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大半生的人生经历中，我记忆最深刻的是在东北插队落户的那段知青生活经历。时隔几十年，曾经的知青生活往事我还历历在目，特别是当年省城下放到我们插队落户的那个村屯的那位老李大叔，至今我们还很想念他。
我是1969年春天（3月份）和同学们一起乘坐火车离开北京到吉林省长岭县插队落户的，当时到吉林省插队落户的北京知青不太多，我们北京知青大多数都去了陕北、云南生产建设兵团和黑龙江建设兵团。刚开始我打算去陕北，我妈说那里太穷，不想让我去。后来又想去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北大荒），我妈又说黑龙江太冷。云南倒是不冷，我妈又嫌那里太远。选来选去，最终选择了吉林省。
来到吉林省后，我们一部分知青被分派在松原地区的长岭县，我和六名同学被安置在二里介大队第七小队插队落户，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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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松原的春天比我们北京的冬天还冷，到处都是未融化的残雪，河道内的冰面上还有过往的行人。春天竟然还这么冷，我们真不敢想象东北的寒冬到底有多冷。好在队部的两间房子里都有火炕，我们四名男生住一间房子，三名女生住一间房子，晚上睡觉一点都不冷。
住的问题顺利得到了解决，老队长孙旭明又安排了一位大嫂临时帮教我们学习烧炕做饭。孙队长说：“这阵子是农闲时节，地里没啥农活，队里临时安排一名社员帮你们做饭，你们要尽快学会烧炕做饭，等春耕春播生产开始以后，地里农活忙了，队里就不能派人给你们做饭了。”
来到二里介的第二天，乡亲们就自发地给我们送来了白菜萝卜，也有送咸菜和酸菜的，乡亲们的淳朴善良和热情，令我们心生温暖又感动。
第二年夏天，我们二里介七队又来了两名插队落户的城里人，我和孙队长赶着队里的马车把他俩从公社驻地接回的村子。这两个人是夫妻，四十多岁的年纪，孙队长安排他夫妻俩临时住在了队部我们男知青曾经住过的那间房子里，是三名女知青帮忙打扫的房间。
那天的晚饭是三名女知青帮忙做的，吃饭的时候，孙队长安排我们七名北京知青陪着那夫妻俩一起吃的晚饭。那位中年大叔姓李，很儒雅，他说他夫妻俩是长春人，下放到二里介大队参加生产劳动向贫下中农学习来了，还说让我们多关照他夫妻俩。
吃过晚饭，孙队长问李大叔：“李同志，咱大队的张书记跟我交代过了，让我尽量给你夫妻俩安排轻松一点的农活，我想让你给咱队里喂牲口，不知你愿意不愿意？”“我没意见，一切都听从队长安排。”李大叔笑着说道。
就这样，省城来的下放干部，竟然成了生产队的饲养员。
我们七队的牛棚（牲口棚）就在队部后院，我们知青集体户离队部也不远，吃过晚饭，我们就到队部大院来找李大叔聊天。李大叔夫妻俩都很热情，我们来串门，李婶就忙着给我们端茶倒水，给我们搬凳子。院子里有蚊子，李大叔就点着一堆火，然后浇上一些水，火焰就会熄灭，冒出滚滚浓烟，蚊子就会被浓烟熏得逃之夭夭。
李大叔博学多识，他来下放插队，带来了很多书，有毛选，有农业方面的书籍，有医疗方面的书籍，还有家禽家畜饲养防病手册。最引人关注的是那几部长篇小说和史记，我们每次来李大叔家串门，他都会给我们讲一些历史故事，但从不谈政治，他还鼓励我们多看书学习，哪怕是农业知识和畜牧兽医知识，也建议我们学习一下。李大叔说知识是财富，艺多不压身。
空闲时间，我们男知青也到牲口棚帮着李大叔挑水喂牲口，帮他铡草料，有时也帮他家挑水。李婶拿我们就当她的孩子，我们的纽扣掉了衣服破了，她就帮我们缝补，家里做了什么好吃的，也会想到我们北京知青。特别是那三名女知青，李婶对她们更亲，她说看到了她们，就会想起自己女儿。
原来，李大叔家有三个孩子，老大老二是男孩，老大早就参加工作了，在钢厂当技术员。老二参军入伍，正在部队服兵役。小的是女儿，叫李晓月，和我们北京知青的年龄差不多，1969年秋天就到城东公社插队落户了。说起自己的女儿晓月，李婶心里就难受，她说按照国家政策，晓月原本可以留在他们身边的。可晓月非要和同学们一起到广阔天地接受再教育，一家人也就各奔东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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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1年秋天，李婶到二里介小学当了老师，她下放前就是高中老师，让她教小学生，那是富富有余。李婶当了小学老师，李大叔还是在生产队当饲养员。别看李大叔是下放干部，可他喂牲口可真有两下子，还会给马牛医病，连老饲养员都佩服他。
