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宽粉
编辑｜路子甲
一个月前的开学季，曾经被老师吼着长大的00后集中上岗当起了老师。
“我不想开学！醒醒你是老师！”“30秒变身家长信任的样子！”这一系列互联网热梗后，大家发现教师职业看似强势和高高在上的背后，也是一群渴望得到认可的普通年轻人。
而一个月后的中文互联网上，个别新闻展示出老师和家长的关系似乎变得更加激化。那些曾经怀抱希望和热情的00后号称整要顿职场，那他们同样也可以整顿自己最熟悉的教育行业吗？
答案并不乐观。 跳脱的短视频和现实的新闻背后，是年轻教师们繁重的工作任务和岌岌可危的精神状态，是不信任的家长和难以应对的多方关系。
对于大多数师范毕业生，能去一线城市名校就业是少数，更多的师范生又回到了他们当初出发的地方——县城中学，在理想和现实中碰撞， 也开始理解了年少时自己 老师的无奈。
毕竟，不是人人都能成为高山。这是一个神圣的职业，还是这只是一份“工作”？如果这是只一份没有光环的普通工作，那这个很多人向往的铁饭碗里面，确实装着最难啃的饭 。
身心双重压抑
晚上11点，刚完成月考阅卷，几个相熟的老师一起讨论学生成绩，刘洋忍不住哭了起来：“强调过很多次的题还是不会做，我不知道我还能怎么教。”
刘洋刚从师范大学毕业，受聘于西南地区某县城学校。
刚上班，她就把她的班级带到了全年级成绩最好的位置，然而，只许进步不许退步的要求困扰着她的每一次测试。 “双减”之后，为了减少学生和家长的焦虑，不再允许张贴排名，学生只能看见个人的成绩或等级。
但教师们会在考试后召开成绩分析大会，大会的PPT清楚地公布每一个班级和学科的排名、平均分及任教老师，有的学校还会让排名靠后的教师上台分析原因 。
老师们经常会做梦，梦见考试砸锅、上课迟到、学生捣乱、要交的表格忘记上交。
焦虑、强迫、抑郁在教师群体中已成为一个不罕见的现象，在人民大学一份追踪了24年的调研中显示教师抑郁症的检出率是17.8%，高于医生、公务员、企业职工等职业，尤其以中学教师最突出。
这种现象源于高压的工作环境和比其他行业更加严格的标准。
而95后安安毕业后辗转多个学校代课，几个学校都有个共同点：教师被要求有严格的时间观念，上课铃声响过一分钟，教师还没到位的话就会被列为教学事故。
学校安排专人课上巡堂，不仅要查看教师有无缺勤现象，还要记录教师教学和学生学习情况，包括哪位老师上课时间坐在了讲台上、哪时哪刻学生向窗外望了一眼、哪个学生没有听课在开小差。学生在课堂上出现的问题都会被作为通报，变成教师们不善管理的“罪证”。
即使如此，上课已是老师觉得最简单的事情。
安安在生育之后，由于经济压力，她换工作到县城的私立学校。 她现在所在的学校，主科老师一个班一天平均的课程量是2-3节，上课时间只有80—120分钟，双班老师则是160－240分钟，也就是说，教师们至少有半天的时间并未上课。 然而，他们连备课的时间都得靠挤。
早上起床陪餐、值班，大课间带着学生跑步，课间处理昨天的扣分情况，中午要守着看学生午自习和午休情况，下午改作业改试卷，晚上还有晚自习和晚查寝，查寝完毕下楼往往已经11点。
这期间还要与学生家长沟通，接学生家长的电话。还有公众号、学籍、党建和各种各样的排查表格需要按时填写。
家长和老师，学生和老师，学校管理层和老师，这些多向关系中，老师既要搞教学，还要抓管理和考核，最后还要安抚家长，做好沟通工作。
安安的女儿才3岁，早上安安出门的时候，女儿还没醒，晚上安安回家，女儿已经睡着了。
过大的工作压力、过长的工作时间极大影响教师的生理健康。
安安在冬天染上肺炎，肋骨咳断了两根，医生嘱咐她静养，少说话、少走动，请假在医院住院。但她说自己是老师，还是班主任。医生也沉默了。
她带着两根咳断的肋骨回学校上课、训斥违纪的学生，同一个办公室的老师悄悄拍了视频，只见她训斥学生的时候还中气十足，学生走出办公室之后，她整个人弓成了虾米，捂着肋骨疯狂咳嗽。
为她拍视频这位老师是她的搭班语文老师，频繁发烧已经2个月了，手上挂水的留置针今天刚刚取下来。
教师应该是无私奉献的，这是社会主流的舆论导向。学校领导会在群里表扬一位怀孕大月份的老师照常带班。而新闻上有关教师的正面新闻几乎都是教师身体不适或家庭出事，但还是坚持在工作岗位上的奉献故事。
