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制”是中国史学及考古学研究的重要内容。20世纪70年代末，以俞伟超、高明先生《周代用鼎制度研究》为代表的考古学礼制研究，无疑推动了“礼制考古”研究领域的发展。不过，以往研究虽然以礼仪或礼制为主题进行了相当深入的思考与探索，本书编者之一也曾提出过“考古学礼制文化”等概念，但大多数研究集中在对相关史实或“礼的起源”等问题的讨论，较少对“礼制考古”的相关定义、重要研究领域等进行总结。我们在编写本书时，也曾结合自身研究对上述问题进行了一些思考，故不揣浅陋，略述于此。
一、礼制考古的概念与定位
讨论“礼制考古”，首先需要认识“礼”与“礼制”。
“礼”是中国文化中非常重要的概念，林沄先生《豊豐辨》等文细致回顾了“礼”字的形成过程与含义，认为“豊”（礼的本字）从珏从壴，而古代行礼时常用玉和鼓，故中原地区在造字之初，以玉鼓之形（豊）表达“礼”这一概念。至于随后礼演化出的各种内涵，前辈学者讨论甚夥，兹不赘举。概而言之，“礼”是古代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而形成的，由统治阶层用于维护社会秩序的礼节仪式（礼仪）、政治制度（礼制）与思想观念（礼义）等构成。礼的内涵丰富，不仅塑造了中国人的精神品格，也为我们带来“礼义之邦”的美誉。此外，“按现在一般的用法，礼仪和礼制可以视为两个具有包容关系的概念……礼仪包括民间礼仪和国家礼仪，国家礼仪即为礼制”，因此礼仪是一个更宽泛的概念，而礼制则是一个相对狭窄的概念，处在更为程式化、标准化、政治化的层次。这是我们在使用与理解时需要注意的。
中国考古学有着明显的“历史主义特征与传统”或者说“历史传统”，而文献史学“制度文化考释传统”也为中国考古学所继承。20世纪80年代以来，以中国古代礼制演变发展为主要内容的礼制史研究兴起，其中也包含大量考古学研究。当然，相比于经学史或思想史研究者重视对礼义的探索，考古学者无疑对礼节仪式与相关制度的研究更加得心应手，这与考古学者更多地接触物质文化材料密切相关。大量礼节仪式尤其是礼制的推行都需要一定的礼仪空间（如宗庙、墓葬）与礼仪用具（礼器），因此通过对这类物质文化资料的积累、整理与研究，并借助“三礼”文献等资料，考古学者往往可以分析复原各类礼仪活动，总结不同时段礼制的基本面貌。此外，尽管对礼俗的研究往往偏向社会学、民俗学，但由于礼俗与礼制的密切关系，甚至相互转化（如“礼源于俗”），考古学礼制研究也应关注礼俗层面。
考古学是“通过实物资料来研究人类古代社会历史的科学”，而“礼制考古”则是以礼制遗存（考古学礼制文化）为主要研究对象的考古学分支。从研究时段和对象来看，“礼制考古”又可归入历史考古学、专门考古学的范畴。
此外，“礼制考古”与宗教考古、仪式考古等关系密切，但并不完全一致，我们在借鉴相关理论与方法时，也要注意是否与我们的研究对象相适应。
二、重要研究领域
礼的内涵丰富，可大致划分为礼仪、礼制、礼义三个层次。礼仪包括各种可见的进退程式，也涉及各类可触的礼仪用具（如鼎、簋）与礼仪空间（如墓葬、宗庙）。礼制重在制度层面，礼义则指礼的思想层面。这三个层次的内涵相互交融，也孕育出独特的中国古代礼制文明，成为礼制考古研究的题中之义。从物质层面入手，考古学者既可探索各类礼器的使用规范，也可研究各类礼仪空间的营建、用途与变革等。而通过对各类礼制遗存的一般性现象的梳理、归纳与研究，考古学者又可进一步探索相关礼制、礼俗乃至其背后的思想文化。因此，礼制考古的研究内容涉及礼仪的各类层次。当然，有学者指出，“礼节仪式和相关制度是中国礼制史研究的主要对象”，而礼义层面的探索往往不易着手，过去专及的研究相对较少。由于考古学者更多接触物质文化资料，这方面的表现也更为明显。为了方便阐释与理解，以下便结合个人研究方向与本书中的部分篇目，简要回顾以往礼制考古的重要领域，也方便读者对本书所选部分篇目有一个初步的了解。
