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家，为九流之一 ，大概始见于《汉书·艺文志》。《二 十五史》既然沦陷虹口故居，手头无书可翻，只得请教《辞源》。民国十九年七月二十版戊种《辞源》戌部一五四页，有杂家一条：九流之一 .《汉书·艺文志》‘杂家者流，盖出于议官，兼儒墨，合名法。’后世著录家，沿其名而变其意，于寥寥不能成类者，并入杂家。
而杂家之义益广。四库书目，从黄虞稷说，于杂家厘为六类：立说者，谓之杂学；辨证者，谓之杂考；议论而兼叙述者，谓之杂说；旁究物理，胪陈纤琐者，谓之杂品；类辑旧文，涂兼众轨者，谓之杂纂；合刻诸书，不名一体者，谓之杂编。
这么看来，杂之为义大矣哉，是直森罗万象，无所不包。
后有作者，有所谓“杂拌儿”，大概也应该归入于杂家之流吧。
但追源溯流，杂家总是出于议官；所谓兼儒墨而合名法，不过指议论的内容，包括伦理道德与名学法律而已。杂家虽杂，还是“王官”出身，岂不懿欤盛哉。
近世的杂文家，是否可算杂家，高攀王官，那我无法断定。但据“我的朋友” 孔另境先生说，文艺杂感乃是文艺工作者对政治现象警觉性的表现，这和班固先生所谓“出于议官”的议官的职司，可谓“不谋而合”。杂文家找到这样好的来历，大可对反对杂文者扬眉吐气一下了。
自有文艺杂感出世，作者风起云涌。鲁迅先生在日，已有徐懋庸先生的《打杂集》出版。徐先生杂文，散见报章杂志，拜诵之下，颇觉欣慰，与“我的朋友”唐弢先生的，可称双璧。但我更爱的，倒不是徐先生的文字，而是这集子的名字。
“打杂”，这是个多么响亮的名字。乡野鄙夫，俚俗不文，打杂一词，是否别有出处，不得而知。但我乡婚丧大事之间，确有“打杂”一门工作。大抵乡间，类多聚族而居，故富裕之家，一有婚丧庆吊，便成滔天大事。首先将执事人等名单，高揭要路口上。其间名目繁多，有总管、库房、厨司、行堂，有小菜房、挑水、烧火、请客；而打杂也是其中之一 .总管，库房，必须长衫中人，一村之中，可当此职者，大概不多；厨司业府专门，他人代庖不得。小菜房分配作料，大有关键，例须主人的请客。
请客大都由堕民专办，吾乡堕民，副业抬轿，两腿训练有素，跑来自然快速，便于招请客人。烧火、挑水，则总是主人的女佣长工。只有行堂，则必须挑选一村中的青壮好汉担任。打杂次之，虽同为青壮好汉，但还必须有好性气。
打杂职无专司，因之人人都可差动，人人是他上司。美其名，也可说是“公仆”。
中山先生说，总统者人民之公仆也。
打杂也可说是无冕的皇帝了。厨司要宰猪羊，他得按住猪腿羊脚，帮同厨司屠杀；屠杀之后，又得帮同拔毛。厨房缺水，长工躲在暗角，喝酒自乐，打杂也得拿起桶担，往溪头汲水。
女佣偶告内急，灶门须得加柴，打杂更须替差。总管要找某项执事人员，一时缺出，也就在堂前大呼“打杂！打杂！”不置。看来打杂本领，真是无所不能，实则一无所能，正腔不唱，帮闲而已。
筵宴既开，桥头三叔，携杖而来。此辈三叔，“送人情则顶多二角，喝老酒则起码三斤。”高坐堂上，望眼四瞩，一等吹打手前奏一曲完了，总管一声吆喝：“出菜！”
便如“速于置邮而传命”，一直传到厨房。行堂们大多身系短前围，捎着红抹布一条。
丧事则用白布，且戴白帽，各持铜盘，蜂拥而至灶前，让厨司将大碗鱼肉，一一在盘中摆定，然后鱼贯而出，经过长弄，为首的一声謦咳，吹打手乐声齐作，于是声势一变，行堂神采焕发，高擎铜盘，赳赳桓桓，直向筵席桌上扑去。不管菜席如何，此中威风，正如乡谚所谓“萝菔芋艿羹，小唱拉拉响”也。而这里有时，也有我们的打杂一份。
