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书勤是我上小学五年级时我二哥给我起的大名，小名叫管四九，因为我出生在冬天的四九天，又排行老四，母亲说就叫四九吧。父母一生勤劳厚德，父亲管金领于二零二零年去世，享年九十六岁，积了个五世同堂，母亲因骨折于二零零九年去世，享年九十岁。父母一生养育了我们兄妹六人，大哥管书民生于一九四四年，二哥管书祥生于一九四九年，大姐管玉花生于一九五一年，二姐管新院生于一九五三年，十二岁时得病早逝，三哥管书奇生于一九五五年，我生于一九五八年的十二月。在那个生活困难的年代，能养活一大家老小很不容易，好在父母持家有道，加上祖父管清俊在黄河码头上做过小生意，还有外祖母的帮衬，使得全家安顺，子女们都参加了工作小有所成，晚年都享受着国家的养老金，也是让人羡慕的事。这要感谢共产党的好领导啊。如今回想起童年的记忆，回想起那些带着时代特色的人物和故事，回想起黄河岸边的点点滴滴，满满的乡愁让我魂牵梦绕，不自主的拿起笔来书写发生在一九七零年前后家乡的真实故事。先从我的童年说起吧，从我记事起，我就是一个闲不住的勤快孩，和小伙伴们检煤胡，和村里老头放羊，到河滩里面打猪草，到村头拉土积肥，上学之余就是帮家里干活，很少有闲玩的时间，不想把时间浪费在玩耍中，直到现在，我还是保持着这种习惯，基本上不喝酒不抽烟，不玩麻将，有时间就看书健身，不想做无用之功。虽说我在家里排行最小，父母亲疼爱有加，但干起活来总是有使不完的劲，上学之余挣的公分不低于一个男劳力，这一点深受父母的言传身教，母亲曾给我说，孩啊，不管干啥都不要怕出力，不管说啥话都要站到理上，不管办啥事都不要坏良心。这几句话在我心里打下了深刻的烙印，成为我一生的人生信条，从当兵到地方，四十多年的工作里程，能一路坎坷又一路高歌，为国家为企业为社会为家庭做出了应有的贡献，光荣退休后身体健康，子孝孙贤，家庭和睦，生活充实，成为一个享受国家福祉的快乐小老头，真要感谢老母亲的教诲啊。几十年来我一直践行着一条世俗哲理，那就是心存善念，问心无愧，但行好事，莫问前程。我是游着黄河水长大的，黄河搏大的胸襟，直率粗放的品格，影响了我的一生。现在想来，惯穿我一生灵魂的是母亲是黄河，我的笔名就是黄河毅人。要写童年的记忆，永远不退色的还是黄河岸边那些有趣的故事。
第一节 万里波涛身边过，黄河岸边一村庄。
坝头，生我养我的地方，位于兰考县城正北25里，是1855年清朝咸丰五年，黄河在铜瓦厢决口改道，被淹没的原板厂、管家寨、梁寨、铜瓦厢等村镇，搬迁至原东西大堤的东断堤头处（现在黄河提灌站位置），始称东坝头，至今仅有160多年的历史。
解放前的东坝头村，西临黄河，东依大堤，夏秋黄河泛滥，冬春飞沙漫天，种地干活西边过黄河，东边翻大堤，收成无保障，生活很艰难，长期承受着黄河和风沙盐碱带来的苦难。解放后，从1951年修通了兰考防汛铁路专线后，东坝头变成了黄河水陆码头，改变了原来船运单调，设施落后的状况，开始了几十年的繁荣景象。
东坝头村经过从一八五五年到现在的二零二二年，这一百六十多年的桑海变迁，经历了旧社会的水患兵灾，逃荒要饭，到解放后治理黄河，码头兴盛，农商繁荣，再到八十年代改革开放航运模式调整，到今天黄河滩区移民迁建，黄河大堤以西居民全部迁移到大堤东侧的居民小区，昔日杂乱无序的巷道民舍，统一建成了两层小楼和单家独院，农村居民的生活水平有了很大提高，与县城居民已经没啥大的差别，原有的南河滩、西河滩、北河滩等耕种土地，也都转包给大型企业，实行规模化种植，农民也不再面朝黄土背朝天在泥土里刨食了，年老人在家赋闲，年轻人外地打工，孩子们在村里就近上学，人们生活有序，安居乐业，好一副自然祥和的美丽画卷。
第二节 人气兴盛的水陆码头。
从50年代到80年代，这30多年间，东坝头车水马龙，船帆林立，火车从安徽砀山拉来的防汛石料，从全国各地拉来的木料、煤炭，特别是60年代，从南方支援北方的各种赈灾物品，都要在此分装转运到山东等其他地方，由此而延伸了不少的相关行业和机构，如河务段、航运站、火车站、搬运站、石料转运站、造船厂、煤厂、煤建公司、铁业社、水上二七农社（船队）等二十余家，国营单位和个体私营店铺，火车来往不断，河面帆船争流，街头人来人往，各种商贩叫卖声不绝于耳，其繁荣程度仅次于兰考县城。80年代开始，由于改革开放，铁路、公路、黄河大桥快速发展，黄河码头的航运业务逐渐萧条。
第三节 常言道靠山吃山，靠水吃水。
深受黄河之苦的东坝头人，就因为有了黄河码头而改变了生活的困境，成年男人当船工、装卸工、拉板车等出力挣钱，妇女可以做一些缝缝补补的零碎活，小孩子拾拾拣拣也都有所收获，只要勤快不怕吃苦，都不会饿肚子。那时在码头上最吃香的就是船老大(船舵手)
国营单位职工、修船师傅等几类人，走在街上昂首挺胸，不亚于小干部。我的邻居有个又黑又麻的修船师傅，当时有六十来岁，因为有手艺，能挣钱，收了几个徒弟，他走在前边，几个徒弟给他扛着工具，俨然一个小老板，听说他有个毛病，吃不完的饭不让倒掉，要徒弟们吃他的剩饭渣，几个徒弟从心里恶心，但表面又都争着吃，为的是学到捻船的绝活。可好景不长，随着时代发展，木船改成了水泥船，水泥船改成了铁皮船，有的徒弟还没学成就失业了，到后来都骂骂咧咧的说，这是学的啥？钱也没挣上，净吃黑老头的口水饭，成为大家茶余饭后的笑谈。
