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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作为“社会工厂”实施空间的短视频/直播，在数字传播的特定情景中复制并生产了社会生活中特定的男性气质，并将其符号化和表征化，以服务于营利的目的，由此这一特定的男性气质便由一种生活方式转变为积极的视频化的文化生产。本文通过数字民族志对快手中的男主播及其文化生产进行研究，探讨历时性的男性气质话语从“社会人儿”到“精神小伙”转变过程中，底层生活、江湖文化的表演以及国家与平台治理之间的勾连及张力。通过分析男性气质的复制和生产与虚拟世界的短视频/直播及消费传播之间的关系，以期窥探和揭示底层男性及男性气质实践与文化再生产的一隅，进而更好地理解数字裂变中的当代中国社会。
作者简介
吕鹏，上海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研究员。
一
导言
打开当今中国流量和影响力最大的短视频/直播App之一的快手，男孩子们跳着青海摇、在路上拉风地走路的短视频片段屡见不鲜，而在直播间中精心打扮、身体展现、言语挑逗——不管是争强好胜还是骚话连篇——也是常态。这些从快手兴起之初就有的男性气质“表演”形式，近十余年来，一直未有大变化。因其表演者被共同赋名为“社会人儿”，这些相对底层和亚文化的表演形式在主流社会广泛传播而成为全民皆知的现象。不过“社会人儿”的命名和指称，已成被淘汰的话语，逐渐被“精神小伙”所替代，但其男性气质和表演特征的内核却被承继下来，依然是底层男性在短视频/直播中进行自我形象经营与打造从而获得经济收益的凭借。
基于对这些男性网络主播的观察和研究，我们想要明了或探求的是，这些在底层社会边缘或者并不为人所鼓励的男性气质，为什么会在快手中如此流行，并成为一种“标准化”的生产？为什么快手上底层男性气质的话语或命名会发生转变，其因由和背后的权力逻辑关系又是怎样的？在标准化的表演生产过程中，男主播们是如何复制底层男性气质，又做了哪些调整和强化，具有怎样的特点？这些转变及特点又反映了底层男性及其男性气质怎样的现状及命运底色？
基于以上问题答案的追寻，我们对快手进行了长达8年的数字/线上民族志（库兹奈特，2010/2016；Hine，2000；Hine，2015；Taylor，Boellstorff，Nardi & Pearce，2012），以期通过足够长时间的了解和观察乃至互动，对快手中底层男性气质的展演、变化及其所折射出来的权力关系进行更加全面和深入的把握。快手前身为“GIF快手”，诞生于2011年，2012年转型为短视频社区，2年后更名为快手。这是一款主要面向中国三四线或更小城市、农村乡镇以及大城市进城务工人员为主的短视频/直播应用，在2015年6月就突破1亿用户（快手，2020），是国内最大最有影响力的两大短视频/直播平台之一。
笔者2015年7月开始使用快手，到当年年底陆续关注了粉丝数前一百位的主播，之后不断地进行主播的观察和关注，至2023年7月，共关注主播1969人（其中“重置账号”106个），涵括了几乎所有类型的主播，并除极个别情况外，2020年及之前每天都保证了2个小时以上的App观察使用，2020年之后则保持每日1小时之上的使用时长，在线参与式观察主要包括观看主播发布的短视频与直播以及粉丝的留言及评论，与主播和粉丝进行互动并部分进行打赏，同时还有延展性的加入主播的粉丝群等；并陆续访谈了70余位以男性为主的各类主播。访谈绝大部分以线上为主，线下访谈5位，主要用于对线上参与式观察的补充、印证和一些更深层次问题的拓展。访谈以无结构式“聊天”为主，围绕为何做主播以及主播的男性气质两问题为核心展开。由于研究历时较长，并在线田野仍在进行，因而访谈除个别情况外并无较为明确的目的及答案寻求，基本上都是辅助田野观察强化对网络主播生命史的认知和理解。线上访谈以直播室公屏提问、后台私信以及直播连线等形式为主，基于访谈形式，每一访谈对象不拘访谈次数与时长，以获得五次及以上提问的有效回答计为一位访谈人。
本文主要关注的是快手的男性主播，以底层青年为主。从最初单纯的兴趣娱乐及形象的展示与呈现，到利用这些形象和表演来获取收益；从最初的手法单一，只靠打赏营利，到形成团队进行直播带货；从最初的豪情万丈拥有一定要成为“网红”的野心，到被封号或暗淡退网，8年间快手的男主播们展现了一副副生动而又复杂的底层男性及男性气质的线上集体生命史（吕鹏，葛孝，2023）。而我们则希望透过不断主动或被动退出、又不断涌进的快手中，那些底层男性及其呈现的男性气质，一窥男性气质的生产、实践和再生产，以图理解当下在数字经济和视频社会中裂变的中国。
二
文献综述：从男性气质到
底层男性气质研究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大陆学者们对于性别议题的关注如果说存在，但并未成风的话，那么1995年“世妇会”的召开，则为性别研究在国内兴起和西方相关理论的传播提供了巨大的契机。然而正如雷金庆（2009/2012：2）所观察到的，“尽管中国的性别问题受到了广泛的学术关注，其中却仍然存在着一个重要的空白——男性特质研究。事实上，由于对男性特质缺乏关注，性别研究已成了女性研究的代名词。”对于女性的研究的关注遮蔽了对于男性和男性气质的研究，以至于使性别所最为常指的一体两面的男性一方一直处于研究的失语和被漠视的状态之中。虽然整体上晚于西方对男性和男性气质的关注，中国学界21世纪以来虽仍边缘但渐次开始的研究，却和华人/西方学者对于中国男性和男性气质的研究是基本同步的。