但如果行堂人多，不必打杂出手，则也只好暗站壁角，嘻开笑脸，用红抹布抹抹嘴脸和手，羡煞别人的威风十足。
然而吹打手上那桌小菜，偶因行堂盘中不够分配，还须打杂担当，双手捧上。
以打杂而自感病足的，那只有是老于打杂的人。比如我们村里的打杂，没有一次婚丧大事不是财发黄胖担当的。我虽有时为他感到孤寂，然而却也着实佩服他奉命惟谨不竞骄荣的精神。
是不是因为他有打杂精神，所以他的家，也成了“杂家”。他是我们三房里尚书太公的子孙，人丁不旺，是个自耕农，住在尚书第左厢的一间破楼房里。一村的青年，每当忙种与收获以后，农事空暇，就麇集他家。或打麻将牌九 ，或吹笛拉琴，任意所欲。他并不热情招待，但也来者不拒。一 天嘻着黄脸，逢人作笑。看他那两只下卸的肩膀和竖不起项骨的脑袋，那真可说是一团和气。他既不会打牌，也不会吹拉，然而极愿有人在他家里打牌吹拉。在他是处若无事。有时，这些农村青年，豪兴大发，共议窃鸡攘羊，来他家里偷杀煮吃，他也并不阻止；且还照例共分一杯羹。他是既不劝人为善，也不防人为恶，善恶之辨，在他实不甚了然。然而村间富户，却也有所指摘，曰：“贼窝家。”“杂家”一变而为“贼窝家”，这虽并不偶然，但实在是有点悲剧性的。好在僻壤之区，并无所谓“农村政权”，而且既非长衫中人，也无窃权嫌疑，说他收买人心，植党营私，抬高自己地位，图谋不轨，等等等等，大概是不会有的。
在我对于这样的打杂家，并不完全尊敬。因为早已读过《孟子》：“无是非之心，非人也。”是非善恶，我是有所较量的。但我确不很反对农村青年窃鸡攘羊共分杯羹这一种乐事。
这倒并不是为了我们书房里教师，也曾让学生到田里去偷豆荚，煮着共吃，以为上有所行，下必有所效，将我们打杂家的罪开脱了。苦后作乐，我是颇为赞成战士有偶一涉足舞场的权利。虽然年过而立，自己确实没有喝过威士忌，没有上过跳舞场，偶与友朋三四 ，聊作“叶子之戏”，已觉人生至乐，尽于此矣，不复有其他妄想。
但我不愿以自己作为标准尺，而衡量一切。人有所短，亦有所长，天下皆圣贤，酒保自亦“之乎者也”了。引其所长，而略其所短，我们打杂家的优容态度，并不是全可非议的。
我们的打杂家，并不放弃他自己的本位工作。是个自耕农，一家夫妇两口，种上五亩田，已够一家开支，余暇之时，又专给殷户打忙月，工作的得力，却也人人称道。
便是田头完工，也爱拾一粪桶的稻株，担着回家，让主人去作煅灰资料。借以肥田。
人我之分，在他大概不很了然。工钱也不居奇，总照市价计算，自己有吃有穿，更不急急追讨。诸葛孔明所谓“宁静致远，淡泊明志”，我们这位打杂家，“庶几近之”了。
但我们的打杂家，毕竟不是专家，虽为尚书子孙，本人是无议官之职的。衣穿既是短打，又复黄脸而貌不扬，连出入乡校的资格都没有的。乡校者，子产所谓 “议政之堂也”。
我们的打杂家，却是与世无涉，与人无争；你吃你的饭，我种我的田，若要帮忙，一样卖他的力，如此而已。
二十岁的时候，我开始读《红楼梦》，知世间尚有宝玉其人，而且被称为“无事忙”的。据说青年男女，一读《红楼梦》便而发昏入迷者，不在少数。海宁蒋瑞藻作《红楼梦考证》，且举实例，谓有一女子因读《红楼梦》得病，而大呼宝哥哥以死者。