（一）器用制度
器用制度指礼仪中器物的使用规范，这涉及礼器的用途、使用场合、使用等级等。“礼器”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的礼器专指容器（即ritual vessel），尤其是三代以来的青铜容器，如以周代为代表的中原礼仪中使用的鼎、簋等容器。广义的礼器则泛指各类礼节仪式运行过程中使用的仪式器具，从材质、用途均可再细分。过去考古学者口中的礼器多指狭义的礼器，近年来，一些学者也开始强调更广义语境下的礼器。事实上，无论是三代的鼎、簋还是明清的五供，礼器的形态、材质虽有所变化，但“器以藏礼”的核心特征始终延续。在相关研究越来越深入的同时，我们也要注意礼器在不同语境下的内涵。
器用制度研究的内容繁复，下面以我们熟悉的青铜礼乐器制度简要介绍。
1. 青铜礼器制度
本节讨论的青铜礼器主要指狭义的青铜礼（容）器。
夏商周时期的礼器除玉器外，多为青铜铸造，又被称为“青铜礼器”或“青铜彝器”。自有宋以来，对青铜礼器的著录与定名工作广泛开展，这也是金石学对礼器研究最大的贡献之一。王国维先生曾著有《说斝》《说觥》等几篇短小精悍的研究，运用“二重证据法”将出土遗存与传世文献相结合，成为今天历史考古及礼制考古的先声。随着大量墓葬的发掘，一些学者注意到礼器实物与古代文献往往能相互印证，进而对各类青铜礼器制度开展了探讨。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莫过于对周代用鼎制度的研究。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一些学者便注意到周代墓葬中的铜鼎往往成套出现，并结合文献将之称为“列鼎制度”，同时也指出镬鼎、列鼎、陪鼎（或铏鼎）存在的可能性，但并未对各类鼎的器用制度做详细分析。1978～1979年，俞伟超、高明先生合作发表了《周代用鼎制度研究》，结合出土遗存与传世文献，对周代用鼎制度做了一次全面考察。该文首先阐释鼎类三分法，在此基础上，又对周代用鼎制度做了长时段的观察，将用鼎制度的变化与礼制变革、社会变革联系在一起，奠定了礼制考古利用礼器探讨古代社会结构、社会变革的研究范式。当然，其中的讨论并非毫无问题。林沄先生后来发表了《周代用鼎制度商榷》，该文首先指出文献记载鼎制的矛盾性与片面性，在回顾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也指出过分关注杂配成套的可能性，容易陷入主观“数字游戏”的危险，并进一步提出了鼎类四分法。林文再一次深化了用鼎制度的研究，其提出的四分法也对今天的研究提供了思路。此后，以用鼎制度为基础分析墓葬等级及其背后社会面貌的研究理路继续沿用。除了继续围绕某时段（如商代、周代、汉代）或某区域（如江南、海岱、楚地）鼎制开展研究外，也开始进行横向对比与纵向对比。以张闻捷《周代用鼎制度疏证》为例。该文从鼎食角度结合实物资料对文献中的四类鼎进行了梳理，又从中原、楚地的材料分别探索南北鼎制上的差异，并据此反观礼书写作时的参考蓝本。张文进一步分析了南方楚地与中原地区在鼎制上的差异，也为学界分析周代不同区域墓葬等级提供了参照。
