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我是陈拙。
我总是说，好故事是有限的，因为真正的好故事，往往发生于一个人一生的转折点。会遇到这种转折点的人很少，其中能把这件事说出来、又值得大家知道的，就更少。
今天我们要看到的，就是这样一个极其珍贵的故事。它来自援非医生谢无界。
我认识谢无界已经三年了，三年里，他跟大家讲述了13个来自非洲的故事，他帮过很多人，不止是治病，甚至是改变命运。
几乎每个故事的下面，都有人称赞他，勇敢、真诚，是一个“英雄”。
但这三年里，谢无界从来没有回答过一个问题：你为什么去了非洲？为什么一个普通人要“逞”英雄？
今年八月，谢无界完成了第二次援非任务，来北京跟我见面。坐在我的对面，他终于回答了这个问题。
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偿还他六年前做的一件错事。
我花了三年才等到这个故事，但看到的一瞬间，我意识到它值得。
谢无界带来了约7万字的材料。为了保证更好的阅读体验，我决定用一种有些冒险的方式将这个故事带给大家：
上下两篇连更，第一篇一口气更新两万字。
现在你看到的是第一篇，阅读时长大约52分钟。
我知道，如此长篇的故事，不是所有人都能一口气读完。如果中间被打断，你可以点击右上角添加浮窗，分段把它读完。
相信我，它值得你的时间。
2018年，我30岁，刚刚完成五年医学本科、三年规培和五年住院医师工作，终于要走上主治医生的岗位。妻子是大学相识相恋的女孩，女儿刚满周岁，父母每天早上为我准备盒饭。
生活不能说一帆风顺，至少也是稳扎稳打，符合我力争中游的人生观。
2021年，非常突然地，我签下了一份协议，穿上了绣着国旗的援非医生白大褂，飞往地球另一端的非洲，一个我从未听闻过的、全世界最贫穷之一的国家。我在那里待了两年，数次历经生死。
很多次生死关头，我自己都会想，干嘛放着国内的好日子不过，来这里受罪？
大部分时候我告诉自己那是没办法，单位选中了我来援非，我就得来。
只有一少部分时候，我会想起一个画面：一张办公桌上，两封手写推荐信，落款处分别签着两个名字：“郑支柱”、“李景春”。
这两个人，一个是我最好的朋友，一个是我的老师。
想来非洲的从来不是我，而是他们。
2018年，那个漫长的冬天，好多次在医院的食堂里，他们和我聊起医院的援非项目。他们总是眉飞色舞，一个说当医生就要到最需要自己的地方去，一个说要当一个纯粹的医生无论在哪里。
那时候我一般是一边嗯嗯啊啊地假装应和，一边偷偷夹走他们餐盘里的排骨。我觉得他们好像动画片要里拯救世界的中学生啊，食堂的菜油水真淡。
三年后，去往非洲的飞机上，只有我一个人。
非洲到底有什么？他们到底想在那里找到什么？我很想问，却没有人再回答我。
三千万平方公里的陌生大陆，我寻找着我的朋友，留给我的答案。
李景春老师是我们医院的急诊科医生。按理说，我一个耳鼻喉科的和他不会有太多交集，但那一年突然出了一个轮转制度，我在晋升主治医生的关口上，突然被一纸文件发配到了急诊科，要求再轮转两个月。
我带着文件敲开了急诊科的门。
办公桌后面坐着一个五十多岁的小老头，穿着一件脏兮兮的白大褂，秃了一半的脑袋，圆滚滚的肚子，他眼睛眯着，上下打量着我。
清澈而愚蠢的我举着手机里的文件告诉他，为了“增强科室间人员联动”等等原因，我将要跟他学习两个月，希望老师多多指教。
李景春老师听我说完，似笑非笑地对我说了第一句话：“你上当啦。”
他指着文件说：“看见这句‘具体轮转时间以科室工作事由为准’吗？这意味着，我可以一直把你扣在急诊科，不让你走的。”
谁不知道急诊科是医院最苦最累的部门之一。他暗示我想想自己是不是做错什么事，被人穿小鞋了。
我的脸色肯定是变了，景春老师看着我，好像小孩子恶作剧得逞似的笑起来，说没事，“我这个人呢，就喜欢挑战权威，所以两个月时间一到，我立马就会打报告结束你的轮转。”
我局促地站在原地，呐呐地说谢谢老师，感觉这个人好怪，捉摸不透。
景春老师教学生，第一件事就是不教。我来的第一个晚上，他只抛下一句“我帮你值下半夜”，就把我推出了门。
站在急诊室的中心，我呆了两秒。
护士从我身边匆匆走过，冲着留观室的角落喊着：“那个洗胃的把帘子拉开，我要随时看你的监护的！”接着顺手拍了一下躺在旁边吸氧的老人：“别在这睡，氧气吸完赶紧回家去。”回身又检查一下女人挂的葡萄糖。
护士念叨着病人，等着输液的病人在用手机看视频，新来的病人在门口问路，仪器滴滴作响，小车轮子由近到远，一切都是吵闹的。
我深吸一口气，走到医生的座位上坐下。
第一天值夜，我的运气还行，除了一个嫌孩子哭给孩子喂了大把安眠药的母亲，和一个肚子上被捅了一刀还在吹牛的大哥，基本没有遇到什么奇怪的人。
景春老师补完觉来换班的时候，我正在给一个温文尔雅的老爷子开药。老爷子特别客气，声音细细的，说他习惯性便秘，家里的开塞露都用完了，晚上药店关门了，所以想来开一瓶开塞露。
我正在打病历，景春老师幽灵一样站在了我身后，嚷着：“换班！换班！”
我让他等我把药开完就换，他抢过鼠标啪地关掉了我的工作站，没好气地说：“一边去，这个药我来开。”
我心想这起床气也太大了吧。可谁让人家是老师呢，我起身让位，还没走出诊室，就听景春老师在后面对老人说：“你先去抽个血，再做个心电图。”
我惊讶地回过头，看见老人的脸色也变得有些难看：“医生，我就是开一瓶开塞露，我自己的病情我很明白的……”
景春老师不耐烦地打断了他：“你是医生还是我是医生？想开药就去做检查，今天这个血你不抽，绝对离不开诊室。”
他这幅样子我太熟了。之前我对急诊科医生最大的印象就是臭屁，叫其他医生过去会诊就一句话：“你们科的病人，领走。”你想多问一句有没有可能是别的病，就会收获一个不耐烦的大白眼：“别废话，领走。”
之前我以为他们是工作辛苦怨气大，可医生之间这样就算了，冲病人凶有点过了吧？
老人一出去，我就问景春老师，干嘛这样？
景春老师哼了一声：“他说开药你就开，你看看他都虚弱成那样了，有没有想过他拉不出来，可能是长期滥用导泻药导致的低血钾性肠麻痹。比起便秘，低血钾可是会死人的。”
我说那你不能好好说吗？
景春老师摇头：“你没听他一直说自己就是来开药的？这种人都久病成医了，你不给他点教训，下回他还去开药，要是有医生真开给他了，那才要命。”
那天血检结果出来，老人真的有严重的低血钾，直接从急诊被送去住院。
