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每天都在使用汉字，我们生活和工作中应用汉字，我们的孩子们学写汉字，汉字在中国古代还升华为书法艺术，世代流传，供我们学习欣赏。汉字已经融入到我们的血脉里，成为我们身体里难以割舍的，除之不去的文化基因。
可是，如今的很多人却不太了解，在中国近代史上曾有过那么一段历史，有过一场几乎全社会的精英和知识分子都纷纷参与的，轰轰烈烈的运动，而这场持续了半个多世纪的运动的最终目的，就是要废除汉字，将汉字拉丁化、拼音化。
汉字拉丁化、拼音化的努力，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戛然而止，这场曾经判处汉字死刑，差点改变古老汉字命运的运动，如今已经少有人提起，但了解它，反思它，却能给我们今后的文字改革和文化发展方向，带来很多的启示。
1840年西方列强敲开了古老封闭满清王朝的大门，从那以后，中国屡遭蹂躏，被西方列强们反复按在地上暴打。一次次屈辱的失败给国民的自信心造成了沉重的打击。当时的社会精英们在痛苦的反思中，在睁大眼睛看世界的不断对比过程中，开始全面的自我否定，产生了严重的文化自卑心理。
那些自已的，原本看着样样顺眼，当成宝贝的东西，都成了不如人，该丢弃的破烂货：世代尊崇的儒家传统哲学变成了封建礼教，道法自然成了道者妖言，国家制度，中医药，民族服饰，传统历法等等统统成了导致落后的原因之一，都遭到了进步人士的严厉批判，而在一定程度上主导了中华文明五千年进程的汉字，自然也难逃干系。
当时进步人士这种“哀其不幸，怒其不争”，自我审视时，哪哪都不称心如意的心理，即使在100多年以后，国家早已强大的今天，我们也不难理解，天天挨打，国家都要完蛋了，还有什么东西是值得骄傲的呢？为了结束这个落后挨打的糟心局面，还有什么东西是不能舍弃的呢？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先贤们各种各样的激进想法，以现在的目光来看虽然有些荒唐，但却是出于救国救民的急切心情，是寻求改变落后挨打局面的进步之举，不能苛责。
从1892年开始，各种拼音文字的探讨工作，就在进步人士中展开，先是一个叫卢戆章的福建人，经过十年的努力，写成了《一目了然初阶》，这是第一套由中国人自己制订的汉语拼音方案。之后在清朝行将灭亡的最后几十年，又有《官方合声字母》、《中国音标字》等各种拼音方案面世。
1908年，吴稚辉发表文章，首次提出废除汉字，汉语，采用世界语的主张。
1918年，钱玄同发表慷慨激昂，言辞激烈的文章，再提废除汉字，汉语，采用世界语的观点。随后，黎锦熙在1922年“国语统一筹备会”上，抛出了“废除汉字，采用拼音文字”的提案，“五、四”运动的主要领导人之一陈独秀也提出了用罗马字拼写汉字的主张。就此，汉字拉丁化运动掀起了一波又一波的浪潮。
当时的社会精英与进步人士们通过将汉字与西方拼音文字相比较后，认为汉字在以下四点上，阻碍了中国的发展与进步：
一、汉字难学、难写，难识，是普及教育难以解决的障碍，造成当时的文盲率极高。
二、汉字不是记音文字，不能跟语言完全融合，不利于推广白话文。
三、汉字在记录来自欧美等现代科技名词时不方便。
四、汉字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汉字不是当时四万万人的文字，而只是古代中国遗留下来的封建贵族和士大夫们，百分之三四的中国人的文字。
在当时进步人士的一片鼓噪声中，“汉字落后论”逐渐成为共识，此后在长达一个多世纪的时间里，在海内外广泛流传。而“汉字落后论”也成为废除汉字，寻求汉字拉丁化、拼音化改革的根据。
最早的汉字拉丁化是西方基督教传教士来中国传教时，对汉字进行注音，方便传教士学习中文所留下的。1602年，西方传教士利玛窦开创太西字母，这实际上就是一种早期的拉丁拼音方案，该方案共有26个声母，44个韵母，5个声调，利玛窦用这个拼音方案记录了当时的汉语。
在那个时期还有郭静居、庞迪我、金尼阁拼音方案。虽没有引起什么大的影响，但对今后汉字音韵学有很大的启发，留下了汉字拼音化的根苗。
西方传教士们所搞的汉字拼音化的进程随着传教士在满清时被赶出中国而中断。
清末，鸦片战争轰开了国门，西方传教士又大量涌入中国。这些传教士在传播圣经时，他们用拉丁字母拼写方案来拼写各地方言，供传教时使用。1867年，英国使馆的中文秘书威妥玛出版了一部《语言自迩集》，他创立了一个拉丁化的威妥玛拼音方案，这个方案使用时间很长，对汉字的拉丁化起了重要作用，后续的各种方案对其都有参考。
1912年，孙中山领导的“中华民国”政府成立，新政府成立之初就着手普及教育，但受限于汉字繁难、方言众多，于是也把目光投向“切音字运动”。1913年2月，“读音统一会”国语统一筹备会在北平召开，议定了笔画式的拼音方案——“国音”。