从最初借助文字材料为鼎划分名实、种类，到利用鼎制梳理墓葬等级、探讨社会变革，再到对各地、各时段用鼎制度的比较研究并反观礼书的写作背景，相关研究越来越深入。某种程度上来说，用鼎制度研究成为礼器制度研究最具代表性的部分。这种强调考古学本位、并注重结合文献（尤其是礼制文献）等材料的研究理路，同样可以运用到其他礼器制度（如粢盛器、盛酒器制度等）与礼仪活动的研究中，囿于篇幅，在此就不过多赘述了。
2. 青铜乐器制度
乐器制度是器用制度研究的又一重要组成部分。早期研究较少关注乐器制度，随着相关乐器遗存的发现，音乐史学者与考古学者接触增多，音乐考古研究层出不穷，乐器制度也成为礼制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乐合同，礼别异”，礼乐相辅相成，“乐器同礼器一样，都是礼乐制度的外显形式，是礼乐制度的表征”。换言之，乐器本身也是礼器。
三代时期，常用于礼仪活动的乐器往往以金属和石质乐器为代表，就这两大类乐器的研究而言，学界对钟磬尤其是青铜乐钟制度研究较为深入。因此，以下选择乐钟制度研究简要介绍。
近代以前，商周乐钟多为零星出土，组合不全。故金石学家主要重视对乐钟的著录与铭文考释，以补史料之缺。如宋代《考古图》等均有著录当时所见周代乐钟资料，部分资料在今天仍有重要的参考意义。同时，宋清学者还依据这些出土乐钟实物来探索古代音律问题，力图复原上古时期的乐律、乐制，其中尤以清代乾嘉学派创见甚多，影响深远。民国时期，为古器物摹绘图形、铭文拓片并详加考释的做法得到延续，而唐兰先生《古乐器小记》首次将乐器从彝器中分离出来，对乐钟的名称、形制、起源及功用等都进行了开创性的探讨。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随着地下成套编钟资料的陆续出土，利用这些完整的考古资料，并佐以现代测音技术，来探讨周代乐钟组合、音律的变化，进而认识周代乐钟等级制度的发展变迁便成为新的趋势。尤其是1978年曾侯乙编钟的出土，更促成了“音乐考古学”学科的蓬勃兴起。诸多学者都结合考古资料从音律、组合、调音方法等角度对周代乐钟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先后提出了“双音钟说”“周乐戒商说”“旋宫转律说”“锉磨调音法”等重要的学术观点，不仅基本厘清了周代不同阶段乐钟组合、音律搭配的变化情况，更打破了传统经学唯郑注是从的弊病，而不再偏信“二八之说”，转而采用动态的视角来全面梳理、考察周代的乐钟制度问题。而且，“中国音乐文物大系”丛书详尽地收集了中国境内出土的周代乐钟资料，也为后续研究建立了良好的数据库系统。在此基础上，许多学者也对周代的乐钟组合、音律等做出了新的系统性讨论。
考古学方面，相较于音乐史学者偏重音律的复原研究，考古学者更关注以下三个方面的问题：①乐钟的铭文、形制与年代及其反映的文化系统。前人多侧重于通过类型学研究方法并佐以编钟铭文来探索编钟的年代及地域性问题，并发现了西周时期编钟显著的拼凑性特点，进而提出了“庙制”与“葬制”的区别。②编钟数量、组合与身份等级的关系。早年郭宝钧先生就已十分关注编钟数量与贵族身份的对应情况，而王世民先生则重点探讨了春秋战国时期乐器与礼器的组合关系，常怀颖先生又梳理了晚商、西周时期铙、钟的随葬制度。③乐钟的出土位置。如赵世纲先生即依据乐钟的出土位置复原了王孙诰编钟的悬挂方式。不过这些研究仍以个案居多，且以往偏重西周时期，近来虽也有部分对东周乐钟制度的探索，但仍需从更宏观的视角进行长时段、系统性的考察。
