绝非谁弱谁有理！上海，70岁大妈患有精神病，却独自一人乘坐公交车30分钟，来到一个离家很远的公交车站下车，老人行走10公里后失踪，10日后被发现溺亡，家人认为公交公司明知道老人有病却未尽到照顾责任，诉至法院索赔15万元，公交公司却认为光凭外貌无法确认老人有精神病，法院会如何判决？
（案例来源：上海市奉贤区人民法院）
黄大妈70岁，与李大爷结婚多年，两人共育有3个孩子，分别为李莹、李钢、李宇，3年前李大爷去世后，黄大妈与李莹一起住在奉贤区。
黄大妈严重驼背，评定为肢体二级残疾，且她从63岁起就患有精神失常、脑萎缩，曾多次在村卫生室进行治疗，但一直收效甚微，医生认为黄大妈需要全时有人照顾。
事发当晚19时许，一家人吃完晚饭后，李莹的女儿发现找不到外婆，于是打电话告诉父母，李莹三姐妹马上组织亲属，一起在全镇范围内寻找，但直到当晚24时许仍未找到。
后经多方询问，并到相关派出所查询道路监控，家人发现黄大妈于当天13时许，在奉贤区金汇镇金汇大道公交车站坐上公交车。
约30分钟后，黄大妈在南奉公路站下车，下车后，黄大妈沿着公路一路向东，步行约6个小时后到达航塘公路附近，此处距离下车点10公里远。
此后，监控里失去黄大妈的踪迹，家人们心急如焚，试过沿路寻找、张贴寻人启事、路人打听等各种方式寻找黄大妈，但一直没有结果。
10天时间里，家人几乎跑遍附近5个镇，但均未找到黄大妈，终于消息传来，一个厂房院子内，有群众发现附近水塘中有人溺亡，遂报警。
派出所通知家人，说发现一人疑似黄大妈，家人到达派出所后，才知道黄大妈已经死亡，后经法医鉴定，李莹认可黄大妈是生前溺水死亡，派出刑事案件可能。
于是李莹将公交公司诉至法院，主张损失共计384224元，由公交公司赔偿40%即153689元，并提出如下理由：
黄大妈脊柱畸形，驼背非常严重，是肢体二级残疾，且因脑梗患精神失常，先后多次治疗无果后，语言存在意识障碍，语言表达也非常困难。
事发当日，黄大妈经协助登上公交车，经过7站后，经公交公司工作人员要求，在众人协助下下车，此后即处于无人看管的状态。
公交公司代表城市形象，理应主动为乘客提供安全、便捷、优质的客运服务，尤其是对残疾的老年人，更应主动询问、关心和提供帮助，这不仅是道德义务，更是法律义务。
黄大妈驼背非常严重，且语言表达困难，连去哪里都说不清楚，这些特征很明显，公交公司可以迅速识别，工作人员应注意到她的特殊性，并提供必要帮助，这并非什么难事。
但公交车先后途径3个派出所和公司本部，均没有将黄大妈送到派出所或本部，而是在南奉公路站将她赶下车，使黄大妈处于非常危险的境地。
公交公司未尽到应有的注意和协助义务，对损害后果的发生存在重大过失，应承担相应侵权责任，为维护合法权益，故诉至法院，诉讼中原告方变更请求为115267元（即30%）。
公交公司承认黄大妈生前曾乘坐公司的公交车，对黄大妈意外死亡深表同情，也能理解家人的悲痛之情，但辩称事发当天公司正常提供运营服务，期间乘客上车车很正常。
公交公司是为大众服务的，并不是伤残鉴定专家，虽能看出黄大妈存在身体残疾，但无法一眼就看出来精神残疾，且黄大妈的最终死亡地，距下车地很远，故黄大妈死亡与公司无关。
那么，此事该如何认定？
公民的生命权受法律保护，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承担侵权责任，但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否则需承担不利后果。
黄大妈在公交站点自行主动乘车，乘车过程中也未发现其有紧急突发疾病需要救助，则公交车工作人员在此过程中并无过错。
黄大妈乘坐过程中，司乘人员因听不懂外地土话，与她无法交流，考虑到黄大妈是参加老人，遂对她做免票处理，属于好意施惠行为。
当车辆行驶至南奉公路站点时，工作人员询问黄大妈询问，是否到站点附近的奉贤区中心医院看病，如果是可以在该站点下车再走到医院，随后黄大妈在他人协助下下车。
工作人员根据自身经验和站点特征，对黄大妈的这一询问、建议行为符合正常逻辑，因此工作人员在黄大妈上车、乘车和下车过程中不存在过错。
从监控可知，黄大妈下车后，仍有至少6个小时以上的自主行动时间，且沿途行走过程中并无突发疾病等需要救助的情形，因此，黄大妈的乘车行为与死亡结果并无因果关系。
综上，虽然黄大妈的死亡对家属造成巨大的精神痛苦，值得社会同情，亲属出于悲痛，多次前往公交公司讨要说法也能理解。
但从法律层面上，公交公司的工作人员在黄大妈乘车过程中不存在过错，黄大妈乘车行为与死亡后果之间也没有因果关系，因此公交公司无需承担赔偿责任。
综上，判决驳回原告全部诉求，案件受理费1737元由原告负担。对此，你怎么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