男性气质是一个复杂且难以界定的概念，本文无力也无意于定义男性气质，而只是就以短视频/直播所呈现的男性气质与其背后所牵扯的各种社会动力进行研究和阐释，以期为中国男性和男性气质研究的理论化和框架化提供一个注解或些许的努力。男性气质虽然可以以一种主导或者具有普适性的语言或特质进行描述，但这种命名时常会被男性想象和男性规范连续谱系之外的诸多“变体”所挑战和打破（Gilmore，1990），因此一个完善而精确的男性气质的定义就显得几乎不太可能。
不过从可感可观的角度，我们至少可对男性气质进行些许描摹。所谓可感即可以感知，即与女性相对，社会期待的或男性作为一种生物所表现出的争强好胜、大气、大胆、理性、具有冒险精神等特性。而另外一种则是可见的，这又包含两个方面，一种是生物的，一种是文化/社会符号的。生物的，即男性的第一与第二性征的表现。另外一种则是文化/社会符号所呈现出来的，如衣饰装扮等层面的东西，也可谓第三性征，即社会对于男性的期待或塑造。谨以“好斗”为例，男性的激素或身体特征可能会让男人好斗，然而很有可能是社会的需要或者鼓励放大了这些可能是本质的东西，使其成为男性的一种命定需要，从而使得男人努力塑造这一气质；而这种需要促使男性对其追求，则可能是男性焦虑与备受“压迫”的根由（波普凯，菲利普，2002/2005）。但另一方面，社会的发展有可能使好斗这一特征或气质变成一种可耻的行为。从骑士精神到恐怖主义的话语变迁（布劳迪，2003/2007），即深刻地揭示了这一过程。
以上对于男性气质的描述从某种程度上例证了瑞文·康奈尔的霸权男性气质理论（Connell，2005：76-78）。康奈尔向我们揭示了男性气质是复数的（masculinities），而非单一（masculinity）。然而，康奈尔的理论在形式上的适用性移挪或用来解释中国问题，有一定的水土不服。所以，将“中国男性特质作为一个独立的范畴来加以概念化”（雷金庆，2009/2012：7）就显得十分必要。与西方的学者基于西方的社会现实相对，中国/华人学者也基于中国的现实从理论层面对男性气质进行了划分，进行男性与男性气质本土或中国化的研究。这些研究有两种基本的理论趋向，一种是阴阳说，一种是文武论。
雷金庆是中国男性气质文武论的提出者。他认为“能为深入分析男性特质提供线索的中国范式，就是‘文’（心智的或文职的）与‘武’（体力的或武术的）的二元对立。”（雷金庆，2009/2012：16）雷金庆同时也解释了为什么文武作为二元对立的概念较之阴阳这一统一而又对立的概念更加适合来解释或理论化中国的男性气质。宋耕承继了雷金庆的研究，专门对于“文”所属男性气质进行了研究，并区分了男性成长历程中的年轻才子与稳重君子（Song，2004）。
然而正如魏浊安（Vitiello，2011）所批评的一样，二者都囿于文本，既遮蔽了中国传统男性气质的其他面相，同时也将文武割裂开来，缺乏事实上二者互相融合（syncretism）的论述分析与研究。与此同时，作为华语世界中国男性气质研究的开拓者们，他们的研究都聚焦于古典的文献或内容，基本上缺少当下的关照，并且更为重要的是，对象都为男性精英阶层。虽然这种评价有求全责备之嫌，但传统基因之中的男性气质与当下的男性气质之间势必会有沟壑距离。基于此，学者们逐渐转向当下现实中的男性气质。
国内当下男性气质研究，一开始仍聚焦在主流或精英的男性气质，比如张伯存就主要聚焦了上个世纪50至90年代大众文化中的男性气质，论述了主流话语或媒介对于男性气质的表征与整个社会变迁之间的互动（张伯存，2021）。而通过电视对男性及男性气质的表征，吕鹏发现了男性形象及男性气质在主流大众传播媒介中也呈多元的发展态势，男性气质及其话语受消费社会消费文化的影响，不再是单一而刻板的，这实际上对男性气质的解放和松动具有一定的进步和积极意义（吕鹏，2011）。之后，虽然整体上男性气质的研究在国内仍然较少，不过中介化（库尔德利，赫普，2016/2023）的男性气质研究逐渐转向社会学取向的现实中的男性气质，并更加关注底层和边缘男性。这种转变，或是因为“和安顿于社会主流文化世界的个体相比，弱势群体的故事也许对理解社会运转有更重要的理论意义。”（卡普，2016/2022：2）
这其中，方刚对男性性工作者的男性气质的研究，揭示了男性气质的在具体情境之中的展演及可协商性（方刚，2009）。之后又有两部较为重要的专著，将研究聚焦于底层男性。一部是刘绍华对凉山地区青少年的研究，她通过梁山地区吸毒、艾滋病以及流动记录了这一边缘群体的生活及生存方式，展现了底层边缘群体男性气质的实践，为其命运从社会结构和文化的视角提供了理解的渠道（刘绍华，2015），这似乎是保罗·威利斯的经典研究在中国的一个“另类”版本（Willis，1977/2013）。另外一部则是蔡玉萍和彭铟旎对农民工的男性及男性气质的研究，处于流动及底层的双重境况，“妥协”成为其男性气质的最大的特征（蔡玉萍，彭铟旎，2016/2019）。
鉴于本研究所关注的对象是属于底层的男性，因此以上两部著作为我们提供了极好的启发。但如何界定底层似乎是不可能的一项任务。“底层”并不是直接对等“低收入”。一如有学者所指出的，“决定我们对自己和他人的阶层位置如何理解的是价值观，而不仅仅是经济地位”（麦克唐纳，2011/2024：330-331）。我们反倒认为，或许可从文化的维度更好地理解本文所谓的“底层”。正如马克思·韦伯（Max Weber）所说的，社会阶级是具有特定生活方式的特定地位群体（Weber，1968：302-307）。非底层的重要特征或标签是：几乎大面积地脱离了偏农业时代的人情社会的桎梏，高度的城市化、消费化和个体化。由此可以推测“底层”为何。自然，从文化或生活方式的角度而言，没有绝对的底层——当然绝对贫困另当别论，即底层和非底层之间没有明确的界限，它更多的是一种集体的不言自明的认知和认同。不过本研究中所关注的对象，从群体划分的意义上而言，普遍是出身村镇、高中及以下文化水平，家庭条件并不富足，至多小康的青年男性。
