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若有人把评书、演义、教科书的过时理论当作现实中“观世界”的金科玉律，那无疑是活在当代的“新古人”。不必去嘲讽“新古人”，未来自会有现实教育他们。
而当下，比“新古人”更令人费解和绝望的，其实是另一群“新无知”群体——他们学历很高、三观也正。但了解多了就会发现，他们认知陈旧，不能自圆其说，且在社会最需要发声的时候，他们要么沉默不语，要么就是有以下三种表现：
表现一：
不是堆砌概念，
就是生搬硬套
当下社会越来越复杂，各种新概念、细分学科爆炸式涌现。这固然更方便我们多视角地认识世界、认识自己。但现实却是，越来越多的人，从原来的“单一视角”、“概念贫瘠”变成了“不求甚解地堆砌概念”。
比如，有人将美国流行的“实用主义”，理解成中国语境下的功利主义加以随意批判；或者将政治中的“民主”套用到企业业务决策上，殊不知“权力不能私有，财产不能公有”，政治和企业是两套不同的运转体系。
可见，堆砌概念的后果，不是生搬硬套、就是望文生义。为此，乔晓春老师专门写了一本《中国社会科学距离科学还有多远？》，他通俗又不失严谨地普及了社会科学各学科的主要思维。但遗憾的是，在新媒体时代下，这种语言的滥用和思维的懒惰，并没有得到任何改善。
表现二：
“知识”泛滥成灾，
道德音讯全无
任何知识，都应以促进人和自然的和谐为宗旨，正如康德所说：“人是目的”。但是，今天有很多反人性的“知识”，依然不断以“理论正确”的面目出现。
比如，国内某些专家说，“地铁拥挤是因为票价低，涨十倍就不挤了”、“百姓拿出三分之一存款买房，房市低迷问题就会解决”、“舍弃东部200座城市，与漂亮国一决高下，大家都回到石器时代”等等。
著名哲学家安•兰德说，为了大多数人的利益，而去牺牲少数人的利益，其实是一个谎言。这些专家言论看似是“为解决现实问题开药方”，实质则是披着知识的外衣把民众往火坑里推。既没有专业性，更看不到良知和道德的影子。然而，这些骇人听闻的言论，在自媒体时代竟得到了最多的赞同和呼吁。
同样的认知，也出现在西方很多顶级知识分子身上。打开保罗•约翰逊的《知识分子》一书，类似荒唐的故事，比比皆是：如1930年代，苏联统治下的乌克兰发生大饥荒，数百万人饿死。英国记者琼斯深入现场揭露真相，却遭到当时西方很多知识分子的口诛笔伐，最终饱受迫害而死。
在这些知识分子心中，苏维埃“伟大的社会实验”无懈可击，他们拒绝接受任何鉴别或证伪。当一个人“不知道自己不知道”时，离罔顾事实乃至为虎作伥也就不远了。
表现三：
将复杂问题简单化，
缺乏系统思维
鲁迅曾说，一部《红楼梦》，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我们把这叫“见仁见智”。
实际上，所谓的见仁见智，是知识更新缓慢的传统社会里的一种错误认知。自启蒙运动到波澜壮阔的20世纪后，现代世界复杂、多变、模糊、波动。曾经单一的学科思维只能处理局部、静态的问题，再也无法用于解释复杂世界。
遗憾的是，现实中，很多人因曾在某些领域取得过成功，于是陷入单一思维，很难跳出定式去探索更多可能性。
比如，面对如何造芯片？如何发展人工智能这类前沿、复杂的系统问题，一些专家常无视国家基础学科的发展水平、人才密度、资本规模和政府政策，认为只要以举国之力、加大投入，就一定可以弯道超车、后来居上。
再比如，在解释近代世界各大国兴衰的宏大问题时，不少学者经常忽略地理、文化、信仰等多个影响因素，而将其粗糙归为单一变量决定论，并据此对中国问题开药方。这就是所谓的锤子效应：即手持某种工具，就倾向于用这个工具解决一切问题。
复杂学科的通识读物《为什么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一书中写到，只有让思维工具多样化，才可能减少偏见和局限。说到底，复杂问题从来都没有简单的解法。
以上只是“新无知”在认知层面最明显的几种表现。除了认知粗糙，“新无知”还表现为拙于行动，以及不善推动集体合作与制度设计。
经济学家索维尔所说，“认识到自己的无知，需要一定的智慧”。那些真正渊博又通透的人，恰恰是知道得越多，越意识到自己无知，然后沿着线索，不断开拓认知的新边界。他们深知，“干掉你的，从来都不是你不确定的东西，而是你自以为确定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