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9月30日，清末民初著名政治家、外交家、民国前内阁总理唐绍仪被人刺杀于家中。
两天后，蒋介石兴奋地在日记中写下这样一句话：
“唐绍仪在沪毙命，实为革命党除一大奸，此贼不除，汉奸更多，伪组织与倭寇更无忌惮矣。总理一生在政治上之大敌，与我党革命之障碍，以唐奸为最也。”
事实上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唐绍仪被刺一事，社会上虽然议论纷纷，但各方均不明了究竟是谁下的手，
还是国民党财政部在上海的秘密机构经过调查后，才把目光锁定在军统身上，后来层层上报，引起了国民党内部元老的不满。
大家心里都很清楚，能够动用军统这柄“利剑”，只有蒋介石一个人。
蒋介石当然予以矢口否认，还狡辩称他人才重庆，唐绍仪人在上海，他被刺杀或者是病逝与我何干，还授意陈布雷起草唁电，以表哀悼。
与蒋介石日记记载几乎是同一天，陈布雷也在日记中写道：
“到官邸，承命办发慰唁唐少川先生家属电。少川于昨午后在沪寓逝世。”
蒋介石对这位已逝的民国前内阁总理，表面上的功夫做得还是很足的，除了为自己脸上贴金，恐怕也有掩盖真相，安抚国民党内元老的意思。
一直到时隔多年以后，蒋介石日记公开出版，人们才彻底了解了唐绍仪被刺一事的真相。
风云人物
在查阅资料期间，我注意到了一个特别的地方。
唐绍仪的字是少川，“少川”这个字在我印象里一直似乎是属于民国年间另外一位风云人物、著名外交家顾维钧——顾维钧。
生怕记忆出错的我，还专门去调来了顾维钧的资料。结果这两位大佬，不仅“字”一样，顾维钧还是唐绍仪的女婿。
翁婿同名，顾维钧这段婚姻在民国年间，也被传为一时佳话。
尽管顾维钧与唐宝玥的婚姻仅维持了几年（唐宝玥1914年结婚，1918年病故），但唐绍仪对顾维钧的扶持是不遗余力的，也从侧面可以看出，唐绍仪在民国初年官商两届的影响力。
唐绍仪出生于1862年，经历过晚清乃至民国初年许多重大的历史事件，特别是在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唐绍仪被袁世凯启用为和谈代表，负责与伍廷芳率领的革命党代表团进行和谈。
也因唐绍仪有心促成共和，几次对袁世凯和谈方针置之不理，引起袁世凯的不满，加之当时孙中山回国后，促成了各省成立临时省政府，并就任临时大总统，对和谈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袁世凯担心革命党许诺的“赞成共和，当举为大总统”产生了怀疑，一怒之下撤掉了唐绍仪和谈代表的资格。
尽管如此，袁世凯仍不得不依仗唐绍仪，所有往来电文以及谈判条款，均由唐绍仪经办，大势所趋之下，袁世凯也不得不妥协，赞成共和。
唐绍仪虽然是清政府官员，但幼年时留学美国，深受民主共和思想的熏陶，特别是经过南北合议后，与孙中山等革命党人接触，思想不断地发生变化，后来在黄兴、蔡元培的介绍下，加入同盟会。
在革命党人以及
袁世凯的支持下，唐绍仪出任了民国第一任内阁总理，在唐绍仪主持下，内阁工作一派欣欣向荣，不仅如此，唐绍仪在内阁期间，积极吸纳同盟会员加入内阁，诸如宋教仁、陈其美、蔡元培等等，后来被人成为同盟会中心内阁。
唐绍仪当选内阁总理后，积极维护《临时约法》，与袁世凯冲突不断。
1912年5月初，直隶省议会推举同盟会员王芝祥为直隶总督，袁世凯不准，并绕过总理附署权，公布另任命令。
唐绍仪大为不满，他见《临时约法》遭到破坏，于6月初愤而辞职。