和其他科室不同，来到急诊的人没有病历、没有检查，甚至不一定是为了治病。急诊科医生必须以效率第一，必须臭屁，甚至没有感情，才能用有限的生命照顾所有人。
这是景春老师给我的第一课。
听说我急诊科第一夜的经历后，好友郑支柱没忍住翻了个白眼。
“哪那么多门道啊，好脾气的急诊科医生也不是没有，他就是给自己找理由。”
和我不一样，郑支柱是医院里的百事通。他告诉我，即使在急诊医生里，景春老师的怪脾气也是很出名的。
因为，如果不是一年前的一起医疗事故，景春老师本该是全院最年轻的外科指导，而不是在急诊科当个“分诊台”。
一年前，有一名72岁的结肠癌患者，死在了景春老师的手术台上。双方对簿公堂，鉴定机构没有查出景春老师的操作问题，最后却判了他一个程序有失。
据说，那本来就是一台不该做的手术，病人年纪太大，一身基础病，各大医院都不接，是因为家属一直求，景春老师才心软答应。
结果事发后，也是这群家属抬着花圈堵医院堵法院，拿不出百万赔偿款，就要他再也当不了医生。
这几乎就是一场蓄意讹诈、一场医闹。
很多人都说，从那以后，景春老师就变成了这样，对病人凶巴巴，不热心医院的各种事务包括带学生，最遭人诟病的是，他贪财——那起医疗事故让他欠了很多钱。
他的心病了。一个医生的心病，是没法治的。
郑支柱跟我说，可惜归可惜，现在已经这样了，我们做学生的只能注意别被他pua了，把这两个月混过去，赶紧转主治要紧。
说实话，我很认同他。那时候的我是个很胆小很保守的人，听了这个故事，想的压根不是帮景春老师治心病，而是这事儿可别落在我身上。
那时候的我压根没有想过，这名72岁的病人，仅仅是景春老师一生中经历的第二可怕的医疗事故。
而最恐怖的那场，他将和我一起遇到。
轮转的第二天，一条人命，把我和景春老师两个人攥成一团，扔进了漩涡。
那天傍晚，我正在办公室坐着，景春老师突然冲进来，丢给我一件袖口领口已经发黑的军用棉衣，让我跟上。
急诊台告诉我，我们要去接一个28岁、“突发间断性呕血2小时”的患者。
我没坐过120，车开了两分钟，我知道景春老师干嘛给我这件衣服了，车厢四面漏风，冷得要命。我从开始嫌弃地拿指尖拎着军大衣，到最后认输地钻进大衣里，只花了不到十分钟。
景春老师一边看我的乐子，一边唠唠叨叨地给司机指路：“从东边的门进会快一点，前面左拐……”
我早听说，一个好的急诊大夫心里会有一张“病患地图”，他认识住在附近的所有老病号，知道他们家在哪里、病程如何，甚至从医院去病号家的小路，他们都了如指掌，大概说的就是景春老师这样。
转过一个弯后，估计是快到地方了，景春老师快速地吐出一串话：“28岁肝癌晚期，家里的经济情况不是很好，基本上是放弃治疗了，每次都是拉到急诊科，给予止痛补液对症治疗。你别紧张，一会按我说的做就行了。”
还没上楼，他已经知道这个病人要怎么治疗了，这也太熟了吧。
说话间，车已经将将停住，景春老师挺着胖胖的肚子嗖地窜了出去，我提着急救箱赶紧跟上。
患者家在三楼，楼道很窄，过道被杂物堆得满满当当。我费力地爬着楼，脑海里闪过一个念头：一会要是需要将抬患者下楼，估计得费点劲。
头顶传来了景春老师的喊声：“你们上来的时候，记得处理下拐角的东西！”
他好像总比我们快一步。
爬到楼层的时候，景春老师已经在敲门了，我站在他后边一边擦汗一边张望，突然吓了一跳——
患者家门口，居然贴着白对联。这不是死了人才贴的吗？
我和景春老师换着敲了半天的门，房门终于打开。屋里一片漆黑，唯一的光源来自吵闹的电视。
急诊说患者吐血了，但我似乎没有闻到铁锈味。
开门的是一个五六十岁的中年女人，她看起来状态很不好，打开门后连句话都没说，就像软脚虾一样，趔趄地扑向了椅子。
景春老师像自家亲戚一样，一把拉住了女人，语气焦急地问道：“小祥呢？”
女人无力地抬起手，指了指门没有关严的卧室。但她整个人仍然往下瘫，连带着拉他的景春老师都被拽倒了。我来不及管他们，直奔卧室打开了门。
卧室里也没有开灯，隐约能看到床上躺着一个人。我站在门口喊了两声，对方都没有答应。
我担心患者可能是昏迷了，赶紧放下急诊箱要去检查，同时在墙上摸索着灯的开关。
就在开灯的一瞬间，客厅里原本瘫软无力的女人突然暴起冲了过来，一巴掌拍在开关上。灯光立刻熄灭，她在我耳边歇斯底里地大喊：“谁让你开灯了！谁让你开灯了我问你！我儿子睡觉呢！”
我一脸懵，就听景春老师在后面对我说：“出来吧，让护士拉个心电图。”
急诊拉心电图的意思是准备放弃抢救了。可我完全没理解。刚才灯只亮了那么一瞬间，站在门口的我也只能大概看见床上有个穿着黑西服、闭着眼睛的人，怎么就能判断他死了？
景春老师就算再料事如神，这也属于不负责任了吧。
看护士真的听话进去做心电图了，我有点毛了，上去推开她们：“咱们来干嘛的？咱们不是来救人的吗，还没干什么就拉直线……”
说着我的双手已经放到了患者的胸膛上，想做胸外按压——
那一瞬间，手掌下传来的僵硬冰冷的触感毫无疑问地告诉我：这是个死人。
我意识到不对，立刻转头问那个中年女人：“患者什么时候死的？”
顿了顿，我又问：“你和你儿子关系还好吧？”
这个问题等同于：“你儿子真的是病死的吗？”
提前贴上的白对联、漆黑的房间、黑西装，这场死亡怎么看都像是计划好了的，报120只是为了让我们来打个合法的死亡证明。
提前计划的死亡，不就是谋杀吗。我都想到报警了，可景春老师立刻走过来拽住了我：“你在这瞎说什么呢！赶紧出来！”
我挣扎着向他解释：“老师，你不觉得这很奇怪吗……”
话没说完，景春老师已经一把把我推出了大门，砰的一声关上了铁门：
“从现在开始，你不用参与这次急诊任务了，就当自己没来过吧。”
站在冰冷的楼道里，听着里面隐隐约约说话的声音，我突突狂跳的心脏渐渐平静下来，理智也重新回到大脑。
里面那个叫“小祥”的死者真的有问题吗，我不知道，但我知道，我只是个来急诊轮转的住院医，对于我来说，没有比得罪景春老师更严重的事。
来的第一天景春老师问我有没有得罪谁，我没有回答，但其实我心里很清楚，自己为什么被“发配”到急诊科——就是因为我多管闲事。
还在耳鼻喉科的时候，我接到过一个4岁的患儿。患儿鼻腔内有异物，但孩子的家长压根不知道东西卡进去多久了，还为了省一点麻醉钱死活不给小孩麻醉。
查体时，我又在孩子身上看见了大片的淤青，衣服也很旧很臭，好好的一个孩子，四岁了还不会说话。
最后，当我发现从孩子鼻腔里取出来的竟然是一坨特别脏的塑料墙纸，孩子家长还不认识这个墙纸时，我彻底忍无可忍。
