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武术文化的基本内涵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多元一体，始终保持其统一性，不断融合交流发展，充分体现了中华文化的亲和力、向心力和凝聚力。春秋战国是中国文化最多元化的时代，出现“百家争鸣”的局面，思想多元化；秦代“定法家于一尊”；西汉时期“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从而思想界形成了大一统局面。自汉武帝实施“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政策以后，儒家学说成为中国封建社会时期的思想统治工具，使儒家思想成为了中国古代文化的主体思想，以儒家为主导，以释、道为辅的多元文化对中国社会思想文化各领域的发展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武术萌生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土壤，其发展与演变过程带着显著的传统文化烙印。中国传统文化以易、道、释、儒等为传统哲学基础，这些哲学思想蕴含在武术搏击理论及实践运用中，同时也形成了历代武术家个性气质的思想基础。儒家、道家、释家、兵家、墨家、医家等中国传统文化对中国武术文化的形成与发展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这些文化为中国武术注入了“活”的思想和灵魂。中国传统文化孕育了中国武术，并与中国武术互相渗透、互相影响、互相促进、彼此借鉴，从而也使武术文化不断发展和完善，形成了具有完整理论和技术体系的中国武术文化；同时武术文化的发展又贯彻、反映了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武术的思想文化依附于中国传统文化，同时又对传统文化的发展起到促进和推动作用。武术在发展中不断汲取传统哲学、伦理学、养生学、兵学、中医学、美学等多种传统古典文化思想和观念，使之理论内涵更加丰富、寓意更加深刻。武术礼天地道器，志宏远精微，内外兼修，性命双修，德艺兼备，在防身技击、强身健体、修身养性、修心悟道、参悟人生等方面具有独特而重要的价值。武术通过身体和精神的修炼，从而让生理和心理向更高层次和境界发展。武术的这些特点是其它现代体育运动项目所难能同时具备的。
武术文化在传统文化独树一帜，自成体系，承载着厚重的传统文化，反映了中华民族的坚强意志、崇高精神，早已同中华民族的兴衰存亡融为一体。中华文化蕴育了武术宝贵的精神和品格，支撑着武术生生不息，薪火相传，传承发展。在一定意义上说，中国“易、儒、释、道、墨、兵、医”等思想文化奠定了武术文化的根基，成为中华武术文化的重要理论基础，从而构成了一个博大精深的武学文化体系。《易》是中华文化的源头，也是武术哲学的根本，它奠定了武术哲学的基础。从儒家的“仁爱”、“忠义”的观念，道家的“天人合一”、“无为而治”的思想，墨家的“非攻”、“兼爱”的精神，兵家的“谋略”、“诡道”文化，古典中医学阴阳五行理论，以及西汉末年以后传入中国的佛教文化都对中国武术思想文化形成与发展起到了深远而广泛的影响，为中国武术思想文化的发展奠定了深厚的理论基础。武术在五千多年的发展过程中与军事、艺术等多种文化形态相互交融渗透，形成了多元化的文化形态。在中国文化背景下彰显武术文化的特殊属性和内涵，体现武术文化的重要价值。多元一体文化在武术思想文化形成与发展中起到了重要作用，成为武术思想和文化的重要特征。中华武术好比一个“大花园”，而每一部武术都是大花园中一朵瑰丽的奇葩。中华武术文化具有相通性、普遍性，而每一部武学又都具有其独立性、特殊性与个性。中华武术文化是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统一，共性与个性的统一，共同构建了中国大武术文化体系。
（一）以“天人合一”整体观为武术思想文化的理论基石
中国古代哲学是传统文化思想的源泉，而“天人合一”思想又是古代哲学中一个重要的观点，其哲学思想深深影响着中国武术理论的形成与发展。武术与中国悠久的传统文化和古典哲学一脉相承，蕴涵着深奥的哲学思想，中国道文化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的生命宇宙观对武术思想文化的形成与发展影响深远；“天人合一”整体观筑牢了中国武学思想文化的理论基石。《道德经》：“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阐述了人和自然相通变化之理。人与自然息息相关，人身合于天地自然大道，人体整个规律和大自然是一致的，天人相应，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相依为命，共同存在，和谐发展，表现为习武者应顺乎自然规律，追求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境界。天人相应的理论基础是“天人合一”，人体是宇宙的一个缩影，是一个小宇宙，人体的内部结构和运行原理与宇宙运行规律一样，天与人产生互相感应，互为反应，互为映照。“无极而太极，太极动而生阳，动极而静，静而生阴，静极复动，一动一静，互为其根”(《太极图说》)，这些思想形象化地表达了事物阴阳转化、相反相成的自然界万物生成变化的根源哲理。太极文化是中华文化的精髓。太极哲学是中国人历经几千年流传至今的哲学思想，太极理念是中国文化长盛不衰的遗传基因。中华大地上新石器时代彩陶上太极图样的萌芽是太极文化的源头活水。从距今约五千五百年前地处江汉平原屈家岭文化遗址发现的彩绘陶纺轮上的“太极纹”，这也是目前中国境内考古发现最早的史前太极纹饰，体现了中华先民的智慧与文明。太极概念中蕴含的最朴素的智慧之一是阴阳观和天人合一的理念。太极哲学理念贯穿于中国人的宇宙观、世界观、人生观中。在太极哲学的浸染下，中国人敬天修身，顺时而变。外讲求天人合一，顺应自然；内讲究性命双修，心性自由。太极阴阳对立互补、包容和谐成为中华文化的终极追求。
天与人各代表了万物矛盾间的两个方面，即内与外、大与小、静与动、进与退、动力与阻力、被动与主动、精神与物质等等对立统一要素。“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庄子·齐物论》，武术从整体运动观出发，强调“内外合一”、“形神兼备”，也是“天人合一”理论的体现。武术讲究“内外三合”的统一，（即：心与意合，意与气合，气与力合；手与足合，肘与膝合，肩与胯合），注重心、神、意、气与动作协调配合，以求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武术既讲究形体规范，又求精神传意，内外合一的整体观是中国武术文化的一大特色。“外练筋骨皮，内练一口气”，是指通过个体内外兼修，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天人合一是传统武术中重要的养炼观，也是武术思想意识和方法论的根本观点之一。流传于山东省的众多拳术，如文圣拳、太平拳、太极拳、四通捶、孙膑拳、螳螂拳、查拳、肘捶、长拳、大洪拳、小洪拳、梅花拳、地躺拳、八极拳、六步架等，以及流传其它地区的很多拳种，其内在要求无不体现出“内外合一，形神兼备”的特点。在中国武术中文圣拳武学文化具有典型的代表性，它讲求用意念统领全身，以意导气，以气催力，气到力到，意气力合一，处处讲究阴阳变化，要求精、气、神、意、力的统一；主张在顺应自然规律的前提下，发挥自身的主观能动性，它把拳术动作与道家的导引、吐纳相结合，注重意识、呼吸和动作的内外统一；把拳术中的螺旋缠丝运动与中医学的人体经络理论相结合，以最大限度的发挥人体本能。几百年来，它虽然历经沧桑，但仍然保留着古朴自然，简单实用，养生与实战为一体，二次呼吸和二次、三次发劲为特色的独有风貌。太极拳以中国传统哲学中的太极阴阳辩证理念为核心思想，主张身心合修，要求以心行气，以气运身。形意拳融合了易经文化中金木水火土五行的内涵，讲究“内三合，外三合”。八卦掌根据太极、阴阳五行以掌法变换和行步走转为主的拳法体系，融合了易经八卦图中的卦象，将步法掌法与古代导引吐纳方法融为一体，注重内外兼修。红拳融合易经文化中，阴阳辩证、动静相合、以快制动等理论体系，也融合了古代导引术、中医经络学和传统文化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特点。少林拳刚健有力、刚中有柔、朴实无华、攻防兼备,以攻击为主，要求精、力、气、骨、神内外兼修等。中国武术种类繁多，形式多样，但无论任何一家功夫皆循此自然之法则。天下武功，虽千变万化，但万变不离其宗，其理一也。武术的人体自身运动与宇宙自然的运动有着内在的紧密关系，要达到武术的目的，必须达到与宇宙自然的统一与和谐，顺应和遵循自然规律是武术的拳道之理。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阴阳平衡互易的道家思想是构成武术思想文化的重要内涵，也是武术追求的永恒思想。“天人合一”“天人相应”“内外合一”“形神兼备”理论构建了中国武术思想文化的理论基石。
（二）以儒释道与三教合一文化为武术思想文化的理论指导
