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1月，粟裕因身体原因到广西南宁休养，刚一下榻，就听说老战友钟期光的儿子钟德东到南宁出差，专程打了个电话，嘱咐钟德东搬来自己的住处。
在南宁居住期间，粟裕除了休养，更多的是和身边的工作人员聊军事战略问题，钟德东当时也提出了要旁听，粟裕不仅没拒绝，还笑着答应：
“你是海军干部了，听听也好。全军都要学军事，特别要学好毛泽东军事思想。”
粟裕在南宁还接见了当年新四军一师机要员陆锦荣，事后还忍不住同钟德东讲起了自己当年在新四军时期的一些故事，也让钟德东忍不住有些感慨。
尽管已经过去了很多年，但粟裕仍然对当年不少基层工作人员记忆犹新，甚至还清楚的记得当年他们所做的功绩。
一
钟德东与粟裕关系好，主要是源于自己的父亲当年就和粟裕关系好。
1984年粟裕去世后，钟期光还写了篇回忆文章《文武兼优 中华名将—回忆粟裕同志》，后来被收录到了《一代名将——回忆粟裕同志》。
钟期光是政工干部出身，1926年12月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算起来比粟裕还要早半年多。两人一个是平江起义参加红军，另外一个是南昌起义、湘南起义参加红军，也因为彼此经历不同，两人早期应该不大熟悉。
红军长征后，粟裕、钟期光都参加了三年游击战争。
真正让钟期光认识粟裕，是在抗战时期。
193年12月25日，新四军军部在汉口成立，不久后移驻南昌，当时在南方八省的游击队纷纷汇聚皖南，钟期光作为湘鄂赣革命根据地红军游击队的领导人也率部抵达皖南，被编入新四军第一支队，钟期光出任新四军第一支队1团政治处主任。
不过，新四军建立后不久，根据上级指示，成立抗日先遣支队，计划挺进苏南敌后。
新四军抗日先遣支队是从新四军下辖的三个支队抽调骨干以及侦察连组成，人员大约有400余人，粟裕出任司令员兼政委，钟期光任政治部主任。
粟裕与钟期光也是从此开始配合。
当然，一开始也经历了一段不熟悉的时候。
刚挺进苏南的时候，苏南形势很复杂，日伪当道，兵匪一家，老百姓日子苦不堪言，也因为这一缘故，先遣支队不得不经常转移驻地。
一天晚上，粟裕把钟期光叫醒：
“部队要立即转移？”
钟期光以为是遇到了敌人，就问了一句：
“敌人在哪里？”
粟裕笑了笑：
“不用紧张，还没发现敌人。”
虽然是同样经历过三年游击战争，钟期光那时还没有理解粟裕如此敏感的神经，认为还没有发现敌情，不需要转移，但粟裕后来耐心的对他结识：
“日军在芜湖有驻军，我们来到南陵的消息肯定会被汉奸发现，肯定已经报告给日军了，所以，我们在这里不能久留，要经常转移。”
事后果然如粟裕预料的那样，他们离开才20里，日军的飞机就轰炸了他们的驻地，钟期光这才理解了，为何过往一直有传说说粟裕料事如神。
和粟裕在苏南的这段经历给钟期光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以至于晚年在回忆录中还多有提及。
应该指出的是，在抗战初期，因为国民党方面对我军的限制，有段时间部队的政治工作一直很难展开，可钟期光却记得，那时和粟裕在一起搭班子，粟裕一直很支持政工干部的工作。
那时粟裕兼任军政主官，钟期光从旁辅助，两人配合一直很默契，皖南事变后，新四军重建，粟裕任一师师长，钟期光任政治部主任，粟裕对干部培养严格细致，他要求政工干部必须学习军事，主张军队政治工作要为军事服务，二者相辅相成，在两人配合下，一师培养了大量优秀的军政干部，后来都充实到各个岗位上。
在钟期光的回忆中，他对粟裕各方面都持很肯定的态度，并赞誉他：
“粟裕同志坚强的党性原则和胸怀开阔、隐功谦谨的高风亮节，十分令人敬佩。”
二
钟期光与粟裕在战争年代一直搭班子，直至建国后才分开，但两人之间的情谊始终也没有变过。
建国后，钟期光陆续出任了军事学院政治部主任、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政委。
1958年，“反教条主义”以后，钟期光调离军事学院，因为身体原因，不久后赴苏联治疗，一直到1960年回国后，才受叶剑英邀请，出任军事科学院副政委。