黄河码头的消退，最吃亏的是东坝头的年轻人，因为守着黄河，只会装船卸车、拉板车、种地、出力干粗活，改革开放后，啥也不会干，思想落后，不敢走出去干事创业，有几个到县城装卸车、收废品的，就算能人了。所以，东坝头在外地做生意、学技术、开公司当老板的开明人士很少很少，守在黄河边，种着河滩地，撑不着、饿不死，自我感觉良好，在新的时代，成了东坝头一大缺陷或者是世纪遗憾。
记忆中的东坝头南北街
我记事较晚，也就是从1966年我七、八岁时，文化大革命开始，看到了许多带有时代特点的活动和事件，加深了童年的记忆。特别是生长在东坝头，地方不大，但地理位置特殊，人员交往复杂，既有农村世俗又有市井文化，回想起来，耐人寻味，值得分享。
第四节 繁华兴盛的坝头南北大街。
所谓大街，只是相对而言，因为在这条南北长不足800米，东西宽十余米的街面上，东西两侧设立并居住着20余家国营单位和几十家居民，南临黄河水陆码头和兰坝铁路专线，北依黄河大堤。
从50年代到80年代，曾经是乡村两级地方政府所在地，成为东坝头乡（那时称人民公社）政治、经济、化的中心，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大街南北两头又架设了跃进门，彩灯高挂，红旗飘飘，喇叭声响，气势恢宏，北大门书写着将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政治口号。南大门书写着毛主席诗词：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高门耸立、派头十足，整个南北大街人声鼎沸，热闹非凡。特别是文化大革命时期，南大门两侧墙上张贴着造反派的各种政治口号和揭发批判走资派的各种罪行，以及上级的最新指示，各种游行活动也都在此聚集汇合，可以说是东坝头政治形势的晴雨表。
现在看到的东坝头南北街，已经彻底改变了往日的模样，两侧的机关单位，已经成为残垣断壁或农家宅院，宽敞的街道被两侧挤占了不少，昔日的车水马龙，人声鼎沸的街容市貌都变成了记忆的符号，那时的社会主角大部分已不在人世，剩下的也都是耄耋之年了，刚懂事的我辈也是进入花甲了。跃进门，大街两头威武雄壮的跃进门，早已不见当年的辉煌，它是文化大革命的产物，有着明显的时代特色，激情的人群，沸腾的场景，与现在人的平和持重形成了鲜明对比，让人不禁多了几分处世的冷静与社会的思考，以及寻找不来却难以释怀的几多乡愁。
第五节 国家治河单位河务段。
在东坝头街面上，河务段设立最早，1949年的二月就开始兴建，兰考县是1948年十月解放的，当时中华人民共和国还没有成立，新成立的地方政府就着手成立河务段，可见政府对黄河之重视程度，河务段是兰考河务局的前身，里边的工作人员都是吃国家皇粮的工人，不干农活，他们有专设的办公区、家属院和苹果园，三层办公楼高高耸立，在东坝头是独一份，工作人员身着体面，据说前几任段长都是老红军或三八干部，级别较高，职工有百十号人可，拿工资吃皇粮，让人羡慕不已，他们的子女也和我们一起上学，因为吃的好，穿的暖，农家子弟都排挤他们，有些大点的男孩还让他们回家拿白馍吃，不去拿就修理他们。
老师还对学习不好的学生说难听话，批评他们说你们吃着国家的亏心粮（商品粮）不喂猪、不放羊！啥农活不干，还学习不好，都是老百姓的寄生虫。也有个别家里孩子多，粮食不够吃的家庭，因为那个时候没有计划生育，有几家都是八、九、十来个子女，记得当时的段长是个老红军，大高个，脸上略有麻点，他有六男四女十个孩子，最小的男孩比我小一岁，他比老婆大有十来岁，全家当时十几口人，粮食不够吃，老婆有50来岁，心直口快，很干练，经常到地里去拣拾农作物，夏季拣西瓜皮炒菜吃，因为住对门，她和我妈关系好，经常给她红薯萝卜，家里做的醋也给她，这都是我看到的。两个老人年龄在五六十岁都相继去世了，辛苦一辈子，没享啥福。
河务段今非昔比，于90年代都搬到了县城北关过上了城市生活，原来的办公区改成了施工单位，家属区和苹果园建成了"1952"饭店宾馆。
第六节 板车组建的搬运站。
搬运站是兰考国营单位，内有100多人，他们负担着火车和船只货物的装卸转运，以拉板车为主，都是出力人，但吃的是商品粮（属国家供应）发工资属工人身份，尽管是出力人仍有优越感，起码有稳定的工资来源，在那个以计划经济为主体的年代里，农民是没有经济来源的，生产队分的粮食连吃都不够，根本没有粮食可卖，队里的集体经济就是一座石灰窑，卖个钱也就是买个牛马骡子等主要生产力工具，农民的收入就是鸡鸭鹅，有条件的喂个猪羊啥的，但上级政策是不允许发展农民个体经济的，猪羊也不能大量养殖，所以，鸡鸭鹅就是农民的银行，下个蛋卖个油盐钱，可想而知，有固定工资的工人是很让人羡慕的。
搬运站兴盛于50年代，由于改革开放和陆路运输的发展，到80年代中期开始衰退，转行生产水泥，由于各种原因，到90年代初期关门破产，现在是房屋破旧，残垣断壁，破旧的大院铁门向人们诉说着曾经的辉煌。