这些青年们逐渐走向成年和社会化的过程，就是其对于父辈所展现和承继的男性气质的继承、再现和再生产的过程，因此正如上面的研究表明，底层的青少年很难逃脱出社会结构式的男性气质对他们的形塑。然而如果单纯地知晓一代代的子承父“业”，而不去研究或探究其内部动力机制以及其结果的话，那么研究就会落于单纯的已经众所周知的现象的描述。我们想知晓的是，在短视频/直播时代，对于底层的男性而言，他们是如何利用短视频/直播展现其男性气质？而对此问题的揭示，则更要进一步回答为何“利用”，以及“利用”在短视频/直播平台发展的不同时段之于男性气质展演和文化生产在策略、话语等各个层面的变化和协商。
三
从社会人儿到精神小伙:
一种命名的男性气质的消亡史
2015年至今，快手男主播们的称呼和认同，发生了极为明显的变化：即由先期的“社会人儿”转变为现如今的“精神小伙”。不过男主播们对这两个称呼都是态度暧昧、模糊且矛盾的，一方面基于社会的污名化的叙事话语，男主播们虽被认为是社会人儿/精神小伙，但常常以指认别人是社会人儿/精神小伙来进行自我剔除；另外一方面他们又极力寻求社会人儿/精神小伙的特征，以转化为其形象和符号资本从而牟利。
（一）单位人、社会人与社会人儿
“社会人”是在计划经济年代相较于“单位人”而出现的特定词汇，而非相较于经济人或理性人意义上生活于社会上之所有人的社会人（梅奥，1945/2016）。单位及其衍生的“单位人”在东北等老工业基地国营单位众多且普遍并主导了大部分人的生活的时代，作为话语和现实流行且内置于日常生活中，至今依然有其强大的经济、政治意涵。正如学者所述，“单位”是中国社会的一种统治结构，是中国社会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组成部分（李路路，李汉林，2019：1-19）。因为有单位的存在，单位里工作和生活的人，就拥有了单位所分配和提供的体制性保障的众多资源；与之相对，不在单位里工作的人，因在“社会上”谋生，就成为“社会人”。“社会人”除了天然带有的歧视性和背后实际上的所代表的资源分配的弱势之外，也还有一些暧昧的意涵混杂其中。这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因为缺少体制资源的保障，社会人在社会中讨生活，各种手段和方式都有可能采用，还因为缺少单位的管治，因此行事作风可能更加大胆且游走于道德和法治的边缘。但另外一方面，因为社会人在社会丛林法则生存环境中颇能适应，单位人虽有其身份优越感，但却也可能还在某种程度上在某些方面对其有赞同和向往，因而又充满了暧昧。
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之后的中国，社会人这一词至少在东北地区更广流行并更加凸显其意涵的暧昧性。在东北的语境之下，社会人一般指年轻且不太好惹的男性，他们虽然不是混混、流氓——即没有流氓和混混的行为与实践，但却因为“痞”、荷尔蒙旺盛、未受过很多教育以及没有正式的工作等而接近于混混或流氓的状态与气质。
正如我们在快手中所观察到的男主播们所总结并印证的，因为年轻，没有学业和养家的压力，并对于玩乐这样的新事物有比较强的接受力，因此当快手等短视频/直播平台出现的时候，这一人群就很“自然”地成为其首批使用者。得益于中国手机及网络的普及，这些上网冲浪的男孩子经由群体性滚雪球传播，聚集于快手，分享并展示其生活。一种叫喊麦的之前主要存在于东北三四线城市和乡镇迪厅的音乐形式，迅速地在快手中流行起来，并在2017年左右达到巅峰。晚于喊麦，但也源于迪厅酒吧中随着喊麦等动感音乐扭动摇摆身体的舞蹈形式——社会摇——也在快手中流行起来。至少在2017年之前，快手最为流行的表演或展现形式就是喊麦和社会摇，以及“走街”、讲社会语录的耍帅等。因为拥有同样的展演方式，这些男性，被“发现”了他们的人统一命名为“社会人”。实际上具有暧昧意义的“社会人”，应该被称为“社会人儿”。它是与区别于单位人的社会人有联系却也不同的词汇，而短视频/直播世界中的这些男主播们，则更多承继的是“社会人儿”的意涵。至于是谁最先将这些男主播命名为“社会人儿”已不可考，这一命名可能最直接来源于他们跳着社会摇，又有相对统一的外部特征，但其命名背后的戏谑和讽刺意味却是“社会人儿”能明确感知的，因此至少在我们的观察和采访中，很少有主播自认或自我标榜是社会人儿。
（二）社会人儿的消亡与精神小伙的崛起
被大众所认知的社会人儿在快手中主要通过两种展演得以显现，一种是喊麦，一种是社会摇。二者曾是快手早期最火的表演形式，共同构成并呈现了快手的平台特色，带有极强的底层色彩。2000年左右，喊麦作为一种娱乐方式已经广泛地出现在中国北方三四线城市和农村的迪厅夜店（施蕾，2019）。当时，许多年轻人喜欢去夜店蹦迪。在夜店里，DJ负责播放音乐，MC负责说唱，构成了一种专属于迪厅夜店的娱乐方式（犟驴，2018；游春，童福平，2008）。2000年以后，随着web2.0时代的到来，喊麦表演的内容逐渐从“吆喝”变成一种类似真正“说唱”的音乐形式，尤其是出现了拥有“填词”的喊麦歌曲。其中MC天佑成为喊麦最具代表性的人物，在底层聚集的快手上收获了大量的粉丝，其喊麦以及个人的形象都迎来了众多的模仿者，男主播们也共同主导了以MC天佑为代表的男性气质在快手的流行与传播。
