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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走“江湖”
区域研究的学步与承传
丛书：行者系列
梁洪生 著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关于本书
“江”指江西，“湖”指鄱阳湖，作者在二十五年间走遍了江西所有的县、市，对于“江西”是非常熟悉和了解的，也就意味着能讲清楚“江西”特性，江西与世界的“相遇”、江西的古村落、江西的族谱、江西的“小”历史，看似落在“江西”，但只有讲清楚了每一个地方的中国史，才是一部丰富、立体的中国史。区域研究这种跨学科的研究理念，是在不断地向年鉴学派、人类学、民族学学习和实践中形成的，“区域”是因为相似特性而成“区域”，不以行政区划的“区域”作为自己的界限，但也有特例，比如“江西”。
关于作者
梁洪生，江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历史系教授，南方传统村镇保护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自然与文化遗产空间技术中心（HIST）南昌分中心副主任。兼任中国社会史学会副会长、江西省历史学会副会长。哈佛燕京学社访问学者（2006），江西省历史文化名镇名村评审专家，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专家，全国少数民族古籍专家。主要从事区域社会经济史和历史文献资料的研究，著有《江西公藏谱牒目录提要》、《江西通史·清前期卷》（合著）、《地方历史文献与区域社会研究》（合著），发表论文 100余篇。
目录
代序：回望“行走”
【访谱近人】
近观江西民间修谱活动
谁在修谱
江西谱牒与地方社会文化变迁
《江西公藏谱牒目录提要》自叙
慎读：传统家族规约中的套话与新鲜话
【温故知新】
追求历史学与其他社会科学的结合
区域社会史研究学者四人谈
将更开阔的视野投向章贡大地
赣南的地方历史研究及其面临的挑战
“华南研究”的参与和体会
江西遭遇世界
从一位长者想到另一位长者
让地域历史文化与世界对话
【处处开眼】
理解社会 理解民众
立此存照
江西乡村考察笔记之一
十年磨剑 推陈出新
乡土文化：江西谋发展的必修课
江西的城市生活史研究亟待深人
不忘来路是我辈的责任
【亦师亦友】
一点感悟
让学生懂常人之事，按常情说话
推介两篇历史本科生毕业论文并谈体会
向本科生调查和学习
“文心”入史亦相宜
代序：回望“行走”
(一)
该序的最初定稿，落笔于2020年1月31日，那天是正月初七。文末第四部分只有一行字，“今年春节闭门禁行，在我的经历中前所未有。得闲完成全稿，也是一得，特志之”,明显带有“立此存照”之意，也反映了当时对那场疫情的乐观也是无知的预测。近日看到文集校对版时，则已过去四年，回想数年疫情防控情景，刻骨铭心；虽说相去不远，却已恍如隔世，令人感慨万千!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提供这样一个机遇，收我近30年专题研究之外的部分文字，得以记述“行走”历程，真是很感谢。