第七节 东坝头第一所学校。
东坝头学校在我家南隔壁，兴建于1967年，大门朝西，临街而建，南北宽60余米，东西长70余米，盖有东西北三面校舍，东校舍地基高，前面是用土砖建成的大戏台，正院里有南北向篮球场，平时放电影、兰考剧团去唱大戏、说坠子书、乡村开群众大会，甚至开逮捕人的宣判大会等大型活动，都是在那里举行，三里五庄、十里八乡的群众不惜走十多里路，都赶来看电影、看大戏。很有趣的是为了能看得清，听得见，离家近的小孩天不黑就把板凳搬到理想地段，抢占利地，去的晚了只有爬到树上，骑在墙头上，真是时代奇观。
坝头学校既有小学，也有初中，它为东坝头人提供了学习知识的场地，也是人们生活的乐园，解放前后，东坝头没有正规的学校，之前都是集中到杨庄村的一个老奶庙里上个小学，大部分农民子弟上不起学，附近也没有学校可上，没有共产党毛主席的领导，没人管你上不上学。坝头学校是我的母校，我对它有特殊的感情，因为他和我家只有一墙之隔。它是坝头村学子们学习知识的神圣殿堂，可惜随着时代的变迁和发展的需要，坝头小学已被合并，当年激情四射，生龙活虎的场景已不复存在，剩下的只有空荡的破屋和变了样的旧模样。
第八节，东坝头的大队部。
那个时候的乡叫公社，村称大队，大队的领导机关就称大队部。当时的大队部设在东坝头南北大街南头路东学校的后边，北屋八间，东屋五间，有支书和大队长办公室，会计室，广播室，卫生室，民兵值班室（会议室）等，大队下边有数量不等的生产队，当时坝头村有20个生产队，5000多口人，涉及朱庄，前雷集，东坝头，杨庄，王小庄五个自然村。
我们生产队是第九生产队，有200多口人，我堂哥管书文是生产队长，这也是我上学放假期间能看庄稼干个光棍活的原因。大队部除了有党支部书记(支书)和大队长外，还设有副支书、副大队长、会计、治保主任、民兵连长、妇女主任、卫生员，广播员等，跟班跑腿打杂的，也都是光棍人，他们不参加生产队集体劳动，当时能在大队部当个差，走路都不一样，那个时候的大队部也确实很有权利，分配救济粮、救济款、派公差，推荐上大学、当工人、当兵等一切决定个人命运的事项，都需要大队推举和把关，对违反乡规民约或违纪违法者说抓就抓，说打就打。治保主任说句话，民兵就端枪逮人，特别是被戴上“四类分子”帽子的专政对象，只准你老老实实，不许你乱说乱动，一经检举或发现有不轨行为，立即批斗、关押或扭送公安。
我当兵的时候是1978年，也是大队部一句话，就算是你身体检查，政治审查啥都合格，大队让你走你走，不让走你就当不成，想上高中，上大学，也都是要经过大队的推荐和审查，一句话就决定了你一生的命运。在那种法治不健全、管理不规范的年代，基层组织对群众的管控很有权威性，以至于当时的大队干部都不愿出去当工人领工资。改革开放后基层组织权利弱化，人员被精简，下台后继续种地干活，甚至是老无所养，现在看到曾被他们管理的人，在外混成国家工人甚至当了领导干部，吃皇粮，领工资，退休了还领有退休金，心里别有一番风味。这就应了古人所说的“甘蔗没有两头甜”“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风水轮流转”的世代名言。
大队部已今非昔比，随着坝头小学的合并，原来的大队部已经改成了村两委，既党支部和村委会，地点设在东坝头新的居民小区，规范整洁，功能齐全，人员也趋于年轻化，相信会带领全村居民安居乐业，共奔小康。
第九节文革时期的东坝头。
从1966年到1976年的十年间，全国各地各级党委政府以及社会生活处于不正常的状态，几十年过去了，经过各种史料的公开，慢慢理解了毛主席为啥发动文化大革命，他老人家于1966年六月份在老家韶山的滴水洞苦思冥想11天，布局了这场史无前例的政治运动，其原因就是解放不久的中国领导层出现了各种各样的居功自傲，贪图享受，腐化堕落，甚至是争权篡位等损害党的领导，挑战其本人权威的政治事件。如果不采取合适的办法，国家将会变色，政权将被颠覆，在这种情况下，毛主席经过深思熟虑后于8月5日发表了我的一张大纸报，炮打资产阶级司令部。在全国掀起了文化大革命的浪潮。
东坝头虽说是农村小地方，但因为街面上有十多家国营单位，各单位都划分了走资派，保皇派和造反派，所谓的走资派，就是在位掌权的老干部，保皇派是走资派的拥护者，造反派就是学生、工人、群众，以年轻人为主，在整个运动中，造反派是众多的工人群众，红卫兵是造反派的主力军，占据着主导地位，他们把在位掌权的走资派和保皇派拉到街上批斗游街，对当时被划成地主、富农、反动分子和右派分子的“黑四类”进行无产阶级专政，对被检举揭发有历史问题的四类分子和曾经当过国民党、土匪的历史不清人员进行批斗。让他们带上一两米的高帽子，手指上套上一尺多长的黑爪牙，脸上涂黑墨水，造反派手拿大喇叭筒（没有电的土制话筒），振臂高呼：毛主席万岁！无产阶级专政万岁！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打倒反革命分子某某某！