中国武术的思想揉入太多的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道家、儒家、释家及儒释道三教合一等思想文化，这些是武术多元化文化观的重要体现。儒家修身，道家养性，佛家修心，共同构成了中国古典士大夫的处世和哲学基础，也对中国的古典文化以及当今的中国人的习俗传统等构成了深渊持久的影响。中国的传统文化，基本就是儒释道三家共同作用下的结果，三家既相互竞争，又彼此吸收融合，不断发展进步，其中以儒家为主而释道两家为辅，但其实又没法完全界定三家的区别，因为本身就没有明确的界限。总而言之，在一定程度上，三家的文化就是中国传统文化，而中国传统文化又是以这三家为典型代表的。武术在几千年的发展过程中，与祭祀、宗教、神学等信仰领域有着密切联系，信仰是武术文化的重要内容，也是武术的属性之一；信仰产生力量，力量促进发展，信仰是引领中国武术发展的核心动力。探索研究武术与宗教信仰文化的关系，对于正确认识武术文化特征具有特殊意义。儒释道是中华文化的三种即互相统一又不完全相同，各有各自特色的意识形态。儒、释、道及与其三家文化相互融合的三教合一文化，构成了近两千年来中国思想文化史的总画面，它对中国武术思想文化的形成与发展具有影响深远。儒释道三教合一文化是中华民族继先秦诸子百家之后又一重要文化理论基石，深刻地影响着中国的哲学、文学、艺术等，它在中华传统文化中具有重要的地位。佛教见性，道教保命，儒教明伦，纲常是正，三教一体，九流一源，百家一理，万法归一。儒释道三家思想深深地融入中国人的生活之中，三家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融合为一体。三教合一思想文化具有开放性，包容性、多元性、同一性与和谐性，在武术中寓示着思想文化的同一性。中华武术不分南北，各门各派虽然在形式和内容上存在一些差异，但万法同理，同根同源，相互吸收，相互促进，相互融合，共同提高，和谐发展，统一于中华民族文化的整体之中。各家武术在发展中不断吸取和借鉴其它门派功夫的精华，在保持各自特色的同时，不断丰富其文化内涵，构建了中华武术缤纷多彩的“大家庭”。
道家的思想对中华哲学、文学、科技、艺术、音乐、养生、政治、宗教等等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道家以“道”作为核心，认为天道无为，主张道法自然。提出道生法、以雌守雄、刚柔并济等政治、军事策略，具有朴素的辩证法思想，是阴阳家阴阳五行论的基础。道家思想是武术文化的理论基础之一，其认识论和方法论对于武术的练功方法、理论研究、战略战术均产生了极大的影响。特别是道家思想中的道生万物论、气论、天人合一论的影响，形成了“以静制动，动静自如”；“以柔克刚，刚柔相济”；“后发先至，崇下尚退”的战略理论。它深深的置根于武术这个以人体为载体的文化形式当中，成为中国武术的一部分，对武术理论框架的形成以及武术技击的发展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儒家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思想，对“武德”和尚武精神的形成有着重要影响。儒家的道德观对“武德”文化的建立及构建中国武术“道德伦理体系”起到重要作用。武德是中华民族传统的美德之一。最早始见于春秋时期左丘明著的《左传·宣公十二年》：“武德有七，禁暴、戢战、保大、公定、安民、和众、丰财”。古代武术教育非常重视武德的培养。武德与武技如鸟之两冀，车之两轮，对于习武之人，缺一不可；武德和技击法是相矛盾的，但又必须把它们统一于一个整体之中。技击训练时强调“稳、准、狠”，招法中含有兵法智慧，出手不留情，杀人于无形等；在心里上要求有无所畏惧的胆略，无坚不摧的信心，超越生死的勇气，即所谓“一胆二力一功夫”，这样的训练要求习武者必须修心养德，其行为要有严格的武德约束。高境界的武术是超越“术”的阶段，以术载道，以术悟道。真正的高手在于霎时起心动念，在于精神，在于人的内心。武术乃“真武大道”之学，德艺双修，传之非人，祸患无穷。俗语讲“法不轻传，道不贱卖，师不顺路，医不叩门。千金不传无义子，万财不渡忘恩人”“道不传非人，法不传六耳”，蕴含着深刻的道理，道出了古代对武术技艺传承的严格要求，特别是体现在武德上的要求。练武不是为了逞勇斗狠，而是为了防身自卫、强身健体，涵养精神；练武者，武德为先，武技次之。习武崇尚“武德”，重视伦理，讲求仁义忠信，仁爱待人，以及礼让三先等都是中国武术文化的鲜明特色。仁者无敌，勇者无惧；“仁”为修己之学，也是中国武术伦理思想的核心，是中国武术思想文化武德修养的重要内容，中华武术的孕育和发展一直遵循着这一思想基础与伦理标准，在主观上有形无形地赋予了中华武术“仁”的文化特征。在武术运动中，从“武”的根基上，兼修“文”的功夫，文武结合，无处不凸显出自强不息、自我修养、人格完善的传统文化精神。
传统武术的精神深受儒家思想的“仁、义、礼、智、信”影响。大者，以武谋定国安邦之策，以武承礼仪道德之准绳。小者，以武平息身边干戈，保护亲人不受伤害。“中庸”是儒家的重要思想，武术动作本身受传统文化“中庸之道”思想影响，从动作形态上讲究以中为度，中正和谐，过犹不及。以“中庸”为特征的价值观念通过拳术的修习可以使习武者的精神气产生变化，从而使心性与行为皆合乎“中庸”的标准。“中庸”至德，“尚中贵和”。武术得“中庸”者或体或用皆能合于“道”，不偏不倚，折中调和，既无过又无不及，既无偏又无塞，守中用中。“中庸”的基本原理是“中和论”，“中”与“和”理论构建了儒家的方法论、原则和标准。“中庸”也是人性最高的学问，拳术之善不以刚猛为勇，不以矫变为能，惟以“中和”为宗；故拳术得“中和”之妙，可以使人之精神气升华至“中和”境界。儒家文化对武术影响是全方面的，在习武人的思想、精神、志向和情怀上，深受“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理想的影响；顺天道之性，行地道之德，承武德，达天下，为武术人施展抱负，保家卫国，建功立业，以及为树立和培养积极的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指明了光明大道。
中华民族根脉文化是道家，它是贯穿中华五千年人类社会发展的不朽学说。道家是中华文化的源头。道家对中华武术理论的影响是最根本的，道家“道法自然”思想和生命宇宙观对武术文化的发展具有重要影响。道教修炼的基本主张是“形神俱妙，与道合真”，在武术上的至善境界是“武道合一”。道教的导引、内丹、外丹等养生术与武术相结合，使武术具有独特的强身健体、增益健康和延年益寿的功能作用。“内家拳”武术中“行气”、“运气”、“沉气”、“气达四稍”、“舌顶上颚”、“津液满布”、“清升浊降”、“气沉丹田”等要求无不渗透着道家的养生思想和修炼要求与方法。中国武术所体现的舍己从人、引进落空、以柔克刚、以弱胜强，以静制动、避实击虚、灵活圆转等特点的技击思想，也体现出道家文化的阴阳转化核心要义。武术以道教哲学及道教理论为指导，结合中医学、内丹学、养生学、符箓、印法等，将武术技击术和健身术融为一体，讲究经络、穴道、气血，注重内在的修炼。通过内练，培养人体的元气、正气，改善人体内在各系统和器官的功能，做到以内助外，以外促内，内养外修，内壮外强。习道教武术者“外能技击抗敌以自保，内能强身健体以养生”，可兼得技击和强身养生之妙。通过武术的修炼，达到以武载道，以武证道，以武明道，以武悟道，以武践道，武道合一。“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在武文化里，无形的就是武道，有形的就是“武术”。道家文化对中国武术的影响是广泛而深远的，奠定了武术理论认识论基础，它为中华武术三大功夫理念体系之“道论、气论、劲论”提供了坚实的理论支撑。
中国武术所追求“圆”、“空”、“静”、“无”的境界，体现出佛教禅宗思想文化内涵。禅宗是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后的产物，是中国化了的佛教文化；它超脱印度佛教的一些高深理论，是修行者凭借自身的体验，感悟宇宙的永恒，这与中国武术的道教修行是相通的。佛教武术以禅为武的灵魂，武为禅的形式；禅武修正果，明心见性，形神一片。参禅悟道、以禅入武的最终目的，是达到觉悟“成佛”、“入道”。少林武术“禅武合一”，少林武僧把武术训练作为佛教禅修的一种目的，在修行的过程中将禅修之思想贯彻于武术运动训练中，以武术运动为禅修，禅拳一体，以武悟禅，以禅导拳，在武术训练中开发智慧。以少林拳为代表的武术训练贯穿于佛教修行，并以之思想指导武术训练的具体实施。以禅入武循智慧之源，禅、武思想合二为一，以智慧光辉通向武道巅峰。中国佛教的伦理道德讲孝道论、仁道论、纲常戒律论，它们都为武术“武德”的建设给予了良好的借鉴，使得武术的思想与内涵更加丰富。当然，武术与其他宗教如原始宗教、民间宗教之间也具有密不可分的联系。宗教对武术的影响既有表面的、一般性的影响，又有内在的、实质性的影响；既有思想、理论性的影响，又有实践、功能性的影响；其影响是多方面、多层次的。
华夏五千年文明，留下了灿烂的儒释道三教合一文化，它是中华民族思想智慧的结晶。儒释道三教及其融合的三教合一文化，构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格局。儒释道三教合一文化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代表，在中国思想文化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三教合一文化对中国武术思想文化的建设与发展具有深远影响，特别是对明清时期中国武术文化的发展影响巨大。中国民间宗教在明清时期对武术文化的发展有着重要促进作用；众多民间宗教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于儒释道三教合一文化氛围之中；包含着儒家的伦理道德观念，佛教的因缘果报思想，以及道教的修炼方术文化等。明清时期对武术发生直接影响的是民间宗教团体，其时民间宗教的秘密结社是中国历史上一种奇特的社会现象。历史上民间宗教组织大都借助武术或气功等来宣传教义，它们多以结盟、传教、习武、行医等活动为凝聚方式，传经布道，教化民众，从而也促进了武术在民间的传承与发展，为推动武术在民间的普及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最为著名的是八卦教、“义和拳”等组织。历史上很多信仰民间宗教的拳师和武术习练者以报国为己任，积极投身于“反清复明”的斗争运动中，有效地促成了拳会与教门的结合，构成了中国传统武术发展流程中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以民间宗教思想文化为信仰的众多武术拳种和流派作为中国传统武学文化的一个重要表现形式，在明时期发展到鼎盛阶段，逐渐形成了中国民间宗教武学文化体系。当代以山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文圣拳为集中代表的中国民间宗教武学在中华武林中独树一帜，呈现出蓬勃发展的态势。它是古老的马上征战拳法，历史上因与八卦教的联系，长期在民间隐匿传承，传承地域辽阔，在古济宁大运河流域特别是在鲁西南地区有广泛的传承。文圣拳是历史上义和拳的源头，其同拳异名颇多，亦称文圣功、五手、大五手、五步架、长寿拳、杜家拳、离卦拳、神拳、五步神拳、无极道圣道圣拳、无极道拳、八卦拳、义和拳、大洪拳等，是中国武术中流传名称最多的拳种，其特点是深受儒释道三教文化的浸染，文化内涵丰富深厚，具有鲜明的民族和传统文化特色。