如果无私奉献不能自行选择，那么教师只会挣扎在无私奉献的道德绑架里不能自拔。
安安觉得自己为学生已经牺牲了很多，但她有时候忍不住想，一个尽职尽责完成工作，但不为学生额外牺牲自己生活和健康的老师，还算不算一个好老师？
“没有师德”的年轻教师
新世纪的教师大多是师范生出身，在大学上课和考取教师资格证的时候，背过《中小学教师职业道德规范》，但他们却渐渐不熟悉“师德”这个词的含义了。
舆论环境对教师的不善，各种因素导致的教师地位降低，导致教师失去了权威，成为无端猜疑的受害者。
00后吴喧刚从某省级师范大学毕业，回到南方家乡的县城初中 任教，正式上课的第一周就遇到了难题——随课本配置的练习册不足以满足学生考试的需要，同年级的老师们一起比对了市面上的各种教辅资料，最终选择了一本质量最好的教辅。
如何让学生买教辅却成了难题。
书店老板看出了他们的教师身份，告诉他们，年级学生如果购买得多，可以算团购价，原价50的辅导书团购30元，但有经验的老师却拒绝了。
老教师说，如果这样的话，学生家长一定会去举报教师吃回扣，认为这不是团购价，只是书店和教师合作挣家长的钱。因此老师们必须让学生自行购买。
吴喧在星期五的课堂上跟学生解释了使用辅导书的必要性，为避免学生和家长认为老师在其中得利，吴喧事先做了充分解释。
首先，强调这本书不指定在任何地方购买。其次，买书会方便做题和复习，但不买也没关系，老师会在晚自习用自己买的书投屏到电子白板上，未买书的学生在作业本上做题即可。
吴喧反复确认学生是否领会自己的意思，课堂上学生都表示听懂了——老师不是强制购买。
下周刚上班，教务主任就告诉吴老师，因为让学生买书，她被举报到教育局了。
教务主任匆匆和她说完，上课铃就打响，主任和吴喧各自去上课。站在讲台上看着台下天真烂漫的脸，吴老师心底寒凉一片。
当代教师是社会焦虑的接收者，家长既希望学生能够品学兼优，接受试炼，又对学生的处境产生担心，总是带着恶意揣测，随时准备冲锋陷阵，保护自己的孩子。
吴喧在一年的教师工作中感到最无力的事就是矫正学生的坏习惯。 大多数学生都能够尊敬老师、明白老师是指出的自己的问题。但，部分学生觉得自己通过家长和互联网已经“看透”了老师的手段。
他们作业敷衍、上课不听，性格稍微软一点的老师就会被他们在课堂上公然顶撞甚至叫外号，他们知道，最多是在教室后面站40分钟而已。如果老师敢违规体罚，甚至只是斥责，他们马上就会跟家长哭诉，“霸凌”“阴影”成为他们的常用词汇。
教师以各种各样的理由被投诉已经是家常便饭。
请假两个月刚来的学生就和周围同学打闹，老师提醒：既然来了还是听听课。立马被举报伤害学生人格；从来不听课，考了8分的学生回去跟家长说老师不讲课，家长愤怒地来查监控，却发现老师晚自习都还在讲课；班主任安排男女分开坐，在学生的嘴里变成了：男女之间连讲话都不能，班主任带头孤立学生等等。
“有没有师德”成为家长最常质疑教师的话。当家校合作变成一句空话，教育面前的阻碍就会由小土坡长成万仞山。
即使有众多令人心寒的事情发生，即使教师嘴边老是挂着“尊重他人命运”的气话，但不管一个学生对老师来说太难了。
因此，吴喧在工作一年之后，放弃了自己曾经的教育理想果断辞职，她无法放任学生荒废时光，但实在害怕自己不能全身而退。
换工作后，吴喧的办公室里的同事也几乎都有孩子，所以大家同时也是学生家长。
坐在吴喧对面的同事娟姐正是一名家长，她有一个正在念初一的孩子。娟姐每周只有两天的时间能够接触到读寄宿制中学的孩子，对孩子在学校的生活细节和处境不了解。
她经常跟吴喧说自己在互联网上刷到哪个学生被教师体罚，哪个教师师德有亏，因此娟姐常常担心孩子受到伤害。
此外，娟姐也对学校的繁杂要求感到烦心。比如上班期间，老师就发来表格让家长尽快填写，信息甚至具体到家长的工作单位。作为一个社会人，这样的情况很容易引起家长的警惕，认为教师拿到信息是想看人下菜碟，对学生不轨。
但听着娟姐抱怨的吴喧知道，教师要求家长填写信息，只是因为学籍信息注册时，家长信息是必填项。
在家长的视角里，学校内部乃至教育界内部是铁板一块，执行同一意志。 因此，家长在愤怒的时候很难分清楚哪件事不是老师的责任，老师是教育系统的代言人，也是家长能够接触到的第一责任人。