如果说喊麦是以单人为主的表演形式的话，那么社会摇则成为更具底层男性气质在快手中集体表演形式的代表。与喊麦一般，社会摇这种舞蹈形式，最先也是在迪吧中流行，其舞蹈形式即随着强劲的音乐来摇摆身体，因为深受社会青年的喜爱，而被称为社会摇。也是随着短视频等的流行和普及，社会摇从线下逐渐转到线上。而在快手或全网将社会摇做到极致并产生了最大影响力的人，便是快手主播牌牌琦。牌牌琦及其团队“牌家军”，通过团队的形式来跳社会摇，通过统一的舞蹈形式，乃至摇臂、无人机等专业器材的运用，使其社会摇一骑绝尘。
拥有了巨大影响力的MC天佑和牌牌琦，无疑受到了各方的关注。2018年2月12日，在MC天佑登上跨年演唱会进行压轴表演之后的2个月，就被央视《焦点访谈》点名，并被同步实施了跨平台封禁。同年4月3日，新华网在其微博发表锐评《别让“社会摇”等低俗视频晃散了你的“诗和远方”》（新华网微博，2018），当晚作为社会摇代表人物的牌牌琦的快手号便搜寻不到，6日国家网信办点名牌牌琦等五人，将其纳入跨平台禁播黑名单（中国网信网，2018）。随着MC天佑和牌牌琦的先后被封禁，2018年喊麦、MC以及社会摇都成为敏感词，并在快手上几不可见，直到2019年喊麦和社会摇才在快手中逐渐显现并因原有的基础而仍有一定的影响力，但却难以再现2018年之前的辉煌。与喊麦和社会摇同期走向“消亡”的，还有“社会人儿”这一命名，取代它的是“精神小伙”。
“精神”如“社会人”一样，在东北方言中有其特定的意涵，一般是做形容词来夸赞男孩子尤其是小伙子外形干净利索有英气，比如“小伙子真精神”，是绝对的褒义词。当2018年喊麦和社会摇在快手等平台上被事实上的禁绝后，源于精神，代表“社会精神”的“精神小伙”这一更加安全的词就逐渐取代了成为敏感词的“社会人儿”。男性主播人群并没有变化，其特征也没有更改，但命名却发生了变化。话语转变的背后，潜藏的是国家、平台及底层男性气质之间的张力，以及中产与主流审美不变但策略性及敌意相对淡化的歧视。
梳理了快手平台底层男性气质在基于其表现及特征的外部命名话语的变化，我们至少可以发现社会人儿、精神小伙等指代群体是一致的，其男性气质及实践也未有发生变化，这些外部的命名及批判乃至治理，分时段地影响了底层男性气质在短视频/直播平台的展演，但随着管治的放松，仍在不触及治理底线的情形下繁荣生产。
四
底层男性气质、江湖表演与
文化生产
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即便是主导的男性气质的标准也是一直在变化的，无论其变化是断崖式的还是缓慢渐进的。不同社会阶层对于男性气质有着不同的道德及行为等内外部标准和要求，现代性带来的意识的转变和“天然”的对底层的歧视，会让底层的男性气质通常会被冠以保守、落后的标签。作为底层不具备任何资本及资源优势的男性，其男性气质却恰恰是通过被中产或主流所批判的“怪异”的审美、“落后”的价值观，以及被诟病的带有“黑社会”气质的组织方式作为标准而实现的。无论是早期的社会人儿还是现在的精神小伙，都通过外貌、认知和行动将底层男性气质进行内、外化，进而展演营利。
（一）外貌：作为符号的形象资本
作为社会人儿或精神小伙的男主播们，有一些或可谓刻板或可谓显见的形象特征，基本上可以通过这些外貌及装扮上的整体特征来与其他主播群体进行区隔。从身体及年龄层上而言，他们普遍在16至25岁之间，一般不会超过30岁，身体瘦削，身高在168至175cm之间。从外貌即打扮而言，他们普遍留着锅盖头，穿着紧身衣、收脚裤和豆豆鞋，同时一般有纹身。这些外貌特征实际上凸显了几个面相。
首先，这些男主播应该是年轻并呈现青少年男性身体发育特征的，这是他们生物性/身体性为主的区隔。青春期过后的男孩子身体迅速长高的生理特征显示的是身材的细长，这既是男性生命性的特征，也是其青春的代表。作为社会人儿或精神小伙的男主播从这个角度而言是有其年龄和身体特征限制的。那些肥胖的——可被认为不是在青少年中占有优势地位的身体特征——或在青少年之后身材发福的男性，被排斥在这一群体之外；另外，出于自我和社会期待，虽然社会人儿或精神小伙游离于主流之外，但在25岁之后，基本需要成家立业，承担社会及家庭责任，而非只“游戏人间”，否则就会“堕落”成混混儿或“光棍儿”，因此年龄会是一个分界点和区隔点；而年龄与男性体态等生物特征之间又存在着直接的联系。身高的高度，既是整体人群的平均普遍身高，也是由于打成一片的精神小伙儿在排面上需要整齐划一的要求，太高或太矮都会影响团队的整体形象。
其次，这些男主播通过分享相对一致的审美和进行相对统一的装扮来进行身份的认同，这可视为他们社会性为主的区隔。这些装扮在发型上表现为锅盖头，在衣着上表现为比较合体紧身的上衣、窄脚裤以及豆豆鞋，而在身体的改造和标记上，则主要表现为纹身，这些社会性的特征与装扮都是与其生物性的特征互文相对的。比如锅盖头，能得以裁剪出来的前提是有较为浓密的头发，而这是青少年男性的优势；紧身的上衣、窄脚裤以及豆豆鞋则与瘦削高挑的身材相匹配，纹身则是集体文化对“痛感”忍受的呈现，这是“狠人儿”的特征，跟对身高的要求有异曲同工之妙。