选文时间之长，却出乎自己的预料。2019年底遇世瑜兄，催促的同时戏言我爱惜羽毛，这话大约说对了一半，另一半是不知我的难处。一是早期的一些文章本无电子版，要设法找到原文再输人电脑，或由印刷版转换成电子版，逐字校对，颇费时间；二是后期一些文章有存档的电子版，但和发表后的文字比较又发现多有不同，两相对照，颇费心力——不悔少作，只改错字，不删改叙述字句，让面世之文再现一路走来的我，是自己选文时定的头条规矩，必须遵守；三是一批村、镇研究的原文附表甚多，想要准确再现，甚至要找当年的纸质手稿，真是累人。再说毕竟还是一种“整理”,如何既能集萃又能有些凝练，还是要费心思的。能不能做到不敢说定，但理要想清楚、话要说明白，难免多花时间，况且也值得。
圈内人知晓，我也从未讳言：从1984年开始，我用25年时间走遍江西全部县市，所以选文最先想用的标题就是“行走江西”。好心的朋友可能觉得不抢眼球，建议改成“行走江湖”。但我又担心给人误导出青红帮或袍哥的感觉，离我的关注点过远，所以又折中一下，给“江湖”带上引号，释“江”为“赣江”,“湖”为“鄱阳湖”,其实还是代称“江西”。尽管有点绕，我还是颔首赞同——人们可能觉得江西小或分量不够，我则在行走这么些年后，觉得江西还是太大，放在欧洲已是个中型国家的版图嘛，以为应按流域和明清政区划分的基本理路，再分成几个小板块研究才得深入。近年我多次说到这个观点，身边的同人可以证明。
又一遍复读入选文字，本已凝结的思绪和时光再度流动起来，感觉既轻松也复杂。想想这近30年时间里，我大致就在做三件事：反思；观摩；行走。其中“行走”的写实是跑路，它的文字表现就是研究历程，所以选文也是按照课题研究和铅字面世的时间先后来排序，直到《不忘来路是我辈的责任》,可以视为一个总结。如果用“行走”喻指人生历程，那么“有事认真做，有话好好说”大约可作为自己的归纳，或是希望自己能够尽力做到。至少我在内心，是极其感念这样一个历程的，可谓岁月流金。
在现在这样一个资讯横流、遗忘极其快速的时代，还有谁会去仔细“回望”呢?——大约只有自己。每个人可能都想自己有一片江湖，“回望”也是一种排空，过后心神宁静。
(二)
因为做过了系统“回望”,才意识到这些年来已不时“回望”。最初的留痕，应是2000年撰写的《(江西公藏谱牒目录提要)自叙》,说明最初的行走往往是机缘所致。1984年新婚之后，我随妻子到她的原籍做娇客。那是赣中南的一个山间小盆地，得名“酒坑”,当时还没电，晚上点煤油灯。偶然见到一册民国二年修《会安黄氏族谱》,引发我很多感触。此后几乎一两年就要回到那片土地上一次，祭祖、探亲，由是深人一个处在吉泰盆地边缘和后来泛称为“客家地区”的交界点上。在此的经历有两点令我受益匪浅：一是在不大的空间范围和人们的日常来往中看到(或体会到)长期形成的隔阂和冲突，以及为了维护自身利益，各方都在做着力所能及的各种建设，从宅第到祠堂到庙宇到村口的风水树与水口，以及颁发烈属光荣牌和“畲族村”命名等。二是从一个小“坑”走到另一个稍大的“坑”,再到更大的“坑”,最后遇见更高的山，过不去了。山那边又是一串从海拔高度到面积大小都不相同的“坑”,形成了另一人群的生活单元。正因为有这种体会和基本印象，所以在进人乐安县流坑村考察后，即知我进入了一个更大的“坑”,一个稍小于县城的中型盆地，唐末宋初就有人群在此开拓定居。“酒坑”—“流坑”的人群生活内涵和传统文化品质之差异，刚好折射了语言不同、来源不同的两类族群在不同空间中的演进历程。此后以这两个“坑”为基础，再扩大到其他流域、其他村镇做的考察和对比，才提炼成我解读江西历史地理和地域开发及族群关系的“盆地结构”模式，并坚信自己说的是“结构的过程”,而不是一个空空的“结构”。