我报警了，理由是怀疑这对父母是拐卖的小孩。
警察来到医院的时候，我的带教老师才知道这件事，全程用看奇行种的眼神看着我。警察一走，他就告诉我：“你这么厉害，我教不了你了，从现在开始你不用参与这个孩子的治疗了。”
后来警察的调查结果表明，这对父母确实是亲生父母，只是因为各种原因，俩人没结婚，孩子也一直被扔在老家照顾。由于我的举报，孩子最终被交给了福利机构。
我感觉自己做错事了。更闹心的是，孩子父母一直在医务科闹，我和我当时的带教老师被取消了当年的评优评先，并且扣除4个月的绩效，给患儿家属赔偿“精神损失”。
从那以后，带教老师再也没给过我好脸色，直到我被“轮转”扔到了急诊科。
现在才是我进入急诊科的第三天，我又死性不改，直接问人家是不是把自己亲生儿子杀了，不知道这句话会给景春老师惹多大麻烦。
也许等他出来，就要把我踹掉了。急诊科都不要我，我还能去哪？
好像等了一个世纪那么久，门终于开了，景春老师和护士们走了出来，没有带病人，“小祥”妈妈也没有送。看来事情应该是解决了。
我低着头，跟着景春老师回到急诊车上。
车辆开动，车里很安静，只有设备碰撞沉闷的声音，和打火机拨动的脆响。景春老师手里拿着一个打火机，不断地打亮、盖上，不说话。
良久，我主动开了口：“对不起景春老师，我给你惹麻烦了，要是患者投诉，你把责任推到我身上就好了。”
景春老师看着打火机，头也不抬：“你为什么要问一个母亲，她的儿子是什么时候死的？”他加重了“一个母亲”四个字。
我列出自己的怀疑：“120说是吐血，可是家里没有看见血迹，死者还被换好了丧服，门口贴着白对联，就像是在等待死亡……”
景春老师叹了口气说：“她老公7个月前因为尿毒症刚去世，所以有那个白对联。”
我愣了一下，张口还想说，却被他挥手打断，他有些不耐烦似的说：“你可以做最坏的打算，但不能把事情把最坏里想。”
顿了一会，他递给我一根烟：“算了，你也没做错什么，待会下车抽根烟，缓缓吧。”
我知道，景春老师不追究我的冒失，已经是最好的结果。他比我更熟悉这家人，他说没问题，就是没问题，我不应该再追问了。
可我的心里还是有些不舒服。我憋了一路，下车后叫住了景春老师，把烟还给他。
景春老师惊讶地看着我，我张了张口，最后说，我不会抽烟，不能拿。
景春老师看了我一眼，说：“没事，我教你，很简单的。”
他把烟点燃，也不问我的意愿就塞到我的嘴里，接着自己也叼起一根烟示范：“吸一口烟，然后含住，再用鼻子深吸气，最后再将嘴里的烟吐出去就行了。”
我照着景春老师说的，慢慢地深呼吸——
那是我人生中的第一口烟，一半是冬日傍晚冰冷的空气，一半是烟草燃烧的气味。心里的烦躁渐渐消散了，我觉得烟果然是个好东西，怪不得那么多人喜欢。
很多年以后，我在非洲的时候，有一次聚众抽烟，有个同事发现不对劲，跟我说你抽烟是不是没过肺？
我才知道，景春老师教我的只是一个伪装得很好的小戏法。那时候我已经这样抽了好几年，改也改不过来了。
同事说，教你的是个好人，这样你才永远不会上瘾，也不会因为不抽烟被外科烟民排挤。
好奇怪，这个世界上第一个对我说“景春老师是个好人”的，竟然是个从没见过他的陌生人。
我没有再追问那个奇怪的死者小祥，猜想景春老师应该已经确认此人是病逝，开出死亡证明，死者火化，事情就完了。
没想到仅仅三天后，麻烦再次找上了门。
那天急诊室值班的只有我，景春老师拿一根天津大麻花跟我买了个人情，说要去参加女儿幼儿园的校园开放日。我也有个女儿，这种事当然不能拒绝。
他刚走一个小时，护士就塌着个脸来求救了，说导引台那边有个病人家属找景春老师，“我给景春打了无数个电话，他就是不接”。
我问护士那家属说什么了，护士脸色尴尬地说：“她说我们没有医德……”
我顿感头大，跟着她往外面走，一出门，立刻倒抽了一口冷气——是小祥的妈妈。女人今天穿着一身黑，唯独羽绒服帽子下冒出几丛乱蓬蓬的银发，连脸色都是青黑的，一看就知道，人已经在崩溃的边缘了。
看起来她已经闹了有一会了，现场围了一圈围观群众。
我努力用最平和的语气问好：“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的吗？”
女人瞥了我一眼，继续大力拍打着导诊台：“叫李景春出来！躲着我有什么用，还有四天我儿子就头七了，要等到什么时候我才能拿到死亡证明？”
景春老师那天没开死亡证明吗？我一头雾水，但也不好多问，只能向她实话实说：“景春老师下午请假了，今天您可能见不上他了，要不我将你这个需求转达给他，您明天再来？”
话一出，小祥妈妈更炸了：“刚刚护士说他去手术了，现在你又说他请假了，找你们医生办点事就这么难吗？比见省长还难？”
她从包里拿出一张红头文件，拼命往我脸上怼：“你以为我想找你们吗？还不是你们自己做手脚？为什么给我写失血性休克？”
她的话支离破碎的，我听了半天才大概明白，景春老师那天确实开了死亡证明，但在主要死亡原因那一栏，他只写了“失血性休克”。
“失血性休克”不能算一个完整的死因，一般还要说明是什么造成了失血性休克，比如是疾病还是外伤。这份证明等于没写完，导致小祥妈妈在后续办手续的时候遇到了麻烦。
景春老师怎么会犯这样的错误？而且，现场根本没看见血，为什么写“失血性休克”？
我还没想明白，一旁的护士也许是为了平事，对小祥妈妈说了一句：“这个死亡证明改不了的，即使要改也是要审批走流程的。”
不说还好，一说，小祥妈妈的怒火仿佛瞬间被点燃。她突然开始歇斯底里地撕扯着手里的布包，一沓一沓装订好的文件雪花一样被她扔出来。她边撕边哭喊：“流程、流程，从老公到我儿子，在医院的每一步，你们都要走流程要审批！这个不行那个不许！我听了多少遍了，但我老公、我儿子还不是死了！”
“你们这么会说会骗，那你救活他俩啊！要不你让我也死！也死在这儿好了！”
她崩溃地把整个包摔在地上，顺手抄起旁边的平车就要撞过来。人群开始大叫着躲避，我脑袋一片空白，被推搡着向办公室跑。
只听身后“咣”的一声，平车猛地撞上了导诊台。我听着那响动，想到这一下撞的要是我的腰，感觉身子都麻了半边。
女人被车子的惯性反弹得坐在了地上，但好像感觉不到痛一样，立刻又爬了起来，抓住平车冲向办公室这边。
办公室的门锁早坏了，三个保安顶了上去，隔着一扇玻璃门，强行把她堵在外面。
两边都使出了吃奶的劲，我呆呆地站在他们背后，看见保安的脸因为用力而扭曲，也看见女人的脸——她满面都是泪痕，头发蓬乱，怒目圆睁，嘴巴上突兀的一抹腥红，不知道是在哪里被碰伤了。
