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无论是李自成的“永昌通宝”铜钱,还是张献忠的“大顺通宝”铜钱,存世颇多,唯“西王赏功”钱,存世极为珍罕。综合近世钱谱著录及各博物馆馆藏资料:西王赏功金、银、铜品近世出土、发现总数不及十枚,分别为2金、2银、2铜。

西王赏功钱,为明末张献忠铸造。明万历三十四年(1606年)9月18日,张献忠出生于陕西省定边县郝滩乡刘渠村(古称柳树涧堡),《明史》称他与李自成同年生,张献忠少时曾读过书,成人后参军,曾当过延安府捕快,因事革职,便至延绥镇从军。因犯法当斩,主将陈洪范观其状貌奇异,为之求情于总兵官王威,重打一百军棍除名,从此便流落乡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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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崇祯三年(1630年),张献忠积极响应王嘉胤的反明号召在米脂起义,自号八大王,一作西营八大王。次年,参加王自用联军,为三十六营之一。他英勇善战,很快成为三十六营的主要首领并以能谋善战的八大王出名。王嘉胤死后,与李自成等归附高迎祥,高迎祥称闯王,张献忠、李自成号闯将。
崇祯八年(1635年)参与荥阳之会,议决进取,献忠与高迎祥等共攻略东方。不久张献忠与李自成因故开始分裂,张献忠率部攻长江流域,李自成攻黄河流域。
崇祯十年(1637年),遭明军总兵官左良玉部的进攻,张献忠的起义部队严重受损,本人也受伤,政治上发生动摇。次年正月,张献忠率本部义军进驻谷城(今属湖北省谷城县)受朝廷招安授予副将。驻地王家河,易名太平镇,以示休兵。张献忠被招安,既不按原安排遣散义军,更不参加对李自成部义军的战斗,而是把守一地加强军事训练,保持自主权。
崇祯十二年(1639年),张献忠因对官府腐败官僚无止境的索贿、敲诈、对自己的刁难、不信任已感不满,加之受到李自成的影响,五月初九采用“避实捣虚”“以走治敌”的有效战术,重举反明的大旗。以走治敌,转战四川境,使明军疲于奔命。
十四年,大败明军于开县黄陵城,长驱出川,破襄阳,杀襄王朱翊铭,进破光州等地。明督师杨嗣昌因追剿失败,忧惧交加,旧病复发,在沙市去世。崇祯十六年据武昌,称大西王。不久克长沙,宣布免征三年钱粮,从者愈众。
崇祯十七年(1644年)8月9日攻破成都,巡府龙文光,蜀王朱至澍及其嫔妃全部自杀身亡,其他官员当了俘虏。义军进入成都号称60万大军,很快控制了四川大部分地区的州、县,在成都,张献忠先号称秦王,接着宣告建立大西国,改元大顺。建立健全制度,后称帝,以成都为西京,8月16日登基皇位。
《明史》记载:明朝末年,天下大乱,群雄揭竿而起。在众多农民起义军中,有两支农民起义军最为著名,一支是李自成领导的,于公元1644年改西安为西京,建国号大顺,自称大顺王,铸造“永昌通宝”铜钱;另一支是张献忠领导的农民起义军,1643年攻克武昌,占据楚王宫,1644年张献忠在成都称帝,定国号为“大西”,铸造“大顺通宝”铜钱,并铸“西王赏功”金、银、铜纪念币,奖励有功将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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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王赏功”金钱,历史记载发现2枚。一枚为著名的钱币收藏家蒋伯薰于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在四川省成都任职时收藏,直径49毫米,穿径11毫米,金灿如新,光彩夺目,华美富丽,十分诱人,现收藏于上海博物馆。另一枚金钱面市后,被无知者熔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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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著名钱币收藏家马定祥先生著文记述:20世纪初,成都张某于五洞桥一小吃处,以80文铜钱,购得“西王赏功”钱,磨去其轮,见“赫然赤金”,兴致勃勃,沾沾自喜曰:吾无意得一金钱。钱商闻之,上门求观,张已将钱熔之,得金数钱。钱商顿足曰,若不熔,值黄金20倍也。张追悔莫及,丧气数月。
“西王赏功”银钱,文献记载曾先后发现2枚。第一枚为清末民初金石收藏家申砚丞秘藏,后人亡物散,湮没于历史的长河中。第二枚为钱币收藏家罗伯昭1933年用重金购得收藏于重庆。该钱银色熟旧,黑锖斑灿,温文可爱,后捐赠给北京中国历史博物馆。“西王赏功”铜钱,新闻报道先后发现2枚。一枚为上海张叔驯收藏,后张远走异乡,下落不明。一枚为上海收藏家孙鼎先生收藏,后捐赠给中国历史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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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跨越400余载后,终于近年在四川现世“西王赏功”金钱及银钱数品,其中金钱1枚,银钱数枚,经与上海博物馆馆藏“西王赏功”金钱及中国历史博物馆馆藏“西王赏功”银钱比较,文字书写版式相同,铸造风格统一,关键标志点完全一致,可确认为“西王赏功”钱真品无疑,从而有幸使当世古钱收藏家们得以近距离一睹旷世珍泉“西王赏功”之真容。

注:荥阳之会

公元1635年,各地农民起义军云集在荥阳,共商推翻明朝统治的大计,历史上称其为“荥阳大会”。在这次聚会上,李自成锋芒初露,脱颖而出,他提出的作战建议受到了大家的肯定,由此确立了农民起义军长时期内的正确的战略方针。从这次荥阳大会开始,明末的农民起义运动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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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消灭当时的农民反抗,明朝崇祯七年(1634年)冬天,朝廷任命大将洪承畴为兵部尚书,节制全国兵马。洪承畴颇有才干,气势逼人。在十分不利的情况下,农民起义军该怎样有力地打败明朝军队,取得最后的胜利,成了各路起义军关注的大问题。

明崇祯八年(1635),农民起义军攻占汜水、荥阳、河阴、荥泽等县,进军广武山。为了粉碎明王朝“围剿”,农民起义军领袖高迎祥、张献忠、李自成等13家义军72营20余万人在荥阳聚会,商议打败明军的大计。根据有关史籍记载,当时,著名的起义军领袖高迎祥、张献忠、左金王等人都来到荥阳聚会,商讨作战方略。会上李自成提出“分兵定向”主张,得到大家赞同,史称“荥阳大会”。

在这次大会上,高迎祥部将的李自成以卓越的军事才能,提出了联合作战、分兵迎敌的战略方针,就是把农民起义军分成东、西、南、北四路,出击和敌人作战,把起义军的主力放在敌人兵力薄弱的东面。李自成的远见卓识得到了大家的肯定和同意,一致决定就以此战略方针指导作战。随后,高迎祥和张献忠率领起义军的主力东进抗敌,一路节节胜利,所向披靡,并且一举攻克了明太祖朱元璋的老家安徽凤阳,军威大振。荥阳大会使李自成显示出了卓越的军事才能,初露头角,并且指明了农民起义军今后的战略方向,为最终推翻明王朝的统治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所以,在中国的历史变迁中,尤其是在农民起义的光辉历史中,荥阳大会很值得关注。

但也有学者认为“荥阳大会是一个虚构事件”,“史书中关于荥阳大会的记载,是经不起查核的”。尚须有待发现可信的史料,才能解决这个疑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