1999年《追求历史学与其他社会科学的结合——区域社会史研究学者四人谈》中的如下感受，首次总结了20世纪90年代后我逐渐具有的理论追求：“我是由于很偶然的机遇，1990年到厦门大学中国经济史博士点做了一年的国内访问学者。那一年我最大的收获是在思想和方法论上发生了革命性的转变，觉得获得了很多新鲜的东西。但这只是开始认同社会史的理论方法，真正走人社会史的研究，从不自觉到自觉，还有一个自己参与的过程，需要实际去做具体的研究，在操作的过程中才能体会到为什么会提出这些问题，这些为什么会成为问题。”五年后在《江西遭遇世界》一文中，对此又有进一步回溯。这一阶段的自觉践行，当以吴城商镇的考察为开始标志。尽管选择此地的第一冲动和最大理由，还是吴城镇的系统研究基本是空白，我不愿吃别人咬过的馍，但我自信是从厦门大学盗了一些火回来的，进入田野时已带了一些新关怀在内。所以第一时间去接触很多当地人，从前商会会长到第一批土改干部，再到公社时期的排运队队长，以及乡政府食堂的厨师——后来他讲述了一批土著叶氏的故事，包括他们祖祖辈辈都在冬天堑湖捕鱼，用铳打天鹅。那块民初镌刻的《重修聂公庙碑》,也是在渔民家喝水时意外发现的，主妇将它放在厨房垫脚，生生磨残了半边字迹。我趴着抄了整整三个半小时，找到残存的158个商号，凡是著名的钱商全都排在前列，这是全镇认同聂公庙的重要历史依据。神庙祭祀背后的复杂关系必须继续了解，吴城商会和商镇神庙系统的研究和解读就此展开。这些内容和做法对我来说都是陌生的，初尝时颇感艰涩和费难。
此后我又跑到湖的对岸，追踪一批主要靠捕鱼为生的人群，并考察其村落周边的生态变化，从自然的到社会的，无论自己有意无意，皆扑面而来，不期而遇。特别是后来要去亚洲研究协会(AAS)年会报告时，我的准备中有三分之二是应对可能在方法论方面的诘疑，尽管自信历史资料和具体事象已烂熟于胸。因为在考察中时时听到渔民宣称“水无硬界”,又同时看到不同的渔民在家谱、契约和协议中都这样说，当作白己越界捕鱼的合法依据，我才能最后归纳出湖区“水面产权的季节性模糊”这一术语。此外更重要的是，我对这一大片水面与周边人群生活的关系有了总体认识，即濒湖市县都有一批“池”(小水面)分布于低洼地区，平时有天然的沟渠与更大湖面相连。每到雨季，“池”“湖”同时涨水连成一片，形同汪洋；到秋冬枯水季节，“池”“湖”分离，相隔几百米到几千米甚至更远不等，中间是大片草洲、湖地甚至稻田。濒湖地区众多的村庄就分布在这样一片片小水面周边，传统时期村民一直视之为“私业”。而到了后来，这些“私业”不断萎缩以及集体化、国有化，一个统一管理的“湖面”逐渐生成——如果不到现场去考察这样一个演变过程，而只用今人眼前的印象去解读湖区历史文献和渔(农)民生活，甚至将现状推及(或说是臆想)更早的传统时代，大约没有不说错话的。
21世纪初大范围铺开的“历史文化名村名镇”和“中国传统村落”考察活动，又是一次新机缘，使我得与建筑学、城乡规划等专业的朋友同行，交流切磋，不仅丰富了相关的专业术语和技术知识，更使我意识到以往乡村历史研究的一个苍白之处，即不懂得传统聚落里的建筑形制、材质、风格和街巷肌理等，以及其背后牵连的方方面面。仔细想想过去百姓说的“老婆孩子热炕头”,就不难体会“房子”对于传统聚落里的人是何其重要，做历史的人理应将其列为研究传统聚落和家族时不可或缺的要素。为此我由衷地怀念去年离世的黄浩先生，他进大学和我出生是同一年，是正宗的建筑学专业科班生，最后成为中国传统民居研究的泰斗级人物。我们两个忘年交同行了20年。在许多富有特色的传统建筑面前，他会精准地讲出建筑构件的细微差别，特别是背后的道理和智慧；我则运用阅读族谱和碑刻的本事，使这些建筑与具体的时代和某些人物联系起来。长此以往，心领神会，最后形成的共识是：当我说“做乡村历史研究的人怎么可以不懂民居?”,他则大声疾呼“做传统民居研究的人怎能不懂历史?!”——当你在数日之内持续进入若干不同的聚落，走街巷，人民居，看祠堂，读家谱，问族老，那种强烈的视觉冲击和记忆犹新的对比，会使你立刻看到很多的“不同”:哪怕是相隔不远的人群，可能都存在很不相同的生存意识和生活智慧，更不要说这些民众行为之中反映出来的那种层次。不同的文化浸淫力和说不清道不明但就是在他们身上体现出来的某种差异!也许最打动我的，就是这一点。