以上两个方面是我们所要研究的男性主播主要的形象特征，这些来自生活中的形象特征，不断地在短视频/直播平台中被提纯和强化，而成为这些男主播们的共识和共享。这其中，豆豆鞋是一个特别值得关注的符号。源自西方中产消费文化的豆豆鞋，几乎成了精神小伙们的专属。为什么社会人儿/精神小伙会选择穿豆豆鞋而不是其他的？我们访谈对象大多语焉不详，给出的答案或“大家都这么穿”，或“挺好穿的”，或“习惯了”。而细究豆豆鞋的本身的特征与社会人儿/精神小伙之间，有着极大的契合。这表现在：首先，豆豆鞋休闲性的定位和特征符合社会儿/精神小伙，尤其是社会人非体力劳动非职业性的定位和人设；其次，豆豆鞋的鞋型设计对脚的大小和肥厚有一定的要求，也即脚大而肥厚并不适合穿豆豆鞋，身高在168至175cm，身体瘦削的男性的脚与豆豆鞋有较大的适配性；最后，也是因为社会人儿/精神小伙们凸显其身材特征的紧身收口衣裤，也与豆豆鞋在搭配上风格比较统一。由此可见，这些在短视频/直播中不断被强化的男性形象符号，有其深刻的身体或社会因由。
（二）认知：作为诉求的价值取向
如果说外貌是男主播们进行展演的外部符号的话，那么他们在短视频/直播中所呈现的价值观则是他们彼此间形成无论是集体认同还是表演诉求的内核，通过对价值观的输出，男主播们既呈现也建构底层的男性气质及其背后的政治和意识形态。而这些表征底层男性气质的江湖表演，主要通过对金钱和成功的向往、对女人和同性社交的强调以及对江湖道义的标榜而实现的。
1.金钱与功名
想要当“网红”是我们在田野观察和访谈中，男主播们最核心的诉求。当然，当“网红”是目标，其目的是通过当网红来进行经济变现。底层缺少文化和社会资本，更加缺少经济资本，文化和社会资本的获得相对较难，但经济资本因为有已经成功的网红作为榜样，因而有实现的可能性。因此，底层男主播们在短视频/直播中会赤裸地表述对金钱和成功的向往。这种向往在底层重要的文化生产或表演形式之一的喊麦中，有较为集中的体现。试举一首麦词为例:：
现实社会中有一种物资叫金钱，有一种人类叫做女人。在这个社会上很多事情被金钱打翻，在这个社会上金钱打翻了一切。女人，你们天生的美丽为你们换来了一辈子的财富。可是你们想过男人吗？你们不了解男人。
——天佑《女人们你们听好了》
2.女人与非同性恋
男主播们通过自己的价值诉求和生活方式的展现，来呈现自己的男性气质，并利用男性气质来进行经济收益的获取。对女性的追求是其男性气质彰显的一个重要的手段，这无需多谈。比较有意思的是男主播们之间的同性社交。因为男主播们经常以家族的方式进行合作，因此同性间的交往就比较多；还由于作为社会人儿/精神小伙的男主播，痞、帅、精神和“气质”等是其重要的外显特征，因此“男色”也是其吸引粉丝的重要途径。而这两点经常会在网络话语中被指认为同性恋。但男主播们会通过坚决且彻底的否认其是同性恋来维护并建构其男性气质，比如作为健身教练且长相俊美的佳明（jmxs111111），在前期直播时因有粉丝称其为“同志”，几次破口大骂。
粉丝的同性恋话语和认知可能会危机其男性气质，从而挑战主播们作为男人和男性气质的底线，于是对异性恋的正统性的维护，就成为精神小伙儿们基本且统一的价值观。基于利益的考量，即便不会主动去“卖腐”，但他们也不排斥甚至鼓励同性恋粉丝的打赏，并也可能通过吸引同性感官情欲的方式来进行短视频/直播的生产。比如上文提到的绝对不允许被认知为同性恋的佳明，其账号中有众多的露上半身展现腹肌身材的短视频，虽然其最初的目的正如他自己在直播中所说是“吸引女粉”，但实际上“来了很多男粉”。如果已经意识到这种生产方式与其之前的目标结果不相符，那么正常的逻辑应该是改变其短视频的生产逻辑和展示的内容，然而佳明从最初的短视频偶尔的身材展示变为后期短视频几乎以身材展示为主，事实上说明了其认知到“男粉”是其更可获利的受众群。
由短视频及直播所展现出来的众多情形中，男性之间的同性社交是常态也是表现精神小伙们生活必不可少的面相。底层男生之间的交往中虽有一些可能被视为是同性恋的行为，比如搂抱、上下其手乃至亲吻等，但彼此会有潜在且都知晓的边界，也即在彼此对对方异性恋认知的基础之上进行的所谓直男行为，而如果对方被指认或事实上是同性恋的话，那么交往的情形就会发生显著的变化。当然在短视频/直播的情境中，所有这些行为和表现都是经由媒介化而成为公开的展演，因此其行为可能是基于生活事实，但更多的还是对其中某些可以引发窥探的男性气质的提纯表演。与此同时，对于粉丝而言，也会有非常明确的认知，并不会将直男间的看似玩笑的男性肢体亲密接触视为同性恋行为，也不会如腐女一样将两个关系较好的男性进行CP组合。
精神小伙们间的同性社交，大体上可以分为三种类型：一种是在共同的师傅或公会下，同为徒弟或职员间的交往。他们之间存在利益共同体同时也会存在显在或潜在的竞争，这种利益共同体一方面表现在维护共同的“家族利益”，以及在集体直播中互相配合协助，另外一方面则是在各自直播时，通过彼此连线打PK的方式进行支撑。第二种则是在非组织机构下的男性社交，这些社交因为不是在家族或公会的统领下的社交，因而并不具有一定的强制性或利益捆绑，一般以趣味性情的投合为第一考量。比如管凯旋（kx0007070）和任权（RQ2002-77）之间交往，因为同样颜值高，并趣味相投而成为好友。但他们间的经常互动除打造了他们好友间的关系和人设外，也同样带动了人气和流量，从而使彼此都成为拥有众多粉丝且有一定影响力的主播。而猴哥（HG888888）、大贝（Awe969696）以及条子（2324911290）等早年间就因为同样是“混社会的”而经常一起“玩”，并合体拍社会摇等短视频，尤其是后两者被快手平台封禁3年于2023年解禁后，依然互动频繁。第三种类型是直男和“弯男”间的同性社交，这种社交实际上属于前一种的亚类型，但却有其独有的特征。比如小黄豆（Hdou0422）是在快手中已经处于出柜状态且人设为“老嫂子”的主播，他不属于精神小伙儿的范畴，但却经常连线和“收集”一些颜值比较高的精神小伙儿作为自己的“后宫”以带动直播的话题，他和任权间的交往可谓比较典型的代表。