苍白而愤怒的一张脸，仿佛要冲进我的脑海，永远刻在那里。
分明她是行凶的一方，可她看起来又如此绝望，声嘶力竭地冲我们大喊：“你们放过我们好不好，你们要逼死我吗？”
门内，保安们在商量对策，一个保安队长模样的人嘱咐另外两人顶住，“我再去叫几个人从后面绕过去，然后用束缚带把她捆起来，等着警察来处理她……”
我几乎脱口而出：“不行！”
三个保安都错愕地看着我，我舔了舔嘴唇，不知道该怎么解释。景春老师和我说过这个女人的经历，我知道她只是心里太苦，并不想伤人。可是这个理由，恐怕很难说服别人。
保安队长懒得管我，低头对着肩上的对讲机就要摇人：“急诊科有情况……”
没等保安队长说完，我一把把他肩上的对讲机薅了下来，怕通话没断，还猛扭了两下。
保安队长气疯了，指着我的鼻子骂：“你是不是疯了？你这么牛逼你怎么不出去跟这个女的干？”
护士在一旁试图劝架，但我也来了脾气，梗着脖子斩钉截铁地说：“她前天刚死了儿子，几个月前刚死了老公，这是我病人的家属，我不希望她被更不公平地对待，这就是原因！”
话说完的时候，我才感觉周围突然安静了下来。
门没关紧，外面的女人肯定听见了我的声音，不知道是因为这番话，还是因为本来就已经力竭，她突然撒开手，瘫倒在了地上，脸向下俯着。几秒钟后，我听到她哀嚎一样的哭声，一声接一声。
没有人再怀疑她会伤害任何人。几个保安站在原地，也有些尴尬。
最后保安队长恨恨地冲我撂下了一句话：“你是好人！大好人！我们是王八蛋！咱们来日方长。”
保安们都离开了，我站在原地。护士接了个电话，低声告诉我：景春老师知道情况了，让我们等他一下，他正在往医院赶。
我看着女人哭，周围的人从驻足围观到渐渐散去。女人哭累了，慢慢爬起来，好像仍然没有力气站起来，双手抱腿蜷缩在墙边。
我终于递给她一张纸巾。她接过去，手因为抽泣还在颤抖，断断续续地对我说：“对不起。”
我说没事。这一刻才发现，我的声音已经哑了。我一直在用拇指狠狠地掐着自己，以防自己失态哭出来。
尿毒症的丈夫、肝癌的儿子，两个无比漫长无比折磨的病，两位亲人的逝去，究竟给这个女人留下了什么，我仅仅是旁观就觉得无法忍受。
就在这时，景春老师不早不晚地赶到了。
一进门，景春老师就热情地和小祥妈妈打招呼，好像没看见女人满面的泪水。更让我惊讶的是，女人也瞬间不闹了，一抹眼泪，站起来迎了上去。
几乎是和和气气地，两人走进了谈话室，然后门砰的关上了。
也就过了十来分钟，女人就一边说着谢谢，一边鞠着躬，倒退着走出了谈话间，随后大步离开了，看也没看我一眼。
我本来还沉浸在不忍心中，看俩人十分钟竟然就把问题解决了，突然觉得不对劲。
女人一出门，我立刻抓住景春老师问：“你跟她说了什么？”我故意卷起裤腿露出小腿上被撞的乌青卖惨，意思是这事得给我个交代。
景春老师一脸诚恳地跟我道歉，问我要什么补偿，顶班还是一顿大餐，就是不回答我的问题。
我说我都不要，我就要他给个答案，为什么之前要给出一个不完整的死亡证明？
景春老师眉头一皱，很快又假惺惺地笑了起来，他说他没听懂我的问题。
我直言：“你是不是故意要让她来一趟医院？”
景春老师脸上的笑容不见了：“写错了呗！马有失蹄，人有失手，哪那么多故意。”
他的声音很大，充满了欲盖弥彰的意思。
我心里有了答案。他就是故意的。
事后想起来，那时候的我真是年轻，也真是疑心病重。经历过几次在手术室里被甩锅之后，我怕死了再碰到这种病历写了我名字、病人却和别的医生单独谈话的情况，一遇到我就乱想，怎么阴暗怎么想。
我觉得景春老师故意写错死亡证明，就是为了让孙祥妈妈来求他。他不想让人家轻易开到这个死亡证明。
为什么呢，也许是因为——他想索贿。
人人都知道景春老师缺钱，不说医疗纠纷让他欠的那一大笔钱，据说他接这台手术就是为了钱。出事后患者家属本来愿意偷偷私了，他却坚持上法庭，也是因为私了太贵。
他俩进的那个房间没有监控，之前景春老师跟我躲在那里抽烟吹牛，还神秘兮兮地说：“很多上不了台面的东西，都可以在这里达成”。
我越想越觉得这个猜测很合理，越想越生气。
我是一个很浅的人，喜怒哀乐很容易出现在脸上，恐怕此时的我脸上全是厌恶的表情，景春老师大概也能看出来。他岔开话题对我说：“想不想听听这一家人的故事？”
我转过头对着电脑说，我的病历还没写完，没时间。
景春老师还是问了我一个问题：“小谢，你知道什么是‘被允许的死亡’吗？”
我摇头。
景春老师说：“意思就是，如果一个人死的时候，他自己和爱他的人都接受这件事，这就是‘被允许的死亡’。”
这根本不是一个医生该说的话，我不知道他为什么有这种念头。
他说：“孙祥是肝癌晚期，放弃治疗已经很久了，他妈妈也接受。上一次孙祥因为并发症被送到急诊的时候，我把他救醒，他对我说：‘你欠我，你骗了我，我已经没有了尊严，我想死。’”
景春老师的意思是，孙祥是个肝癌患者，活着非常痛苦，他的死，对他们母子俩来说都是一种解脱。至于到底是正常病逝还是自杀他杀，不重要。
同样，我也不应该再关心他到底和死者母亲达成了什么样的交易。
我一言不发，感觉景春老师在背后看了我很久，叹了口气，最终转开目光。
说实话，当时我已经开始犹豫，是不是要留个证据，证明自己与这件事无关。毕竟这是一起人命官司，我学了13年，医生生涯才刚刚要开始，真的承受不起一点风险。
两件事的发生让我加速了这个决定。
一是第二天早上，我接到了一个电话，电话对面的人自称是孙祥的工会主任，他说自己收到了更改后的死亡报告，但对死因有所怀疑，“你们是怎么排除自杀的可能的？”
他暗示自己怀疑孙祥是自杀。
首先，这个电话打到我手机上，已经让我慌得不行了。这是否表示“官方”已经认为我才是孙祥这个病人的负责人？
更让我头疼的是，景春老师听到电话对面的声音，直接把手机抢过去跟对方吵起来了。
他质问对方到底在怀疑什么，人家说这件事关系到丧葬费的发放，他破口大骂：
“去你妈的！丧葬费你还要扣，你有没有人性？扣下来给你自己买棺材啊？我就骂你怎么了？你有本事来医院找我，我告诉你我叫李景春，我他妈怕你啊——”
这通电话以我抢过手机强行挂断告终。他没有解释自己为什么爆发，我也没有问。但我们都很清楚，他的叫骂只是一种心虚。
这通电话意味着，孙祥的案子有人在查了。
一整个下午，我都感觉景春老师在若有所思地打量着我，看得我有点发毛，但不知道为什么。
紧接着第二件事发生了。当天午夜，我被电话铃声惊醒。