正是因为意识到了有“不同”又有“同”,而且越到后来，越是在各种强大的外力作用下“趋同”,所以我在考察和研究中就更加警惕和小心，更加明白即便是二三十年前看到的乡村，也已不是民国更不是明清文献所说的那个传统社会了。也正因此，我会更加敏感地去关注如何“变”,并进一步思考古代人要多长时间和在什么条件下才会“变”。行走的体验告诉我，在近代出现公路、出现汽车之前，人们基本以船只为远行工具，先人生活的那些物理空间条件、优势与局限，所能创造的各种工具和生成的智慧等，可能在数千年间并无多大变化。用这样一个基本常识去看先人记载的“二水汇流”“三县交界”“四面环堵”等资料，就一定不会再视而不见，而是会用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去琢磨，这些先人基本无法逾越的条件会怎样深深影响他们的生活方式和交往关系等。也正因此，我才会在10年前提出近代史研究中要特别注意“短时段”问题，就是看到了近现代的变化远远大于古代，完全不能等量齐观，更不容一言以概之。如果说在江西跑了这么多“传统村落”后，常有“比闽广晚了20年却又好生面熟”之叹，那么当我们深入追问为什么偏偏是这些村落而不是周边那些村落可以浮出水面的时候，当我们仔细思考它们在解读近代中国社会走向方面会有怎样的独特穿透力的时候，就会无比兴奋：这还是一般意义上的那个“中国传统村落”吗?是否应感悟到它们的出现是一种宿命式的历史必然?!因此也庆幸在行走多年后，上苍给予了我莫大回报：让我可以抵近考察和细细把玩一二“传统村落”,并尽量精细地讲述其近千年的故事。只要有心有力，就值得一试。
正是在不断行走进入各种地理环境并触摸其人群生活和演变后，我初步形成了江西为“盆地结构”的理论阐释，至少可作以下八点表述。其一，盆地在不同的海拔高度都存在，盆地的大小与其海拔高度成反比。其二，盆地都有泉、溪、河等伴生，并汇成该县域内某条支流的源头。每个县域范围内，由各个盆地和支流构成“丰”或“非”字形的基本空间结构关系，把大大小小的村落串联起来。其三，盆地与盆地之间必有隘口，往往狭窄难行，成为阻击“外人”进入的天然屏障，这也是冷兵器时代得以小地域割据和进行游击战争的地理环境。其四，不同的盆地可以给出传统社会生活史意义上的三项考量指标：(1)生态容量；(2)生产容量；(3)养育人口。其五，盆地是传统社会乡民开基的首选地形，山区民众主要在盆地生活而不是在山头生活，这也是一些初涉山区或“棚民”研究者常常望文生义错解错说之处。其六，盆地越小，其中人群生活的相似性越强，反之则其中人群生活的相似性逐渐减弱。其七，不同时期开基的民众，占有和掌控不同的盆地。因此盆地不仅是一种自然地理地貌，还是一种与其中人群的身份认同紧密相联的空间标志，进而在长期历史过程中形成复杂的区域社会结构。其八，大盆地“小故事”,小盆地“大故事”——越是大盆地的家族谱牒，越是使用小地名作为谱名前缀，譬如《流坑董氏重修族谱》《金溪左坊詹氏族谱》《钱团陈氏五修族谱》等，换言之就是突出其盆地所在和地域及历史特征，坚持讲“自家事”;而越是小盆地的家族谱牒，越是只有单纯的姓氏冠名，譬如《李氏族谱》《黄氏族谱》《温氏宗谱》等，越是看不到“自己”而只有缥缈的先世故事，甚至谱头只有一篇《圣谕广训》作为统领和政治表态而已，其余的就只有世系图了。