造反派设有队长、大队长，红卫兵设有司令、副司令，有文攻有武卫，文攻就是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街墙上贴满了大字报，并游街批斗。武卫就是武装保卫，当时大队民兵都有枪，各单位造反派头头都有手枪。记得我有个四服堂兄管志民，当时有30来岁，我喊他蛋哥（乳名管蛋）他是搬运站的造反派，也不知道是啥官，腰里别着盒子炮（老式手枪），走在路上昂首挺胸，很是威风。
每天早上就听喇叭声声，锣鼓喧天，造反派把不老实的走资派等黑四类分子用绳牵着拉到街上游行批斗，大街上还经常有全国串联的红卫兵学生，喊口号，撒传单，浩浩荡荡穿街而过，我当时八九岁，跟着队伍往前跑，有一个红卫兵把一张印有毛主席语录的小红卡片给了我，我如获至宝，兴奋不已，到处炫耀，现在想起来还热血彭拜，试想在那样富有战斗激情的社会环境下成长起来的青年人，热血在沸腾，青春在燃烧，也不知是对是错，光知道听从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号召，革命无罪，造反有理，打倒一切牛鬼神，打倒一切走资派，谁敢反对就打倒谁。
在当时的坝头社员中，就有全家分两派，兄弟姐妹相互辩论甚至互相攻击的现象。文化大革命确实有其历史原因，但影响了经济建设，干扰了国家发展，先是老干部倒霉，后来是造反派下场悲催。不过从现在的角度审视当时的文化大革命，还真有它的合理性，让基层群众对当权者进行揭发监督，还真解决了当时居功自傲贪污腐败争权夺利等上层领导不好解决的社会问题。也体现了历史发展的时代特色。
第十节 大队部的高音广播。
那时农村没有电视和电话，也只有大队部和各单位的办公室才有一部转接电话（先拨通县里邮电局总机，经接线员按要求再转接目的地，很是麻烦）全大队20个生产队5000多口人，都是通过大队部的广播通知，安排各种事项。从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广播就更显得特殊重要，各自然村都在大树或高杆上架设了大喇叭，他是革命造反派掌握的主要宣传阵地，除了用于各种通知外，还轮番播放革命歌曲和京剧红灯记、沙家浜、智取威虎山、龙江颂、杜鹃山等革命样板戏以及侯宝林、马季、唐杰忠等名家的各类相声。
那个时候还没有小品节目，受欢迎的还有单田芳，袁阔成，刘兰芳的评书，都是基层群众喜闻乐见、小学生们学习模仿的好题材，在学习内容贫乏的年代（啥学习资料也找不到，更买不起）能听到这么多文艺节目，大大丰富了农村群众的文化精神生活，也为青少年学习积累和应用各种知识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我是直接受益者，很多京剧、豫剧选段、相声、评书，精炼语言，至今还能朗朗上口，广播情节，回味无穷。
第十一节 痴情广播的村干部。
当时东坝头大队的干部中有一位觉悟高、个子高、声音高，表现积极的大队干部，也弄不清是个啥官，革命干劲十足，总爱出头露面，每天早上天不亮就听到他独特的喇叭声音。
第一句就是：广大社员同志们，首先敬祝我们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敬祝林副统帅(林彪)身体健康，永远健康，
第二句就是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说，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
第三句就是安排通知事项，他很有逻辑，根据所通知的工作任务，比较恰当的运用毛主席语录，如果今天通知的工作任务是打堤挖河等重要任务，他就会说：毛主席教导我们，下定决心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如果是开大会搞政治活动，他会说，毛主席教导我们说，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还有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等这几条语录，他根据不同情况轮番应用，那时的早上不用听公鸡打鸣，只要他一广播说明天快亮了，他那种执着和热情真像打了鸡血一样的激情万丈，让人难以理解，很有代表性，充分证明了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革命群众是不可战胜的。该干部那时不到40岁，坚持原则、六亲不认。
文革结束后，造反派下了台，他的干部也被免了，失去了往日的光芒，因为不会技术，不懂经济，啥也不会，只会打个工，挣个零花钱，听说后来过的不是很好。现在看来他也没错，他只是年轻有闯劲，听上级的话，想干好工作，干出成绩，人的本质还是不坏的。在我看来，就他的水平和干劲，如果在部队或者在机关单位，如果不是在文化大革命那个特除的年代，搞不好还是一个很有作为的人了。
第十二节 说能话的“倒霉人”。