一晃就到了1974年秋天，我被推荐为工农兵学员，可那年的工农兵学员不光需要大队干部和社员的推荐，还要到县里参加文化课考试。结果我没能通过文化课考试，和梦寐以求的大学梦想失之交臂。那年是第一年实行推荐加文化课考试的模式，却让我赶上了。为此，我的情绪低落了好久。
有一天去李大叔家串门（当时李大叔和李婶也有了属于自己的家，已经不在队部居住了），说起我没能通过文化课考试的事情，我难受地落下了眼泪。李婶却宽慰我说：“哭什么，现在开始复习功课也不晚呀？你李叔不早就告诉你们了吗，知识是财富，你们趁着年轻，都应该多看书学习。”
从那天开始，我们知青集体户的六名知青（当时王抗美已经招工到公社供销社当了售货员）在晚饭后的时间都捧起了课本，都期盼着明年或后年，也有机会被推荐考大学。我还找出高中课本，让李婶辅导我高中的课程。李婶说我要是早一点用功学习，兴许已经坐在大学的教室上课了。在周老师（后来我们知青都管李婶叫周老师，李婶姓周）的辅导下，我学完了全部的高中课程。
1976年冬季，快过春节的时候，李晓月到二里介来看望她父母，那时我们知青才知道，她已经是吉林大学大二的学生了，她也是推荐加考试的工农兵大学生。李晓月长得特别漂亮，我们男知青都说长到二十多岁，还真没见过这么漂亮的女生。
李晓月在二里介住了半个多月，那段时间，我们知青天天都去李大叔家串门，听李晓月说大学的生活故事，我们都很崇拜她，也期盼着自己能早一天步入高校的大门。李晓月回长春的时候，我和李大叔赶着队里的马车把她送到公社汽车站，分别的时候，她送给我一个日记本，说希望我以后也能到吉林大学读书。
虽然当时还看不到上大学的希望，我却天天秉烛夜读，初中课程全部复习了一遍，不明白的问题就找周老师请教。在周老师的帮助下，我也学完了高中课程，回头又认真复习了一遍，只是当时推荐上大学的名额特别少，我们知青集体户再也没得到推荐考大学的机会。就我一人得到过一次机会，我还没把握住。
1977年10月下旬的一天傍晚，我们三名知青（其他同学已招工进城）正要吃晚饭，李大叔拿着一张报纸来到我们知青集体户，他高兴地说：“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恢复高考了……”报纸的头版头条，刊登了恢复高考的重大消息。
那一夜，我们三名知青一夜未眠，虽然无心看书学习，可我一直都在抱着书本，畅想着进入高校学习的美好愿景。
去县里参加高考的前一天，李大叔把我们三人叫到他家，周老师给我们做了一顿好吃的，他夫妻俩给我们鼓劲加油，希望我们都能考上理想的大学。
1978年春天，我接到了北京工业学院的录取通知书，张文昌考上了吉林师范学院，平时学习最刻苦的陈玉明却落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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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回北京读书的时候，李大叔赶着队里的马车送我到公社汽车站，他给了我三块钱，说让我路上买吃的。分别的时候，李大叔握了握我的手，语重心长地说：“小王，到了学校好好学习，现在国家政策对头了，以后你们都是国家的栋梁，都会有用武之地。我也要回城工作了，咱们就此一别，后会有期。”那一刻，我流泪了，我也看到了李大叔眼睛里闪动的泪花。七年的朝夕相处，李大叔给了我很多关爱和鼓励，我们真的情同父子。要是没有李大叔和周老师的鼓励和引导，我的大学梦想也只能在梦里了。
1978年夏天，陈玉明再次报考，他以优异的成绩被人民大学录取。我们当年一起到吉林插队落户的同学，他是最有出息的一个。当然，其他集体户也有考上北大的，但我们那个公社没有。
回到北京后，因为学习紧张，我也就和李大叔一家断了联系。等工作稳定下来，后来想联系李大叔的时候，他家的通信地址却找不到了。
退休后我们几名同学重返第二故乡看望乡亲们，那时我们猛然想起了李大叔和周老师，心里顿觉愧疚和不安，我们很想见到我们的恩人李大叔和周老师。
最终，我们通过定居在吉林四平的李文昌同学总算联系到了李晓月的大学同学，从她那里得到了李晓月的联系方式，李晓月说她父母两年前就相继去世了，她和她丈夫定居在了海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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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国庆节，我们几名同学再次重返第二故乡看望乡亲们，站在李大叔曾经居住过的地方，我们又想起了对我们恩重如山的李大叔和周老师，敬爱的李大叔，我们北京知青永远怀念您！
作者：草根作家（讲述人：王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