
在日本也一样，思想史学者小岛毅曾说：“在日本的大学里，实用技术被重视的结果，就是造成了‘现在一定要学习这一行’的科系大受欢迎的情形。在这种情况下，受害最深的就是文学部，这也是我所属单位面临的严重问题。这实在是很可怕的事。”在他这番感叹多年之后的今天，日本大学里人文学科再度遭到缩减。
确实，一直有人哀叹这是“人文学科的危机”，但如果这场危机已经持续了至少半个世纪，那或许表明这不是一时的现象，而是一个需要面对的现实，以及一个需要解释的现象：这危机是怎么来的？又究竟意味着什么？
首先值得注意的是：虽然现在人们普遍把人文学科看作是与“理工”并列的大类，但追溯现代大学的源头就会发现，那出自完全不同的传统。无论是在西欧还是东亚，最初的高等学府都是以人文学科为中心的，理工等技术性的知识原本是在师徒制的传承中学习的——前者理所当然要比后者高雅得多，文化学者雷蒙·威廉斯曾追溯英语中的一些关键词，发现“人文学科”在近代早期的含义是指“适合财力自主、社会地位稳固的人的技能与嗜好”。
早期接受大学教育的，大抵都是这样的文化精英，人文学科不但是高等教育的核心，也是成为一名绅士的必备教养。不仅西欧如此，接受了西欧模式的各国也都一样：1910年，印度大学生中85%学习文科，9%学医，学习自然科学和工科的分别只有2%和4%；在马来西亚，直到1970年，攻读人文学科的马来学生有2695名，自然科学384名，技术科目竟只有5人。
同样接受西欧模式的美国，当然也不例外。一个“博雅”的人文主义通才（因而也是知识精英和良好公民），才是像哈佛这样的学府起初致力于培养的方向，文学教育对于新兴的资产阶级而言是一种重要的文化资本。
最初的冲击始于19世纪末，现代文化和商业的兴起，使得教授希腊语和拉丁语这样的古典传统变得不合时宜，训练孩子们的赚钱和动手能力作为第一要务的“实用”学校开始大量应运而生。更大的冲击是1960年代以来的职业化，人文主义研究渐渐地不再是一种普遍的教养，而和其它专业研究一样被看作是一门手艺。
到了这一步，人文主义就掉进了一个迄今都爬不出来的陷阱：它得和技术应用方向的专业竞争来证明自己“有用”——那是证明不了的，因为原本其价值就不在具体功用上，例如哲学被视为人文教育的王冠，但那当然不是指你学了哲学之后能比学计算机编程更有望创办企业、赚到更多钱。
社会对“精英”资格的认定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人文教养对于当今的社会精英而言已经变得无关紧要了。在一个专业化的时代里，大学的主要功能也随之变化：它不再像以前那样是为了培养具备良好教养的“人”，而是为政府和企业提供专业人才——直白地说就是“来了就能用”的“工具人”，这就是所谓“有用”。
2015年，佛罗里达州州长瑞克·斯科特（Rick Scott）告诉他的选民，他不想把资金浪费在博雅教育上：“我要钞票花在给人们提供科学、技术、工程学、数学这些学科的学位上……这样，等他们出了学校，他们就能找到工作。”
当全社会都以经济发展为驱动时，这是在所难免的。问题在于，当经济成为所有人关心的中心问题时，人文学科似乎怎么都是输：经济上行时，人们相信那些“有用”的学科更赚钱、也更能带来繁荣；经济下行时，人文学科又会率先被裁减，因为“都没钱了，为什么还要养这些没用的”，学这些也不知毕业后能不能吃上饭的“无用”专业，被群嘲为有钱人家不愁吃穿的孩子才能拥有的任性之举。
功利主义心态到处盛行。著名的国际学生评价项目PISA就曾宣称“自然科学比人文学科重要”。当然，这话我们中国人熟悉，毕竟从小就听过“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事实上，那些赶超的后发国家，更倾向于在大学教育中重视理工科，因为那可以培养一群驯顺的技术人才，有利于实现国家制定的现代化目标。1970年代，曾有一个美国记者的儿子在莫斯科读了四年书，回国进入哥伦比亚大学后，他发现自己数理化的基础都很好，但作文和人文学科方面却落后很多。