无疑，唐绍仪是有着他的政治理想的，从他就任民国内阁总理期间，就能看出来，他所希望的国家政治制度是责任内阁制，这一点与宋教仁的想法类似。
所谓责任内阁制，即国家元首无论是世袭君主还是选举总统，并不担负实际的国家职责，元首只是名义上的国家领袖。一切政治上的行为与政策，由内阁负责，内阁也不向君主以及选举总统负责，而是向议会负责。
因为这一想法过去超前，在国内没有可供实施的环境。
妄图独裁的袁世凯第一个就不答应。
唐绍仪黯然下台，宋教仁遇刺身亡，也同这一原因有关。
需要指出的是，
尽管唐绍仪对孙中山发起的护法运动表示了支持，但对他所提出的总统制却并不赞同，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唐绍仪与孙中山之间也有分歧。
1921年5月5日，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力邀唐绍仪出任财政部长，唐力辞不就。
唐绍仪与蒋介石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6天后即4月18日，在南京另立“国民政府”，唐绍仪则挂名担任中国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和国府委员。
不管如何，蒋介石对唐绍仪还是诚意满满，可唐绍仪却看不上蒋介石。
蒋介石是军人出身，是凭借军权掌握的实权，与唐绍仪的政治抱负有着很大不同的，况且唐绍仪当年“出将入相”的时候，蒋介石还是一个不入流的小人物，又怎会心甘情愿到他麾下效力。
可让蒋介石也没有想到的是，唐绍仪后来居然站在了他对立面。
1931年5月28日”宁粤分裂“，广州国民政府宣布建立后，
唐绍仪在广州参加了汪精卫等人组织的反蒋联盟。
12月31日，
广州国民政府举行联席会议中，唐绍仪当选为国民政府西南政务委员会委员，还是五个常委之一。
不过在”宁粤分裂“，张学良率东北军主力开赴东北，造成了九一八事变日本侵略东三省。
不得已之下，蒋介石只好宣布下野，成立了以孙科为行政院长的新政府，广州国民政府宣告取消，双方和解。
在蒋介石的一番操作之下，于次年当选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重新掌握实权。
对于这位政坛耆宿，蒋介石没有下手，而是继续让他挂名担任中国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和国府委员。
经历过这么多年的大风大浪，唐绍仪大约确实是累了。政治上的理想抱负，大概今生是无法实现，唐绍仪也显得有些意兴阑珊，到1936年以后，唐绍仪寓居上海，基本上告别了政治。
蒋介石后来几次任用过唐绍仪。
陈济棠发动“两广事变”反对蒋介石的南京国民政府，唐绍仪站在蒋介石一面，在在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上提议撤销国民党中执委西南执行部和国民政府西南政务委员会等机关，直接促成陈济棠兵败下野。
尽管这位民国年间的政坛老人确实不怎么“好用”？
在蒋介石授意下，唐绍仪虽然答应赴美活动，但却向蒋索取数百万美元的资金支持，尽管资金上的支持确有必要，但蒋介石却在事后大骂唐“为老不尊”，并拒绝其资金要求。
唐绍仪生活上很奢侈在民国政坛是一件人所共知的事儿。
据说唐绍仪在担任邮传部左侍郎及会办税务大臣期间，就特别爱讲排场，所有的吃穿用度，尽显西洋式的奢侈豪华，每顿饭必然要杀双鸡双鸭，却不吃肉，只取鸡鸭肉汁来调味，剩余的骨肉则全部扔掉，所抽的雪茄都是论根拿黄金换。
