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孟祥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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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古代浩如烟海的文献中，有一部只有五千言的《道德经》，又名《老子》，被誉为先秦道家学派的开山之作。在它产生后的两千多年间，学术界对它的关注历久不衰。自汉朝开始，直到今天，学者对它的注释不下百家，对书中所展示的思想意蕴的研究、争论也一直没有停息，原因在哪里呢？
一是因为《道德经》的作者老子是一个非常神秘的人物，历代对他的真实性、时代性和他与《道德经》的关系争论不断，聚讼纷纭，至今也难以达成共识。可以说，罩在老子头上的那一层神秘兮兮的纱幕一直没有彻底揭开，使他长期无法脱离“朦胧”状态，人们对他的认识也始终如雾里看花。二是因为《道德经》五千言是一篇充满哲理、言简意赅的“朦胧”的诗体散文，后人几乎对其中的每一章、每一句话，甚至每一个字的解释都歧义纷呈。从学术上看，这种情况是完全正常的。不过，话又说会来，尽管学术上对老子这个人和他那部书的认识分歧很大，但共识还是有一些，这就是公认他是伟大的思想家，他博大精深的思想内涵，尤其是其中的辩证意识，代表了当时中华民族思维发展的最高水平。
虽然学术界对老子的姓氏、里籍、生平事迹有多种多样的看法，但是，我认为还是应该承认，司马迁在《史记·老子韩非列传》中对他的记载基本上是可信的。
司马迁的记载告诉我们，老子这个人是真实存在的。他生当春秋晚期，比孔子略早一点。他是楚国苦县（今河南鹿邑东）厉乡曲仁里人，姓李，名耳，字聃，做过周王室的守藏室之史，即国家图书馆馆长和博物馆馆长。正是由于担任这一职务，使他有条件阅读周王室珍藏的历代典籍，能够见识大量的珍宝器物，成为当时学识最渊博的人。据《庄子》一书的记载，孔子30多岁到洛阳时，曾经登门拜访老子，向他请教有关礼的问题。《史记·老子韩非列传》也抄录了这一段记载。据说孔子辞别老子时，老子对他讲了一段意味深长的话：“我听说，富贵之人拿钱财送人；仁德之人拿有益的话送人。我不是富贵之人，就冒充仁德之人，送给你几句话作为临别赠言吧：聪明深察的人接近死亡，因为他喜欢议论是非；雄辩博学的人危害自身，因为他喜欢揭发别人的短处。所以，做人的儿子心中不要有自己，做人的臣子也不要有自己。”又说：“君子遇到明主就驾车侍奉他，不遇明主就像飘蓬一样随风流转，刮到哪儿就在哪儿。我听说，一个优秀的商人将财富深藏不露，似乎一无所有。一个德行高尚的君子，容貌好像很愚笨，去掉你的骄气和奢望，去掉你姿态的容色和淫逸的志向，因为这些对你自身都是无益的。我所能告诉你的，也就是这些了。”离开老子后，孔子一直绞尽脑汁体味他那段话的深意。后来，孔子对弟子们讲了他对老子的看法：“鸟儿，我知道它能在天上飞；鱼儿，我知道它能在水里游；野兽，我知道它能在地上跑。在地上跑的，能够用网把它逮住；在水中游的，能够用线把它钓出来；在天上飞的，能够用弓箭把它射下来。只有龙，我不知道它怎样驭风驾云遨游青天，我见到的这位老子，大概就和龙一样吧！”这里，孔子眼中的老子，尽管还未脱去神秘的面纱，但基本反映他的真貌。
老子任周王室的守藏室之史多年，眼见周室一天天无可挽回地衰落下去，自己又无力回天，于是毅然辞职，离开洛阳西行。经过函谷关（一说散关）时，关令尹喜对他说：“夫子您要隐居了，请勉为其难，将您的著作写出来，留给后人吧。”
老子于是在关城写出了《道德经》上下篇五千言后，就出关西去。他究竟到了什么地方，最后的结局怎样，就没有什么记载了。鲁迅后来写了一篇小说《出关》，用勾勒漫画的手法，塑造了一个鼓吹“无为”，实际上什么都不能做的老子形象。
由于确切记载的老子事迹实在太少，而仅有的记载在时间标记上又十分模糊，特别是流传至西汉时期的《道德经》文本还显露了不少战国时代的色彩，这就使为老子作传的司马迁对他生活的时间定位也产生了不少困惑，司马迁于是不得不记下当时有关老子的各种说法。如说老子就是隐居蒙山之阳的老莱子，与孔子同时。又说老子就是孔子死后一百二十九年见秦献公的周太史儋，活了一百六十多岁或二百多岁。