那是文化大革命时期的70年代，单位里派别斗争很激烈，说话办事相互攻击，一句话说不好就可能惹出大祸，东坝头大街北头路西有个国营单位铁业社，有几十名工人专门做铁匠活，打铁锻造铁器，有个本地工人年岁不足40岁，平时爱说能话，那天早上和大家一起吃饭时，他说我今夜做了一个梦，两个老鼠抬个瓮，锅里煮了一窝红卫兵。说者无意，听者有心，有人立即向领导报告，就把他抓了起来，说他反对文化大革命，被定成反革命分子，拉到街上批斗游行，脖子上还挂着两个打气筒，可能是他占用的公物，后来被开除工作，回到家里务农了。
就因为这句话毁了他的一生，好不容易当上了吃商品粮的国家工人，就因为在那个非常时期说了几句不该说的能活，撞到了枪口上，断送了自己的前程，这就应了一句俗言：病从口入，祸从口出。独处守心，人群守口的古训。
第十三节 当过土匪的四类分子。
黑四类是文革期间的政治产物，即地富反坏右分子。他们都是革命群众贫下中农的专政对象，被大队的治保主任和民兵连长统一监督管理，早上天不亮都要上街打扫卫生挑水泼街，白天干最脏最累的活，晚上还要被开批斗会。那个时期的四类分子不但是个人倒霉，就连其家属子女，都被牵连遭殃，如子女上学、当工人、当兵都过不了政审这一关，找个对象都很难，漂亮的姑娘找不到好男人，男孩儿找不到对象，很多男孩拖到40多还找不到媳妇，文革结束后才通过换亲或从贫困地区领来的媳妇成个家。
特别是解放前当过国民党员，国民党军官和士兵，当过土匪，解放后违法犯罪作奸犯科等历史不清人员，不主动交代犯罪事实，一旦被群众揭发检举，那就要被审查被批斗。我有个邻居姓李，人很精干，听说解放前当过土匪，也有人说当过伪警察，他从安徽砀山带回一个老婆，比他年轻七八岁，不像一般农民，干净利索，穿戴讲究，还是烫发头（那时农村没有烫发的），与众不同，两口当时有四十来岁，因为会裁缝服装，在街上开个裁缝铺，有经济收入、人口又少，家里小炒锅经常刺啦刺啦的香味扑鼻，让人羡慕。因为没有儿子，就从他亲戚家要了个小男孩，与我同岁，因为是四类分子家庭，受人欺负，长到十五六就又回去了。
李邻居文革中被划成四类分子，早上扫大街，白天挑大粪，他的专业就是从各单位的厕所里往生产队的粪堆上挑大粪，常年累月，一般人难以承受，但让我难以理解的是，他能把最累最脏的活在默不作声中干的井井有条，只见他挑着粪担子，带着手套、口罩、服装整洁，用一个自制的小铁钩，作为倒粪桶的专用工具，手不沾桶，干净利落，把生产队的大粪堆整理的规规矩矩。
此人头脑清晰，能屈能伸，据听说，年轻时在外地混得不错，当过土匪，有的说是当过伪警察，跨过腰炮（手枪），但其后半生确实凄惨，因为是寄住在其姐家，又是单门独户，没有社会地位，经常是早上扫地，白天挑粪，晚上被拉去开批斗会，治保主任让他站在板凳上低着头交待自己解放前的罪行，他默不作声，让他交待他老婆是如何抢来的，他只低声说不是抢的，她愿意，我愿意，其他啥也不说，只见治保主任一脚把他从板凳上踹了下来，说他不老实，改天继续批斗，回家好好反省。
到了76年以后，政府摘掉了四类分子的帽子，他才过上了正常的生活，此人不愧是江湖人物，为人处世很是老道，平时不和人来往，办事有板有眼，说话不多但声音不高不低，把握到位，从来没见他和人吵过架抬过杠，身材笔直，穿戴整齐，走路不紧不慢，很有模样，会玩纸牌、打麻将，冬天农闲季节，晚上到生产队的牛屋里打扑克赌钱，玩的不大，一毛两毛的，他总是赢多输少，还经常偷底换牌，被牌友发现后大家都腌臜他，说他不人物，他也不反驳，不急不躁，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听说他年老后无人照顾，80多岁被送进乡里的敬老院，也不知因为啥用自己的一条毛巾在一颗歪脖树上上吊了，真是年轻时风光，下半生凄苦，就如寒窑赋所写，人生无常，棋局常新，今天做上宾，明日阶下囚，此乃时也运也命也。
第十四节 会做小买卖的“腌臜老婆”。
“腌臜老婆”是坝头东边官庄的，离坝头有四五里路，不知姓名，当时有五六十岁，她早上到雷集集市上先赊一些油条、水煎包之类的小食品，而后走街串户并以坝头村为重点，原因是这里守着黄河码头，经济条件相对好些，主要是到有小孩的家里兜售油炸食品，挎着一个小篮子，成天油灰满身，又不换洗衣服，那个年代确实也没啥衣服可换，手脸通黑，所到之处都称她腌臜老婆。
就这个不受待见的黑老婆，却是小孩子们的大明星，只要听说腌臜老婆来了，一哄而上，拉着老婆往家里跑，找大人要钱买东西吃，这老婆看着迷迷糊糊，心里却十分的精明，不愧是营销能手，他把各家各户的小孩和经济状况，摸得很清楚，知道谁家的小孩多，谁家的经济条件好，半晌不夜就找到家里，不说卖东西，只和大人聊天拉家常里短，等小孩到家了，就问小孩吃油条吗？吃煎包吗？可以想象，在那个常年饿肚皮的年代，不懂事的小孩见到好吃的比看见亲娘都亲，连说吃吃吃…试想有哪家大人能扛得住小孩的哀求声？大人只得说吃个吧，吃完了有钱的给个钱，没钱的拿个鸡蛋，实在不行了，老婆也不要，不紧不慢的说，没事，以后再说吧！等几天再到这家卖东西，不怕你不给，没有钱就要鸡蛋，欠的多了，连老母鸡一起抱走，这种买卖方式很有时代特色，