以上的精神小伙间的三种同性社交方式先以非同性恋为前提和共同的准则，其次很可能会因为流量的需求而进行剧本化地展示同性的情义，最后，通过在快手平台长期的观察也会发现，精神小伙们的同性社交，既展现情义又制造是非，但分分合合聚聚散散的关系走向中，虽然原因各不相同，但最后都落于了直播利益的考量，可谓“利来则聚利去则散”。
3.江湖与道义
对江湖想象性的向往和对道义在现实生活以及具体情境下的追求，是短视频/直播展演出的男性气质的重要面相。“江湖”在这里更多的是指一种传统但相对边缘的底层生存逻辑的价值因循，呈现为对侠义或道义在话语和行动中进行短视频/直播的想象性生产实践，其最直接的表现是将“江湖”窄化为对影视剧等中呈现的黑社会或帮派典型特征与形象进行符号性的挪用。男主播们在短视频/直播中所展演的江湖与道义，一方面是通过其言语和价值观的表述来呈现的，另外一方面则是通过其具体的实际行动来表现的。对于前者，主播们常在直播间强化对传统的世俗性的价值观，如父母孝、对朋友铁等来展现。用主播们最简单的表述就是“人行不行”。主播们成名有一定的粉丝基础后，经常会办各种的活动，线下的活动附带线上的宣传，从而获得大量的经济收益，这个时候作为朋友出席不出席，出席的时候上多少的“礼”，都是看主播们“讲究”不“讲究”的标准。主播自己的出席不出席活动，或者自己办活动别人出席不出席，都会成为直播的谈资。当反复讲述自己的“付出”或讨伐别人的“抠”的时候，自己的义气、大气、会做人等形象或人设就被立起来，而这会转化为粉丝们追随和喜爱的因由，主播们会最终将这些追随和喜爱转化为经济收益。
后者则主要是通过线下的带有暴力或违法行为的打架等的宣扬来实现的。由荷尔蒙所驱动的易冲动的特征，被一般的认知认为正是青少年男性不成熟的表现，但在精神小伙儿们的世界中，这种冲动和由冲动而导致的约架斗殴，乃至被拘留和判刑，则成为一种男性气质的加持。不过需要注意的是，这种打架斗殴，虽然上升到了法律的层面，但实质上打架的象征性成分较大，具有极大的仪式性，目的是让其转化为谈资并内化为普遍的价值认同，最后转化为营利的资本。
如果说底层男性更多承继或表现了传统男性气质中“武”的一脉，那么一方面或许是教育所代表的知识文化所呈现的“文”的一脉的男性气质客观匮乏，而另外一方面则是底层相对丛林的生存环境使精神小伙们儿对想象中的江湖和作为理想追求的“侠义”（陈平原，2018），在精神层面有着更多的追求和认同。然而作为具身展演“武”与“侠”男性气质的主体的男性，却又常常与混混、流氓、黑道等相连接（陈宝良，2022），这在普通民众以及网络主播中是作为普遍的意识形态而接受的。这就产生了一种错位，即作为精神小伙儿的网络主播不断地寻求在所有的形象及行为方式上无限接近或呈现江湖气，而社会主流文化或社会治理部门则视其为一种潜在的危险，既可能产生不稳定的因素，也可能传递一种不符合主导意识形态的价值观，同时还会加大社会及文化治理的成本。因此，底层男性的线上文化生产及表演就面临了一种困境，并在与城市和中产为代表的主流社会文化“协商”中出现张力。
（三）行动：作为科层的组织生产
如果说早期的社会人儿们进行短视频生产，可视作消闲或对新鲜事物的尝试的话，那么随着快手逐渐的商业化和主播可以作为一种营生的方式被强化，主播们的短视频生产以及直播的目的就发生了变化，此时短视频制作以及直播行为，就具有了变现的需求。基于团体的力量和借助已“成名”的网红的提携等考量，“拜师”成为快手新入场的主播或想要寻求更大发展和知名度的主播们首选的途径；这又与想要通过更多的“徒弟”为其获得更多的资源、赢取更多利益的已经成名也有一定资源的主播的需求相契合，于是二者“同谋”，以师徒关系为基础形成一个组织。这种以成名的社会人儿/精神小伙儿为“师父”，以刚入行或相对“透明”的主播为徒弟，所形成的在平台发展“草莽期”更接近父权制、而后期随着平台发展相对规范以及短视频/直播团队的管理相对成熟时部分具有科层制特征的组织，在实践中将师父与徒弟拟亲化，同侪间以家人相称，于是形成了发端于快手独具特色的“家族”。
快手中的家族/师徒关系拟态现实社会中的家族制，师傅和徒弟之间的关系，虽然具有一定程度的制度化，尤其是MCN机构的逐渐引入和家族在不断地直播和运作过程中龃龉的时常发生，使得家族会运用一些协议或合同的方式来规范彼此的权益和责任。但整体而言，在家族中，仍然主要呈现的是“人治”，这就使得主位者（师傅/门主/爸爸）相对于从位者（门徒）而言，其行为具有较大的随意性和个人性。于是主位者的个人喜好及性格等要素，很大程度上主导或左右着从位者的发展与表现。于是当从位者不满或从位者获得更大的粉丝群体可以独立的时候，便会用尽一切办法脱离家族，成为家族的“弃徒”“叛徒”或“逆徒”。为了防止这种情形的发生，除了规范性的合同等对于彼此权益的限制之外——虽然这种限制只是条约上的，纠纷频繁的发生说明了条约并不是家族中这一问题的唯一的有效解决方式——家族主位者的个人魅力以及对于江湖人情世故的把握和操纵，就成为前期家族丛林化发展时期最为重要的方法，也是当下相对正规的发展时期，最为有力的补充、调剂方式。尤其是对于本身就可能极具叛逆和个性的“精神小伙”而言，家族中的主位者的形象/符号资本就更加重要。于是通过香车美女、排面、徒弟的顺从以及师父的大度等展演出来的“师父”的形象就成为直播家族对外展现其凝聚力和特色的重要手段。比如刘叉叉（lxx5203344）的团队就通过众多的短视频表现刘叉叉在一些徒弟合约到期时，让已经积累了一定人气和粉丝的徒弟“去留自愿”，并承诺“公司”不收回徒弟们的直播账号，以示其“仗义”以及对徒弟们的“情义”。这些某种程度上有意的宣传极大地正面塑造了同为“精神小伙”和“师父”刘叉叉的形象，也迎合了粉丝们对于家族和精神小伙的想象。当然也有反其道而行之，比如张开凤（230349758）的直播就乐于不断呈现其徒弟对“她”的“呛声”来制造“逆徒”效果，以使直播充满戏剧性。
