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今天的中国人来说，苏联时代早已化为尘土，连同生活在那个时代的许多伟大心灵，不过那自有其跨越时空限度的价值，因为那种在黑暗中默默坚守的形象，已越来越成为现代知识分子最具有象征意义的标志，战后苏联时期只不过是其中一个较为极端的截面。
身为一个出生于俄国的犹太人，以赛亚•伯林一生从未间断过思考、阅读、聆听、谈论、写作与俄国有关的问题，《俄国思想家》可能是给他带来学术声誉最多的一部著作。其他自由主义哲学家几乎从不涉及俄国思想史的问题——不过，他自己也并未自视为哲学家，确实这么说也更准确一些：他自称是观念史学家，一生研究的领域几乎从未离开过近代以来启蒙、进步主义等一元论思想这个主题，而苏联正是一个一元论试验的巨大实验场。他想要对“苏联的心灵”有所了解和阐释，实在是再自然不过的事了。
更何况，苏联当时好几个一流作家，他都还有私交，因而得以触及到其他西方人所无法达到的心灵深度——在冷战的背景下，这委实是一件困难的事。 《苏联的心灵》一书 的特点和缺点之一也在此： 得到最突出描写的帕斯捷尔纳克、阿赫玛托娃、曼德尔施塔姆三人都是俄国白银时代作家，且属于同一个诗歌流派阿克梅派。
伯林在事先并没有一个详细周密的规划来写这本书，而是在几十年里断断续续记录下对当时苏联文化人的心灵状态，并谨慎地只突出写了自己最熟悉和了解的那些人物，固然他们都属当时最杰出的俄国作家行列，但显而易见的一个问题是： 他们是否足以代表“苏联的心灵”。
这本书中没有提到战后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肖洛霍夫、索尔仁尼琴，法捷耶夫和马雅可夫斯基则只是在批评的时候才顺便提上两句——当然，伯林和这些人恐怕也很难进行对话，因为他们几乎是另外一类“苏联的心灵”。
然而即使是他所熟悉的帕斯捷尔纳克，在某些方面仍是他感到陌生的。帕斯捷尔纳克是个自尊而深沉的作家，虽然常因为作品不具备足够的宣传价值而受到猜疑和鄙夷，但他内心从未动摇过对俄国的感情。他反复强调对俄罗斯伟大复兴抱有希望，怀着一种扎根于俄国土地的近乎痴迷的情怀，为此他甚至对自己的犹太血统反感。
阿赫玛托娃
至于阿赫玛托娃，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如此。伯林形容她的尊荣和举止像是“悲剧中的女王”，曾被日丹诺夫恶毒地攻击为“一半是修女，一半是婊子，或者就是修女兼婊子，一边卖淫一边树贞节牌坊。阿赫玛托娃的诗歌完全远离了人民大众”，但她却也同样深深地扎根在俄罗斯，一如伯林所言：“无论有什么在俄国等着她，她都会回去。苏联政体只不过是她的祖国的现行体制。她曾生活于此，也愿长眠于此。作为一个俄国人就应如此。”
这种感情对西方人来说是陌生的，甚至对伯林来说，某种程度上也是如此，他能尊重这一点，但并不代表他认同和理解这一点。他将之归结为俄罗斯历史上的相对隔绝，以至于造成一个非常独特的文艺界和知识分子心态。
这种对俄国的深沉感情，确实是俄国思想史上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赫尔岑曾被迫流亡西欧，灰心地认为“俄国的过去是一片空白，现在暗无天日，将来也毫无希望”，但当一个德国人卡尔•舒尔茨问他何不前往美国获取自由，他答：“非常简单，从前有一个正直的德国人曾怀着独立的自豪感回答我道：‘我在士瓦本有自己的国王’，现在我也可以这么说：‘我在俄罗斯有自己的人民！’”
不论如何，正如伯林在书中所言，苏联时期识字率的大幅提高和文学经典的大量出版，造就了一个对任何作家来说极为重要的公共文艺群体。像阿赫玛托娃这样的诗人经常收到大量信件，当他们当众诵读诗歌时，偶尔停顿，就总有几十人马上说出他们的诗句来提示他们。
伯林公正地评论道：“他们的反响乃是西方的作家和剧作家所羡慕不已的”，“没有哪位作家不会为此所感动，没有哪位作家不能从这种真正的敬意中获得创作的力量”。
确实，如果说在苏联最坏是那种对好奇心本身和个人独立思考和探索精神的压制，那么，在西方最坏的则是公众对娱乐之外的文化的漠不关心——当然，更坏的则是这两者的结合。
1946年，原籍匈牙利的约翰•卢卡奇来到美国，发现这里政府管得很少，警察局简直无事可干，生活得很自由，但让他失落的是：“当地人对你不闻不问，有时候让人觉得非常遗憾，因为他们对你手头做的事毫无兴趣。”
事实上，原苏联东欧的反对派知识分子，一旦进入到能够自由发表言论的社会，即便他们原来知名度很高，往往都迅速变得无声无息。这也造就了一个吊诡的现象：在自由创作的环境中，现代俄罗斯文化人物的知名度和作品深度反倒远不如苏联时期，虽然伯林在1990年还寄望于拥有无穷创造力的俄罗斯人一旦获得自由后，“说不准他们会给世界带来什么样的惊喜呢”。
在前些年出版的《美国心灵》中，谢尔顿•沃林提出一个值得思考的观点：“如今，在对私人生活的过度控制方面，私有形式的权力集中和政府机构一样难以对付。”知识分子实际上处于一个两难的时代。
在此，也许仍有必要回顾一下伯林的忠告：“决不要太热情”——当历史看起来正朝正确的、进步的方向前进时，切莫过分热情或绝对肯定。如今已日渐明显，苏联的崩溃与其说是“历史的终结”，不如说是另一段历史的开始，在这个新的时期里，知识分子并不是无事可干了，恰恰相反，他们面对的是全新的、甚至是更艰难的处境。
决不要太热情，也没必要太低沉。当一切流逝，真正恒久为人所记忆的，仍是那些坚守的心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