在美国，一直有知识分子对这场危机保持警惕，这与其说是他们从自身利益出发忧虑自己没饭吃，倒不如说是担心这会有损于一个良好社会的实现。
艾伦·布鲁姆1986年就在其名著《美国精神的封闭》中开篇就指出，“每一种教育体制都有它所要达成的道德目标，这影响着它的课程设置。它要培养特定类型的人。”当越来越多的人只沉浸在狭隘的领域而缺乏人文素养之后，最终会让整个社会变成什么样子？
他发现，“现在，公共职业——无论是医生、律师、政治家、记者、商人还是演艺人员——都与人文知识没有多大关系。”人文教养已经不再被视为一种必需品，甚至沦落为可笑的地步：“在这个国家，一个人不必读一行哲学著作就能被视为有教养的人。哲学很容易被等同于夸夸其谈，比其他任何人文学科都更容易被人这样看待。因此学哲学一向是一场苦战。”在他看来，这场危机并不只是人文学科的危机，而是整个社会的危机：在远离真、善、美之后，美国精神正走向封闭。
阿扎尔·纳菲西在《想象共和国：三本书里读美国》中直面了当下那种“文科无用论”的论调：“有一种看法是，激情和想象力是多余的，人文学科是派不上实践或实际用场的，或者它根本就没有意义，因此它应该服从其他更加‘有用’的学科，我反对这样的看法。事实上，想象的学问是实用的：它帮助塑造了我们对世界的态度，以及我们对自身在世界中所处位置的态度；影响了我们做决定的能力。无论我们是政治家教育者，还是从商者，这种见识或是这种见识的缺乏，都影响了我们。如果在一个民主政体中，想象和思想真的都是次要的、都是一种奢侈，那么在这样一个社会里生活的目的又是什么？”
人文精神的消亡，势必造成整个社会的平庸化，最终侵蚀其创造性，带来生活的无意义感和普遍的精神危机，难以想象并开辟未来愿景。
香港作家林奕华就曾尖锐地批评：“大学生质素下降是香港无可避免的宿命，因为这块地方从来都不重视人文学科的教育。家长如是，学校如是，政府如是，社会如是。”如果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精英，最高理想也无非只是“揾食”（混碗饭吃），那么赚再多钱也无法逃避生活的空洞与贫瘠。
美国教育家约翰·杜威在百年前就曾批评，功利主义的教育观是危险和错误的：“只有迷信的人才会相信这两者肯定是敌对的，从而认为有用的事物都是非人文的，而无用的事物则是人文的。”这种人为的割裂将教育仅仅看作是“谋个饭碗”，而不是致力于人的启蒙与成长，人文学科的“无用”其实才是“大用”。
确实如此，我们需要认识到的是，人文并不只是一门专业学科，而是一种看待世界的方法，这就是为什么即便是科技领域，人文知识也是不可或缺的。
苹果公司创始人史蒂夫·乔布斯就曾说过：“单有科技是不够的，这已经写在了苹果的DNA里。是技术加上博雅教育，加上人文学科，才产出了使我们心灵欢歌的果实，而后电脑时代的设备比所有事物都真切地体现了这一点。”
也就是说，那种把技术应用看作“有用”而人文学科看作“无用”的意识，其实不过是一种虚假对立。现代社会确实会使得专业型人才需求更大，但这其实不是一个“问题”，因为很难凭空去创造市场需求来解决人文学科的毕业生签约率。
人文学科真正的危机，也不在于就读这些专业的人数多少，而是人文精神能否深入人心，打破专业主义的狭隘壁垒，更好地参与和促进公共对话，让更多人意识到那不是于己无关的奢侈品，而是生活的必需品。
一个缺乏精神追求的社会，早晚会陷入危机。所谓“人是目的，不是手段”不是一句空话，那依靠的就是人文精神支撑。这不仅仅是有多少人读文科的问题，而是需要在公共生活中复兴人文精神：它本来就应该是一种普遍教养，所有人都有必要培养独立思考能力和批判思维，由此得以自我成长，进而参与并塑造一个良好社会所必备的文化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