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1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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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第一财经 秦新安
据山东省委组织部10月21日消息，日前，山东省委决定：温金荣同志任中共济宁市委委员、常委、书记。
温金荣之前任广东省惠州市委副书记，市政府市长、党组书记。而此前担任济宁市委书记的林红玉，已于今年7月调任山西省副省长。
最近1个月内，厅局级领导干部交流任职的消息密集传出。据第一财经记者不完全统计，截至10月21日，全国约有近30名厅局级官员交流任职。其中，大部分属于跨省担任新的地方领导，也有中央和地方之间的干部交流，以及国有企业和地方政府部门之间的交流任职。
干部交流是党的干部管理工作的一项长期战略规划，也是干部任用的一项常态工作。近年来，各级组织部门在相应范围内推动实施了多批次干部交流。有关专家认为，最近这波厅局级干部密集交流，或许表明又一轮大规模干部交流已经启动，而党政领导干部交流任职有望进一步常态化。
不限于东部同中西部及东北之间
记者梳理发现，这轮干部交流以跨省交流居多，并且不限于近几年比较多见的东部沿海同中西部及东北地区交流，而是既有东部沿海同中西部及东北地区之间的交流，也有东部沿海省份之间的交流——温金荣即属此例。
此外，外界关注较多的交流任职还有：北京东城区区长周金星调任内蒙古自治区乌海市委书记，而他接替的唐毅(已转任赤峰市委书记)，也是5年前从重庆调任而来；上海青浦区区长杨小菁履新河南许昌市委副书记、市政府党组书记，而原许昌市委副书记、市长刘涛，已改任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委书记；浙江湖州市市长洪湖鹏，已改任贵州省黔南州委书记；安徽省自然资源厅党组书记、厅长郜红建，已改任上海市绿化和市容管理局局长、上海市林业局局长，等等。
除了温金荣，东部沿海省份之间交流的例子还有：浙江省委改革办常务副主任（正厅级）金晓明，转任上海青浦区委副书记、区政府党组书记、代理区长；上海市普陀区委书记姜冬冬，转任江苏省泰州市委书记；福建厦门市委常委、秘书长连坤明，调任湖州市委副书记、市政府党组书记，等等。
有些跨省交流同时跨部门，或从某个部门领导改任地方党政领导。比如，甘肃省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马剑勇，调任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检察院党组副书记，提名副检察长（正厅级）人选；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教育工作委员会副书记，自治区教育厅党组副书记、厅长祖力亚提·司马义，调任江苏省生态环境厅党组书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审计厅党组副书记、厅长叶尔波力·孜汗，改任甘肃张掖市委副书记、市政府党组书记、代理市长；山西省发展改革委党组成员，省能源局党组书记、局长邓维元，改任黑龙江鹤岗市委副书记、代理市长；四川省交通运输厅党组书记、厅长李永亮，调任湖南湘潭市委副书记；河北省机关事务管理局党组书记、局长詹鹏，调任河南周口市委副书记，等等。
频现央地交流、国企与地方交流
除了地方干部之间的跨省交流，央地交流、国企与地方交流的例子也不少。并且，这两种交流都是双向的，既有中央和国家机关干部“空降”地方，也有地方干部进京履新；既有国企领导转去地方政府部门，也有地方政府部门领导转往国企。
本轮干部交流中，从中央和国家机关转赴地方任职的有：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第六监督检查室主任李佰平，改任江苏南京市委副书记；最高人民检察院办公厅（新闻办公室）主任马骐，改任陕西省委社会工作部副部长、省信访局党组书记；应急管理部国家减灾中心党委书记、副主任魏振宽，改任山西省应急管理厅党委书记；商务部自贸区港建设协调司司长杨正伟，改任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临港新片区管理委员会常务副主任；国家民委机关党委副书记刘汝鹏，改任青海省商务厅党组书记；国家公共信用和地理空间信息中心主任门立群，改任宁夏吴忠市代理市长，等等。
从地方晋京履新的则有：西藏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纪委书记王卫东，调任中央金融纪检监察工作委员会书记；黑龙江省人民检察院党组副书记、常务副检察长杜学毅，调任最高检经济犯罪检察厅（第四检察厅）厅长，等等。
