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2月，驻扎在南昌的日军第34师团长大贺茂感到了一丝慌乱。
究其原因，是与第34师团一同驻扎在赣北的第33师团要被调到华北作战了，接替33师团防务的是刚在上海组建完毕的独混第20旅团。
虽然日军第十一军司令官园部和一郎在大贺茂前面百般吹嘘独混20旅团都是由一些经历过战阵的老兵组成，战斗力比较强悍， 可深知日军内情的大贺茂根本不信。
如果独混20旅团的士兵真的这么强悍，早就被编入甲种师团里去了，岂会编入混成旅团？
要知道，日军士兵的分配也是看人下菜碟的，强壮的、有经验的士兵分配给甲种师团，差一点的分配给乙种师团，再差的才能分给像33、34师团这种丙种师团。至于混成旅团这种编制，能有千余老兵就不错了。剩下的要么是“胡子兵”，要么就是一些刚学会放枪的“生头”。这种兵员，看个家、下乡抢个粮还马马虎虎，要是拉开架势打一场大仗，差得太多了。
再说，一个混成旅团，充其量6000兵员，而一个师团，至少也有一万两三千人，调走一万二，还给6000，这个账，无论怎么算都不划算。
可命令已经下达，大贺茂不敢违抗，但这并不意味着没有其他办法可想。
大贺茂思量了一番之后认为，可以利用新任司令官园部和一郎与前任司令官冈村宁次作战理念的不同做一点文章。
冈村宁次的作战理念是以重兵集团对中国部队驻守的战略要地发起进攻，既要做到歼灭对手的有生力量，同时又要“拔点”和坚守。是一种全攻全守的战术。
而园部和一郎的作战理念是“短切突击战”，即“短距离截断作战”，作战目的是歼灭对手的有生力量，对中国部队驻守要点攻而不占，打完就走。是一种以攻代守的战术。
因此，大贺茂向园部和一郎建议，以两个师团加一个旅团的兵力对赣北的罗卓英第十九集团军发起一次攻击，打完就走，决不停留。
园部和一郎当时正处于焦头烂额之际。
自他上任后，连打几仗，战果都不太理想。虽然在枣宜会战中占领了宜昌，可随后他就为如何向驻守在宜昌的第十三师团运送给养伤透了脑筋。
在内部，各师团长也对他“短距离截断作战”持不同意见。这批人早习惯了冈村宁次的重兵集团作战，对“短距离截断作战”持轻视态度。
其实，冈村宁次和园部和一郎的战法并无高低上下之分，有的只有合不合适。
在武汉会战后，日军已经没有了发动战略级别会战的能力了，这就意味着即使攻下了战略要地，他们也守不住；即使守住了，后勤补给也跟不上。
就像宜昌那样，第十三师团虽然攻下了，也守住了，可无论是水路还是陆路的交通补给线都被中国部队控制，每次往宜昌运送给养都费了牛劲。
虽然说，占领宜昌可以得到威胁和轰炸重庆这两个好处。可明眼人都知道，要想进攻重庆，非得调动几十万兵力，动用日军几乎全部资源不可，以一个小小的宜昌就能威胁到重庆？
至于取得轰炸重庆的前进基地，这也仅是停留在理论中。
在攻占宜昌不久，第6战区就占领了宜昌机场附近的高地，火炮的射程可以覆盖宜昌机场。有一次，轰炸完重庆的的飞机刚落在宜昌机场上就被中国炮兵全部炸毁。从此之后，日本飞机就再也没敢停在宜昌机场。
为了仅使用一两次的机场这么大动干戈，值得吗？
何况，为了守住宜昌，日军把精锐的第十三师团留在了宜昌做守备部队，让本来就兵力不足的日军兵力更加紧张。
这一系列的问题都让园部和一郎头疼，可就在这时，大贺茂突然提出要按照“短距离截断作战”打一次赣北攻略战，让园部和一郎觉得遇到了知音。
如果此役能够获胜，岂不是有利于他稳固在第十一军的地位？
何况，大贺茂提出作战的理由也让他无法反对。因为按照惯例，换防的日军都要在离开前出战一次，33师团换防在即，岂不是正好符合这个惯例。
因此，园部和一郎也没多想，就同意了大贺茂的提议，以33、34和独混20旅团对赣北发起攻击。
可园部和一郎哪里知道，大贺茂在此次作战中是藏有“私货”的。
大贺茂打得如意算盘是，以“短距离截断作战”获得园部和一郎的对此次作战的认可，以惯例来让众人无法反对，从而达到其想要利用此次出战歼灭第十九集团军主力，为他日后减轻防守压力的目的。
而园部和一郎呢，也认为此次出战就是个惯例，也没太关注这件事情。可他却忽略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那就是此出战是两个师团加一个旅团，这种规模的作战是需要由第十一军派出参谋指导作战的。
可这次，第十一军毫无反应。
就在日军在为如何进攻罗卓英的第十九集团军进行准备的时候，罗卓英也在调兵遣将。
要说罗卓英这个人，很难与抗战名将联系起来。
可如果要说罗卓英不是抗战名将，他的履历上又写满了参加历次大战的经历。
