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到地主，我们脑海中第一个跳出来的印象十有八九是半夜鸡叫里那位“周扒皮”的形象，对于现代中国人来说，地主似乎就等同于抠门吝啬，压榨佃农血汗钱的黑心富人阶级。
其实，在旧中国人民普遍都比较穷苦，家中稍有富余就可以被称为是“富农”了，而有多余的地可以租借给别的农户，就可以被称作是地主，连毛主席家后来都被划分成“富农”，只因为家里经济条件富裕起来后，毛主席的父亲买了15亩地，家中每年大约会有25担余量（摘自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与毛主席的谈话记录）。
根据毛主席的家乡韶山乡的记载，建国后他们亲自向主席请教过“成分”问题，主席回信说“照政策办事，人民会相信政府”，并且把一切财产都分给农民，后来就把成分改为“富农”。
但是现在在介绍的时候，一般只把主席称作朴素的农民家庭或者革命家庭，毕竟当时的“富农”与我们印象中的富农还是有很大区别的。
“周扒皮”似的形象现在看来未免有些脸谱化，富农也好，地主也好，他们都是一群活生生的人，他们各自都有着不一样的性格和脾气，他们背后也发生过许许多多的故事。
1944年9月20日，八路军晋察冀军区司令部给一位河北省阜平县河南村的老人李盛兰写了一封致谢信，信中对他充满了感谢，并且邀请他9月21日至司令部吃一顿“粗茶淡饭”。
这位李盛兰老人就是一位地地道道的地主，他将自己珍藏多年的铜币共计800斤都捐献给了国家，用来干嘛呢？用来做子弹，造炮弹，好赶跑当时在中国土地上肆虐的日本人。
20担大米救国心
1937年七七事变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全民抗日情绪高涨。晋察冀地区是中国共产党抗日时期的主要根据地，后勤补给地。
1937年10月，河北省阜平县召开动员大会，新上任的县长张苏发表讲话，希望大家能够积极为红军筹措粮食，支援抗日战争。
当时全县有50多名乡绅、地主参加这次会议，县长的讲话激情澎湃，他号召大家有粮出粮，有钱出钱，当务之急是解决晋察冀地区红军粮食供给的大问题，才能将日本人一鼓作气赶出中国。
这个时候，李盛兰第一个站了起来，他慷慨激昂地说道：我们都是中国人，日本人来了，我们决不当亡国奴！说完他带头表示自己愿意捐献大米20担支持抗日战士。当时20担大米相当于1吨，按照1937年的生活水平来算，一个人一年大概需要吃5担米，李盛兰捐出的粮食足够4个成年人吃饱一整年了。
李盛兰还表示，自己能做的事情非常有限，只能在能力范围内支持前线的战士，而前线的战士则是在用生命保卫祖国。
在他的带领下，其他乡绅和地主纷纷慷慨解囊，这次动员大会募集到了2000元的资金和数量巨大的粮食。1937年的2000元，大概就是一个县一年的田赋收入了，这次活动可以说是非常成功的，而这多亏了李盛兰的激昂陈词和积极态度给其他人开了一个好头，做了一个表率。
要知道，再多的钱在破碎的山河面前也是一堆废物，国家都要灭亡了，还谈何个人财富呢？李盛兰非常清醒地知道，只有救国家，才是救人民，救自己。
800斤铜钱做枪炮子弹
1944年，抗战进入白热化阶段。这七年的时间里中国可以说是筋疲力尽，财力和物资出现了极度匮乏的现象，而日本虽然在太平洋战场被打得毫无招架之力，但是仍然不肯放弃中国战场，最后发动了孤注一掷的豫湘桂战役。
在这次战役中，中国军队损失数万士兵，失去了20多万平方公里的领地。然而，中共联合军队并没有放弃，他们知道日本已经是强弩之末，胜利就在眼前。
此时的中国经济已经一泻千里，连年的战争造成的饥荒和自然灾害使得军队连正常的吃穿都成了问题，许多军队都出现了军饷不足，士兵空着肚子打仗的情况。
在日军的“三光”政策下，无数的中国村庄被抢劫一空，成了废土，晋察冀地区陷入了极端缺少物资的情况，到后来连铁、铜这些物资都严重缺乏，边区的兵工厂几度停下生产，真正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
眼看前方战事就要受到影响，晋察冀地区的老百姓自发地组织起来，纷纷将家中的铜铁等器具都捐献出来，交给兵工厂制造武器。