尽管唐绍仪在政治上很不得意，但日常生活上的奢靡却从未改变过，就连报纸上也刊载：
“日食非百金不乐，一切举动，皆摹仿西洋豪华，非中国诸王大臣所可及。”
上海《申报》曾刊载，说唐绍仪担任邮电部侍郎时，因薪资不够挥霍，入不敷出，竟向袁世凯求助，调其到广东去督办粤汉铁路。
翰林院侍读马吉樟后来在弹劾唐绍仪的奏章上说：
“所用垂参，皆其同乡亲戚，以贿而行，咨调司员，亦多以贿成者。”
大概是蒋介石也觉得，唐绍仪之所以跟他要这么多钱，八成也是为了自己开销。
日伪拉拢
1937年7月，抗战全面爆发，日军大举进攻上海，唐绍仪时年76岁，因年老体衰，未及时转移至后方，而是继续住在上海法租界福开森路。
在政界颇有名望的唐绍仪，自然也引起日伪当局的注意。
“以华制华”是日本人妄图统治中国的“法宝利器”，
当年在东北时，日本人就扶持了溥仪当伪满洲国皇帝，后来又在华北搞所谓的自治运动，企图请在北洋政府时期的高官来牵头组织伪政府。
曹锟
、吴佩孚当时都是日伪当局积极拉拢的对象。
曹锟在面对日伪当局拉拢时，在夫人劝说下，表现出了民族气节，1938年病逝于天津后，重庆国民政府特别追赠曹锟为陆军一级上将。
吴佩孚也是如此，日伪当局积极拉拢他出山，被他言辞拒绝，1939年12月4日，吴佩孚被日伪特务指示的牙医暗害，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明令褒扬吴的民族气节。
可唯独到了唐绍仪这里，情况发生了变化。
日本人制定了
“南唐北吴”
的计划后，日本特务头子土肥原贤二特别组织了一个对华委员会，负责对吴佩孚、唐绍仪的拉拢、劝降工作，
当得知唐绍仪在上海时，土肥原贤二更是亲自出动前往上海，通过唐绍仪的女婿岑德广，与唐绍仪见了一面。
日伪频繁接触唐绍仪，令蒋介石大为忌惮，要知道以唐绍仪的声望，如果他一旦倒向日伪，那么势必将引起一大波大汉奸、小汉奸相继投降，对全国抗战的形势将更加不利。
在上海潜伏的军统特务，源源不断传来的消息，更令蒋介石恐慌。
“伪华中新组织有成立之讯，其名义为华中临时政府，以与华北伪临时政府相呼应，系采三权分立制，人选有总统唐绍仪、行政院长为梁鸿志、司法张耀曾或章士钊、立法院长温宗尧、交通由梁鸿志兼、外交陈箓、军政周凤岐、财政陈锦涛、内政陈中孚、教育陈群并兼上海或南京市长，成立后更进一步而与华北伪组织合并。”
1938年1月28日，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
“其急欲造成唐绍仪为南京之傀儡者，亦无法中之法也。”
国民党特务也通过各种方式，警告唐绍仪“勿为日人所利用”。
蒋介石也通过各种途经，向唐绍仪写信，邀请他来重庆担任国民参政会主席，国防最高委员会外交委员长或驻德大使等职之一，不仅如此，蒋介石还请胡鄂公代托孔祥熙之子孔令侃带函唐绍仪，拟聘请唐为“高等顾问”，唐置之不理。
1938年3月，广州抗敌委员会致电唐绍仪，请求他离开上海险地，刻日南归，唐绍仪未予理睬。3月19日，广州各界联合致电唐绍仪，敦促他南归，并在电文中称：
“请公善保晚节，否则自堕名誉，遗臭万年。”
结果唐绍仪还是置之不理，甚至于就连旅费也不肯接受。
军统“锄奸行动”
唐绍仪在上海的举动确实有许多怪异之处，他频繁与日伪来往，却自始至终没有表明任何态度。
可到了1938年9月底，情况突然发生了变化。
日本特务头子土肥原贤二通过唐女婿岑德广的关系，与唐绍仪见面，