其实，那一辈的将领都不太能指挥现代化战争，他们之所以在军阀混战时期闯下了不小的名头，主要是因为三个原因，一是手下有一批能征惯战的黄埔生；二是老蒋背后有江浙财团在支持；三是拥有相对先进的装备，并不是他们的战略战术有多么高明。
而在抗战时期，他们的对手换成了日军，在三方面都要超过他们。这一批老一辈的将领们由于早早的就功成名就，缺乏上进的动力，又把精力主要用于如何拉帮结派，如何谋求更高的地位，哪有心思来学习先进的军事知识？
因此，抗战爆发后，虽然罗卓英无役不与，无役不惨烈，可就没打过一场胜仗。
可老蒋也没法替换他，罗卓英毕竟是陈诚的心腹爱将，不看僧面还得看佛面不是？
严格来说，仗打得不好，并不都怪罗卓英，因为当时中日两军作战的打法就那样。
一般来说，日军的打法是“老三样”，先是飞机轰炸，然后炮轰，再然后就是步兵密集冲锋。
中方呢，则是一线展开单线布防。
单线布防也有优点，那就是坚守的时间比较长，部署的兵力也比较多。可一旦防线被突破，那就糟糕了，基本属于一溃千里。
而且，兵力大量的被部署在一线，如果对手的火力弱也就罢了，可日军的火力是中国部队的好几倍，阵地怎么守？除了拿人往里面填，没有其他办法。
因此，虽然罗卓英率部在历次作战中打得都非常英勇，可在付出巨大代价的同时，就是打不赢。
更让人无语的是，在抗战初期，中国部队基本是逢城必守，而日军则是逢城必攻。
当时，两国部队作战的习惯都不太好，中国部队守城主要守的是城墙，若是城墙失守，很少有打巷战的，因为按照传统，城墙失守就意味着城池失守。
而日军呢，他们认为只要攻占了城池，就意味着胜利了，就有成就感了，因此对攻城拔寨充满了热情。
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在徐州会战、武汉会战后期，日军的作战目标并不是歼灭第5、第9战区主力，而是要抢先一步占领徐州和武汉，这让几十万的中国部队得以相对从容的撤离战场，保留了抗战的有生力量。
武汉会战后，罗卓英担任第9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第十九集团军总司令，出镇赣北。
在南昌会战中，罗卓英仍然按照一线布防、单线防御的战法被打得大败亏输，在日军兵临南昌城下的时候，罗卓英已经无兵可用，部队都消耗在了一线，防守南昌的仅有江西省几个保安团，因此，南昌失守。
败仗打多了，罗卓英在反思，究竟该如何打呢？
罗卓英在反思，各个战区的将领们在反思，各战区的参谋们也在反思，他们都意识到，这个仗不能这么打下去了，不然，有多少兵力也不够用的。
一些有识之士反思到，如果改变战法，不再按照一线布防、单线防御，而是边打边退，待到退到预设战场，援兵四集再与敌决战，会不会有更好的结果？
因此，在中国战场上，一种全新的战法横空出世了。
这个横空出世的战法其实也很简单，那就是后退决战，待到日军到达预定战场后，中国部队正面顶，两翼夹击，后面堵，将被困在包围圈内的日军歼灭。
可问题出现了，这个战法是“诱敌深入”呢还是“后退决战”呢？
很多人会说，这个有区别吗？
区别自然是有的，从表面看，“诱敌深入”是过程，“后退决战”是目的。
可在排兵布阵方面，二者截然不同。
“诱敌深入”的要点在于防守方的机动能力要强。通俗一点说，就是要求防守部队能跑，拖着敌人满山跑，待到肥的拖瘦，瘦的拖死后再予以反击。
可在抗战时期，日军的机动能力是要强过中国部队的，如果采用“诱敌深入”战术，很有可能被日军追上。到那时，局面可就不好收拾了。
可“后退决战”则不同，它的要点是看二线部队的本事如何。在一线阵地失守后，二线部队根本就不要管，他们只负责在预设阵地上等着日军就行了，他们要做的就是等着日军来攻，然后与敌缠斗，待到日军被打的没脾气之后，之前撤退的部队已经赶到战场，对敌发起反击。
可说起来简单做起来难，负责诱敌的部队该如何撤退呢？是从正面撤退还是从两翼撤退呢？
如果从正面撤退，很有可能摆脱不了日军的追击，不仅会被击溃，还会冲垮正面负责阻击部队的阵地。
如果从两翼撤退，如何保持与部队的联络呢？要知道，当时部队的通信联络只能够沟通到师，若部队离心撤退，散架了怎么办？
负责正面阻击日军的部队同样让罗卓英很费踌躇，是留下一支强有力的部队防守呢还是留下一支战斗力一般的部队呢？
如果用于防守的部队战斗力强，将会影响日后的反击，如果留下的部队战斗力弱，诱饵将被日军吃掉，反而得不偿失。
罗卓英虽然已经意识到“后退决战”战术的高明之处，可在具体执行时因为没太弄懂二者的区别，因此，在高安之战中，他仍然把第十九集团军的几个军摆在一线，把第32军放在高安城防守，第74军做机动部队使用。