在那个年代，别说一个年迈的老婆，就算是很精明的成年男人，常年在农村参加集体劳动，只能出粗力挣工分，很难见到钱，吃盐用油，甚至是吸个烟都是用鸡蛋去兑换，真是一分钱难倒英雄汉，可就是这个年迈的老太婆，她能想到去集市上用空手套白狼的办法，把人家卖不完的食品，用赊账的办法，低价买入，而后通过自己送货到家的营销手段，很简便的高价卖出，轻轻松松赚到钱，看似简单，但方法很是高级，既赚到了钱又解决了农村小孩能吃到带油水的食品，现在想来，真是让人佩服。当年的肮脏老婆，用现在的说法，确实是一个了不起的营销高手。
第十五节，一人吃饱全家不饥的光棍汉。
70年代左右，我们队里有个光棍汉，名叫王气兜，人称王气，有40来岁，个子不高很敦实，方头大耳，五官端正（他的五官长相颠覆了我对五官相术的基本认知），小时候爹娘早亡，他和哥哥逃荒到西北宁夏一代，两人从小要饭为生，后来他哥入赘宁夏安了家，听说还是个县长家的姑娘，剩王气一人到处流浪，十几岁当了兵，虽说没有文化，但脑子好使，嘴虽结巴，但能说会道，从外地回村后，上无片瓦，下无立锥之地，队里就让他住在已经死了好多年的老光棍黄老王的家里，所谓家，其实就是现在的东坝头大堤马路口南一百多米，大堤东半坡唯一的一间坐北朝南的竖头屋，因年久失修，冬天透风，夏天漏雨，经过简单修理，王气有了安身之地，感到了家乡的温暖。
王气对人都很亲切，集体劳动表现积极，干劲十足，生产队里的活，不论干啥都很卖力，特别是在生产队统一劳动。一些人偷懒磨闲功，去解个手都跑好远的路，来回耽误小半天，队长气不过，收工时开会说难听话：有些人也不知道在家吃的啥好东西，一上午去解几回手，半天还不回来了，撅那几铁掀土，够自己吃不够啊？王气就很特别，去解手都是一路小跑，唯恐耽误干活，大家有的笑他尿急，有人说这家伙净装先进。
我堂哥队长很信任他，考虑到他一个人不会贪污粮食，让他看庄稼、看麦场，他很负责任，记得他看花生时有一位临村的干部去找他要花生，说是往县里送礼了，很是客气，说气哥啊，跟您的队长说好了，给我装一布袋花生吧，王气很讲原则，表示花生是生产队的，我不能随便送人，队长让给你，我没意见，你得让队长说一声，没有队长的话，我不能给你呀，那干部一看王气不给面子，也不叫气哥了，发火道：王气兜，你不给我面子，不怕我以后收拾你？王气平静的说：东西是生产队的，队长不发话，我不会给你，你收拾我，我也不怕，我一个人吃饱全家不饥，有啥好收拾的，有本事你现在打我一顿吧。那干部气愤的说：你这货真不通人情，怨不得没老婆，下辈子还让你打光棍。
这件事我听说后很是佩服，在我当兵和之后的工作中，曾多次这样处理问题，并没有受到不好的结果，坚持工作原则，这是做事的规矩。此人脑子好使，对听说的、见到的各种奇闻怪事都能娓娓道来，我印象最深的是农闲冬季，大家唯一的娱乐场所就是生产队的喂牛屋，王气是主角，他口若悬河的结巴嘴满口喷沫，讲唐朝的“小八义”、说明朝的朱元璋、讲民国的蒋介石、说东北的辽沈战役…也不知道说的对不对，但一群缺乏娱乐生活的听众都挺着耳朵伸着脖子，听他的评书联播，会吸烟的时不时给他递个烟，他越说越提劲，以至于到现在他说的代表性语言我还能朗朗上口，天南地北云山雾罩，忽悠着一群精神生活极度饥渴的听众，消磨着无聊的闲暇时光，完了还不忘加一句：要知后事如如如何，咱咱明晚再再说吧。搞得大家意犹未尽，第二天晚上极早就去牛屋等着他。
对王气其人的评价，还真不能一言一撇之，很有两面性，要说他玩世不恭、稀里糊涂吧，他还很能干活，在80年代，干活之余还到集市或街头上摆地摊，卖些针头线脑的小商品，很大一个行李包，每天扛来扛去，赚了钱又不舍得花，连身上的两处顽疾，一是下边的疝气，二是脖子上的淋巴囊肿，都没找医生看过。
我后来曾经问过他几个问题，因为对他的好多行为感到很疑惑或者是不理解，一是逃荒在外去当兵，当的是共产党的兵还是国民党的兵？他只说是东北林彪的部队，其他啥事没说，我怀疑他是国民党兵，投降到共产党部队后开小差又跑出来的，不然混了半辈子也没混出个啥名堂。二是问他为啥不找个媳妇，他回答的很干脆，我找她干啥，净麻烦，我一人吃饱全家不饥，这多好啊。其实是真找不到老婆，自我安慰而已。三是问他，你又不是没钱，为啥不去医院，把你的病去治治啊？他说：治啥？又死不了人，随他的便吧。
王气之死，他是死在了他理想的幸福生活里，他从外地回来后，一直住在黄老王的竖头屋里，刮风透风，下雨漏水，冬天冷的受不了，到了80年左右，东坝头学校门口北侧有一间小门房，以前是卖戏票用的，后来一直闲着，他就找到学校的校长说门口的那间闲房让我住吧，我给你们无偿的看大门，校长一想，这也两合适，就同意了，他住上了一生望而不及的砖瓦房，不漏屋，心里很美，后来他发现，学校办公室冬天烧着大煤火，很是暖和，他就找到校长说，你看我冬天冷的不行，让我烧个小煤火吧，校长看他可怜，反正是公家的，就同意了，再后来，他发现校长经常去街上的餐馆吃饭喝酒，他心想，原来学校还有钱喝酒吃肉，那我给他们白看门，不是太吃亏了吗，就找到校长说，你看你们经常吃吃喝喝，我不能给你们白看门啊，学校又不是没钱，你得每月给我开三块钱的工资，校长听后心里想着这老光棍的胃口，看来是越来越大，把他撵走吧，不太合适，常言道，请神容易送神难，得罪他不值得，就跟他严肃的说，就这吧，每月给你三块，以后不能再提啥条件了，再说其他的学校就用不起了。