当时，粟裕也在军事科学院任副院长。
钟期光在军事科学院工作期间，仍然坚持按照原则办事，为此也赢得了各方赞誉。
可也正因为如此，在后来那个年代里，钟期光也不可避免的受到影响。
这其中也包括钟期光的家人。
钟期光、凌奔夫妇对子女的教育非常严格，几乎每一个子女在回忆起父母生活时，总是会不约而同的提起当年简朴的生活，这一习惯后来也一直延续下来。
钟期光本人特别反感社会上一些不正风气，利用关系给自己的亲戚子女在升学、就业、入党、提干等提供便利。
次子钟德浙后来回忆：
“父亲经常告诫我们，自己的路要自己走，不要有依赖思想，无论是上学还是就业，都要靠自己努力。”
可在那场浩劫中，钟期光受到了很大的影响，后来在工作岗位上，因突发脑血栓造成双腿瘫痪，家里的几个子女也受到株连，据钟期光自己回忆：他的孩子有的去了北大荒，有的自己投奔安徽农村插队，有的失学闲住家中，他们的就业、参军等问题受到严重影响。
1968年12月，钟德鲁与弟弟钟德东一起到安徽长丰水家湖插队落户。
尽管是深处逆境，但钟德鲁、钟德东兄弟却并没有消极，而是努力干活，获得了一致好评，兄弟两人先后被评为公社、县里的知识青年积极分子。
1969年冬，当地优秀的知识青年应征参军，钟德鲁兄弟也报名应征，结果双双落选。
后来一打听才知道，兄弟两人都是卡在了“政审”一关。
钟德东后来和哥哥一合计，决定悄悄到北京去寻找老父亲的战友帮助，后来他回忆起当时的经历，还忍不住有些感慨：
“那天，我和哥哥爬上货车，顶着寒风，忍受饥饿，悄悄回到北京……”
钟德鲁兄弟找的父亲的老战友就是粟裕。
据钟期光回忆，当时粟裕的日子其实也不好过，但一见两个老战友的孩子来找他帮忙，但粟裕不仅没有拒绝，反而还热情的把他们请进屋子里。
钟德东把自己参军受阻的情况说明以后，粟裕更是直截了当的表示：
“我了解你爸爸，我们一起抗日、打国民党反动派，风风雨雨几十年，不能说他没有错误，但他是革命者……你们不要急，要相信党，总有一天会搞清楚的。当兵政审问题我给你们作证。”
事后，粟裕亲自给安徽省军区的负责人打了电话：
“我是钟期光同志的战友，我对他的情况最了解。他的儿子们参军，不仅是为了报效祖国，更是为了完成父亲的愿望。我以我个人的名誉担保，请你们务必批准。”
不久之后，钟德鲁兄弟两人都光荣的参加了人民海军。
三
值得一提的是，1978年，钟德东到南宁出差，恰逢粟裕当时也在南宁休养，还专门把他叫到身边住下，粟裕给钟德东讲了许多战争年代的事儿，还讲了不少军事战略战术。
一老一少，宛如亲人一般。
钟德东早年便听父亲讲述粟裕年轻时的故事，对这位战神十分钦佩。
当时，中越关系比较紧张，钟德东觉得粟裕老将军站得高，看得远，动员他到友谊关走一走，但出乎意料的是，粟裕笑着婉拒了：
“我来南宁疗养，是向中央和军委请了假的，只报告到南宁，没讲要到友谊关。作为一名高级指挥员，如果擅自去友谊关活动，敌人可能会借此造谣惑众，制造外事纠纷。”
应该指出的是，钟德鲁兄弟去找粟裕帮忙，严格意义上算是违背了父亲的意愿，但在那个特殊的年代里，这也是非常无可奈何的事情。
可钟期光也就仅仅只破了这么一回例。
钟德鲁1969年入伍后，参军20年，到1989年时还是个副团职，眼看与自己同期入伍的战友晋升，钟德鲁的心里也很慌。
一日，趁着钟期光八十大寿，钟德鲁恳求父亲，希望父亲与当年的一些老部下打打招呼，帮助他晋升，不料钟期光一听儿子如此要求，立马勃然大怒：
“我是个党员，决不搞歪门邪道，今后绝不许打我的旗号搞任何名堂！”
次子钟德浙当时也在场，对父亲的震怒印象很深：
“那年，在父亲八十大寿上，弟弟向父亲提出请他和当年的部下打声招呼，在职务问题上加以照顾。但没等弟弟说完，父亲就在饭桌上大声呵斥道：‘自己的前途只能靠自己去争取，我作为一名老党员，坚决不能搞这些旁门左道，我警告你，以后绝不能打着我的旗号搞这些名堂。’”
也正因为有钟期光的教导，他的几个子女后来都很出色，并在各自的领域发光发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