当时我已经睡得迷迷糊糊，接起来喂了一声，对面没有说话，一会就挂断了。我以为是打错了没有在意，但刚睡着没多久，电话再次响了。
我挣扎着清醒了一些，看了一眼手机，是陌生号码，只能看到的归属地是本地。
我再次接起电话，大声问：“喂？你是谁？”
对面还是不说话，我又仔细听了一下，能听到对面有些急促的呼吸声音。
有人！我的瞌睡一下就醒了，头皮发麻。电话被迅速挂断，我回拨过去，嘟了半天，无人接听。
我冒了一身冷汗。谁打的电话？为了吓唬我？恐吓我？我得罪什么人了？
我很快反应过来——孙祥！孙祥的死，能作证的医生只有我和景春老师，景春老师和孙祥母亲成了一伙，现在就剩下我了。
他们打算收买我？不，哪有凌晨四点打电话给人行贿的。
那就是他们看出来我过于正直，收买不了打算灭口？
我知道自己想得太夸张了，但又忍不住想，越想越害怕。睁着眼睛到了天亮。天边露出鱼肚白的时候，手机铃声突然再次响起。
我几乎是瞬间就接通了电话，对着对面大声“喂”了一声。
对面还是没有人说话，只能听到轻轻的呼吸声。
我听到自己心脏跳动的声音，咚、咚咚。不能再犹豫，ta很可能会像前两次一样挂断电话，那我一定会被自己的胡思乱想吓死。
我努力放缓了语速，假装平静地说：“你好，孙春礼，你有什么事情吗？”
我要赌一把，至少先确认电话那头的人是谁。
电话里安静了约30秒，那是我此生度过最漫长的30秒，终于，我听见话筒对面传来声音：
“你好，谢医生”，女人若无其事地自我介绍道，“是我，孙祥的妈妈孙春礼。”
我脑海里的第一个念头是，尽量假装这个电话很正常，别让她发现我在想什么。
我假装没事一样闲聊：“你怎么用这个号码打过来的？我看不是你的号码啊。”
孙春礼也顺着我回答：“这是我老公的号，我想留个念想，所以一直没销户。”
是景春老师说过的，那个七个月前尿毒症去世的老公。
看她没有继续说的意思，我再次提问：“你打我电话有什么事吗？我记得景春老师已经重新写了证明了，孩子的后事办得还顺利吧。”
孙春礼轻轻地说：“是的是的，挺顺利的。”
她停了很久，就在我又要找话题的时候，她开口说：“景春说120出诊那天我的状态吓到你了，我给你道个歉，毕竟那天我儿子刚去世。”
这是在试探我有没有怀疑孙祥的死因吗？我连声说没事，“我本身是个新手，那天情绪也不好，应该是我冒犯了您，不好意思啊。”
孙春礼不说话。电话里安静了许久。我感觉她在犹豫，犹豫要不要冒险放过我，还是做什么才能让我闭嘴。
我竭力控制着自己声音中的颤抖，问：“你还有事情吗？我有点忙。”
孙春礼犹豫了很久，说：“其实……景春是个好人，他帮了我们一家人很多次。”
我无法判断她话里的意思了，应付道：“对，我也觉得景春老师是个好人，这样，伯母，我会把这份谢意给您带到，现在我真的得去忙了——”
孙春礼好像有些没反应过来似的，嗯了一声，我已经匆匆挂了电话。
放下举着的手机，我发现自己的手还在微微发抖。
这通电话到底是什么意思？试探？威胁？如果对方真的是一个能杀死自己亲生儿子的女人，那她对我——
我不敢再想下去，脑海里只有一个念头，我得报警。
我早就该报警了，发现孙祥的死可疑的时候我就应该报警；发现老师打出了一份可疑的死亡证明的时候我就应该报警，这些事应该由警察来解决，而不是我在这瞎猜。
但我也真的害怕，我并没有铁证，要是一切都是我阴谋论了，我把自己的患者和老师一起告了，在医院也彻底不用混了。反过来要真的是命案，我之前没有报警，现在也难摘得干净。
思来想去，我得出了一个折中的方案——找医院的警察。
如果我的住址没有被出卖的话，孙春礼大概率只能来医院找我，我要找保卫科帮忙，如果孙春礼再来医院，请他们额外注意，尤其检查一下她身上有没有带什么利器。
不管他们有什么勾当，我只有一个最底线的愿望：活着。
我从床上爬下来，简单洗漱了一下就直奔保卫科。
一进保卫科，我就发现有种奇怪的氛围，保安们看着我的目光十分不善，阴阳怪气地说着：“现在的年轻人，空手就能来道歉啊？”
我这才想起来，上次孙春礼来闹事，我“背刺”过他们，他们估计还在记仇。
保安队长坐在中间，两条腿架在办公桌上，眼睛从下缘睨着我，看我走近了，从鼻子里发出一声轻嗤：“怎么了？谢医生是不是又遇到什么危险了？”
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我硬着头皮站在那里，把孙祥的事情从头到尾说了一遍，当然，没有提景春老师的事，只说了我怀疑孙祥死因、孙祥母亲电话骚扰我的部分。
可保安队长一点也不傻，又或者是为了故意刁难我，他很不耐烦地抖着腿说：“那照你的说法，那个女人已经拿到死亡证明了，她还找你干嘛？”
我知道，自己不说出些什么，他们是不会帮忙的。
我感觉心脏砰砰直跳，有一种力量驱使着我，我凑到了他旁边，压低声音说：“我觉得……我觉得这件事，可能跟景春老师也有关系，景春老师帮了他们。”
保安队长的腿一下就不抖了，他抬高了声音问：“你说什么？”
也许是因为保安队长的怂恿，也许是因为太害怕孙春礼，也许是因为在我的心底，我就是非常怀疑景春老师——
我甚至有怨气、有恐惧，因为我的电话号码只能是他告诉孙春礼的，甚至我怀疑，为什么恰好是孙春礼来闹事那天他不在医院，有没有可能他就是拿我顶锅，那我凭什么不能为自己留一手？
对着保安队长的摄像头，我战战兢兢地讲述了我知道的所有事情，包括景春老师和孙春礼走进房间的那十分钟。
走出保卫科的时候，我整个人都仿佛被抽空了。
我感觉自己肯定是个傻逼、是个二五仔。保安明显是想诱导我留个把柄，我还往陷阱里跳。景春老师知道这件事的时候得多生气，他的学生不但怀疑他，还把他举报了。
可如果不是他，孙春礼为什么会有我的电话？如果不是为了索贿，为什么要和孙春礼单独见面？要是他真的没有收钱，孙祥的死没有问题，我说的这些话，对他也不会有什么伤害吧！
我的身体里仿佛有两个小人，一左一右，要把我撕扯成两半。
在冷风里抽了很久很久的烟，直到下午班的时间到了，我才不得不回到急诊，回到景春老师的面前。
景春老师好像什么都不知道，还是游手好闲地靠在那里。
我不敢看他，埋头修改病历。最近医院搞大检查，景春老师平时写病历吊儿郎当，有不少茬可挑，我一份一份挑出来给他改，仿佛这样就可以弥补心里的不安。
办公室里很安静，突然，景春老师在我背后幽幽地开口：“你这每天都在搞形式主义，什么时候看书呢？”
我敷衍道：“回家会看的。”
景春老师不满意这个回答：“那你怎么陪你的家人呢？”
我干脆不接话了。
