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一次非常重要的会议，也是这次会议，彻底否定了“两个凡是”的错误，重新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也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并提出了改革开放的任务，为后续的经济发展指明了方向。
其实，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前，我党还召开了一次中央工作会议，这次会议几乎与十一届三中全会是连续的。值得一提的是，在整个会议期间，支持“两个凡是”的干部受到批评，比如今天我们要说的纪登奎，就是当时被批评的干部之一。
新中国成立后，纪登奎主要在河南省工作，“九大”之后，纪登奎受到重用，1970年，他被调到中央，负责农业以及中组部方面的工作。1975年，纪登奎当选为副总理，粉碎“四人帮”后，纪登奎主管过一段时间宣传工作，不过，不久后，他不再分管宣传与中组部，而是改为分管政法、农业、工资改革。
时间很快就来到1978年，这一年11月10日到12月16日，我党在北京召开了中央工作会议，这次会议其实是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前奏，12月18日到12月31日，十一届三中全会正式召开。这两次会议虽然召开的时间不同，但其实可以看成是一次整体会议。
会议期间，纪登奎被分配到西北组，当时西北组一共35人分组讨论，积极发言的一共有34人，另一人就是纪登奎。纪登奎只在小组发言了一次，主要讲了文件的起草等问题，其他时候，纪登奎“意兴阑珊”，有时候甚至请假，没有参加分组讨论。
当时西北组也有人发言批评纪登奎，经过小组讨论，一共提出了十二条建议，其中第九条就是建议纪登奎不再担任副总理一职。可能纪登奎也预料到后续会议的进程，他也写好了检讨材料，12月19日，纪登奎在大会做了发言，这份发言就是《我的初步检讨》。
在这份检讨中，纪登奎提出，在“十年特殊时期”的初期，他在河南说过许多错话，做过不少错事，犯有严重错误。比如纪登奎提出，他参与写了刘建勋的一张大字报，这张大字报就是全国闻名的支持少数派的大字报。需要说明的是，那段时期，纪登奎与刘建勋的合作算是不错，刘建勋担任河南省革委会主任，不过，主持工作的是担任副主任的纪登奎。
另外，纪登奎还指出自己在一些场合讲了不合时宜的话，比如武装“左派”等。犯了支一派压一派的错误，打击了许多老干部。同时，纪登奎还指出，自己虽然后来调到中央，但依然对河南省的一些问题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最终，纪登奎提出，鉴于自己所犯的错误，已不适宜目前所负担的工作，并进一步表示自己将“认真检查错误，总结经验教训，多读一点书，做一些调查研究”。
十一届三中全会结束后，纪登奎便不再担任北京军区的职务，算是离开了部队系统。不过，当时他虽然还担任副总理等正式职务，但基本上不再管事，算是赋闲状态。纪登奎正式辞去领导职务是在1980年的十一届五中全会，1983年，他又被调到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工作，享受正部级待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