在中国武术发展史中，以儒释道三教合一文化或民间信仰为思想理论基础的中国民间宗教武学，深深扎根于中华民间沃土，是明清时期中国武术文化的一大特色。众多民间宗教随着历史的发展，早已离我们远去，但其流传下来的武术文化是中华民族宝贵的文化遗产。中国民间宗教武学以其独特的民族文化特色，在中国武术中越来越凸显出重要的文化和社会价值。民间宗教武学在文化上有极大的包容性和统一性，内涵上有极大的丰富性，充分体现出中华文化的博大与厚重，彰显着中华文化的灿烂与光辉；它包容厚德之特征品质，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博大精深的拳法理论和完善的功法体系，以及在“反清复明”农民起义和反帝爱国“义和团”运动中所起的作用，奠定了它在中国武术中的重要地位。如八卦教、义和团、太平天国、捻军、小刀会、天地会等，形成了19世纪末中国武术文化传播的主要特征。清朝历史上产生于长江以南的天地会洪门是一个在南方地区活动区域广泛、参与成员众多的民间秘密结社组织，南少林、闽、粤、川武术都与天地会有着非常紧密的关系；武术在天地会形成发展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三）以墨家文化为武术思想文化的重要精神内涵
墨家是春秋时期与儒学并列的“显学”，在“百家争鸣”中具有重要影响力，它与儒家、道家共同构成了中国古代三大哲学体系。墨家学说曾一度在儒学之上，《孟子·滕文公篇》云：“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归于杨，即归墨”。墨家主张“兼爱”、“非攻”、“尚贤”、“节用”、“交相利”等观点；墨子宣扬仁政，倡导以“兼爱”消弭祸乱。“兼爱”是“非攻”伦理道德的基础，“非攻”是“兼爱”的必然结果。墨家思想“兼爱”、“非攻”在春秋战国时期特定历史背景下，与武术精神有着直接实质性的联系。由于战乱频繁，墨家崇尚武力和“救守”思想，反对以大攻小，以强欺弱，以众暴寡，反对一切侵略与不义战争。墨子的“救守”思想是一种匡扶正义的行为和帮助弱者生存的义举，这种思想与武术精神相契合。《孟子·尽心章句上》曰：“墨子兼爱，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孔席不暖，墨突不黔”“短褐之衣，藜藿之羹，朝得之，则夕弗得”“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庄子·天下》：“使后世之墨者，以裘褐为衣，以跂蹻为服，日夜不休，以自苦为极”，墨者可以“赴汤蹈刃，死不旋踵”。墨家弟子具有崇高的道德品质，以及吃苦耐劳和舍身为人的精神。墨家以“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为教育目的，维护社会公理与道义，提倡人与人之间不分贵贱，平等互爱。“兼相爱、交相利”，体现的是中华传统美德中推崇“仁爱”原则与以和为贵的思想；反对人与人之间互争互害的“别相恶、交相贼”，倡导“强不执弱、众不劫寡、富不侮贫、贵不傲贱、诈不欺愚”的理想社会，表现出主持正义，追求和平，以及平等、侠义的思想，这些都对中国武术思想文化的形成产生重要影响。墨家《清华简》“畏天用身篇”之“大夫食礼》中的道德礼仪规范对武德礼仪都有重要影响。武术发展充分继承了墨家思想和文化，墨家“尚力”、“贵义”、“尚礼”，以及严格的纪律约束、严密的社团组织形式等思想文化对武术思想、技术的发展和武术社团文化的形成有着深远影响，对中国武术流派的发展成型奠定了理论与实践基础。《墨于·经上》日：“任，士损己而益所为也。”墨家的“侠士”精神对中国武术德行思想和精神文化的形成及武术技艺的发展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侠之大者，为国为民；侠义精神贯穿于中国几千来武术思想文化之中。《管子·君臣下》：“神圣者王，仁智者君，武勇者长，此天之道，人之情也。”春秋战国时期提供尚武术精神，催生了一批豪侠之士，《史记·刺客列传》《吴越春秋》《战国策》等书记载描写了曹沫、专诸、豫让、要离、荆轲等多位尚武行侠的勇士形象，其轻生忘死献身精神成为中国后世侠士的传统。在严格意义上说，中国武术的主体文化应该是墨学文化，它的思想文化和精神从一个侧面比较充分地反映了武术的本来文化面目和精神。以墨家军事思想与处事哲学观指导武术技击文化与武德，实现武术文化内涵与文化品位的提升。墨子思想在武术文化的运用，将影响中国武术文化的发展方向，对于促进中国武术振兴与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墨家思想对中国武术文化的形成与发展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也正是由于墨家文化的渗透，使中国武术保持了自身特有的魅力和文化内涵。墨家的思想是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中杰出的部分，虽然其发展因为汉武帝“独尊儒术，罢黜百家”的社会环境下势微，甚至被灭绝，但它从来没有消失。它是传统文化中很独特的一条支流，虽然干涸已久，但是塑造思想地貌的作用，长久不衰；它以另外一种形式在中国古代思想中一直存在。墨家博爱、平等、非攻等思想，在中国数千年历史长河中仍然闪烁着耀眼的光辉，它对中华民族性格与精神的塑造起到重要的作用。墨家文化是适合当代中国前景发展的文化，其“兼爱”和“非攻”以及科学精神符合如今时代的主题。中华民族民族的伟大复兴需要重视墨家思想，需要墨家文化复兴，让墨家思想和文化重新走入中国人民。武侠精神深受墨家“兼爱”精神影响，体现了一种理想的人格和崇高的道德品质，具有言出必行、重诺守信；路见不平、挺身而出；英雄相惜、重义轻利；不离不弃，患难相扶；为国为民、除奸惩恶；匡扶正义，舍生取义；见义勇为，救危扶困；以及不居功自傲，不恃强凌弱等中华民族优良品质，焕发着社会正义感的思想光辉。司马迁在《史记·游侠列传序》中记述：“今游侠，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盖亦有足多者焉。”“自秦以前，匹夫之侠，湮灭不见，余甚恨之。”从中可以看出，司马迁对侠客的精神和品格给予了充分肯定和赞扬。侠义精神始终是中华文化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其精神和文化已深深地融入中华民族的生命与文化“基因”之中。
剑术在春秋后期开始出现，“剑客”的兴起对提高武术技击理论和水平起到了巨大的作用。《庄子·说剑篇》中的“夫为剑者，示之以虚，开之以利，后之以发，先之以至”，至今仍不失为技击术中的至理名言。其中也有相关记载：“赵惠文王喜剑，剑士夹门客三千余人，日夜相击与前，死伤者岁百余人，好之不厌。”但庄子对此持以否定的态度。中国有记载的最早武功秘籍《越女论剑》居然是出自一位女侠，即吴越春秋之越女论剑，曰：“其道甚微而易，其意甚幽而深。道有门户，亦有阴阳。开门闭户，阴衰阳兴。凡手战之道，内实精神，外示安仪。见之似好妇，夺之似惧虎。布形候气，与神俱往。杳之若日，偏如腾兔，追形逐影，光若仿佛，呼吸往来，不及法禁，纵横逆顺，直复不闻。斯道者，一人当百，百人当万。(《吴越春秋·勾践阴谋外传》)这是一段精彩的剑术综论，道出了上乘武学的道理，阐明了剑艺中动与静、快与慢、攻与防、虚与实、强与弱、先与后、内与外、逆与顺、呼与吸、形与神等之辩证关系，论述了内动外静、后发先至、全神贯注、迅速多变、出敌不意等搏击的根本原则。这是对春秋末期及其以前击剑技艺的总结，并将剑术上升到理论高度来认识与阐述。而后战国时期哲学家庄子（约公元前369～前286年）也有类似说法，如在《说剑篇》中提到“夫为剑者，示之以虚，开之以利，后之以发，先之以至”等论点。由此可知，越女对古代武艺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东汉王充《论衡·别通篇》载：“剑伎之家，斗战必胜者，得曲城越女之学也。两敌相遭，一巧一拙，其必胜者，有术之家也。”盛赞越女剑术盖世。古代君子必佩剑，君子守中道执兵器，昭有智慧光明、文武双全之意。剑是修身养性之至宝，代表着尚武精神和英雄主义，象征着权力和地位，还可以降妖伏魔，文人学士佩剑以示高雅不俗，将军、君王佩剑以表镇守天下。古有“定秦剑”，一剑铸成，天下大定！《说文解字》曰：“古者天子二十而冠带剑，诸侯三十而冠带剑，大夫四十而冠带剑，隶人不得冠，庶人有事则带剑，无事不得带剑。”《史记·太史公自序》：“非信廉仁勇，不能传兵论剑，与道同符。内可以治身，外可以应变，君子比德焉。”《晋书·舆服志》：“汉制，自天子至于百官，无不佩剑，其后唯朝带剑。”唐宋著名书法家张旭观孙大娘舞剑器，得草书之神。杜甫也写下著名诗篇，千古传诵。古代剑与音乐、诗、琴、棋、书、画等都有密切的联系，都是人修炼的一种方式，应天地、阴阳、四象、八卦，以之入道，沟通天地。剑道精神就是剑的精神、剑的品格、剑的能力以及剑的智慧。古代文人佩剑与“书剑”文化，体现出中华民族灵魂中要求文武兼备的理想人格追求。
《庄子·大宗师篇》：“泉涸，鱼相与处于陆，相呴以湿，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古往今来武林就是一个江湖，在古代小说和武侠影片中,武林江湖、江湖武林如影随行。可以说武术神秘是在错综复杂的江湖文化体系下，人们通过文学创作和艺术加工等手段，把武术技术的升华与江湖游民逸事进行融合而成的，它们共同演绎着所谓江湖中的武侠文化。江湖是与正统社会相对独立的一个秘密社会，这个秘密社会不一定有完全统一的组织形式，但它有形形色色的人物、五花八门的团体、相对稳定的规范和道义原则、稀奇古怪的语言，它们共同构成了江湖这一充满神秘色彩的奇异世界。江湖文化反映出典型的墨家文化特征。江湖是无形的，江湖无处不在，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但这个世界不再是一个地域，从地域上根本无法找到江湖。江湖路远，吾道不孤，巍巍青山在，细水长河流。