所知与所见的割裂
同样是00后杨町曾经在市里最好的学校读高中，考上了一线城市的大学。而回到西南家乡的县城教书时，她才发现自己所处的环境与从前念书的环境格外不同，文化环境制约着她的教育实践。
杨町所在的县城私立学校一年学费近3万，有当地的富家子弟，但更多的学生家庭条件一般，父母在外打工倾尽全力供养读书的孩子，爷爷奶奶则负责照顾孩子，亏欠和溺爱让孩子难以得到应有的教育和管束。
杨町有位学生，在学校多次打架，传播谣言，班主任多次考虑让学生回家反省，但每次通知家长来学校，孩子的爷爷就在办公室落泪，试图给老师下跪。
家校本应合力约束孩子、培养孩子，但家人盲目的溺爱和不成熟的教育观念，都会成为心性不成熟孩子继续自我放纵的靠山。
除家长的教育观念之外，县城匮乏的环境造就了“跌跌撞撞跟着跑”的生活。
县城的学习成绩是“卷”出来的，相比同级别同水平的市里学校，县城高中缺少丰富多彩的课外实践、缤纷的社团节和晚会，从早上六点到晚上9点，学生只有一个任务：学习。
在杨町的学生时代，即使是在繁忙的高中，也有长达一周的社团节，高三也可以参与的运动会和每天一个小时的课外活动，就餐时间是一个小时左右，图书馆、艺术馆、游泳馆随时开放。
她习惯宽松的教育环境和主动的学习模式，但这一切在县城是难以实现的，现实让杨町的教学理念很难推行。
县城学校，非考试科目要为考试科目让道，所以学生长期见不到非考试科目的老师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有班级从初一到初三没有见过音乐老师一次。
上下课、文艺课程都被紧张的课业占满，所有科目都重要、所有知识点都要过关的高压让学生疲惫于思考，也让他们很难有主动学习的意识，因此学生很难真心喜欢某一学科，也极少有学生因为喜爱学习而成绩拔尖。
学习之外，学生的娱乐方式单一，娱乐无限等于手机。互联网不是他们可以控制和使用的工具，而是饮鸩止渴的美味毒酒。
假期生活里，学生会抱着手机，在互联网偶像、短视频短剧和手机游戏中放空自己，释放压力，直到回学校上交手机的一刻。他们很难主动利用互联网，搜索学习方法或增长自己的见识。
尽管杨町强调过很多次学习方法的重要性，也分享过很多次自己的学习经验，但效果不大。比如学生面对背诵任务，就会直接开始抄写。
就像一个长期饥饿的人，只想拿着碳水和油脂大吃一顿，很难有足够的自律去做真正改变自己处境的事情。
与此同时，互联网并未为县城学生们提供学习的解法，但过早地将生活的残酷真相撕开在他们面前。他们看见了光鲜亮丽的同龄人，也刷到了“寒门再难出贵子”的社会现象。
杨町的学生曾在老师试图鼓励他的时候，说出“老师，我考不上大学的”“就算考上了大学，现在我也不会有好工作的”这样的话。
作为老师，杨町本应反驳他，但经历了自己毕业季的残酷现实，内心的创伤让她无法坚定地对上学生的眼睛，为他描绘出考上大学之后的光辉未来。
歌词爱好者杨町写下的歌词片段
杨町时常感到分裂，一方面是教育界和学校拼命对学生宣扬读书改变命运的传统价值观，一边是可预料的大部分学生的未来。杨町总是需要粉饰和伪装自己的部分想法，这让她觉得自己工作的目标变得越来越模糊。
结语
而近几年，家长们也能明显感受到越来越频繁的教师变动，三年一套教师班子的现象变成了历史，很多时候，这是许多教师熬不过精神危机，选择离开的结果。
而西南大学附中的事件，更引发了广泛的讨论——我们还尊重老师吗？
尊师重道是每个中国人都熟悉的传统观点，我们尊重老师是因为老师本就不是一份普通的工作，一般的打工人心态做不好老师。他们背负着繁重的任务拿着不匹配的薪水，做着一份需要强烈道德感和理想来支持的额外付出的工作。而社会的尊重对他们而言，必不可少。
如果没有这份尊重，如何来平衡这份工作的本就失衡的天平？
一边是持续走高的教师资格证、教师编制考试人数，一边是教师甚至在编教师的辞职。教育行业就像一座围城，每年都有无数年轻人进进出出。
但是面对曾经怀揣理想的年轻人，我们也需要理解： 不是人人都要成为高山，那些年轻人或许也只是想当一个普通的好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