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始部落的初步建立和完善代表着人类最早期体系的出现，虽然没有实际上的明文规定，但原始社会的最初秩序已经形成了，原始部落中有领导者，从上到下有严格的等级制度。
这种按照部族贡献多少形成的等级秩序是社会发展的原动力，也是后来能完成社会过渡的根本条件，奴隶制社会的建立让这种严格的等级制度用明确的条文规定了下来，这就是最早的法律，在制度的约束之下，社会进一步向前迈进。
社会的进步与发展产生了城邦，城市是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的产物，夏商周时期城镇的快速建立代表着社会有了进一步向前发展的机会，也是后来封建社会中央集权制度的先决条件，当然，中央集权制度的成因早在夏商周三大朝代建都的时候早就体现了。
一. 夏商周都城之中的神权加持
1. 古人的神权信仰
其实“怪力乱神”和“封建迷信”是中国社会的常态，早在原始社会时期，部落人群就将自然界中那些无法解释的自然现象归结为神灵作祟，诸如打雷闪电，大风等天气都被当成是神灵的怒火，这些对神灵的畏惧心理一直持续到了夏商周的奴隶制社会时期。
尤其是原始社会末期的大禹治水事件，让当时的人们彻底将神权与人联系在一起，对于当时的人来说，洪水，大旱等自然灾害都是上天降罪，只能默默接受。不能忤逆，但这种认知，被大禹所打破。
大禹对水患的治理就是带头和神灵作对，这个行为从一开始就不被民众看好，最后的成功表示人力对抗所谓神力的胜利，也让当时的人民认为大禹是神灵的化身与演变，在其将位置公然传给儿子的时候也没有人出言反对。
就这样，在神权的加持之下，我国第一个奴隶制社会建立了，伴随着明显的迷信色彩，大禹就是人们心中的上天，儿子乃是上天之子，执掌天下理所应当，从此，军权与神权相结合的统治方式从夏朝开始，贯穿于社会。
2. 施政方面的神权贯穿
有了下夏朝的铺垫，后续的商朝以及分裂的西周与东周，在国家政治方面都被神权贯穿始终，毫不夸张的说，奴隶制社会时期对人们的精神统治，靠的就是统治者手中紧握着的神权，这种神在后来还成为了维护统治的主要形式和根本保证。
早在商朝时期，就强调依靠神权施政，甚至对其形成了一种依赖，这一点从后续开采商朝遗址所得到的物品之中就能看出来，从后续开开采发掘出的东西来看，大多都是一些祭祀，求神等器具，甚至要多于日常的生产工具。
在商朝行事之前，都需要求仙问卜，昭告诸神，而后才能发号施令，一是求自己的心里安稳，另一点是为安天下人之心，就这样，商朝神权与王权的结合开始落实，并且在这些政策等获得成功之后，神权的利用更加普及。
如建邑造房、出兵征伐、祈求丰年、祈福避灾等，全都需要占卜，询问神灵的旨意，当然，商朝之后建立的国家也十分尊重这神秘的神灵，尤其是西周时期，甚至是将其当做制度明确规定下来。
西周施政，分封制度与宗法制相结合的制度再度体现了神权的至高无上性，周王自称周天子，意为上天之子，宗法制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确定了朝中官僚，分封规定严格等级制度，除此之外，西周的礼乐制度才是真正的神权体现。
在这个制度之中，对西周的神权掌控和祭祀制度做了更加详细的规定，其中最为详细的就是建筑方面，作为掌控大权精神要义，夏商周这三大王朝的建都和选址，都和神权脱离不了关系，都城的建制，就是权力收归中央的最好体现。
二. 都城选址与建制的中央集权体现
1. 夏商周都城建制中的神权与中央集权
基于对神权的信仰，奴隶制社会的三大朝代在建都之时都非常注重风水，主城的所处区域往往代表着整个国家的风水和权力掌控情况，所以当时的统治者对都城位置与建制十分看重，为了尽可能的满足建筑的条件，大多数君王都会以古籍作为参考。
比如曾有书籍强调，都城在修建的时候必须做到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大致意思为，都城必须建造为正方形，城中当修建大道九条主宫城门前侧必须修建宗庙，以作祭祀使用，右侧建立社坛，这种排布方式是在西周时期出现的。
这两大建筑加上皇宫的主宫殿分别被称之为“朝”“祖”“社”散发部分，其实这种皇宫位于中间的建筑模式，已经体现了最早期的中央集权制度，其中的“朝”代表的是周王室的建筑，其余两者分别代表神灵。
这种地方性的排布，说明早在西周时期，就已经有了中央集权制度的雏形，从建筑的分布来看，祖庙和祠堂等建筑存在于京城，就说明当时的人们在客观上肯定了神权的存在，而只是位于皇城两侧，说明神权在当时不在占据主导地位。