如果再看到大盆地大房子多、豪宅多、富家多，小盆地土砖屋多、干打垒建筑多、外来移民多等，恐怕就更容易理解近代以来的族群冲突和红色革命等的起因了。宋、明以来江西民众热衷于编修谱牒，包括很晚进入山区的移民也要加入这项要花钱要找人的“文化”工作，恐怕正是因为谱牒不仅记录了他们以大小村落为居住地的传统盆地生活，而且盆地的“公事”集中反映在谱牒中，记录得越多，越说明在盆地生活中有实力，有支配地位。基于以上认知，如果还有条件继续行走下去，收集整理和研究江西的谱牒，我将乐此不疲。
(三)
我的行走乐趣，或可谓之“四有”,即有师友，有家人，有学生，有一片喜欢的天地——仅述“师友之乐”于下。
大致从厦门大学访学开始，直到以后很长时间内，我对江西史学队伍的研究实力和学术地位，一直有“偏师”之论和站位自觉——无论从大学建设的历程，还是学术传承的来路，或是研究著作出版的时间来比较，江西都比外省学术重镇晚了二三十年。若从清代考据江西未能跟进来算，空档更有百年之久。江西需要补课，要多看多学，具体而言，向东要懂得什么是“海洋”,向西要明白何谓“少数民族”,唯有如此才会搞清楚自己是谁。舍此，我不知还有何良法可以做出好的学问。一代人完成一代人的事功，足矣。因此，我一直视振满教授为业师；还有志伟、春声、世瑜、小军诸君，也是多年的向导和同路人，他们对于重新解读中国传统社会发展脉络的理论追求和学术雄心，始终令我钦佩。由此还可追溯到曾策划大规模合作研究的萧凤霞教授、王秋桂博士和科大卫(David Faure)教授等人的学术组织能力——仅仅估算这些年来颇具规模的田野考察经费，我想在其他省(区、市)的高校或研究机构中，大约很难有人能出其右。还有一批讷直守信的朋友令我念念不忘，他们是蔡志祥、廖迪生、张兆和、黄永豪与马木池，延续这一风格的马健雄博士，以及默默支持众人的长者詹益邦先生。记得2005年4月初，我开完AAS第57届年会后顺访哈佛大学，在历史系做了一场演讲，巧遇正在哈佛燕京学社访学的迪生博士和中山大学周湘博士，当晚畅谈甚欢。次日迪生一家又设宴款待，那种为朋友发出的无私欣喜，真是感人——这些朋友使我坚信，在治学最为用力然而通信远不及现在便捷的孤寂阶段，曾与他们同行是多么幸运!最好的人生经历，应是一批人可以互相感染共同去做一件事。当一批可以视为同志的人都怀有一些大关怀时，那种时代感、成就感和亲和力，恐怕都是共通的。
(四)
2023年初人员流动放开后，永修县政府找我为他们设计吴城镇历史文化博物馆，且以一句话最终说动我：“给你一个大空间，把你30多年的吴城研究和考察资料都展示出来不好吗?”为此我花了不少时间和心思，为之设计的主题是“山湖吴城镇”——一片海拔不到30米的小丘陵，本名“吴城山”,六朝以来都阳湖大水面逐渐南侵，这片丘陵濒水后建起神庙亭台，可以祭拜，还可停靠船排，遂成为水运要道和商旅必经之处。从“吴城驿”到“吴城市”,到康乾年间最终形成繁华的“吴城镇”,与江西其他三大商镇齐名。“山——湖——镇”的演变时序和发展逻辑清清楚楚，博物馆名牌也披红等待揭幕。就在年底正式开馆前三天，布展人员突接主官电话，立马改为“江湖吴城镇”!新换的展馆名牌随即上墙，事后我才得知，亦无须“颔首”了——只要陈展之“实”不变，“名”也可不太计较，见仁见智罢了。只是想到四年之内两度被拉进“江湖”,冥冥中可有外力推动乎?私底一笑，记述于此，都作为“行走”历程中意想不到的见闻、体验和收获吧。
梁洪生
2020年1月31日第一稿
2024年1月1日定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