可如此一来，高安之战就打成了一个四不像，成了一线配置和诱敌深入两种战术结合的产物。
直到部署在一线的部队纷纷败下阵来，第32军又守不住高安，罗卓英这时才想起把第74军放在侧翼，才算是打退了日军。
高安之战虽然败了，可结果并不难看。更重要的是，让罗卓英看到了“后退决战”战术中负责保护“诱饵”的这支部队有多么重要。
这位老将开窍后，良好的军事素质开始显现。
经过仔细研究，罗卓英研究出来了一套独特的“磁铁战术”，即以有力部队防守“诱饵”，在敌人进攻时牢牢吸住敌人，在敌人撤退时同样牢牢吸住敌人，使其无法撤退，为其他部队包围敌人、歼灭敌人创造机会。
1942年3月15日，日军兵分3路，第33师团在北路，34师团在中路，独混第20旅团在南路发起了进攻。
面对日军的进攻，罗卓英一改过去排兵布阵的套路，他以第74军守上高，又命令在一线的第70军除留下少量部队与敌纠缠外，主力立即撤至上高以北编入二线部队。其他各部队，不要全力阻敌，佯装败退即可。总之，放敌人进至上高。
自3月15日开始，由于一线的中国部队并没有坚决阻击，日军进展神速，平均每天的进兵速度达到了30公里。
3月17日，中路日军第34师团突破中国部队一线阵地后，占领了高安。
3月18日，日军进至上高外线，随即对上高发起进攻。
对于日军进攻的“老三样”，中国部队早就找到了对付办法，即在日军的飞机和火炮轰击的时候，除在山地的棱线位置留下观察哨外，主力都撤至外反斜面隐藏起来，待到日军发起冲锋的时候再予以反击。
这个“阵地战中的运动战”战法是武汉会战时，第十五军军长王敬久与日军在南北牯岭战斗中发明的，并迅速在全军推广。
战至3月20日，日军第33师团鉴于在山地作战中不断遭到中国部队侧击，伤亡颇大，又由于他们已经接待了要赶赴华北的命令，不想在华中地区过于损耗兵力，因此，在第70军主动撤离一线后就装糊涂般的全师团
反转了。
33师团突然撤走，34师团的侧翼暴露，为第十九集团军歼敌创造了良机。
大贺茂见势不妙，命令独混20旅团立即跟进，向34师团靠拢。
可独混20旅团也不知是缺乏战斗经验还是故意耍滑头，几个大队并未集中好用，反而分散的七零八落。
得到消息的大贺茂大惊，他一面严令独混20旅团向第34师团靠拢，一面向园部和一郎告状，说第33师团擅自脱离战场，是故意在坑他。
得知消息的园部和一郎这才想起来，原来此战第十一军连一个指导作战的参谋都没给大贺茂派。
园部和一郎赶紧命令第33师团立即南下救援第34师团。可已经晚了。
就在第33师团南下救援第34师团的时候，第70、49和72三个军已经抵达上高外线，已经对第34师团形成了一个东西长15公里，南北宽5公里的包围圈。
3月24日，罗卓英下令开始总反击。可第74军军长王耀武却提出不参加反击，理由是部队在防御战中损失过大， 部队急需休整。
确实，第74军从3月18日开始接敌，作战已历7天，虽然予敌以重大打击，但自身损失也很大。王耀武提出不参加反击的理由既充分又合情合理。
可王耀武的请求被罗卓英否决。
罗卓英认为，如果74军不参加反击，战果必将大打折扣。而且，此次反击战看似是一次进攻，实际上就是一场追击战，是一次在日军战斗力已经到了底线时的追击战，这个功劳就是白捡的。第74军在防守上高时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作为上司，在这时候岂能不给74军一点回报？
见王耀武仍然面有难色，罗卓英再次用沙场老将的身份来提点这位年轻的将领，“打追击战，是不用做饭吃的，敌人做的饭，会送给我们吃。”
果然，在第74军的率先反击下，撤退中的第34师团溃不成军，第74军各师均大有斩获。
此役，共毙伤俘敌16000余人。
战后评功，第74军被授予“飞虎锦旗”，第51师被授予头号武功状。第57师被授予第2号武功状，同时被命名为虎贲师。
可以这么说，如果第74军仅仅是防守上高并没有参加反击战，那么，它的功劳决没有战后评功时这么大。
由此可见，罗卓英在74军损失很大，王耀武不想率部反击时强令74军追击的命令是很高明的。
罗卓英虽然在新战法的理解和战场具体指挥上不如王耀武，可却洞察世事人情，若非他在紧要关头强令王耀武率部带头反击，上高会战未必能有日后那么大的战果，74军也未必会立下那么大的战功，74军也未必会成为日后“五大主力”的头名。
因为在当时，第74军在军中的排名是要落后于1、2、5这三个军的，差点连嘴上功夫厉害的第十八军都没争过。
可上高会战之后，第74军在军中头名的位置就再也没动摇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