帝王宫殿位于中间，说明王权的至高无上性，而周边代表的神权存在也只是为了皇帝的王权服务，这就意味着，天下大权在西周时期已经完全集中在中央，至于神权，已经不再是商朝时期那种左右人民思想行为的神秘存在。
而是变成了一种帮助君王执掌天下的统治手段，中央集权的特点，在此时已经从都城建筑的排布中体现出来了。
2. 东周列国的都城排布与中央集权
随着西周时期神权开始为王权服务，自身的权威性被进一步削弱，这就说明，西周时期中央对地方的管辖已经不能单纯的依靠神权的职制约，一旦中央对地方失于管束，就意味着天下即将陷入大混乱，比如在西周末年，周幽王烽火戏诸侯，造就了天下大乱。
周幽王的荒谬做法让中央丧失了权威，由于当时神权的削弱，周王室对地方的控制力大不如前，社会很快进入了分裂局面，很快步入东周，诸侯建立列国，进入春秋五霸和战国七雄的局面，值得一提的是，东周列国的都城排布更加体现了当时的中央集权。
在都城修建方面，东周列国是由西周分裂而来，所以在规模上肯定不比早年夏商西周的都城，但是在当年，这些诸侯势力分裂之后都带着各自的百姓和兵权，基于这种情况，这些诸侯在后续都是以国家的形式存在，有国家，就有都城的建制。
当然，虽然规模不大，各个国家的都城却各具特色，比如其中的秦国，早年的秦国地处边陲，在秦穆公的领导之下，秦国收复了周边的游牧少数民族，加之以秦朝前身本就是西周时期的养马诸侯，所以在都城建筑风格上偏向少数民族。
其余列国的都城建筑特色大都因为地理位置的不同而具备不同的特点，但值得一提的是，东周列国种种都城的建筑堪称“万变不离其宗”，每个国家都有现实中央集权的建筑特色。
在都城排布方面，东周列国的首都都是由宫城和郭城组成的，这种建筑的分布模式再一次体现了中央集权的特点，所谓宫城，主要为君王而建，提供其居住和治理国家大事，至于郭城则是提供给除君王之外的人居住。
比如当时吴国的史书之中曾有记录说，筑城以卫君，造郭以守民，这就可以从充分的说明，宫殿的修建是为了守卫君王，其余过程的修建则是为了保护人民，这种论断在体现了中央集权进一步加强的同时，也体现了神权的进一步削弱。
因为从这时的都城来看，除了守卫君王的建筑之外，已经不再有类似西周时期的祠堂，庙宇等涉及神权的建筑，甚至被当时处于最底层的人民所取代，这种神权对底层人民的压制的减少无疑是对权力在中央聚集的表现。
3. 实际上君权与神权的分离
社会进入东周，国家分裂的同时也代表着神权与王权的分裂，具体表现为，允许神权的存在，但朝中大事应该由君王和朝中众臣决定，不能受到神权的干预。
比如在春秋战国时期，朝中的每一项决策在决定和实行以前不再需要想商朝那样先行祷告，询问和问卜的行为都被彻底放在了算命等民间杂役上面，神权再也无法影响到中央的统治。
根据史料记载，“大朝议政”，是东周国家处理国事的主要形式，每一项决定首先都会经过朝臣的商议，如果一致通过则不再讨论，如果发生分歧则直接交给君王决断，最后直接实施，这就可以充分说明，东周末年，权力稳居中央的中央集权制度已然形成。
这是社会综合表现所得到的结论，从当时都城的建筑变革就可以看出，规模上，除了君王的住所之外就是人民，已经完全没有了神权的位置，当然，这并不代表神权就此消失在历史之中，他还需要发挥自己的作用，那就是作为一个幌子继续加强中央集权。
这一点同样体现在战国末年以及秦朝初年的建筑之中，当时秦国连年对外征战，最后甚至实现了统一，此时应该是一人独掌天下的局面，但他依旧没有彻底放弃神权，功成名就之后，令人修建大量宫殿的同时，依旧保留了祭祀场所。
这些都城之内类似西周时期的礼乐制生成的建筑，不作他用，目的就是在新皇登基，册封或逢年过节祭祀之时用于昭告天地，其实严格来说，这种做法和神权无关，只是嬴政的一个计策，神权对底层百姓的影响并未消失。
这种建筑的存在对底层百姓拥有强大的震慑作用，一方面宣扬了自己行为的合法性，另一方面,这种神灵建筑对人民内心造成的恐惧依然存在，让中央集权得到了进一步强化。
三. 总结
所以说，夏商周三朝的都城建制，都是在体现一个道理，神权的逐渐削弱，这也是中央集权不断加强的原因所在，商朝时期，都城尚且存在代表神灵的建筑，甚至能左右君王的判断，到了西周，这些建筑已经为君王服务，而东周的分裂时期，这些建筑尽数消失了。
说明神权的衰弱给了中央集权制度在形成之后进一步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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