有一天，八路军司令部收到了十多个大棉布袋子和一封信，信中写道：司令员，送铜子，八百斤，做枪炮子弹，老百姓李盛兰。打开袋子一看，里面满满地都是铜币，经人过秤后，果然有足足800斤。
司令部经过调查后了解到，这是李盛兰老人一家多年的积蓄，为了支持抗日战争他们可以说是倾尽家财。一开始老人的家里人反对这样做，可是老人耐心地解释给他们听，如今日本人封锁了整个地区，铜钱放着如同废铁，留着生锈不如捐给国家，制造枪炮子弹才是派大用场！抗日救国是分内事，家里人被他说动了，于是和李盛兰一起清点了铜币后分装入十多个棉布袋子里，和村里几个年轻人一起亲自送到了司令部。
司令部非常感动，他们立即回信给李盛兰老人，信中说道：“为了国家民族将你那所珍爱的古铜制钱慷慨输捐贡献于光荣的抗战事业，实使我边区子弟兵敬仰万分”，并且在信中邀请老人来军中吃饭。
第二天，军区副政委陈子华亲自接待了老人，用军中省下来的一点白面加上一点盐做了一碗面条给老人吃。
李盛兰老人的事迹很快就传开了，当地村委后来还专门做了一块“抗日模范”的牌匾，挂在李盛兰老人的家门口。李盛兰的大名就在阜平县传颂开来。
他的地主身份似乎被大家遗忘了，到了国家存亡的关键时刻，全国上下拧成了一股绳子，这股力量支撑着我们，一直到打败敌人，夺回祖国主权。
“地主”阶级抗战非偶然
在抗日战争时期，涌现了一大批爱国人士，流传下来许多可歌可泣的故事，关于“地主”阶级支持抗战的事情也还有不少。其中一位叫黄有的地主，他独身一人与300多名日军斗智斗勇的故事令人敬佩不已。
在各地的动员大会上，黄有也是积极捐献物资的一位地主，除此之外，他把家中的枪支也捐献了出去。抗战后期，黄有还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了一名游击队的战士。
在一次行动中，他疏散了群众，自己却不幸被日本人抓住，敌人强迫他带领敌军深入我军后方秘密大本营，他假装怕死，表面上答应了。
他带着300多名日本人，避开游击队所在的后方秘密基地，东绕西绕地在雪地里步行了四五天，进入小兴安岭东麓人烟罕至的地方。日本人看见原始森林中的房子还以为是游击队的营房，张牙舞爪地冲了上去，却发现里面空无一人。
恼怒地日本军官差点一枪打死黄有。但黄有却振振有词地说：“他们走了，我实在不知道呀！”后来他又对敌人说，西边还有秘密基地，于是敌人只能让他继续带路，在小兴安岭这样的气候，敌人也没有别的选择。晚上，黄有乘日军睡着了就悄悄溜了出去，他一直逃了30多里路，终于筋疲力尽，无法再前进了，他只能就地生火，不久就昏睡过去，好在一位路过的抗联战士发现了他，把他背回营地，不过他的四肢都因为冻伤而溃烂，伤情非常严重，他低声把敌人的情况告诉营地的战士后就昏迷了。
营地的战士们组织了40多人，一举将300多名日本人的团队击溃，当场消灭了四五十人，其余的敌军后来被证实多数饿死冻死在深山森林中。
不久，部队要离开营地了，但是黄有伤势太重无法离开，队长决定留下两名同志照顾他，并把本来就不多的粮食分给了他们。然而两位留下来的同志在出去找寻食物的时候遇上了敌人，惨遭杀害。
等部队回到营地时，只见黄有安静地趴在一个土墩子上，已经去世多天了。黄有为革命事业献出了他年轻的生命，当时他只有39岁。
小结：
像李盛兰和黄有这样为了革命事业无私奉献的人非常多，在国家面临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每一个有良知的国人都怀着一腔热血对抗外敌，这是一种高尚地不计回报的感情，是出于对国家的热爱和骄傲，它无关等级、阶级，不论性别、年纪，它是每一个中国人自发地感情。
有时候，我们不应该戴着有色眼镜看人，也不应该将某一类人加以脸谱化，而是应该怀着辩证的眼光看待这个世界和各种各样的人，在和平年代我们更应该避免人民内部产生新的阶级矛盾和争端，应该带着宽容和自审的心情对待他人和自己。
这样才无愧于那些牺牲了自己才换来这太平盛世的人们，我们自己也会更加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和平年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