景春老师被晾了一会，也不尴尬，继续给我念叨：“小谢，你知道吗，对于我们医生和病人来说，希望才是最重要的，前沿技术，就是这种希望。你必须不断地学习，即使最新的技术不能马上用到你和你的病人身上，至少能给你们希望……”
我埋头写着病历，感觉眼睛热热的。
其实，我很喜欢听景春老师说话。他经常罗嗦一些听起来冒着傻气、过分理想主义的东西，这些话是别的老师根本不会说的，哪怕只是嘴上。
每当这种时刻，我又会觉得，他是一个好医生、好老师。
我听说过，最开始的景春老师是个很天真、很有野心的人。
他学历高，来我们医院的时候，医院曾经开出了房子、编制等等条件特聘他，他都不要，就要破格当外科指导。
外科指导是个权力很大也很辛苦的位置，理论上来说，他可以插手外科系统的所有手术，同时全院的台上救急都可能会找他。
所有人都等着看景春老师拿了这个位置想干嘛，没想到他做的第一件也是唯一一件事，是推行更严格的术前制约。
他要求所有医生重新和患者做术前谈话，还要求更严格的手术指标评估、手术意愿评估。
患者不愿意做就回去，没到必须手术的时候就不做，医院不是百分百能救的病人就干脆不接，向上转院。
即使很多年后，我听到那一段话，都觉得热血沸腾。我觉得他做的这件事是好的，甚至是救人命的。
我们所在的医院是个小医院，其实医疗条件挺一般的，这就导致医生们都喜欢做一些没风险的小手术，比如割个不好看的肿块、开点检查、开点止疼药，对医患双方都不冒险。
更可怕的还不是这个，是抱着侥幸心理，做不了的手术硬做，接不下的病人让人家在我们这耽误时间，那就是谋财害命。
据说，就在那段时间，有一个刚生过孩子的女人来我们医院做扁桃体手术，被景春老师告知术前检查不合格，拒绝了。那个女人不甘心，跑去一个小医院再查，人家就给她开了手术，结果小手术做出大出血，差点没命。
可想而知，如果景春老师能一直那样坚持下去，他能拒绝多少不该做的手术，能救多少人。
可主张再好，敌不过现实残酷。景春老师干外科指导一个月，整个医院，甭管多有资历、多牛逼的医生，几乎都没有开起来的手术，整个医院直接停转。“改革”因此被院主任紧急叫停。
匆忙下台的景春老师肯定是很不甘心，想尽办法要回去，所以后来，他就接了那个72岁的结肠癌病人。再然后，病人死了，外科指导彻底黄了，从此，那些所谓的理想主义，大概都变成他嘴上说说了吧。
也许他也是伤心的。我还记得，有一段时间，急诊住进来一位82岁的老年病人，肺炎导致多器官衰竭，抢救意义不大，只是家属一直没有下决心签不抢救同意书。
那天老人的监控仪再次发出警报，我跑去做心肺复苏，景春老师慢了几分钟过来，站在门口用一种很奇怪的眼神看着我埋头奋战，突然，他开口说了一句：“你悠着点。”
我很迷惑，说心肺复苏不用力人就死了啊？他说，别把老人的肋骨压断，顿了顿才解释道，家属已经签放弃抢救了，我们保护遗体就可以了。
这句话显然让他非常难开口。作为一个老师，他要告诉他的学生，有时候，我们什么都不做、什么都不争，才是对的。
那一瞬间我有些难过。我默默地站起身，退到一边。
难以承受眼睁睁看着一个人死掉，我想出去，却看景春老师还站在原地。我问他怎么不走，他摇了摇头。
我们又等了好久，终于，患者的心电图归零，患者家属进来做了最后的告别。他们擦干眼泪，礼节性地过来向我们鞠躬，说出那句熟悉的：“你们已经尽力了，谢谢你们。”
那一瞬间，我感觉景春老师绷紧的肩背终于放松下来。他点了点头，面无表情地走了出去。
我才意识到，他在等一句“你尽力了”。
不知道是那一次医闹留给他的后遗症，还是他也不甘心放弃这个病人，他想有人告诉他，他已经尽力了，哪怕那只是一句客套话。
他想证明自己不曾愧对一个生命，他想做一个好医生。
如果，如果我们能在那起事故之前认识该有多好，景春老师一定会是最好的老师、最好的医生。
急诊的日子一天天过着，我和景春老师之间的氛围很古怪，但他也没有问我，似乎根本不在乎我在想什么。
直到有天晚上，他真真正正的救了我一次。
那天，景春老师比我早下班回家了，我正在急诊科补病历，突然被急诊科副主任叫了出去。他说他有个关系还不错的家属，求他给儿子做个小手术，皮脂腺囊肿切除，但他的针线活没我细，想求我帮忙给缝个针。
一个主任夸我的针线活细，我一下就飘飘然地答应了，跟着他往手术室走。
家属就在手术室外面等着，一见面就热情地和我握手，什么青年才俊、年少有为之类的四字成语说个没完。
在这些夸赞中，孩子妈妈夹了一句，会不会有危险？
早就被捧到天上的我责无旁贷地拍胸脯：“小儿科！问题？有什么问题，我保证给你儿子缝得漂漂亮亮的。”
我哼着小曲走进手术室，一看到病人，脑袋就嗡了一下。
主任说是皮脂腺囊肿，没告诉我，这是个鸽子蛋大小的囊肿，还端端正正地长在太阳穴上。要知道，这个地方走行着颞浅动脉、颧眶动脉等一系列命脉，一根针插进去就能要人的命，何况是割一个肿物。
我根本没看到这个患者的彩超、血凝等等材料，也没有好好参与术前谈话，我默认主任做事，应该一切都准备好了，就这么上了台。现在，我根本没有退路。
硬着头皮，我拿起了手术刀，开始一点点切开表皮，一点点分离肿物和周围组织。
手术钳慢慢靠近肿物底部，只是轻轻一拨，一股血液瞬间喷了出来，足有20cm高，溅在了我的衣领上。
我慌乱地拿纱布按住，毕生所学都在脑子里飞转：我碰到了什么血管？动脉血管？不可能啊，哪有这么脆的血管？
患者已经疼痛得开始挣扎，这是个17岁的男孩。
我让护士安抚住他，努力凑近肿物下端去看，一看吓了一跳，这皮脂腺囊肿下还藏了个血管瘤。
不同于皮脂腺囊肿长在皮肤上，血管瘤整个是一坨打了结的血管，一旦破裂，出血量跟大动脉有一拼，还非常容易引发DIC，导致感染死亡。
我尝试着夹住出血点附近的血管，结果不知道是不是碰到了脆弱的血管瘤，血越流越多，手术室里像杀人一样全是满目鲜红。
我急得眼泪都要冒出来了，什么也顾不上了，喊护士：“给景春老师打电话！给景春老师打电话！”
听到景春老师“喂”的那一瞬间，我差点鼻子一酸哭出来。
简单几句话，他立马明白了我的处境，低声骂了一句“王八蛋”，我知道他在帮我骂急诊科副主任，紧跟着下一句他就说：“我马上到，你现在把手机开公放——”
我搁下手机，景春老师有条不紊的声音传遍了整个手术室：“王护，你通知手术室，这台手术局麻转全麻，再给这个孩子抽个交叉配血急查，然后通知血库急诊备血，然后你去告诉患者家属，一个去办理住院，一个去找地方献血。”
听到嘈杂的患者家属不顾护士阻拦冲了进来，叫着问她孩子怎么样了。