（四）以古典中医理论为武术思想文化的理论根本
在中国文化发展史中，武术与传统医学有着共同理论渊源，并在同一文化区域内相互融合、渗透，又共同丰富、发展。中医在几千年发展过程中，不但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而且形成了一个独特的理论体系。武术与中医都是中华民族宝贵的文化遗产，博大精深，蕴藏着高深的理论和完整的系统。中医作为中华文明的瑰宝，已经在中华大地上传承了数千年，为无数中华儿女的生命健康提供了坚实的保障，在中华民族的繁衍生息中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是亿万华夏儿女健康的守护者，也是我们文化自信的重要源泉。当今社会，中医依然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为人民健康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几千年来，中医与武术密切相关，它们有共同的哲学方法论基础，在长期互补、共同发展过程中，武术将中医学的整体观和综合观理论吸收到自己的理论体系之中，形成形神合一、内外兼修、内养性情、外练筋骨的健身之道和养生思想，并在实践中不断充实和发展。中华文化肇于《易经》，医、武同源。“拳起于易理成于医”之说，高度概括了武术理论与中医之间紧密关系。《黄帝内经》经络理论及气化学说、筋经学说等都是在《易经》基础上的进一步升华，也是武术中训练和修习的重要理论指导；以《黄帝内经》为理论基础的中医经典在中国武术发展历程中起到了十分重要的指导作用。医理中的“凡经络皆有益于拳”；“五运六气司变化，武术得之自通神”；“内壮为本，以内促外，方为有本之学”等，都广泛运用于武术的习练、教学与训练中。阴阳五行理论是中国拳术特别是“内家拳”术发展演变的依据，武术的技击也都是以阴阳转化理论为根本，表达了武术对立统一和普遍系统论的观点。在以“阴阳五行观”为代表的传统武术中，如以阴阳八卦化生观念为理论基础的八卦掌，以五行学说为理论思想原则的形意拳，以太极哲理为精髓的太极拳，以河络、阴阳五行、九宫八卦理论为核心的文圣拳等，都体现了阴阳五行变化的原理和规律。
武术之道为阴阳也，非“气”之学无以领悟功夫之真谛，更难能达上乘功夫之境界。气功是打开人体生命科学的金钥匙，它与武术密切联系；武术修为要与气功修炼相结合。“内家拳”派的内功，就是以养气和练气为主要手段和方法，质在“炼精化气，炼气化神，炼神还虚，炼虚合道”。“气为血之帅，血为气之母”，阴阳和谐，气血健旺，经络顺畅，百病不生，可得长生。在武术运动中意念有利于身体气血调和，激发调动人体的内在潜力，诱发集聚人体内气，使之可聚可发，聚则储存于腹部，发则以意导气，发挥人体最大潜能。武术用意念统领内气循经络运行于全身，以疏通经络气血。武术练功是以中医“阴阳五行说”、“经络学说”、“脏象学说”等基本理论为生理学依据，遵循阴阳五行生化收藏变化规律，保持生命的活力；在运动中达到内壮脏腑，外强筋骨，畅通经络，促进消化循环，增强免疫力，这也是武术养生观的重要体现。《拳意内经·神运经》则强调：“练形而能坚，练精而能实，练气而气壮，练神而能飞。”重视精、气、神的作用转化，重视内功修炼，从而以内壮达到整体强壮。武术遵从中医理论来指导习练，并在技术中大量吸收中医的医术，用之于养生和技击。如医术中的点穴、拿脉、解骨及救治偏差术等则直接用于自卫与技击术中。“气以直养而无害，劲以曲蓄而有余”的方法则既用于技击术中，更用之于养生与壮内。真正武术大家都是懂得中医的，真正中医大家都是懂武术的。历史上很多名医是武术大家，以医合武，行道天下，如东汉华佗，唐代孙思邈，到了清朝时期更是涌现出了一大批既是医学家又是武术家的人物。
武术与中医都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织部分，“天人合一”、“阴阳辩证”，“五行生克”是它们共同的哲学基础。传统武术在丰富和发展过程中对中医的“形神合一”、“经络学说”、“精气神学说”等理论进行了融合和借鉴。中医学“精气神论”，对武术理论与实战技术产生着重大影响，中医上的“精气神”观是武术“精气神”的理论之源。精、气、神为“内三宝”，耳、目、口为“外三宝”，要养生保健延年，必须“常使内三宝不逐物而流，外三宝不诱中而扰”。人要承接天地之气，古人云：气盛者强，气衰者弱，气绝者身亡。从健身养生的角度，传统武术在功法上直接而完整的吸收了中医的“精气神观”，采用意念、动作、呼吸相协调的方式，以固精、养气、调神，从而达到内外兼修、性命双修、养生延年的目的。“精气神”在武术中表现出形神兼备的整体武术意识，无论是在传统武术还是现代武术中，无论是从“内在”还是从“外在”看，都与“精气神”密不可分，三者缺一不可，相互依存，统一于一个整体中。
当今社会，人们一般都是以健身、技击实用等目的来进行武术锻炼。中国武术是一种身体运动形式，属于人体科学的一部分，而中国的人体科学是分立在中医学的基础之上。中国武术传统练功的理论是以中医的“阴阳五行说”、“经络学说”、“脏象学说”等基本理论为生理学的依据的。武术与中医学都中华民族的伟大传承，它们紧密结合沟通，既实现自身的科学化，揭示存在的种种奥秘，又发挥更大的作用，大放其异彩，从而为强身健体、健身养生、预防疾病、祛病延年作出难以估量的贡献。
（五）以兵学文化为中国武术思想文化的核心灵魂
中国古代战争不断，战争中的军事武艺促进了古代武术的发展。兵法是战争的理论指导，而武术是从事战争之个体的技艺支撑，兵法和武术同时在战争中得到检验、运用和发展；不懂兵学，不足以为武，兵学文化是武术理论指导思想中的重要内容。从古代人与自然和社会斗争中总结出来的武术技击之术，可以直接用于战争搏杀，连同车战、马战、步战等。武术之道，就是兵法之道。武术是古代军事技术的一部分，几千年冷兵器时代，武术技艺一直是军事斗争取胜的重要手段。“拳兵同源”，“自古拳势通兵法，不识兵书莫练拳”，用兵法来培育和启迪武术技击思想，提高技击理论水平，指导技击实践活动，增加武术的技击实用性。拳学兵法是一般，不读兵书难悟拳。艺高胆大勇者胜，老谋深算亦占先。武术借鉴兵法中的“将道”思想培养习武者的优良性格和精神品质，以及用于从事武术技击的教练指导工作，如《孙子兵法》的将道：“将者，智、信、仁、勇、严也”。兵学中智者不惑、无信不立、仁者不忧、勇者不惧、严以律己等要求，对武术的精神和“武德”的养成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古代武术发展与军事技术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是战争中的军事武艺促进了古代武术的发展。武术乃杀伐之术，也为战争之术，最重视的是实战搏杀性，古代军事训练的主要形式是“田猎”和“武舞”；“田猎”包括“空手以搏”和“手格猛兽”的搏斗技能，“武舞”是根据兵器性能，把击刺同阵形、队形结合起来的武舞式训练，这种将实战技能按一定程序和规则进行训练的古代武术是后来武术套路发展的雏形，也是武术逐渐向系统化演进的过程。武术最真实地继承了战场厮杀的模拟和建立在真实反映战场对抗的策略与战术，以及所具有面对生死搏斗的勇气和力量，它对于人的精神素质、智慧能力和意志品质训练的提高具有无可取代的作用。
孙子曰：“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春秋战国时期出现的一系列重要的军事著作，如春秋时的《孙子兵法》、战国早期的《吴子兵法》、中期的《孙膑兵法》和后期的《尉缭子》等，这些兵书阐述了带兵、打仗、布阵等军事方面问题，同时渗透了中国古代的哲学思想，使军事与哲学融为一体，这对后世中国武术与哲学的结合，形成中国独特的武术思想文化体系有着重大影响。中国古代兵学思想对武术技击思想有着重要的指导作用，战争中兵学思想的丰富与发展对中国武术文化的发展有着重要的促进作用，使得中国武术在自身的发展过程中吸收和具备古代兵学思想的元素，逐渐形成了“诡异多变”、“奇正相生”、“避实击虚”、“声东击西”、“以弱胜强”、“以柔克刚”、“重意轻形”等技击思想。武术是古代战争一种传承的技术，具有维护和平的力量，拥有维护自身安全和权益的实力。武术“凶器”也，反对逞勇斗狠，以技欺人。真正的武者习武不是为了“用”，而是为了不“用”。武术具有威慑的力量，即能“不战而屈人之兵”，这是“武功”的最高境界，也是《孙子兵法》的最高战略思维境界。
古代战争成为促进武术发展的主要动力，武术发展与战争形式的变化、兵器的演进、战术的更新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孙子兵法的奇正结合、奇正相生，拳战与兵战，皆以避实击虚为核心，以克敌制胜为目的。拳势如水无定形，拳无常势，身无常形。“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出其所不趋，趋其所不意”（《孙子兵法·虚实篇》）。“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孙子兵法·谋攻篇》），强调了知彼知己、出其不意等谋略在武术技击中的重要性。孙子曰：“兵者，诡道也。故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远，远而示之近。利而诱之，乱而取之，实而备之，强而避之，怒而挠之，卑而骄之，佚而劳之，亲而离之，攻其无备，出其不意。此兵家之胜，不可先传也”（《孙子兵法·计篇》），“兵之情主速，乘人之不及，由不虞之道攻其所不戒也”（《孙子·九地篇》），“故善用兵者，譬如率然；率然者，常山之蛇也。击其首则尾至，击其尾则首至，击其中则首尾俱至”（《孙子·九地》），《孙子兵法·虚实篇》：“善战者，制人而不制于人。”这些原则都要求武术技击时能随机应变、拳贵神速、避实击虚、声东击西，使武术技击成为自身本能自然运作的一种行为，以机体最小的消耗来获取胜利。武术之灵妙，全在之变化，招式动作的运用，妙在分寸之间。实战要深通阴阳变化之道，变化无穷，阴阳不测谓之神。拳谚曰“一胆二力三功夫”，道出了临阵对敌实战的心理素质、精神、力量和技击技术的关系。