从上述央地交流名单来看，属于同一系统内部交流的特征较为明显。这样做的好处显而易见——既能增强中央和国家机关干部队伍的基层经验，也能为具备丰富基层经验的地方干部提供更大的发挥空间。
国企与地方交流的例子有：中核矿业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闵苹，转任甘肃省科技厅党组书记，甘肃省科技厅原党组书记、厅长张世荣，则改任中国钢研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上海数据集团有限公司总裁、党委副书记朱宗尧，转任贵州省大数据发展管理局党组书记，等等。可以发现，这类干部交流同样基本属于“专业对口”的交流。
干部交流任职有望进一步常态化
本轮厅局级以上干部交流任职的消息较为密集，范围也较广，但类似规模并非首次出现。相关专家告诉第一财经记者，早在上世纪90年代，党中央就推出了干部交流的相关制度，并逐步完善。可以说，干部交流任职已成为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的基本制度之一。
记者查询资料发现，1990年7月，中共中央出台《关于实行党和国家机关领导干部交流制度的决定》。随后，各省份和中央国家机关相继建立起干部交流制度。1991年，中央组织部、人事部从中央国家机关60个部委抽调102名司局级干部交流到地方或京外下属单位挂职锻炼或任职，拉开了干部交流的大幕。截至1992年2月，中央国家机关各部委共选调2000多名处级及以下干部交流到地方或基层单位工作。
1995年2月，中共中央印发《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暂行条例》，其中明确提出“实行领导干部交流制度”。2002年7月9日，中共中央颁布实施《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再次规定“实行党政领导干部交流制度”。之后，该条例进行了多次修订，“党政领导干部交流制度”这一条始终保留。
根据2019年3月3日起施行的现行《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第五十一条，党政领导干部交流的对象主要是：因工作需要交流的；需要通过交流锻炼提高领导能力的；在一个地方或者部门工作时间较长的；按照规定需要回避的；因其他原因需要交流的。交流的重点是县级以上地方党委和政府的领导成员，纪委监委、法院、检察院、党委和政府部分工作部门的主要领导成员。
条例还明确：经历单一或者缺少基层工作经历的年轻干部，应当有计划地派到基层、艰苦边远地区和复杂环境工作，坚决防止“镀金”思想和短期行为；推进地方与部门之间、地区之间、部门之间、党政机关与国有企事业单位以及其他社会组织之间的干部交流，推动形成国有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干部人才及时进入党政机关的良性工作机制。
相关专家告诉记者，干部交流对干部锻炼培养、党风廉政建设具有重要意义，其最终目的是提升党的执政水平，进而实现经济社会更好的发展。被选中交流任职的干部，通常具备较强的工作能力和培养潜力，往往能为新任职地方或部门的工作带来新气象。相应的，工作成绩突出的交流干部，也常常能获得更大的发展机会。记者注意到，前文列举的本轮交流干部，大多为“75后”，甚至“80后”，半数拥有硕士及以上学位，多人具有长期主抓经济相关工作的履历。
实践中，干部交流工作从未停止，并不时掀起高潮。例如，据新华社2010年3月报道，2007年、2008年，全国党政机关干部交流人数达63.3万人。2009年，中央管理的干部实行交流任职的共307人次。2010年下半年，中组部集中选派128名中青年干部开展央地双向交流任职，成为改革开放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此后，中组部又陆续组织多次央地干部大规模交流。
上述专家表示，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要“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推进领导干部能上能下常态化”“全面提高干部现代化建设能力”。在我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仍然突出的当下，党政领导干部交流任职有望进一步常态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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