“江湖气”是对作为更为高级的精神小伙——师父——的男性气质的形容，这种江湖气一方面是指其具有侠义、仗义等人情社会中较为正面的形象，而另一方面是指其“能摆平事儿”、“狠”乃至暴力凶残的特征。这种矛盾而又复杂的特征的融合，以及让团队家人又敬又爱的特征，既可能是“师父”的本色，也是其极力想要营造和展演的形象。这种形象以及家族成员之间的科层差序——师兄弟姐妹——共同制造了统一的精神小伙的男性气质带有终极意义的想象，即财富、性吸引力以及权力等的在个人层面的实现。
五
讨论与结论
精神小伙儿是底层男性气质的具身表现之一，但显然不能代表底层男性气质，但精神小伙儿却基本上能代表快手中最具特色也最有影响力的底层青少年男性气质。短视频/直播的出现，使中介化的男性气质的边界和可能性被最大化地拓展开来。基于此，一方面我们不能认为短视频/直播中展演的底层男性气质及其实践是现实生活的原味扮演和镜像式呈现，但另外一方面我们也不能忽视在短视频/直播已经嵌入我们生活现实之中，成为一种视频化生存的常态的情境之下，底层男性气质的展演可能给生活以及认知带来的影响。对于底层男性在短视频/直播平台对男性气质的展演和实践，我们至少有以下的结论。
首先，是底层男性气质的表演化和商业化，以及在关系之中的协商性。也就是说，并不存在一种本质化的男性气质，它是在关系之中存在的，并遵守惯习中不同关系、不同阶层等间男性气质的特征及表现。网络在线的环境，使男性气质及其实践最大化地呈现表演性和商业性，并进行互构。表演及实践特定的男性气质是获得经济收益的有效途径，在此情境之下，男性气质就成为可售卖的商品，是劳动的产品（吕鹏，2021）。与此同时，虽然精神小伙的男性气质有一定的标准，但这些标准在面对不同的人和不同的关系时，又常会发生变化，从而凸显了男性气质的可协商性，而这种协商——某种程度上更加可以认为是让步，实际上也是展演的一环，其目的也是为了通过对男性气质的协商而获得经济收益。因此男性气质至少在短视频/直播平台的精神小伙们这里，在不触碰底线的情形之下，标准的弹性是较大的。
男性气质固然有其钳制和规范化的各种规约，但随着社会和审美以及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变化，男性气质也可能缓慢地发生变化和转变，但若社会与文化发生巨大的变动和转变，则可能某一时期或时代某一要素成为男性气质转变最为重要的因由，以至于无论是其符号化特征或对其认知都会发生明显的变化。
快手上的精神小伙儿们用他们独特外貌特征、认知以及在具体以组织为基础的文化生产过程中，进行着以营利为目的的表演和展示，这些基于男性气质的表演和展示我们可以视为主播们的数字劳动，通过劳动而获得经济上的收益。然而，主播们从社会人儿到精神小伙指代话语的转变，显示着平台和国家对其男性气质的规制，中间充满张力；而主播们除了需要不断地凸显展示其男性气质，还需要不断地与平台及其背后的国家就男性气质的展演进行协商乃至反抗，以实现其营利的目的。我们如果视传统媒介中对男性气质的表征，是国家主流意识形态话语对男性气质的建构，那么社交媒体中的男性气质的实践则服务的是钱财的赚取。因此这一男性气质首先是商业化的，是为达成营利的目的而进行展演。男性气质的商业化，并不是一个新鲜的事物，消费社会和消费文化利用大众传媒对男性气质的调用、表征以服务消费和售卖的目的（莫特，1996/2002），2000年代以后愈发显著。精神小伙们的价值和意义在于，他们是跳脱出主流的掌控，自主性地将其男性气质进行符号化和商业化，从而直接获利。
其次，底层男性将男性气质作为形象和符号资本进行文化生产，不过这种男性气质的展现、生产和售卖有其生命史的阶段性。在互联网时代，或在视频/直播化生存的时代，“性/别”的本质可以服务于商业化的利润获取的考量。那种极具经典父权制规范性要求的男性气质，以及挑战与颠覆了传统男性气质认知的男性气质，都是有可能获得更好的数字回报的男性气质。
短视频/直播平台中底层男性气质呈现出一种混杂的形式，可以把其视为既是短视频/直播平台带来的情境变化导致男性气质危机的一种反应，也可以视为对短视频/直播所带来的情境变化的主动调试，于是在一种矛盾的情态之中，精神小伙们处于一种分裂之中的统一。当价值足够大、利益足够多的时候，男性气质及其实践和表现完全可以进行协商并以展演的形式得以呈现，比如原本职业为纹身师的金龙（MJL20011012）平时以拽酷的形象示人，但在PK输了后以及在被粉丝要求后，也可以大方地穿上格子短裙跳舞，这从某种程度上似乎也可以印证男性气质及其实践在相应的情景之中完全是变化并可协商的。但这并不能直接地证明或反推男性气质及其实践可以无限度地更改或协商，它只是在一个微妙的可接受的范畴之内保持的平衡和稳定，而如果超出这一限度，那么其人设以及粉丝的认知都会发生改变。即，偶然的越轨与出格是基于其原有男性气质底色的基础之上的。
赖特·米尔斯（C·W·Mills）在《社会学的想象力》（The Sociological Imagination）一书中主张社会科学家要通过关注个人问题来深入研究重要议题，要将“个人困扰”转化为“公共议题”（Mills，1959，2000：8-11）。对于男性网络主播而言，其在短视频/直播中的作为显然是私人事务，然而有如此多的青年男性加入短视频/直播的行列，尤其是精神小伙这一群体更具代表性，则凸显了社会或公共或政治层面的意义。一方面，相较于循规蹈矩的底层青年而言，精神小伙们拥有更多的形象或符号资源以迅速进入短视频/直播行业，以期进行职业或者财富的改变或积累；另一方面，在精神小伙们进行短视频/直播之时，基本上他们只拥有基于个人生活或生命自身的体验的形象或符号资本，不具备社会或文化资本，因而短视频/直播完全是基于其性别为基础的底层并有些越轨的男性气质。这种男性气质，之于精神小伙们而言是一种资源，基于中产为代表的观感和文化品位而言是土味，而基于主导文化以及女性主义的观点而言，则是“有毒”并有害，是应该被鞭挞和批判并取缔的。