武术集太极阴阳变化、五行生克制化，以及八卦图易理象形取意等诸多元素融入拳学拳理之中，同时汇聚兵法睿智用于实战之妙，一理求万变，万变求自然，千变万化，不可胜穷。拳法之道“变则通，通则胜”，或因敌而动，或以我动待敌动，以动应变，致人而不致于人。操拳用武力求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才能使对手难知我真意，体现了武技与兵法的交融关系。辩证法中的阴阳、虚实、强弱、奇正、有无等都是武术理论所遵循的技击原则和思想。武术的思想文化内涵随着华夏文明的发展不断完善和变化，从甲骨文中几种“武”字的变化演变看，其原始本意并非止戈为武，而是形象的表述了一个武士或持戈静止而立，注视前方，或举戈而动，欲与人、兽斗。狭义的“止戈为武”出自于许慎的《说文解字》中：“武，楚庄王曰：夫武，定功戢兵，故止戈为武”；而广义的“止戈为武”和“不战而屈人之兵”等思想是古代兵学文化对武术思想影响的一种重要体现，进一步丰富了武术思想文化内涵。武，止戈为武；术，思通造化，随通而行为术。武是停止干戈、消停战事的实力，武术有独特的礼仪和境界观，武的最高境界是平和、不争和无为，而不战而屈人之兵是习武者所要追求的境界。中华传统武术已经传承了数千年之久，具有悠久的历史和深厚的文化底蕴，是古人留下的无价之宝，成为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几千年来，多少人用它保家卫国、除暴安良、维护正义，护佑华夏民族生存发展；多少人用它让全世界记住了中国，已成为中国在世界上的一个精神文化标识。中华民族用了五千年时间，把本是野蛮格斗的武术，变成一种能够代表华夏文明的民族文化。武术在历史发展过程中，从野蛮走向文明，从“术”走向了“道”，从“打”走向了不“打”，从原始格斗走向了哲学，融入了华夏民族五千年的聪明智慧，使之成为一种功法和套路极其成熟的精神和身体修炼形式。
中国武术是一种兵学文化的展现，能抵御外侮，抗暴安民，强身健体，修身养性；它既能振奋民族精神，又能给人以艺术享受；它与《孙子兵法》等兵学文化同植根于中华传统文化沃土，可谓同源之水、同本之木。武术技击原理和军事战略、战术息息相通，是一脉相承的，武艺高强者参军实战后，增长了兵法知识，成为将帅之才，如历史上的岳飞、戚继光等。明代由于军事战争的需要，促进了武艺的大发展，出现了不同风格的武术技术流派、拳术和器械功夫，这个时期为武术的发展提供了驱动力；同时军旅武术流入民间形成了民间武术，也促进了民间武术的大发展。具有代表性的著作有《纪效新书》、《武篇》、《耕馀剩技》等，这些著作不同程度地记载了拳术﹑器械的流派、沿革、动作名称、特征、运动方法和技术理论等，特别是在理论上总结了过去的习武经验，为后世研究武术提供了重要依据。从戚继光《纪效新书》可以看出武术理论的血液中融化有不少兵家理论，增加了武术理论的深度，这些著作有助于对武术理论、武术实践的指导。武术绝不能离开传统兵学文化的指导；武术与兵学文化的高度融合将有效促进武术理论和技术的发展。中国丰富的兵学文化是武术思想文化发展的灵魂。
随着社会的发展与时代的变化，武术的思想和文化也在发展变化。在当今武术与现代自由搏击融合的过程中，由于其各自的训练体系不同，从而使武术的实战功能不能够很好地发挥出来。要改变武术发展的指导思想，加强传统武术训练体系与现代格斗术训练体系的结合，一切从实战出发，以追求实战为根本出发点，摈弃传统武术中的一些华而不实的花架子和“框框”，在实战中发挥出强大的威力。武术博大精深，它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肥美的土壤、吸收了中华文化丰富的养分，它以独特、内容丰富的技法形式，承载着中华民族的思想智慧，人生哲理。需要学习和利用现代传统方式，整合各方资源，带动传统与竞技武术的全面发展。
武术是野蛮与文明集合体；武术是“杀人技”，要回归原始搏杀之原形，就要失去五千年积淀而来的文明。历史证明，在文明与野蛮的较量中，往往野蛮会战胜文明。武术是嗜血而残酷的格斗技术，讲究的是”一着制敌，一击必杀“的实力，是”杀敌一千，自损八百“的勇气；战胜敌人和对手，靠的是实力，是勇气、胆略、精神、智慧、谋略和力量。在国外有许多格斗的高手，一直在默默的汲取中国传统武术的营养，借鉴其练功方法，对中国传统武术彰显出虔诚的尊重与崇拜。我们要让武术成为中华民族崇高的信仰，将之融入民众的“血液”之中。要大力弘扬民族尚武精神，崇尚高大、勇猛、刚健、力量之美，唤醒民族心灵深处的血性，培养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以思想、文化和精神的力量助推中华武术向前发展。古人云：壮士一怒，血溅五步；君王一怒，血流漂橹。武术从野蛮到文明走了五千年，而从文明到野蛮，也许可能会是一夜之间。
（六）以“士”文化为武术思想文化的精神追求
华夏文明的本来面目是崇文尚武“士”的精神。“士文化”是中华传统文化的升华和凝练，它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和文化财富。春秋战国时期产生和孕育的出来的“士文化”，对于促进中国武术思想文化的形成与发展起到过巨大的作用，特别是对武德与武术精神的影响重大。“士”的思想是中华民族最本质、最具影响力的思想和文化；“士”的精神体现了中华民族所凝聚的价值取向和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武术磨砺习武者的意志，锻造坚韧不拔优秀品质和人格，是培养“士”精神和品质的重要途径。习武之人所体现出来的豪气、勇敢、正气、尊严和阳刚之气，是一个优秀民族最不可缺少的品格和精神；武术精神也是“士文化”精神之重要体现。“士”能够做到“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代表着“士”的人格尊严和风骨，这是对“士”崇高思想和精神写照。“士”是中华民族精神的崇高信仰，是东方文明智慧的集中代表，它在中华文明传承发展史中起到中流砥柱的作用。在一定意义上说，“士”的精神是武术精神的根本所在；没有“士”的精神，就没有武术精神，至少是不完整的。在当今社会中，做一名“士”应该成为每一位中国人人格尊严和精神追求的崇高目标。弘扬中华武术精神，就是在传承“士”的精神，对于促进中国“士”文化的发展具有积极的意义。
中国古代的“士”有独立人格与高尚操守，为了国家与人民的利益，甚至可以牺牲自己的生命。随着时代的变化，“士”的身份和文化虽然发生了某些变化，但是“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责任感及信念却始终没有改变。士大夫有以天下为己任的胸怀和抱负，他们在长期受传统礼教文化影响下，有着很高的道德境界，他们不以官职论高低，不以财富论成败，进可拜将封相，退可遨游山野，功成不倨，恃才不傲，崇尚正义，平生致力于修身养性，治国安邦，有张扬的个性。“士”之独立人格是中国政治文化社会的主干支持，有“士”在，“士”的精神就在，“士”的尊严和人格就在，中华民族、中国文化、中华文明就能延续。如果“士”失去了独立人格和精神，那么“士”这个阶层就“变质”了。“士”的精神独立、自强不息品质，成为鞭策中华儿女不断开拓进取的永恒精神力量，是促进中华文明进步的重要思想保证。
春秋时期的士人，性格阳刚勇武，无论男女，都是以高大健硕为美；上马能武，下马能文，侠客义士遍地，扶危救困，济人不赡。当时的社会推崇礼、仁、义、公、信等价值取向，崇尚富于进取和创造力的尚武精神。《论语·子路》曰：“行己有耻，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可谓士矣。”“士”在中国历史上形成了一个源远流长的传统，士人是华夏文化真正的承载者、继承者和弘道者。“士”者，智信仁勇义也；“士”讲求孝、悌、忠、信、礼、义、廉、耻“八德”，推崇“道”与“德”的统一。士文化的本质和精髓，在于人讲立身之道，在于国论治国之道。“士”有风骨、有气节、有精神，有着独立的人格、自由的思想和以天下为己任的追求。“士”对民族、对国家忠心不二，为了理想和信念，为义为忠，舍生取义。“士”为天下计，贱名利，轻生死，知不可为而为之，有殉道主义的精神。历史在发展，“士”这种敢于牺牲的殉道精神是非常宝贵和重要的，这些精神对于重塑现代社会中国人的性格具有积极而重要的意义。文化是民族的血脉，而“士文化”作为中华文化的重要思想文化在中国历史进程中发挥着无可替代作用。“士”的精神是中国武术文化最宝贵的精神支柱，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生命文化基因。现代武术文化传承昭示着迫切需要传统文化中士文化的复兴，国家和民族需要“士”之德操、思想、情怀与精神的回归。失去“士”的精神，中华民族就会失去其精神源泉和灵魂。每一位习武者都应该成为士文化的忠实践行者，以天下为己任，志力于“道”的传承与发展，让中国武术赋予崇高的精神、思想和灵魂。中华武术之所以伟大，不仅仅在于它的武艺，更可贵的是武术先辈们传承下来的代表中国民族气质“士”的精神和风骨，这是武术精神的重要体现。
（七）以华夏民族精神为武术思想文化的价值体现
武术是中华国学经典文化和民族文化精粹，是防身自卫和锻炼身体的一种方法与运动，具有悠久的历史和承载着厚重的传统文化，也是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体现。武术精神是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民族几千来自强不息、不畏强暴、维护正义、凝聚力量的真实写照。习武之人骨子里透出的忠义之气，正义之气，豪雄之气，体现出一个人综合素质，对外散发的一种无形的震慑力量和魅力，特别是在冷兵器时代，更让平常人产生一种敬畏的力量，这也是武术的独特价值精神所在。武术强健人之体魄、磨练人之意志，具有个人的锻炼价值，同时能够传承民族精神，激发民族自豪感和爱国主义情怀，促进交流和文化传播，具有强大的社会价值和功能。中华民族自古就有崇勇尚武的传统，形成了弥足珍贵的尚武精神。尚武精神是中华民族精神的基本内容和重要体现，作为自强不息民族精神具体化，提倡尚武精神，对于重塑中华民族的性格和灵魂，振奋民族精神，增强民族向心力和凝聚力都具有重要意义。武术拥有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文化底蕴，内含有中国军事思想演进的深邃睿智，承载着博大精深的中国传统文化与民族精神；这些文化和精神源自于中华民族不屈的抗争精神和强烈的进取意识，它渗透于武术技术之中，贯穿于武术运动的始终。