一片混乱中，我听到景春老师冷静地在对患者说话，他说：“孩子！你别怕，你额头上的肿物比较大，想取出来比较困难，所以得要找他的老师来帮忙，不过你别担心，会没事的。”
不到二十分钟，景春老师带着另外一名医生冲进了医院大门。
我不知道他是从哪里赶回来、怎么做到以这种速度赶回来的，只听见他平静地抛下一句：“小谢，这台手术你别上了，休息一下。”随后人已经进了手术室。
还是跟着他回来的那个医生凑过来，抚慰地对我说：“别担心小谢，你知道你老师的外号叫什么吗？叫‘救火员’，我以前闯的祸比这还夸张，他全能摆平。”
他们全都进去了，手术室的灯亮起，我瘫坐在手术室外面，浑身没有一点力气。
发麻的感觉过去以后，我听见手术室里传来景春老师的声音：“你别说，这小子有点运气，血管瘤的袢还未侵袭大血管……”
我知道他是说给我听的，他让我放心。
我眼睛一红，刚才憋住的泪水终于涌了出来。
两个小时后，患者被平安推出了手术室，血管瘤成功切除，命保住了。
战斗结束，患者家属的后怕迸发了。他们拦在手术室门口，要我给个交代，为什么说好了的小手术变成了全麻大出血。
我听说过，最具毁灭性的负面情绪是羞愧，那就是当时我感受到的。我压根没想怪那个副主任，就是羞愧，是我自己要上手术台，自己被捧得失去了基本的警惕，因为自大，我让一个17岁的男孩陷入险境。
如果真的出了事，我拿自己的命也赔不了。
当那个72岁病人死在景春老师的手术台上时，他是怎么想的？他也感受过这种羞愧吗？他怎么能继续做医生的？
突然，一只手从后面抓住了我的脖子，使劲往下按。那只手很热、很有力气，我被迫做出了鞠躬的动作。
我低着头，余光看见抓着我的人，景春老师就站在我旁边，同样在深深地鞠躬。他的腰弯得比我深，站位比我要靠近家属。
叫骂的家属倏然安静了下来。
直起身，景春老师低低地说：“这件事主要责任在我，我作为老师，没有认真给学生筛选病人，还违背规定少做了必要检查。过错就是我们的，我们会竭尽全力，帮助患者好起来。”
患者在院5天，无论上下夜班，景春老师都带着我去查房换药，还自己花钱给患者买了水果。
五天后，患者终于平安出院。景春老师大骂了我一顿，让我写了两份检讨。这件事就这么过去了。
我知道，景春老师几乎是救了我一命，无论是从职业生涯，还是从做医生的决心上。
他的心死在了那场事故里，可是他没有让我的心冷掉。
这么好的老师，这么好的医生，我为什么要出卖他，他又为什么要受贿，为什么要帮一个杀人犯隐瞒？
在纠结后悔中，我的轮转到了两个月的最后一天。
其实，我从没想过真的这么快就要和景春老师告别了。急诊缺人我看得出来，我已经做好了至少轮转半年的准备，甚至考虑过要给景春老师送什么礼才能早点结束轮转。
但就在两个月的最后一个周五，景春老师轻描淡写地告诉我，你的轮转结束了，周一回自己科里吧，报告我已经打上去了。
我愣在了原地。就这么容易？
就像第一次见面时说的那样，他一天也没有拖延。景春老师对我说的一切半真半假的话，到最后都是真诚的。
我愣在那里，张了张口，想把自己曾经怀疑他、举报他的事说出来，想弥补自己的过错，提醒他去和保卫科那边解释，不要让那个视频被谁利用，可又说不出口。
如果不说，事情不爆出来，我在他心里还是个好学生，如果说了，他一定会讨厌我的。
景春老师仍然一无所知地，真诚地笑着对我说：“小谢，提前恭喜你，要成为一名可以独当一面的主治医生了！”
他说：“记住，不要把这个世界交给坏人。”
这是景春老师在急诊留给我的最后一句话。我回到了耳鼻喉科。
最开始，由于心虚，我一直躲着景春老师，不愿意跟他联系；后来，遇到一些事情的时候，我又总是会想起他，想起他说的一些理想主义的疯话。
最后我忍不住开始给他发消息，讲述我遇到的病人。我想也许只有他才会在意我在意的那些小事。
景春老师开始还挺捧场，后来回得越来越少，到最后甚至不再回我的消息。
我心里有点在意这件事。有一回，正巧我在门诊碰到了一个同时患有突发性耳聋和下肢静脉曲张的病人，我麻溜地给他写了份会诊单，让他去找急诊科的李景春老师。
他能躲着不见我，总不能躲着不见病人吧。
大概半小时后，病人回来了，他告诉我说：“谢医生，你让我找的那个医生离职了！”
这个突如其来的消息把我打懵了。景春老师离职了，怎么可能？他当了一辈子医生，他那么适合当医生，怎么会突然离职？
我找到我的好友郑支柱打听这个消息。他很为难地说，其实他早就想告诉我，只是担心对我打击太大。
我让他快说。
郑支柱看着我的脸色慢慢地说，孙春礼自首了，她儿子孙祥是她杀死的。
我呆在当场。
郑支柱继续说，景春老师因为给她开了证明，被牵连进去了，但公安那边也没有证据证明景春老师是故意包庇，最后院办决定不再追查，只要求他做个内部检讨，算是大事化小。
那天，景春老师走进会议室时，他的名牌后面没有椅子。院长说让他站着报告，“这种医学界的败类，没有资格跟大家平起平坐”。
他们仍然为景春老师保留了最后的体面，院办给景春老师准备了演讲稿，只需要他念诵演讲稿，当众承认自己粗心大意，没有发现孙祥死因的种种可疑，这件事就过去了。
景春老师只看了演讲稿一眼就扔掉了。
他说，这份演讲稿写得不对，他不是没有发现孙祥的死可疑，正相反，他发现了，并且有意和孙春礼私下再见了一面，确认了孙春礼的杀人行为和动机后，才签出了那份死亡证明。
但他不是为了包庇，也不是因为受贿，“只是做了一个医生‘该做的事情’——尽全力去帮助患者”。
那天，景春老师第一次讲起了那台毁掉他的手术，那个死在他手术台上的72岁的结肠癌患者。
很多人都知道，那个患者因为年龄大、容易出现并发症，被很多家医院拒绝过，是患者家属求着景春老师上了手术台。景春老师的手术操作没有任何问题，大部分人都认为，被判败诉主要是因为患者家属无理取闹。
而景春老师说，不是的，他就是错了。他的错不是手术操作，而是没有尊重患者。
他说，其实早在上手术台前，患者本人就跟他说过，自己年纪太大了，不想再挨一刀。
可想而知，当时根本没人在乎这件事。患者的身体条件允许，付得起钱，家属想治，医生敢试试，为什么不做？
“是我想做这个手术。于是我付出了代价，付出了一辈子的代价。”
“公平吗？不公平！对我的惩罚还不够！老爷子将信任托付予我，我却在上台前就骗了他！”
所有人都觉得他被一台手术、被一群胡搅蛮缠的家属毁了前程不值得，只有他记得，有位老人再也没有机会睁开眼睛，因为他的自大。