土肥原贤二居然说服唐绍仪同意赴南京组建伪政府，并起草了《和平救国宣言》，消息传来后，蒋介石授意戴笠派一得力人员赴上海，伺机将唐绍仪除掉。
戴笠将任务交给军统上海区区长周伟龙、副区长赵理君负责。
唐绍仪平常深居简出，在外确实很难下手，而且为了保证绝对安全，唐绍仪的身边还有数量不菲的保镖，周伟龙同赵理君一连筹划了几个方案，但均有实际困难作罢，就在这时，军统情报员谢治磐送来了一份关键情报。
早在行动数月之前，谢治磐便通过关系时常出入唐绍仪公馆，他知道唐绍仪晚年喜好收藏古董，特别是在战乱的年代下，许多人急于卖掉手中的古董变现，
据谢治磐透露的消息称：唐绍仪曾在一家店铺看上一古董瓷器，店家开价十万，结果唐绍仪嫌昂贵未购买。于是，赵理君出高价购买此瓷器。并带着瓷器上门，就在唐绍仪对瓷器感兴趣时，赵理君趁机说：
“我还有一个古瓷瓶比这个还要好，若要看，请指定时间。”
唐绍仪大喜，便让赵理君改天上门时带过来。
1938年9月30日上午，赵理君依约带着古董瓷器上门，趁唐绍仪看的功夫，拿出早已准备好的钢斧，劈在他后脖颈上，唐绍仪立时毙命。
赵理君从容整理好后，出门对唐的仆人说：
“老太爷在会客室等我，我去再拿几个更好的古瓶请主席挑选，请你稍微等待一下，我马上即来。”
之后赵理君出门坐上车后，从容离开。
仆人一直在门外等着，隔了好一会儿才进了会客室，这才发现唐绍仪已然倒在血泊之中，保镖与巡捕快速追出去，可这时赵理君等一行人早已消失的无影无踪。
唐绍仪被他的家人们送到上海广慈医院，但因为失血过多，唐绍仪早已断气。
需要指出的是，蒋介石在做出刺杀唐绍仪决定时，实际上并无绝对的证据，证明唐绍仪确实已经当了汉奸。
首促成蒋下定决心杀唐绍仪，是他在寓所与土肥原贤二达成的《和平救国宣言》，但该内容从来没有公开发表过，也没有人能提供该宣言的文本。
总而言之也就是一句话，唐绍仪与日本人从来没有达成公开的协议。
军统虽然以刺杀汉奸的名义刺杀唐绍仪，但他们自己也拿不出唐绍仪已经成为汉奸的证据，包括提交给蒋介石的各种情报，其中都含有主观臆测的内容，并不能实际作为证据。
以至于后来唐绍仪死后，军统建议蒋介石：
“院座于唐逝世后，如能专电慰问唐氏家族，或由中央明令褒恤，此亦怀柔反侧安慰唐氏家属之至意。”
如果说能够坐实唐绍仪汉奸的证据，那蒋介石何必要明令褒扬，做此等脱裤子放屁的事儿。
不过需要说明的是，唐绍仪确实答应汪精卫、孔祥熙等亲日派，绕过蒋介石的重庆国民政府，专一负责对日和谈，还制定了一份对日和谈计划。
蒋介石也明确反对汪精卫、孔祥熙与日谋和的活动，1938年8月10日，蒋介石致电孔祥熙：
“关于少川接洽和议事，弟极端反对。请其于政府未决定整个政策与具体办法以前，切勿再与敌人谈话，以免为敌藉口。”
尽管唐绍仪参与了汪精卫、孔祥熙亲日派与日谋和的活动，
可双方自始至终没有谈拢，唐绍仪与日伪谈判，双方都是各谈各的，根本也就不在一个方向上。
可见蒋介石对唐绍仪的杀意，是慢慢被积累起来的。他们两人本就有嫌隙，况且唐绍仪与日伪接触后，通过各方面信息汇总后，蒋介石得出“唐绍仪将取其而代之”结论，为了消除这一隐患，蒋介石只好命令军统痛下杀手。
另外，唐绍仪之所以被杀，也和他本人的行为有很大关系，特别是在国难当头，作为一个有声望的人，他本该站出来振臂一呼，表明自己的态度，但却始终含含糊糊，不仅动摇了国人的信心，也进一步坚定了蒋介石杀他之心。
曾为军统效力的沈醉晚年回忆起唐绍仪被刺一事时，曾说了8个字：
“晚节未失，惨遭错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