中华文明是世界古代文明中始终没有中断、连续五千多年发展至今的文明。支撑中华民族生存发展的精神支柱，推动中华民族走向繁荣，强大的精神动力，是中华民族之魂，亦即自强不息的武术精神。中华民族在漫长历史发展中形成的独具特色的武术文化传统，深深影响了古代中国，也深深影响着当代中国，传承着民族的尚武精神。习武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也是塑造民族尚武精神和性格的重要途径。尚武精神让中华武脉历久弥坚，让民族文化绵延不绝。武术精神是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体现，也是中华民族世代生生不息、顽强发展的力量源泉；它是中华民族在漫长的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逐步形成的，是中华各族人民社会精神生活的反映，也是中华民族文化最本质、最集中共同价值追求的体现，是各民族生活方式、理想信仰、价值观念的文化浓缩，也是中华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精神纽带、支撑和动力。和平时期，尚武精神以尚礼、尚仁、尚德的道德与伦理精神联结着华夏民众的情感纽带，成为中华民族亲情意识与和睦精神的重要构体。中国武术精神的基本内涵体现了中国文化独有的文武之道；在五千多年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崇武慕德，尊师重道，贵义尚礼，自强不息，坚韧不拔，惩恶扬善，匡扶正义，不畏强暴，修正向善，宽容忍耐，担当责任，保家卫国，仁爱天下，以和为贵，侠义情怀，止戈为武等伟大民族精神和品质。习武之人所具有的正义感、使命感和强烈社会责任感，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精神的体现。武术的文化、思想、精神和力量可以改变一个民族的性格和气质，可以塑造精神与体魄强大的中华民族，它的思想和精神甚至可以改变整个世界。“兴国学，承国术，育国士，铸国魂”，用武术唤醒民族的精神，激发民族的坚强意志，增强民族的凝聚力和向心力，促进民族团结和社会文明进步。武术精神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爱国精神，很多武功高强的人和练武者，都是以匡扶正义和保卫国家为目的，如历史上的岳飞、戚继光、霍元甲等都是光辉的典范，精忠报国普遍成为练武之人的理想和精神追求。
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真正强大并不在于物质多么丰富，更重要的是要有文化、信仰和精神。国家和民族的兴盛，没有振奋的精神、没有高尚的品格、没有坚定的志向是不行的。几千年来世界历史证明，一个尚武的民族总是生机勃勃富于进取的；一个胆怯奴性的民族，只能永远匍匐在强势民族的脚下；一个阳刚血性的民族，才能雄踞世界民族之林。尚武是中华民族的精神之魂，我们这个民族需要大力倡导武术精神。从百年沧桑到民族复兴，在国家和民族危亡时，为了民族大义，总是有勇敢无畏的人，舍生取义的人，杀身成仁的人，生而忘死的人，他们才是中华民族的真正的脊梁。如果切断了我们这个民族的“武脉”，那么我们这个民族的未来是危险的。武术寄托了中华民族不朽的智慧，承载着中华民族五千年的文明，孕育了中华儿女的英姿飒爽。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灵魂，而武术是民族文化瑰宝，是中华民族精神的支柱。武术精神是民族魂和中华魂的象征，每一个动作都蕴含我们对民族魂和精神、对中华魂的执着。
中华民族需要培养武术中所蕴涵的坚忍不拔的意志、威武不屈的气概，积极向上、开拓进取的精神。武术深层中所包含的这种民族精神，无疑是激励广大习武者热爱祖国、奋发向上的巨大动力。尚武精神复兴是中华民族复兴的重要标志，它在整个国家和民族思想文化建设发展中发挥着凝聚作用、支撑作用和激励作用，是中华民族文明进步立于世界之林的重要保障。中国武术精神比较全面地体现了中国人的气质和精神，我们有责任将这种精神进一步继承和发扬光大。提倡“中国人就应该习武”的思想，通过练习武术增强国民体质，振奋民族精神。要在全社会弘扬和倡导尚武精神，让尚武成为现代社会文化发展的一种风尚，成为中华民族一种英雄气质的体现，成为一种坚定的民族信仰和文化，从而培养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气质，以及具有敢于战胜困难的勇气、精神和力量。一个人、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不能没有灵魂，要牢固树立坚定的文化自信和民族信仰，不断增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武术作为中国文化的精粹，同样也不能失去灵魂，要让武术发挥出磅礴的伟力，发挥其独特的功能和价值，在当代社会发展中对于培育民族精神，弘扬传统文化，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发挥重要的价值和作用。
任何一部文化都有其思想、精神和灵魂，武术亦然。中国传统武术种类繁多，异彩纷呈，但文化与发展参差不齐。每一种武术其思想、精神和灵魂只是表现在层次、维度和认识水平的不同；每一种武术形成背景、文化环境、发展历程等诸多不同因素，在文化和技艺上表现出各自的差异性。中国传统武术文化是个性与共性的统一，是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统一。要尊重武术文化的差异性，包容多样性，正是这些差异性和多样性，才造就了中国武术文化的丰富多彩。要深入挖掘武术文化内涵，促进武学文化的繁荣发展。尚武精神是关乎一个国家兴亡的重要精神，也是决定一个民族存亡断续的一个重要精神；尚武是体现民族精神和力量重要标志。武术精神呈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着的责任担当和进取意识，以及精忠报国、振兴中华的爱国情怀等传统美德，展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积淀的互相尊重、求同存异、和而不同，和谐共进等中华文明价值精神和思想。文化是精神的载体，信仰是精神的灵魂。一个没有民族信仰和精神传统的民族是没有灵魂的，没有根的民族。民族信仰是其民族赖以生存的精神支撑。民族信仰与民族精神有密切关联，民族精神因其继承性、延续性和永恒性而成为了信仰，对其民族精神的持守就是其民族信仰的表现，信仰本民族的精神即意味着守护其精神家园、传承其民族文明。
中国文化中，以儒、释、道三教为主体的文化都是向内求，都是强调人的自我圆满、自我提升，讲求精神上“天人合一”，其思想和文化倾向保守和内敛，这与西方文化向外发展、向外寻求探索的方式和观念存在很大的差异；历史证明，我们这样的文化传统和价值体系也导致了这个民族的精神太容易懈怠了，太容易自满了。历史是一面镜子，“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自强不息，奋发图强，铭记历史，警钟长鸣。在武术领域发展中，客观地对待域外格斗术，吸取精华，提高传统武术技击能力和运动水平，促进与世界格斗技术的交流与发展，提升武术在国际体育上的竞争力。世界上单兵具有代表性的以色列格斗术，亦称马伽术，它集中国武术、泰拳、自由搏击、巴西柔拳、古巴摔跤、日本空手道于一体，讲究一着制敌，每一招都冲着让对手产生永久性的伤害，这是世界上具有重要实力的格斗术，其发展值得中国武术学习。近百年来，其它国家一些格斗术在世界体育舞台上得到较好的发展，这为中国武术的发展提供了良好借鉴经验；让中国武术采百家之长，补己之短，使之成为世界上最具文化性、实战性、哲学性的技击术。要不断向世界其它文明汲取先进文化，努力发掘中国和世界上不同时代、不同文化的思想精华，促进文化交流互鉴，让中华文明更加发扬光大，让人类文明更加绚丽多彩。
六、武术文化与古老东方哲学的关系
哲学是关于世界观的学问，是关于自然、社会和人类思维一般规律的科学，它是一切学科的基础。传统武术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蕴含了丰富的传统文化和传统哲学基础，具有深厚的哲理性。《易经》是中国古代最早的有系统的哲学著作，“群经之首，大道之源”，是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自然哲学与伦理实践的源头，也是人类全部人文学科与自然科学变化规律的总结。它是人类最高端的智慧体系，其内在涉及哲学、军事、政治、文化、艺术、生活等诸多领域，思想内蕴着生生不息，变化莫测的象、数、理、占之机，充满了东方思辩的哲学智慧，具有“全部信息”的全息性和“无处不在”的包容性。易经的理论思想所揭示的天人合一，阴阳辩证等理论思想，贯穿于中国传统武术各个方面，形成了特有的特色，成为中国武术哲学、思想和文化的根源。易经文化的“使命”，就是让人的“生命”更精彩，最大的力量就是构建我们的精神家园。易经对武术的影响是全面的，它对武术的价值观、世界观、修炼方法、技击，以及对各流派的形成发展都有着深远影响。武术的流派很多，形式多样，但都普遍包含着朴素的唯物主义哲理，“天人合一”、“阴阳辩证”的对立而又统一的哲学思想，是构成中华文化最稳定、最本质的理论内核；它不仅对武术文化影响还包括其它中国传统文化的各方面。“天人合一”理论是老子哲学思想的核心，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老子思想不仅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而且对人类目前和未来的文化及生活提供着积极的智慧。武术是人体的运动，只有恪守自然法则，顺应自然规律，才能达到与自然的和谐统一。道家无为思想，运用于武道，即“无为乃拳道无上之境界”，此诠释了道家思想无为而无不为之理。武术顺应自然的思想基础也深受汉代董仲舒提出的“天人感应说”的影响，注重宇宙事物的有机统一、自然协和、生生不已的整体观，进而把宇宙或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一切事物的发展变化，都看作是相互联系、和谐、平衡的运动，明确地解释了天体的演变和人体在自然力影响下的功能变化。中国道学的系统观，五行统一于阴阳，阴阳统一于太极，其“天人合一”、阴阳五行理论成为中国传统武术特别是“内家拳”的重要理论依据。《道德经》老子思想对武术的影响是具体而系统的，特别是对以文圣拳、太极拳、形意拳等为代表的“内家拳”理论形成影响巨大，它对中国武术技击、修炼、养生等思想有着很深影响。中华民族尚来就是一个崇尚哲学的民族，它的文化精神核心是哲学而不是宗教；哲学修养成为这个民族传统教育的一个基本主题，它从孩提时期就开始了，如“人之初，性本善”、好高骛远、知己知彼等谚语都包含着高深或朴素的哲学命题，可以说哲学是民族的智慧源头，它对每个习武者的哲学思维具有潜移默化的作用。武术是真正意义上的哲学之拳，无论从形式到内容都蕴含了深厚的哲学思想文化，可以说传统哲学对武术文化的影响是与生俱来的，深深地影响着习武者的思维方式和行为规范，并使之自然地将哲学运用于习武术活动之中。习武者的价值观、思维方式及具体日常行为，无不浸淫着中国传统哲学的思想。武术吸取了易经哲学思想，即“天人合一”整体观、阴阳辩证观、八卦哲学中国古代哲学的本体论和思想观念，成为中国传统武术文化的指导思想和理论源泉，是建构中国传统武术文化哲学体系的理论基础。