此外，“乐悬制度”仍是这一时期被持续关注的议题。裘锡圭、李家浩、饶宗颐、陈双新等学者从古文字角度探讨了乐钟的名实、“肆、堵”之义、乐律及编列等问题。曾永义先生则依据《仪礼》所载复原了“乐悬制度”的具体组合方式。曾侯乙墓编钟被发现之后，多被认为是“轩悬”制度的范本，并屡有学者论及，但实际上，曾侯乙编钟本身仅有两面，尚需依靠北面的编磬方能构成三面“轩悬”之制，如若这样取舍，士一等级“特悬”又如何理解呢？近来学界也对此有所讨论。
对乐钟制度的探索从最初的著录、考释到如今音乐史与考古学相结合的研究越发深入，而日益新见的实物资料，也将乐钟制度的探索推向新的领域。乐钟制度乃至乐器制度探索的成功范式，也启发着我们开展对不同类别礼器的研究探索。
上面我们以用鼎制度与乐钟制度为例，简要回顾了器用制度的相关研究。除了上述内容外，从铜器铭文入手探索古代相关礼仪，或对某些特殊用途器物的探索，也是器用制度研究的重要内容，如巫鸿先生对明器、生器的讨论，杨华先生对行器的讨论等，无疑丰富了我们对器用制度的认识。此外，礼器的材质丰富，诸如对玉礼器、漆礼器的研究也颇为重要，同样值得关注。当然，器用制度研究浩繁，不胜枚举，在此便不再赘述了。
（二）丧葬制度综合研究
丧葬礼仪可分为三大环节，即对死者的装殓、埋葬及葬后祭祀，相关仪节的程式繁多，也因此将生者与死者、现实世界与死后世界联系在一起。丧葬礼制研究内容丰富，前已提及的器用制度研究，极大部分便与丧葬礼制相关。此外，丧葬礼仪复原、装殓制度、棺椁制度、墓地制度及陵寝制度、赙赗制度等也是丧葬礼制的研究范畴。
夏商周三代是礼制性社会，礼制在当时“是一套不成文法”，而其中丧葬礼制往往是国家礼制建设的重要层面。因此，作为丧葬礼仪的遗存，墓葬资料与其他礼仪遗存一样也反映了当时的礼制面貌与社会变迁。加之考古材料的局限性，墓葬遗存往往成为考古学者探索古代礼制发展演变与观念变迁的重要资料。当然，除了从某一方面（如前述器用制度）出发对古代丧葬礼制展开研究外，越来越多的研究重视从多方面入手，宏观进行丧葬礼制的综合探索。
陈公柔、沈文倬先生早年已结合出土遗存对礼书记载的丧葬制度有所考论，而俞伟超先生《汉代诸侯王与列侯墓葬的形制分析——兼论“周制”、“汉制”与“晋制”的三阶段性》一文，不仅从墓葬资料出发正式提出了“周制”“汉制”“晋制”，也指出“楚制”承自周制，并将丧葬礼制的转变与当时社会经济背景相联系。俞文发表以后，对“周制”等“三制”乃至其他时段丧葬礼制、礼俗的探索成为礼制考古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例如，韩国河、杨泓、高崇文等先生分别对秦汉前后的丧葬礼制、礼俗进行了长时段论述；李如森先生《汉代丧葬制度》、黄晓芬先生《汉墓的考古学研究》则针对汉代丧葬制度进行了专门讨论；齐东方先生除先后对“唐制”“晋制”进行了论述外，也注重对“丧葬观念”“丧葬习俗”“丧葬礼仪”“丧葬制度”等相关概念展开辨析，为丧葬礼制研究起到了很好的示范作用。此后的相关研究还有许多，如张闻捷《从墓葬考古看楚汉文化的传承》对“楚制”与“汉制”传
承演变的讨论，倪润安先生《光宅中原：拓跋至北魏的墓葬文化与社会演进》、李梅田先生《葬之以礼：魏晋南北朝丧葬礼俗与文化变迁》对魏晋南北朝时期礼制、礼俗的讨论等。相关成果颇丰，此不赘述。
总体而言，学界开展的丧葬礼制综合研究不断深化与突破。从时段来看，除继续深化“三制”的研究，也将视野拓展到“晋制”以后。从研究内容来看，除了对各类丧葬礼制的具体面貌予以整理、讨论外，也重视对不同时期丧葬礼制背后的思想观念如丧葬观念、生死观念展开讨论，重视社会观念变迁在丧葬礼制、礼俗演变中所起到的作用。当然，一些学者也指出丧葬礼制研究中提出的各种“制”主要是对考古遗存现象的归纳，相当于史前考古中“考古学文化”一样的概念，它们并不等同于历史文献记载的丧葬礼制，只是一定时空范围内的丧葬模式（burial mode）。这一点也值得我们继续思考。