1926年“数人会”又发布了“国语罗马字拼音法式”简称“国语罗马字”方案。该方案的制订者有钱玄同、黎锦熙、赵元任、林语堂、汪怡、周辩明等人。这个方案实际上是英国人威妥玛拼音方案的翻版。
1929年，瞿秋白、吴玉章、萧三等人在苏联汉学家的帮助下搞出个“拉丁化新文字”的方案，1931年正式发布。
20世纪30年代，文字改革和汉字拉丁化浪潮冲上波峰，在1936年5月有鲁迅等688名文化界精英联名发表《我们对于推行新文字的意见》一文，这期间全国各地成立了多个新文字研究组织，汉字拉丁化的浪潮汹涌澎湃，不可阻挡。推出的各种改革方案多如牛毛，不过最终被人记得的只有“国语罗马字”和“拉丁化新文字”两种方案。
1949年新中国成立不久，就成立了“文字改革研究协会”，汉字拉丁化的工作得以继续，毛泽东在1951年时说：
“汉字的拼音化需要做很多准备工作，在实现拼音化以前，必须简化汉字，以利目前的应用，同时积极进行拼音化的各项准备工作。”
文字简化改革只是过渡性质的这种想法，导致了汉字简化运动工作中的缺陷，比如《汉字简化方案》中类推简化的范围不清，同音代替造成用字的混乱，繁体字和简化字不一一对应等，成为之后为人所诟病的问题。
1955年10月，著名语言文字学家吴玉章说：
“汉字简化并不能根本解决文字改革问题，因此我们还必须同时积极进行汉字拼音化的难备工作。”
1956年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推出《中国汉语拼音草案》，征求意见时，吴玉章在多个场合发表看法，他表示这个拼音方案将是中国拼音化文字的基础，将来还有后续方案，虽然这个方案现在只是用作汉字注音。
但其实这时文字拼音化的推动已经遇到了极大的阻力，已经难以进行下去。
到了1958年，周恩来指出：“《汉语拼音方案》是用来为汉字注音和推广普通话的，它并不是用来代替汉字的拼音文字。” 周恩来的这番讲话，在事实上宣告了汉字拉丁化运动的终结。从那以后，文字的改革方向做了调整。汉字拉丁化被打入了冷宫，只有极少数人还念念不忘，时时提起。
从1892年，卢戆章的第一个汉字拼音方案算起，到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汉字拉丁化运动戛然而止，废除汉字，汉字拉丁化的运动，持续了半个多世纪，但各种方案都难以摆脱失败的命运，那些专家们绞尽脑汁设计的一个个拉丁化文字方案，没有一个能被接受，能取得成功。
不是专家们水平不够，而是因文化自卑而产生的“汉字落后论”本身就缺少科学依据，对汉字全面否定的观点，更是忽视了汉字在中国已有几千年发展历史的客观现实，忽视了汉字在中华文明五千年发展历程中所起到的巨大作用，忽视了汉语汉字实际上已经融入了每个中国人的血脉里，变成了生长在华夏大地儿女们身上固有的文化基因这一事实。
在中国人心中，汉字是难以被取代的，对这一点，就是当年对汉字百般辱骂与诅咒的那些文化精英们，他们内心里也是认同的。就拿曾诅咒过汉字，将汉字比喻成结核病毒的鲁迅来说，他同样也曾发自内心的赞美过汉字，他曾赞汉字：“意美以感心，一也；音美以感耳，二也；形美以感目，三也。”
可见，包括鲁迅在内的进步人士对汉字的轻率批判是因为当时国家的全面落后而导致的文化自卑和内心失衡所引起的，而“汉字落后论”是缺少仔细的，科学的，系统的研究所得出的结论。
在国家的发展落后时，有人就会认为汉字起到了阻碍的作用，呼吁汉字全面改革，甚至呼吁废除汉字的声音就会高涨，而当国家发展强大时，呼吁汉字复古，否定简化字，呼吁繁体字回归的声音又会适时出现，从这点可以看出决定汉字的命运的那些观点，往往是非理性的，并不是依据科学理性的研究论断来决定的，而是和文化自信的强弱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在“汉字落后论”基础上所产生的废除汉字、汉字拉丁化的主张，就是一种不切合中国国情与民情的非理性文字改革方案，其失败的命运是从一开始就注定了的。
事实上，当时的进步人士在推出废除汉字，汉字拉丁化的观点和各种方案时，只是考虑了马上废除，越快越好，对废除汉字和汉字拉丁化以后产生的后果缺乏长远考虑，对之后所产生的传统文化发展脉络割断，传统文化丢失，中华民族精神上将无以为靠等问题，统统不管不顾，对容易造成的文字混乱局面，也是考虑不周。从这个角度来看，他们的失败，是非常值得庆幸的事。
废除汉字和汉字拉丁化失败带给我们的启示是：任何文字改革方案，都不应脱离我国的国情与民情，都应在尊重汉语与汉字在我国已经有几千年的发展历史，并主导了中华文明五千年的发展进程这一客观事实。都应遵循汉字发展的客观规律，走不断简化，不断标准化、规范化、国际化的汉字革新道路。不符合中国国情的文字激进改革方案，开历史倒车，使汉字越变越复杂繁琐的文字改革方案都不可取，都不会取得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