因为司马迁记载的老子略早于孔子，而在《道德经》中不少地方又展现出战国的时代色彩，后世学者对于老子的时代定位就产生了较大的歧义。主张老子为春秋中叶、战国中叶和战国后期者都不乏其人。上世纪20年代，在北京大学的讲堂上，老师胡适和学生顾颉刚就为此发生了激烈的争论。胡适主张春秋中叶说，顾颉刚主张战国中叶说，师生互不服气，谁也不退让，最后逼得胡适敲着桌子声音提高八度，但又不失幽默地说：“老子就是老子，反正不是我的老子！”郭沫若基本上认同胡适的观点，认为老子略早于孔子或与孔子同时，是孔子的老师一辈人。《道德经》是老子的著作，是道家学派的主要经典。它之所以饱含战国时代的色彩，是道家后学弟子不断润色的结果。该书定稿应在战国中期，可能完成于楚人环渊之手（见《老聃·关尹·环渊》一文，《郭沫若全集》历史编2）。郭沫若关于老子和《道德经》一书的解释道理比较充分，在学术上有相当强的说服力。上世纪90年代在湖北发现的郭店楚墓竹简《老子》，被不少学者认定为是迄今为止发现的最早的文本，它虽与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书《德道经》和后世流传的《老子》有较大差异，但核心内容则一脉相承，证实了胡适和郭沫若的论断是符合事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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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子是中国历史上道家学派的创始人，在《道德经》中，13次提到“道”。他第一次将“道”这个字提到哲学的高度，并赋予它极其丰富的内涵。他认为“道”是万物的本源，而这个“道”就是“无”：
《道德经·一章》：
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无，是天地的开始；有，是万物的母体。）
《道德经·四十章》：
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天下万物生于可见的“有”，有，生于不可见的“无”。）
《道德经·四十二章》：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道生出太极，太极生出阴阳二气，阴阳二气交相作用形成一种和谐状态，在这种状态中产生了宇宙万物。）
《道德经·五十一章》：
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势成之。是以万物莫不尊道而贵德。（道生育万物，德畜养万物，物质赋予万物形状，环境情势定型万物。所以万物没有不尊崇道而珍视德的。）
显然，在老子看来，“道”是世界的造物主，具有无穷的潜在力和创造力，它创造了物质世界，创造了人和人类社会，甚至天、地、鬼、神也是它的创造。它法力无边，不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具有超越一切的特性。这个“道”“视之不见”，“听之不闻”，“搏之不得”，因而是“无”，可是它又无所不在，世界的丰富性、多样性和连续性，就是“道”的显现。这个“道”实在也不像物质性的实体，更多的倒像永恒存在的万能的精神本体，由此看来，老子的世界观更多的接近客观唯心论。
老子的认识论，不提倡在实践中广泛地接触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以便通过感性认识提升到理性认识，而是强调通过心灵的感悟直接体认和把握“道”的本体。
《道德经·四十七章》：
不出户，知天下；不窥牅，见天道。其出弥远，其知弥少。是以圣人不行而知，不见而名，无为而成。（不出大门，就能知道天下之事；不望窗外，就能认识天道之理。走得越远，知道得越少。所以，圣人不必经历就知道情，不必观察就能明晓，不必作为就可以成功。）
《道德经·十六章》：
致虚极，守静笃。万物并作，吾以观复。（达到空寂无欲的极点，保持彻底的清静无为，万物竞相生长发育，我静心观察它们的循环往复。）
不唯如此，老子甚至要求“绝圣弃智”，即弃置圣明和学识，因为在他看来，学习认识的东西越多，对“道”来说失掉的也越多。这种认识论，唯心主义的成分显然多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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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子思想中最值得珍视的是他的朴素辩证法。作为一个学识渊博、避开政治漩涡、冷眼观察自然界的发展和人类社会翻云覆雨的无穷斗争的学者，他逐渐体悟并总结出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不少发展演化的规律。