中国武术每个流派都有自己的一套理论或思想，但基本上都受中国古代朴素哲学思想的影响，其中强调的刚柔相济、内外合一、动迅静定、虚实分明，这里的刚与柔、内与外、动与静、虚与实等都是矛盾着的两个方面，它们相辅相成，但又同时寓于一个矛盾的统一体中。“内家拳”以“阴阳变化”古代朴素辩证法为基本思想，演绎出对立概念动静、刚柔、虚实、开合、内外、进退、起伏、显藏、攻守等，这一理论思想体系被广泛地运用于拳种、流派的武术理论之中。阴阳对立统一观的哲学思想无不渗透于武术文化之中，直接交融显现在武术的理论和实践中。用太极阴阳、五行八卦相生相克的理论来解释攻防哲学原理，成为“内家拳”的重要理论基础。历史上许多武术家都自觉不自觉地运用古代哲学思想来分析解释自己演练的拳法，并能融会贯通地创造出不同风格的拳种。佛教的“禅文化”拥有深厚的哲学文化内涵，对中国武术思想文化发展有着重要影响，对中国社会发展和文化进步也有着深远影响。禅武结合是少林武术区别于其它武术流派的最大特点。
武术是体现中国传统哲学的载体，古代哲学思想对武术文化的发展有着重要的指导作用。武术在“道”和“武”的结合中，体现了丰富的哲学精神与文化内涵。武术哲学是以技击动作为主要内容，以套路和格斗为运动形式，注重内外兼修，追求世界的本源、本质、共性或绝对、终极的形而上者为形式的一种哲学。《老子》云：“道者，万物之奥”，“似万物之宗。”又云：“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王宗岳《太极拳论》说:“太极者，无极而生，阴阳之母也。”太极拳原理无极而太极，动静、阴阳等千变万化。《太极拳论》又说：“虽变化万端，而理惟一贯。”这个“理”就是武术的本体，也就是“道”。武术中练拳就是以技术来体察修行拳理之道，无道无以阐拳。持之以恒修持的即是拳技千变万化的“理”，拳技以“理”推演出了拳技招式阴阳、动静、虚实、刚柔的技击辩证思想。武术理论以最基本的辩证哲学思想为指导，更进一步强化了这些哲学思想的表现程度和手段，呈现出武术诸多技法辩证思路。内家武术往往通过哲学的观点并融合中国的道家学术观点来阐述人体潜能。道家思想为中国传统武术文化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道演化为思想，思想升华为道，落地则运用为方法和技术。武术通过实践并结合哲学认识，将人们生存与发展的技击功能发展到极致，同时修炼成能启发众生智慧、感悟人心性命去战胜困难的高尚精深的内心世界。武术的整体运动观、阴阳变化观、形神观、悟道观、道论、气论、劲论，精气神论、以及动静说、刚柔说、体用说、尚武崇德说等等，都是中国传统武术文化系统中的有机组成部分，富有深厚的哲学文化内涵，都从不同侧面展现了中华民族武术文化的光彩。
河图洛书是中华文明的源头，蕴含了深奥的宇宙星象之理。《易·系辞上》“天垂象，见吉凶，圣人象之，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提示了宇宙万事万物生成、变化、运动之理。河络、阴阳五行、太极八卦等玄学理论，是传统武术的重要理论源泉和理论依据；阴阳五行的认识论构成了中国传统武术文化的核心。文武之道，理明则功进，功进则理更明，武术中的阴与阳，虚与实，动与静，松与紧，曲与直，轻与重，刚与柔，起与伏，快与慢等理论，无不是体现矛盾双方的对立统一和相互转化的道理。武术中“矛”与“盾”既代表了两种不同的武器，又代表了武术内在重要的哲学问题，这种关系不仅体现在武术的实战应用之中，也被广泛地应用于其他领域。武术这种矛盾对立统一的辩证关系是武术的核心思想之一，反映了中国武术在长期的历史演进中倍受中国古代哲学、兵学、医学、美学等方面的渗透和影响，形成了独具民族风格的练功方法和运动形式。武术与哲学的关系是密不可分，哲学是武术的精美体现。以文圣拳、太极拳、形意拳、八卦掌等为代表的众多“内家拳”拳种对拳理的解释，无不与古代哲学思想密切相连。武术家李小龙提出的“以无法为有法，以无限为有限”武术境界观，将东方哲学理念在武术中发挥到很高的境界，对现代武术发展仍然有很大的影响。武术融汇了易学、哲学、兵学等传统文化思想精髓，使武术独具民族风格和特点，含有丰富的哲理性。没有中国古典哲学，便没有中国武术文化，哲学是武术思想文化的渊源。认识武术必须从哲学的层次研究武术的思想渊源，才能从本质上把握武术的文化特征，从而能够融会贯通，推陈出新，促进武术运动向高层次发展。
武术哲学的发展，促进了武术理论的完善和武术技术的体系化。传统武术不仅继承发扬了中国传统文化，也凸显有鲜明民族特色的中国文化元素。易经、阴阳五行、八卦等传统古典哲学，它们的内容丰富，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形成和发展有着深刻的影响，对传统武术的发展起到不可或缺的地位，加深对古典哲学文化的研究，对进一步揭示武术的文化底蕴和民族特色，丰富武术理论的内涵，使武术爱好者在练习中了解中国传统文化有着积极的现实意义。由于中国武术蕴含着深刻的哲理思想，具有修心养性的功效，因此，它在世界上对很多国家有着广泛的影响，
武术是中国人生存的哲学智慧。习练武功“内可治身、外可防身、君子比德”，意义不单是通过学练拳脚功夫和内功心法而强健体魄、延年益寿，其更深刻的内涵是人生境界的修养。强身健体是中华武术的外在依附和载体，其最终核心是对“道”的体悟，是对个人道德修养的不懈追求。习武是一辈子的事，这是一条永无止境的个人修炼过程，因而赋予了中华武术无限的魅力。“艺”赋予“道”以形象和生命，“道”给予“艺”以深度和灵魂。它内涵丰富，寓意深，既具备了人类体育运动强身健体的共同特征，又具有东方文明所特有的哲理性、科学性和艺术性，集中地体现了中国人民在体育领域中的生存智慧。
七、武术文化发展的几点思考
（一）提高对武术文化重要性的认识
武术产生于中华大地，根植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武术文化是华夏民族传统文化中最具有代表性、最富有独特内涵的文化遗产与国粹之一，是在中华民族漫长的历史演进中逐渐形成的，它在持续发展过程中整合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武术源于中国，属于世界；武术已成为中国体育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世界文化交流中发挥了积极作用，是当之无愧的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传统武术的优点是具有深厚的文化力量；儒家的“仁爱”、“人为贵”观念，道家的“天人合一”、“无为而治”思想，以及墨家的“非攻、兼爱”精神等中国传统文化对武术文化深广影响，彰显了武术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价值。“诸子百家”奠定了辉煌的中国古代文化的重要基础，也赋予了武术丰富多彩的文化内涵，是武术不断发展的思想源泉。武术在它的漫漫发展历程中与中国其它传统文化流派互相渗透、互相影响，形成了中华民族独具特色的武术文化。武术思想文化根源在社会生活，是人们思想观念、风俗习惯、生活方式、情感样式、宗教信仰等方面的集中表达。摒弃武术文化中的落后思想和不良习气，克服华而不实，不断提高武术体育竞技水平。在当代很长一段时间以来，人们对武术文化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武术文化研究存在滞后问题，没有形成完整的武术文化体系，使中国武术文化呈现出片面化、碎片化，严重影响了中国武术文化的发展。当代武术发展最根本的问题应该是思想认识问题。认识不到位就不能把握事物的本质，同时思想和文化是行动的先导，有什么样的思想文化就会有什么样的行动，有什么样的行动也就会有什么样的结果。要促进武术文化和教育身份回归，彰显民族文化价值，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深入挖掘武术蕴含的思想文化、人文精神，继承发展，守正创新，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体系的形成贡献一份力量，促进中华民族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让中国武术文化展现出永久魅力和活力。赓续中华文脉，坚实文化自信，牢固树立文化自尊、文化自信、文化自爱、文化自强思想，才是复兴中华武术文化之路。传统武术作为一种传统文化形式，其传承和发展受到许多因素的影响，包括社会环境、文化传承、训练方式等。面临传统武术在去实战趋向明显的环境下，这给传统武术生命力与发展面临考验，如何在现代社会中更好地传承和发展，需要社会各界的关注和努力。