当然，单纯地探讨底层文化和主导文化哪一个会赢得最终的胜利或占据主导，并没有意义，并且最终的结果是不言自明的。我们想要了解的是，作为个人的精神小伙的男性气质，为什么会成为一个集体的行为，并在快手上造成如此大的影响力和风潮。如果说底层男性在短视频/直播中可资利用或唯一可以采用的资源只是其男性气质，并且这种男性气质在底层中具有较大的市场和欢迎度的话，那么作为主导或者中产为代表的文化或观点，到底应该站在什么样的位置上来看待这种男性气质？一味地批判打压这种底层的男性气质，剥夺其唯一可以生存的手段，并不能让他们更好地生存。然而过分地纵容其对这种男性气质的宣扬和表演展示，则又于主导文化相悖、与中产品位向左、与女性主义对性别气质尤其是男性气质的要求相矛盾。这样看来，似乎精神小伙的男性气质，只有益于其自身，因而被禁绝或嘲讽，实难避免。然而问题只是在这里的话，那么米尔斯的论断就没有被重视起来。精神小伙们在短视频/直播上的个人或这一群体的命运，实际上折射的是底层的青年男性的命运，更加折射的是底层民众的命运。在底层并不具有任何的社会、经济、文化等资本，而只有自己身体所代表的自我，也只能靠自身的男性气质的种种表现、形象和符号来表现自己，从而在短视频/直播中获得流量关注，以获取数字化生存的可能的时候，“主流”在多大程度上可以给予这种生存以空间，以及多大的空间，就颇具意味。
第三，底层男性及其男性气质依然为主流或中产社会所歧视并防范，本质还是反映了文化的不融及阶层的不公。在主导的价值体系里，短视频/直播中展演的底层男性气质，在审美和道德上，都不具有正当性。如果审美上是偏离了主流或中产规范与标准的话，那么在道德上因为底层男性气质所呈现的价值观和意识形态在粗俗之外，被认为很有可能连带地带来危险的示范性的结果，因此其合法性则值得商榷。从社会人儿到精神小伙话语的转变实际上是对其男性气质治理结果的外显，而社会人儿和精神小伙都是外来戏谑命名的结果，也凸显了其在性/别气质等级中被歧视的地位。
短视频/直播作为一种网络文本，即便其与真实生活世界高度交织，但对其解读也应该认识到它内在的修辞策略和符号化展演性的特征，而不是单纯地将其作为“客观性”的文本。线下或主流的生活世界对短视频/直播中底层男性气质的贬义和鄙视，与短视频/直播具体实践中底层男性气质变本加厉的展演与强化，表明着极有趣味的话语的二重性，也在某种程度上昭示着底层与中产/主流、线下线上两个世界之间的张力和冲突。
视频某种程度上打破了精英的部分垄断，使底层在更大可能性上可见且更被重视。书写一直以来都是地位和权力的象征。而对于本文论述的精神小伙而言，过早踏入社会使他们在“书写”这一训练上极度匮乏，而这几乎是所有底层共同的命运底色。视频的去专业化发展，使即便不拥有任何文字书写能力的人都可以入门操作手机，乃至拍摄视频并进行直播，这大大开启了他们对于相关产业红利的分享。但基于此认为底层就有了一种普遍的跃升或自由发展的可能性，当属盲目乐观。由“社会人儿”到“精神小伙”的名称的改变，实际上是资本、技术和主导意识形态共同对其“治理”或收编，更大程度上是符号灭绝的体现。
个人的生命历程总是与更宏大的历史和社会结构交织在一起，而在科技在某种程度上主导和影响我们日常生活的当下，个人的生命历程似乎怎么强调与其的交织都不为过。由网络和数字平台，再到如今的短视频/直播，网络的进入门槛越来越低，也越来越成为所有人包括那些不具备文化资本的底层人们可资借用的手段或工具，乃至在很大程度上成为某些人更改命运的唯一可用的手段和工具。因此，从这个角度而言，传播政治经济学对于短视频/直播单纯的剥削话语的论述，就显得过于精英且缺少同理心，虽然平台对于网络主播的剥削是事实，但这相对于短视频/直播平台可以给予底层的机会而言，微不足道；因为底层所能得到和把握——在没有短视频/直播平台的那种情况下——的机会，委实有限。
科技的进步将改变劳动的形式和方式，而底层劳动力以体力为主的劳动形式将会是最先被取代的劳动。于是，虽然也有原先认知里面的高端人员加入短视频/直播的大军队伍之中，然而更加集中而广泛地涌入和迅速集结的人群，尤其是在快手中，依然是底层。对于缺乏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的底层男性而言，其形象及符号资本就成为其重要乃至唯一的生产资源，这也是为什么社会人儿/精神小伙会如此勃兴且极为流行的原因，而这种流行也将中产或主流社会所鄙视或痛视的男性气质得到极大的传播和展现。
但不管如何，科技的变迁在对底层关上了整扇门的同时，也打开了一扇窗。这一过程中，底层或更明确地说底层男性如何生存及发展，就极为考验社会治理及其体系的智慧和手段，因为这不但涉及个体的劳动及营利问题，也涉及互联网或数字化的分配前景以及底层的文化生产问题，更涉及底层的生存与发展，乃至国家和社会的发展和长治久安问题。
本文系简写版，参考文献从略，原文刊载于《国际新闻界》2024年第6期。
本期执编/宇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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