老子认识到，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一切事物都处在永恒的发展运动变化之中。“道”就是“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即一直运行，周而复始，永远不停止。“天地尚不能久，而况于人乎？”（《道德经·二十三章》）天地也不能长久存在，人的生命更是短暂。他还举例说，摇天撼地的飓风不会持续一个早晨，倾盆大雨也不会整天下个不停。一切都在发展、变化，新生和死亡相伴而生，青春和迟暮相续而行。
老子认识到，世界上的任何事物都存在与自己矛盾着的对立面，每一个事物都与自己的对立面相联系而存在，即都以对立面的存在作为自己存在的根据，二者是互相依存的。他举出美丑、难易、长短、高下、前后、有无、刚柔、强弱、祸福、荣辱、智愚、巧拙、大小、生死、攻守、胜负、远近、轻重等等，认为一方离开了另一方，自己就不存在。他说：
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声音相和，前后相随。（《道德经·二章》）（有和无互相对立而产生，难和易互相对立而形成，长和短互相对立而显现，高和下互相对立而存在，音和声互相对立而谐鸣，先和后互相对立而相随。）
贵以贱为本，高以下为基。（《道德经·三十九章》）（贵以贱为根本，高以下为基础。）
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道德经·五十八章》）（灾祸啊，幸福紧靠在它的身边；幸福啊，灾祸就潜伏在它里面。）
老子还猜测到事物无不向它的对立面转化的规律。他认为“反者道之动”，即向相反方向转化是道的运动。穷变富，败转胜，生变为死，坏事转化为好事，“正复为奇，善复为妖”，（《道德经·五十八章》）是正常转化为反常，善良转化为妖孽，等等，是时刻都在发生和进行的变化。
老子也意识到事物在发展变化中遵循着量变到质变的规律。《道德经·四十六章》有一段十分精彩的描绘：
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层之台，起于累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合抱的大树，从极为细小的嫩芽长出；九层的巍巍高台，由一筐一筐的土积累起来；千里之遥的运行，开始于迈出第一步。）在这生动形象的话语中，蕴含着永恒的真理。
尽管老子对事物运动的辩证法及其规律有着许多接近真理的猜测，但他的辩证思想与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却有着本质的区别。例如，老子虽然看到所有事物都处在不停的发展变化中，但在动与静的关系上，却认为动的最后归宿是静，运动变化也只身停留在循环往复的形式中。又如，他虽然猜测到事物向对立面的转化运动，但却又认为这种转化是无条件的、绝对的。在人类社会、个人命运方面，转化不以个人的意志、个人的主观努力为转移，认定贫穷必然转化为富裕，富裕必然转化为贫穷，失败必然转化为胜利，胜利必然转化为失败。而在这种转化中，个人的主观努力是无能为力，不起任何作用的。这种观点显然是错误的。事实上，自然界万物的转化都需要一定的条件，如水转化冰或转化为气体，都需要有温度等条件的变化。人类社会的变化，个人命运的变化，更需要许多条件，其中，人的主观能动性更是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应该承认，老子发现事物向对立面转化的规律是中国古代思维发展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一次飞跃。然而，老子对于转化所持的态度却是比较消极的。他看到植物由生到死的转化经历了由柔弱的幼苗到欣欣向荣的壮大，再由壮大到枯萎直至死亡的过程，认为壮大接近死亡，因而不应该成为追求的目标。他说，草木活着时柔弱，死了以后就干枯。所以，坚强的东西属于死亡的一类，柔软的东西却与生存联系在一起。与其经过强壮走向死亡，还不如保持柔软的地位维持生命。他认为“物壮则老，是谓不道，不道则已”，（《道德经·三十章》）即万物超过壮年就会衰老，这是因为不再适合“道”。不能适合“道”，就会很快死掉。由此得出结论，有意造成事物的强大，就违反“道”的原则。因此，为了避免走向死亡的结局，最好一直处于软弱的地位。他说“柔弱胜刚强”，（《道德经·三十六章》）以水为例：“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道德经·七十八章》）认为水尽管是世界上最柔弱的东西，而攻克坚强的东西却谁也比不了它。