（三）都城礼制
城市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与文明、国家、礼制的出现密切相关。中国古代城市文明有其自身的发展特点，是以一种礼制性的城市文明不断发展和完善的，等级越高的城市，其内部结构与设施往往也越完善，故而在研究古代城邑、城市礼制时，都城礼制往往是人们关注的核心。其中又涉及城郭规划礼制、宫城规划礼制、宗庙与社稷规划礼制等多方面。
较早记载古代都城礼制的文献以《周礼·考工记》为代表，其载：“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左祖右社，面朝后市，市朝一夫。”这段文字对早期都城营建与礼制的记载虽然具有理想性，但却影响了秦汉以来两千多年中国古代都城的建设与发展。此后历代史地文献如《汉书·地理志》《水经注》等为我们留下了大量有关都城礼制方面的资料。此外，一些大儒对礼书中记载的礼制建筑的研究或复原图谱，也为我们认识相关都城礼制建筑提供了帮助。这方面，李如圭《仪礼释宫》、任启运《宫室考》、焦循《群经宫室图》等至今也还有一定的价值。近现代以来，以安阳殷墟为代表的各地都城遗址相继开展了长期的田野考古工作，为都城礼制的个案研究与长时段观察提供了丰富的材料。
王仲殊先生《中国古代都城概说》以长安城与洛阳城为核心，较早对两汉至隋唐都城建制的发展演变进行了总结，而俞伟超先生《中国古代都城规划的发展阶段性——为中国考古学会第五次年会而作》一文，较早提出了中国古代都城规划礼制的“四分说”，具有开创意义。杨宽先生的《中国古代都城制度史研究》则较早对中国古代都城礼制进行长时段的详细考察，尽管随着考古工作的开展，其部分认识已值得商榷，但其将古代都城制度划分为“封闭式都城制度”与“开放式都城制度”两种都城制度与发展阶段，即使在今天来看也是十分有益的探索。徐苹芳先生《中国古代城市考古与古史研究》首提宫城加郭城的“两城制”概念。许宏先生《先秦城市考古学研究》《大都无城：中国古都的动态解读》等著作则针对先秦时期的城邑、城市及都城进行了较为细致的研究，其提出的先秦城市分期与“大都无城”的观点，对深化都城礼制研究具有重要意义。张国硕先生《夏商时代都城制度研究》对夏商时期的都城礼制进行了综合研究，并提出了主辅都制度、离宫别馆制度等。姜波先生《汉唐都城礼制建筑研究》则对秦至唐代的都城礼制建筑进行了长时段的研究，也是学界较早对
汉唐都城礼制建筑展开研究的专著，意义重大。孟凡人先生《宋代至清代都城形制布
局研究》则是对历史时期晚段都城礼制研究的大作。钱国祥先生《汉魏洛阳城的祭祀礼制建筑空间》等文，以汉魏洛阳城为中心，对古代都城礼制面貌进行了长期探索，成果丰硕。高崇文《古代都城礼制文化的形成》《东周列国都城的礼制文化》等文，也对中国古代都城礼制文化进行了十分有益的探索。此外，徐良高、王巍先生《陕西扶风云塘西周建筑基址的初步认识》、孙庆伟《凤雏三号建筑基址与周代的亳社》等众多个案研究，也丰富了我们对周代礼制建筑的认识。当然，都城考古及都城礼制的研究繁多，近年来也出现不少对此前研究的总结梳理之作，刘庆柱先生主编的《中国古代都城考古发现与研究》对以往中国古代都城的发现、演变与研究进行了系统的梳理，其中也大量涉及都城礼制的内容，是近年来都城考古及都城礼制研究的集大成之作。