武术作为中国文化载体，在长期的历史演变中,逐渐形成了自己的运动规律。武术所展示和内隐的文化意涵，更多是天人合一的理念、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精神的竞争意识。这些理念、精神和意识的存在，蕴含着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是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在几千年的发展进程中，中国武术形成了独特的价值观、健康观、教育观等，这些理论是长期积淀形成的中国武术生存发展的根基。要遵循中国武术发展的内在规律，立足中国传统文化根基，坚持中国文化特色，充分发挥武术的多功能和价值，使武术运动得到更大的发展。随着国家地位和民族威望在国际社会中迅速提升，武术也必将焕发出蓬勃的力量，以其特有的魅力和文化征服世人。没有正确的方向，就没有正确的思想；没有正确的思想，就没有正确的理论；没有正确的理论，就不会有正确的战略；正确的指导思想和战略是武术事业健康发展的基础。武术文化的继承和发展，精深的文化底蕴是其传播的根基，其文化的核心价值成为武术发展的主要动力。加强武术思想文化学术研究，从根本上改变人们对武术文化存在的模糊认识，克服守旧思想，破旧立新，实事求是，科学发展，实施振兴中华武术文化发展战略，构建中华武术大文化体系，为武术发展开辟创新发展之路。自古以来，中华民族就重视武术教育，武术进校园是中国武术传承发展的最佳形式，也是未来中国武术发展的希望。武术未来的传承与发展面临着新的挑战与抉择，要高度重视武术教育工作，努力把武术纳入完善的正规教育体系之中，将武术作为一门学科或课程进入学校深入推广，形成武术“从娃娃抓起”的传承保护意识，让武术成为国家和社会基础教育体系的重要内容，更好地促进武术文化的传承与发展。
（二）深入挖掘整理武术地域特色文化
武术在几千年历史中积淀着各个时代的社会生活背景和不同环境所决定的文化差异性，在形成与发展中蕴含着独特的民族风俗人情、生活方式、宗教信仰和道德伦理等文化因素；任何一个拳种、流派或体系都有其历史背景和文化。加强对地区、地域特色武术项目的历史发掘与研究，开展武术文物、档案、文献等普查、收集、整理、保存和研究利用工作，促进传统武术动态的可持续性的继承与发展，完善武术理论体系，丰富中华武学文化宝库。全国各民族、各流派、各地方所特有的传统武术拳种，本身具有其独特性、关联性和同一性，异彩纷呈，它们是中国武术“百花园”中一朵朵瑰丽的奇葩，共同构建了庞大的中国武术体系。加强对非遗武术的保护和传承工作，贯彻“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传承发展”的方针，做到保护好、传承好、发展好、弘扬好，将非遗武术文化一代代生生不息的传承下去。提倡“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促进各地武学文化的繁荣发展，为武术的全面振兴提供强劲的动力。武术是国家、民族之间文化交流的重要纽带，科学地保护和开发利用，对促进中华民族文化认同、增强社会凝聚力、增进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以及维系中华民族的文化传承具有重要意义。要把武术开展与全民健身多层次、多种类群众运动相融合，使武术运动更具有大众文化特色。武术运动对于促进全民健身，提高国际体育竞争能力，推动体育进步具有重要的作用和意义。文化信仰支撑着整个民族的精神和灵魂；文化积淀是一个社会、一个民族最宝贵的精神财富。植根于中国文化土壤，挖掘武术地域文化内涵，开发武术文化发展潜力，全面促进武术文化的传承与发展。任何一个伟大的事业都是由思想和精神凝聚的，要重视民族精神信仰的力量，让中国武术为民族文化振兴和社会文明进步作出积极贡献。
弘扬传统文化，不忘初心，领略精髓，凝聚民族之魂魄，传承民族国粹永恒精神，构筑传统武术文化脊梁，让武术成为中华民族的一种坚定的信仰，以思想和文化的力量助推中华武学向前发展。中华文化中关于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思想，“知行合一、学以致用”的思想、“崇正义、尚和合”的思想都是中国武术最基本的文化基因。武术服务于全民健身、健康中国战略，助力中华民族强国梦，将日益发挥出重要作用。武术是东方文化的一颗灿烂的明珠，武术在全球范围内得到广泛的传播，已成为世界体育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对世界体育文化有着深远的影响。按照国家《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要求，让武术服务人民，服务社会，服务民族、服务国家，服务世界，使武术在不断的传承发展与升华中，彰显传统武术文化的深沉积淀和深厚滋养，让武术文化绽放出璀璨的新时代光芒。
（三）加强武术文化的传承发展工作
在全球化和信息化浪潮中，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受外来文化的冲击，特别是受西方价值观和思想的影响，在传承与发展中面临一些突出问题，也使很多优良的传统武术正在遗失或弱化，当代武术的生存环境也受到了严重破坏，特别是一些非遗武术的保护和传承工作面临严峻形势。《论语·卫灵公》：“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中华武术再博大精深，再历史悠久，如果不能传承它，不能弘扬它，也将必定会走向衰落或绝种。中国民间武术是中国武术文化不可再生的宝贵资源，要加强保护和传承工作，需要引起全社会的重要，责任重大，任重道远。弘扬民族文化、振兴中华武术是每个中国人义不容辞的责任，也是传承中华文明、弘扬时代精神的主题。重视传统武术的传承与保护工作，坚持民族文化根本，重振武术精神，构建武术文化传承发展体系，切实保护好传统武术精髓，推动中国武术向前发展。历史就是文化积淀，创新才是推动传统武术发展的生命力，要与时俱进，创新发展，兼收并蓄，建立科学的武术训练体系，适应武术训练发展需要，提升武术国际体育中的竞争力。武术要发展，首先必须继承其本质特征，不断吸取传统武术的营养来充实自身，保留武术固有的风格和特色，努力做到“武术技术要规范化、武术理论要科学化、武术活动要社会化”。建立起良好的武术道德信仰体系，提高对武术文化与教育价值的认识，真正将各项弘扬与发展措施落实到实处。一个国家真正站起来，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最核心的是个人心灵的独立，是文化和精神家园的独立。要增强文化自信，珍爱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将武术上升到文化、哲学、教育、艺术与精神的高度，在全社会中提升武术的文化地位和教育地位，全面促进武术文化的繁荣发展。做好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工作，运用现代科技力量，提高保护传承水平。在遵循武术运动自身规律与文化内涵的基础上，促进对传统武术与现代竞技体系以及西方科学的贯通融合，充分借鉴西方力学、运动人体科学以及赛事评判体系，处理好传统与现代，民族与世界的关系，以适应竞技武术的时代发展需要。在多元文化发展的世界格局大趋势下，重视对具备民族精神和开拓精神的国际性武术人才的培养，构建尊重人才、尊重艺术的大环境，使之在建设文化强国的过程中发挥积极作用。随着我国综合实力的飞速发展，国家文化软实力也随之不断彰显，武术一定可以更好地走向世界，为全人类健康事业发挥更大作用，共同造福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为世界文明发展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早日实现作出更大贡献。一百年，日本的空手道已经传播到了全世界；近三四十年来，韩国的跆拳道馆在中国已遍地开花，印度瑜伽馆也会越来越多；而中国传统实战武术却被中国人慢慢遗忘，取而代之的舞蹈化套路与影视表演武术。这些“花架子”的东西不能反映中国武术的本来面目，客观上阉割了武术的精髓和精神。中国武术如何健康发展，应引起全民族的深刻思考和反省。
中华文化是武术文化的根脉，它滋养了这个民族自强不息的尚武精神，它是民族向心力和凝聚力的精神支柱。武术是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和内核，是我们这个民族不断奋发图强、开拓进取、披荆斩棘的智慧之源。加强中国传统武术传承与发展工作，展示中国武术文化魅力，推动武术健身运动，对于落实全民健身国家战略，促进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伟大复兴具有重要的意义。全体武术人和爱好武术的人们，要以高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勇于挑战，苦练内功，迎接武术发展新的春天到来。通过武术可以将中华文化传播出去，让世界人民更多的认识和了解中华武术和中华文化，为推动人类文明进步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文化是中华民族伟大崛起重要力量，武术作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正以国术的形式走向世界。继承和传承武术文化不仅是时代的需要，也是对弘扬中华文化，对于提升中华民族文化的世界影响力有着很大的作用。弘扬武术精神，传承优秀传统文化，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作出更大的贡献。
作者简介：卢飞宏，字翰林，号浮来居士，别号东方飞宏，东海卢氏，飞宏子，1966年出生，大学文化，中共党员，原籍山东省日照市人，山东省临沂市公安局工作。中华文圣拳全国总会副会长、秘书长，非遗武术文圣拳第九世代表性传承人，中国民间宗教武学的开拓者和奠基者，世界华人运动会中国山东分会济宁分会副主席，中国儒释道三教合一思想和文化研究专家，山东省青少年非遗武术教育研究中心研发专家，吉林省武术科普专业委员会高级顾问。《文圣拳武学三部曲》编者，即第一部《圣拳经典》（作者：卢飞宏、张丽光），第二部《文圣论道》，第三部《大道之行》（上、下册）等约300余万字的武学巨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