就这样一辈子住草屋、夏热冬冷、三餐不保的光棍汉住上了瓦房、烧着煤火、领着三块钱的工资，心里那个美啊。可是好景不长，没过两年，那年的冬天，几天不见王气的面，有人从窗户往屋里一看，发现王气趴在煤火上不动了，打开门一看，不知啥时间都没气了，还有被烧伤的痕迹，后来他的一个远房亲戚给他做了个简单的木匣子，拉出去埋了，当然了，他一屋子的东西，还有一辈子省吃俭用的遗物，都成人家的了，那年他也就是60来岁。我对他比较了解，因为他经常去我家，找我父亲聊天，他说我父亲母亲都看得起他，能说到一起话，我也感觉他人还是本分耿直的，为人做事还是比较靠谱的，邻里印象都还不坏。可惜他这一生，少年辛苦，中年劳累，老不得善终，也是可悲可叹之命啊！
第十六节 东坝头的黄河湾。
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摇篮，是我们的母亲河，全长5000余公里流经九个省区，但解放前的黄河带给了人们无尽的灾难，特别是深受其害的东坝头人，更是刻骨铭心。都说黄河九曲十八弯，东坝头是最后一道弯，那么这最后一道弯是如何形成的呢？这在我幼小的心灵上划上了一道深深的印记。
记得童年，跟着老人去放羊，看到河西边的黄河滩上蓝天白云，水草丰茂，说如果能把羊放到西河滩，该有多好，老人叹气说：小啊，你可知道？那滩里可是咱的老家啊！他慢慢的说，在咱兰考境内，黄河原来是从西往东流，也就是从现在三义寨闸门往商丘去的兰商干区，就是老河道，它途经兰考北关，往商丘徐州向东流入大海，可到清朝咸丰五年，也就是1855年的农历6月17日，黄河洪水猛涨，又正巧遇上 南风，河道直往北滚，到6月19日就冲开了东西大堤，淹没了北岸的杨家庄，朱家庄，板场，管家寨和商业重镇铜瓦厢以北数不清的市井村镇，经河南山东流入大海。可以想象，从黄河北滚到决口改道，仅仅三四天时间，求天无门的村民，面对眼前的洪水猛兽，顿足捶胸，手足无措，成千上万的男女老幼，盆盆罐罐，举家逃亡，其场面是何等的凄惨啊，万般无奈，只有抛家舍地，混乱之中，有亲投亲，有友投友，慌不择路啊。
据老辈人讲：我管家寨全族几百人，分别逃到了现在黄河西岸封丘县境内的殿集，大山呼，杨庄等村庄和东岸的兰考县境内的东坝头，朱庄，王小庄，杨庄崔庄等地，后来发现还有流落到山东张营的管家后人，好好的管家寨全族几百人，被搞得七零八散，流离四方，现在居住在黄河岸边大堤两侧的村民都是黄河决口改道时的逃难后代。
昔日的黄河决口改道处，经过解放后几十年的不断发展，逐步变成了今天的黄河湾，当年的凄惨景象，变成了现在的美丽风景线，真是时过境迁，旧江河披上了新时代的盛装，怎不让人怀念毛主席，感恩共产党啊。
第十七节 隔河难种老家地。东坝头西岸的黄河滩区，是东坝头老辈人的耕种地，自1855年逃离后，因黄河相阻，过河不便，100多年被黄河西岸的封丘村民抢行耕种，两岸村民因种地纠纷不断，直到1963年，经村、乡、县，及开封专暑等各级政府的不懈努力，由河南省人民政府出面协调，坝头人经过长期挖掘，在黄河西岸一位老先生的偷偷指点下，总算找到了当年管家寨、梁寨原住地的地下水井等证据，协商划分了黄河滩区几万亩的河滩地，竖立了石头界碑。尽管如此，在后来的种地过程中，还是经常发生抢种抢收的纠纷，甚至发生两岸群众持械打斗事件。
1975年，因对岸偷抢庄稼发生打斗，我也参与其中，用镰头铁锨相互攻击，把河对岸的村民抓到坝头大队部，经双方协商谈判后才放了人。记得是80年左右，坝头村民在河西滩养了一群山羊，吃的油光滑溜，看着喜人，羊主人盘算着秋后能收入几百块，可正准备收拾东西，东渡黄河，回家卖羊之际，看见了两个年轻人，他们说：老头儿，你的羊长的怪好啊，弄个吃吃吧。老头说：我在这河滩里吃干馍，喝河水，蚊虫叮咬大半年了，还没见到一分钱了，咋能让你们白吃啊？两个年轻人笑着说，早都看到你在这放羊了，一直没动你，你累的也不轻，我们让你好好休息休息吧！两人动手用绳子把老头捆了个结结实实，老先生看着杳无人烟的黄河滩，叫天不应呼地不灵，眼看着一群山羊被这两个对岸的年轻人赶走了，天快黑了才看到收工回家的邻居，把他解开，哭丧着回到了家，全家都埋怨他说：就你能，人家都不敢在河西放羊，你去逞能，这回好了吧，啥都没了，拉倒吧，认霉气吧，只要人没事就算烧高香了。老头儿唉声叹气，自认倒霉。
除了两岸种地发生纠纷外，光是到西河滩种地就很艰难，甚至付出生命的代价，那个时期都是木船摆渡，每次过河都是提心吊胆，特别是每年的农历6、7、8三个月，黄河水量最大，属于黄河防汛期，也正是庄稼生产管理或农作物收获的时候，村民干活收工有时较晚，开船时已是黄昏，船小人多，水流湍急，特别是船快靠岸时，也是最容易出问题的时候，老艄公大声警告：船快靠岸了，都不要动，都稳住！稳住！只见水手们挥舞着船篙，用力撑船，老艄公高喊：下一锚，再下一锚，锚头抓地猛地一颤，船头就往岸边靠拢一次，经过连续几次的抛锚抓地，船才能在紧张的气氛中艰难靠岸，船上人群才算长出一口气。在那种条件恶劣的情况下，搞不好就是船毁人亡，因过河种地经常发生淹死人或人车掉河事件，各种悲剧时有发生。