经夏商周三代逐渐形成的都城礼制为后来都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而随后汉唐长安城、明清北京城等都城建设，不仅延续了先秦都城的礼制特征，也为中国古代都城礼制注入了活力。中国古代的都城是中国乃至世界宝贵的文化遗产，也是礼制考古的重要研究对象，值得继续深入探索。
（四）礼制文明概观
当然，除了上述领域外，礼制考古最终也应该着眼于中国古代的礼制文明。礼制是中国古代社会发展运行的独特制度，也孕育了中国古代独特的文明模式。前述城市、丧葬等礼制建设，均是中国古代礼制文明的重要内容，但如何从宏观层面探索中国古代的礼制文明并非易事，需要长期的坚守和宏大的视野。三代以来逐渐形成的礼制文明在我国持续运行，礼乐文化、礼制文明的起源曾是过去讨论的热点，但哪些因素推动礼制文明后续的发展运行，其间又有着怎样的变革与延续？还需要我们去一一探寻。史学方面，近来汤勤福先生主编的《中华礼制变迁史》与冯天瑜先生的遗作《周制与秦制》都对中国古代的制度及礼制演化展开了宏观研究，颇具贡献。考古学方面，我们也曾撰写有《中国古代礼制文明的考古学观察》一文，尝试从考古学角度对我国古代礼制文明进行一些阐释。不过这方面的礼制文明综合探索尚较少，相关问题仍值得继续探索。
三、展望
基于上述视角，我们从“礼制文明概观”“都城礼制”“丧葬礼制”“器以藏礼”四个方面选取了以往研究中的部分经典篇目。“礼制文明概观”部分作为开篇部分，既从宏观层面介绍了中国古代礼制文明的发展演变，也结合考古学、古文字学揭示了古代“礼”字与礼乐文化的起源。“都城礼制”部分既有对中国古代都城礼制的长时段观察，也有对礼制建筑的个案研究，方便读者了解古代都城礼制的部分研究成果。“丧葬礼制”部分既有从个案出发探讨丧葬制度者，也有从考古材料出发，探讨三礼文献相关内容者。“器以藏礼”部分多从先秦秦汉时期礼乐器的角度出发，探讨这一时期礼制变革与不同功能器物的情况。
上述选取的研究并不局限于老一辈学者的成果，部分中青年学者在相关领域也有一定的建树，我们也适当选取了一些成果编入。希望这些新鲜血液的融入，能为本书增加更多的活力。当然，我们更希望读者在阅读过程中了解礼制考古的研究旨趣，并能收获一些启发，甚至开展相关研究，那将是我们所乐见的。
礼制考古经过长期的发展，已经在许多方面建立了相当深厚的基础。在未来发展中，礼制考古领域或许也可加强以下方面的工作，如：①关注多元语境下的礼器；②开展礼制考古的分期分区研究；③开展对不同礼制系统的比较研究等。本书编写工作的完成仅仅是一个开始，礼制考古的研究工作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我们希望借本书将礼制考古研究加以推广，也希望能有更多朋友加入到礼制考古的“广阔天地”之中，学海无涯，让我们继续前行。
本文由王光明、蔡鸿博摘编自高崇文 张闻捷主编《礼制考古经典选读》一书之前言。内容略有删节、调整。
978-7-03-079139-9
定价：268元
本书是国内礼制考古的第一本教材，在内容上分为“礼制文明概观”“都城礼制”“丧葬礼制”“器以藏礼”四部分，囊括礼制考古学最重要的内容。其中，“礼制文明概观”主要从宏观视角论述中国古代礼制文明的发展演变；“都城礼制”主要以先秦秦汉时期的都城及礼制建筑为个案，探讨不同时空都城与建筑所体现的礼制文化；“丧葬礼制”既有从个案出发探讨墓葬、陵园丧葬制度者，也有从考古材料出发探讨三礼文献相关内容者；“器以藏礼”多从先秦秦汉时期礼乐器的角度出发，探讨这一时期礼制变革与不同功能器物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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