他羞愧过，他感受过和我一样、百倍于我的羞愧，至今也没有放下。可是现在，他想对那位老人说的是，谢谢。
如果不是那场失败，也许他永远不知道，应该怎样做医生。
“我们和病人是战友，我们之间有信任、有互帮有互助、有争吵、但绝不能有隐瞒。”
听到这里，我感觉眼睛被泪水盈满。他教过我这句话，那是在一次我和病人术前谈话的时候。
那是一场切除耳廓瘢痕疙瘩的小手术，我照着之前在科室里的习惯，交代了一些并发症就打算签同意书、安排手术。
景春老师在旁边听着听着，突然站起来，找了个借口支开病人，接着当场冲我发了好大的火，一条一条纠我的毛病：
“第一，这个病是在耳朵上，它首先牵扯的就是美观，你怎么谈的，‘我尽量给你保证耳廓的外形’？你为什么不让患者知道，这个手术很可能无法保证耳朵的外形？”
“第二，这个病做完手术是需要放疗的，你告诉她了吗？”
“第三，这个疾病是由创伤、自身免疫共同造成的，她本身就属于瘢痕体质，你有告诉她术后复发和对耳生长的可能了吗？”
我当时很不服气。他说的这些并发症确实存在，但概率极小，平时我们都不提。毕竟你要是罗里吧嗦一堆，病人听不懂，就知道害怕，到时候人家直接不治了，病不是更好不了了？
景春老师看着我的表情，突然住了口，把手中的纸条团成一团扔到了垃圾桶，然后打开窗户，递给我一支烟。
我俩对着窗户静静地抽烟。
景春老师缓缓地说：“我知道，你不说那些条件不是因为忘了，而是你太希望患者同意去做这个手术。但你知道手术知情同意书意味着什么吗？”
他看着我的眼睛，顿了顿：“这是你和患者最后的机会。”
景春老师说，病人不是你展现能力的作品，而是一个活生生的人。你永远要让患者知道所有可能，永远要相信患者自己的选择。
“我要求你，以后在所有手术谈话时，都要告诉他们，他们可以在任何时间反悔，中止这台手术。”
“医生和病人之间并不是顾客关系，也不是管教关系，而应该是君子之交的战友。”
我见过很多技术高超、任何手术都敢做的医生，他们当然也很厉害，但景春老师是我见过的第一个，认为患者比自己对手术更有话语权的医生。
从作为外科指导推行术前制约，到作为急诊科医生教我，即使中间被患者家属告过、被骗过，被千百次地伤害过，他从来没有改变。
他想给所有人选择的能力和权力，因为那是他们自己的人生。
在那场检讨会上，对着所有人，景春老师再次说了一样的话：
“我想问在座的各位，因为我们是医生，我们就比患者聪明，可以替患者选择吗？”
选择治疗方案，选择要不要治疗，甚至选择生和死？
他觉得不能，所以，当孙春礼告诉他，是罹患肝癌的儿子孙祥忍受不了癌痛、求着她杀死自己的时候，他就答应了替这对母子隐瞒。
这才是他认为自己身为医生该做的事情，“尽全力去帮助患者，并尊重他们自己的选择”。
景春老师做的到底对不对，我想我早就知道了。
大概在“午夜凶铃”的两个月后，我们还见过孙春礼一次。
突然在急诊科办公室的窗口看见她的时候，我人都吓傻了，以为她是来报复我的。还是景春老师走过去开了门。
门一开，孙春礼就直接跪倒在了地上。
景春老师拼命拉着她，没有让她把头磕下去，她一面流泪一面挣扎：“谢谢你们李医生、谢医生，我真对不起你们，你让我给你们磕个头吧。”
景春老师强行把她拽到椅子上坐下，递给她纸平复情绪。他问她：“怎么样，祥祥的后事处理妥当了吧？”
孙春礼擦了擦脸上的泪水，点着头说：“安葬好了，托您的福，安葬好了。我现在可以去完成儿子的遗愿和自己的事情了。”
景春老师问她，孙祥的遗愿是什么？
孙春礼哽咽着说，之前孙祥生病的时候，他们去过一次海南三亚，只是因为听说寓意不太吉利，他们没有去天涯海角，结果回来的飞机上，孙祥一直念叨着想去看。
说这些话的时候，是我第一次看见这个女人脸上露出笑容，十分温柔的笑意。
景春老师故作轻松地打趣她，去天涯海角可不能随便丢骨灰啊。
孙春礼看着他的眼睛说：“我会承担我该承担的东西，不会辜负我们一家的大恩人的。”她还是跪了下去，冲景春老师磕了个头。
这次，景春老师没有拦。我错愕地看过去，发现他有点失神，轻轻地说：“要不是我的特殊情况，我也不会陪你们这么闹。”
我没有听懂那句话，这件事，让我后悔了很多很多年。
郑支柱告诉我，检讨会那天，景春老师的话没有说完，说到一半的时候，麦克风就被静音了。紧跟着，院长放了一段录音。
说到这里时，我的好友郑支柱沉默了。我也沉默了。
我轻声问：“是我‘举报’他收钱的录音吗？”
郑支柱没有说话，算是默认，接着他说，后来他们还展示了景春老师给人代写期刊的证据，景春老师全程没有说话，没有反驳。
最后这件事在院领导层面就定了论，景春老师包庇杀人命案，不是因为什么“医生的本分”，就是因为受贿。没多久，景春老师就“主动”辞职了。
我不知道自己该怎样面对这个消息。回家的路上，我看着和景春老师的聊天框，发了很久很久的呆，最后只发了七个字：
“对不起景春老师”。
我删除了景春老师的微信。我想，他不会愿意再见到我，我们也不会再见面了。
我告诉自己，他只是辞职了，医术还在，也还年轻，一定会在另一家医院做一个好医生，他所坚持的那些事，也一定还有机会再实现。
而我会一直记得他说的话，会尊重病人的选择，尊重我看到的每一个人。我永远都是他的学生。
5个月后，我收到了景春老师的死讯。
我曾问过谢无界，你觉得景春老师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他给我描述了一个场景：当你穿上手术服，洗过消毒水，走进手术室，手术台上铺着蓝色手术布，只露出中间一块供医生操作的皮肤，隔着手套你甚至感受不到温度——
你很难不觉得，这是一条流水线，你要处理的是一件物品，而不是一个人。
而景春老师经历了千百次这样的场景，仍然记得，躺在病床上的是一个人。
ta有生命，有尊严，会感觉到疼痛，也想做自己的选择。
景春老师是一个，想给所有人选择的医生。
在后来的几年里，谢无界越来越意识到这件事的难得。
谢无界曾以为自己早晚有机会再见景春老师一面，对他说一声谢谢，没想到最后收到的却是他的死讯。
直到那一刻，许多景春老师说过、他没有听懂的话，终于有了答案。
明晚21:04，我们讲完这个故事。
（文中部分人物系化名）
编辑：卡西尼 小旋风
插图：大五花
本篇20554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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