然则男子之间，因读《红楼梦》而大呼林妹妹得病以死者，想亦不乏其人。此种尤二姐、贾瑞行径，我并不同意。我本来自田间，并不企望宝玉那样艳福，倒是偶读《聊斋志异》，颇觉狐仙着实可爱，因她无门阀之分，颇肯下怜贫士。然而，我总敬爱宝玉，还肯“无事忙”，“无事”而“忙”，那已可见“事不由己，忙为他人”。这与我们打杂家的精神，颇有部分相通之处。宝玉以一公子身份，便对婢子下人，也肯低首下心，“拳拳服膺”。虽然也因此闯出大祸，相互吃醋起来，晴雯以是而死，但宝玉毕竟无何罪过，坏在别人小心眼儿。忍住自己一切怨屈，专替别人顶罪招怨，如此而曰“情圣”，毕竟是个“情圣”。如其我们一面叫宝玉是个 “情圣”，而一面却暗指他是“吃豆腐大家”，那我真要为宝玉叫冤了。宝玉的悲剧的结局，大家都很了然：爱不由己，婚须“钦定”，才有杰出，事无专成。还得争得一领青衿，为祖宗撑门面，然后才出家了事。“无事”而“忙”，终于“有事” 而“亡”。“无所为而为”的精神，大概在现社会是不受欢迎的。宝玉也就不得不被迫而有所为而无所为了！一入空门，皆大欢喜，呜呼宝玉，伏维尚飨。
后百年有所谓文坛上的“华威先生”出世。据归蓬先生的定义，姓文的“华威先生”是这样的：譬如：有些作家今天结社，明天茶话，一下担任杂志编辑，一下荣膺副刊主笔，大杂志上写文章 ，名副刊上登诗篇，上午演讲，下午观剧，昨宵沉醉维也纳，今朝快读莎士比，笔底下是鲜血淋漓，嘴面上是努力杀贼，气宇风度，皆不愧为文化的战士，中华民族的“标准男儿”；实质是同“华威先生”一样，虚荣与伪善，为青年人所失却信仰，命运的悲衷与“华威先生”又无二致。
那是再也不能有所加添了，便是寥寥几句，已足抵过张天翼的一篇小说，更不须“有芥川龙之介那样深刻照晰的一支笔”，来“刻划文坛上的‘华威先生’ 的脸谱”了。
人是有以别人的工作，作为自己讥讽资料的权利的。我非“专制魔王”，何敢剥夺此项权利。自打杂家，无事忙，以至文华威先生，一串响铃，叫过我们耳边，我们也只有震惊而已。但不能直面人生，深入战斗，以冷眼旁观，为标准工作，抽烟之余，讥讽杂出，快意当前，胜利在握。对这样庄子门徒，我也只有五体投地而已。然而，庄子也已说过：“每下愈况”——不是“每况愈下”。——庄子门徒，毕竟已无庄子心境了。“惠子相梁，庄子往见之。或谓惠子曰：”庄子来，欲代子相。‘于是惠子恐，搜于国中，三日三夜。庄子往见之，曰：“南方有鸟，其名为鵷雏，子知之乎？
夫鵷雏发于南海，而飞于北海；非梧桐不止，非练实不食，非醴泉不饮。于是鸱得腐鼠，鵷雏过之，仰而视之曰：“吓！今子欲以子之梁国而吓我耶？‘”庄子是本“无所为”，亦无“而为”；而庄子门徒，却有所为——欲相梁而不得，便作此无所为的超然的议论了。此之谓“一代不如一代”。杂志副刊编得出，文章诗篇写得成，演讲有人请，莎士比读得下，则虽曰“不行”，较之空口说白话者，盖已胜过万万。
事无大小，功无巨细，能尽一分力，便尽一分；成功不自我始，王位且让他人，莫作壁上观，且为人下人，不必妄论虎子，先当跳入虎穴，然后论事看人，方无毫厘之差。否则，我们的打杂家，无事忙以及“文华威先生”，也只好唱他《黍离》一曲了。
彼黍离离，彼稷之苗。行迈靡靡，中心摇摇。
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
原载《鲁迅风》第六期，1939年2月15日（署名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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