长期以来，东坝头人深受过河种地之苦，有民谣曰：住在黄河边，累死庄稼汉，春季旱，秋季淹，中间来个一抹摊，辛劳的汗水十种半收，种庄稼像赌博一样。记得有一年黄河涨水，把一堆堆一垛垛收好的庄稼泡在水里，没来得及上岸的农民爬到庄稼垛上，而被水淹的野兔和蛇虫也往垛上爬，垛上的人用木棍把它们往下赶，上演了一场人蛇大战。那个时候的村民面对黄河是无可奈何，又爱又恨，真是有说不清的滋味在心头，虽然说是母亲河，可为两岸的子孙带来了深中的灾难。现在的东坝头人，已经从当年的吃苦受累，变成了坐地生财，河滩的广袤土地都转包给了大公司开发利用，村民不再过河种地，而是收取租金。过去的乘船过河，也因河面上架起了浮桥，变成了坐车过河，以前的黄河渡口，已经是人们向往的旅游景点了，昔日的黄河滩，变成了美丽的黄河湾。
第十八节 我的黄河情缘。从上世纪六十年代我六七岁记事开始，心里装满了黄河情。因为我的家距黄河太近了，出门不足300米，黄河汛期时，滚滚波涛，能把我从梦里惊醒，在生活紧张的六七十年代，挎个小篮到码头边上转上一圈，拾点麻绳头，拣点废铁丁，卖给游乡的货郎，既能卖钱又能换好吃的，放学后挎个小篮，赶上羊群就在黄河码头周围转悠，放着羊捡着东西，啥东西啊，能吃的瓜果桃梨，能用的柴火煤块，能卖钱的绳头铁块，说实话，黄河码头为坝头人贫困的生活提供了补充，靠山吃山也就这个意思吧。
黄河西岸的大西滩，水草丰茂，土地肥沃，对东坝头土地缺乏的村民来说，过河种地割草，喂牛喂羊打鱼养家都有很强的诱惑力，为此，村民也付出了艰辛的汗水，甚至是生命的代价。
记得我十二三岁时，为了到西河滩割草喂羊，和小伙伴们横渡黄河，到滩里割上两捆青草，用绳子拴在腰间，顺流游回岸边，真是初生牛犊不怕虎，淹死的都是会水的，小孩逞能说淹死一会儿的事。
那是1972年七八月份的一个下午，正是黄河汛期，河水猛涨，一望无际，码头上站了很多看河的闲人，我在边上放羊，忽听人群中高喊：有个鱼，有大鱼过来了…我往南边望去，看到一个很大的鱼，张着大嘴露在水面，我随手抓起一根树枝，就下河迎着大鱼的方向，想在河中截住它，哪想河水湍急，与大鱼擦肩而过，我只有扔掉树枝，奋力向对岸游去，由于水面太宽，精疲力尽的我找不到落脚点，连续几次下沉都够不着河底，我想这回非淹死在河里不行，岸上的村民也不知道淹死的是谁家的小孩，谁也不敢下河救人，我咬紧牙关，用尽最后一点力，如果再够不着地，我就顺流而下一命呜呼了，真是天不绝我，最后一次下沉终于脚着地了，慢慢往浅滩上挪动，总算能喘口气。
在河滩上，休息一会儿后，天快黑了，我赶紧往上游走，为的是能省力游回对岸，谢天谢地我总算顺利上岸，找到了我的羊已是黄昏，垂头丧气的回到家，给谁也没提这回事，从此我不再横渡黄河。直到1990年，我30来岁参加由兰考劳动局组织的人事干部到大连培训班，途经烟台海边，因为有几个小时的等船时间，我和劳动局高 科长就到海里游泳，正赶上涨潮又不识水性，呛了几口水，我俩差点命丧大海，才真正理解了常言说的远怕水 近怕鬼的真正含义，远怕水说的是去外地不懂水性，容易被淹死，近怕鬼说的是见坟墓知根知底，容易被吓着。
在我的记忆中，因过河干活种地，打鱼行船捞东西，每年都有被淹死的大人和小孩，有一年的七、八月份，黄河汛期码头停运，一位老船工为了挣十来块钱，用小船载着十来个做小生意的外地客过河，到河中间翻船了，多亏他水性好，救起几个抓紧翻口的小船，后被大船救起，其他几个淹没在了滔滔的黄河中，想来让人生畏。奔腾咆哮的黄河熏陶着我的情志，培养了我不屈的性格，我给自己起了个书法堂号，叫黄河毅人。也就是性格坚毅的黄河人。如今的黄河湾，今非昔比，经过这几十年的发展，东坝头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当年我离家参军还是年方19的小伙子，转业到地方工作几十年，如今也成了退休赋闲的小老头，每次回到老家，最想去的地方就是黄河码头，特别是春秋季节的日落时分，站在码头往西看，一望无际的黄河滩，水草丰茂，碧波千顷。河面上，鱼跃鸟鸣，船艇穿梭，望长空，蓝天白云，晚霞四射。四周平静祥和，风清气爽，好一幅大自然赐予的美丽画卷，让人心旷神怡，留连忘返。昔日的凄惨地，变成了令人向往的休闲之所，怎不让人抚今追昔，感慨万千。
校对整理管钰杰
管书勤，男，河南兰考人，一九五八年十二月十六日生于兰考东坝头村。大专学历，一九七八年三月参军。历任八九三一六部队仓库军需保管员兼军需班长，保管员兼副排长，仓库党支部委员代理排长，供应科助理员。一九八五年元月转业到兰考供电局，历任办公室副主任，人事保卫科长，局党委委员供电科长，副局长，纪委书记工会主席，副总经理。二零一九年光荣退休。退休后善书法，喜健身，爱读书。历任兰考县老科技工作者协会副会长，兰考书法家协会副会长，河南省书法家协会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