水之所以如此坚强，是因为它便利万物却不和它们相争，因而是最高的善，天下也就没有什么东西能与水竞争。将“柔弱胜刚强”的原则运用到指导社会生活，就要“知其雄，守其雌”；“知其荣，守其辱”；“知其白，守其黑”。（《道德经·二十八章》）即知道什么是雄强，却守住柔雌；知道什么是光彩，却守住暗昧。老子看到战争逐弱小战胜强大的不少事实，认为创造一些看起来有利于敌人的条件恰恰有利于最后战胜它：“将欲弱之，必固强之；将欲废之，必固兴之；将欲夺之，必固予之。”（《道德经·三十六章》）这段话的意思是说，要想削弱它，必须暂且增强它；要想废毁它，必须暂且兴起它；要想夺取它，必须暂且给予它。这些思想作为一种战胜敌人的原则，在战争实践中敌对双方都千方百计地加以运用。由于老子排除人的主观能动性在社会矛盾转化中的作用，因而在祸福、得失问题上就显得十分被动和消极。他认为，既然“有为”必然招致失败，就不如“无为”；既然“多藏”（积累财富）必然招致“厚亡”（重大损失），那就不如“少藏”或“不藏”；既然强大必然导向死亡，那就不要过于强大。在老子看来，由于刚强带来挫折，那就选择柔弱；由于抢先导致落后，那就宁肯一直居于后边；由于争荣誉会招致耻辱，那就干脆不要荣誉。老子生当春秋后期，他看到飞速的社会变迁使人的命运变得不可捉摸，一些不可一世的诸侯国君死于非命，不少显赫一时的诸侯国覆社灭宗，还有更多的贵族降为平民百姓，凄凄惶惶地四处奔走。与之相反，一些处在社会下层的人们，如贵族中的士阶层、平民和奴隶，在社会大变革中地位倒是有所提升，起码是保住了原有的卑贱地位。这些社会现实使老子悟出了一个道理，“坚强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道德经·七十六章》）为了保住自己原有的地位不丧失，最好能“去甚、去奢、去泰”，（《道德经·二十九章》）即抛弃偏激，抛弃奢侈，抛弃过分的苛求，安于现状，过着自给自足、自满自足的生活。为此，必须知足。他说：“罪莫大于可欲，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故知足之足，常足矣。”（《道德经·四十六章》）意思是，罪过没有大过贪欲的，祸患没有大过不知足的，过错没有大过想掠夺的。因此，知道满足的满足，就是永远的满足了。这种思想状态，使老子在社会大变革面前消极等待、逆来顺受的态度，显然是不可取的，当然也是不应该提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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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子生活的春秋时代，是中国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的过渡时期。奴隶主与奴隶，贵族与平民，奴隶主与封建主，封建主与农民，诸侯国与周王室，诸侯国与诸侯国，各种阶级和社会矛盾犬牙交错，互相纠结，构成了复杂多变的乱世图景。在这一过渡时期，各级统治者的贪得无厌、荒淫奢侈，劳动人民在战争、剥削、灾荒等人祸天灾袭扰下的悲惨处境，都一一进入老子的视野，这使他愤怒、悲叹、忧愁、伤情。他猛烈批判统治者的奢靡生活给人民造成的苦难，说：“大道甚夷，而人好径。朝甚除，田甚芜，仓甚虚；服文彩，带利剑，厌饮食，财货有余，是谓盗夸。非道也哉。”（《道德经·五十三章》）意思是，大道虽然很平坦，但人主却喜欢走邪门歪道。宫室很华丽，农田全部荒芜，仓库十分空虚；人主却穿着锦绣的衣裳，佩带着锋利的宝剑，精美的食物已经吃厌，众多的财富还在多占，这简直就是强盗头子。他们的行为实在与道不合呀！进而又以对比的手法，说明统治者是造成人民灾难的罪魁祸首。《道德经·七十一章》：
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是以饥。民之难治，以其上之有为，是以难治。民之轻死，以其上求生之厚，是以轻死。（人民之所以遭受饥饿，是因为统治者收取的赋税太多，所以才饥饿。人民之所以难以统治，是因为统治者政令繁苛，胡作非为，所以才难统治。人民之所以冒死轻生，是因为统治者养生过分奢厚，所以才冒死轻生。）
显然，老子是中国历史上较早看到剥削制度的不合理，并对这一制度发出抗议的思想家。与此同时，他还对人类文明发展过程中产生的负面影响进行了较早且较深入的思考。老子认识到，人类文明的发展，必然带来价值观念的更新，许多古老的美好的伦理观念被抛弃，人们的私有观念越来越强烈，对财富的追求越来越迫切，越来越肆无忌惮，越来越不择手段。仁、义、礼、智、信之类道德信条的广泛宣传，不是人们道德水准提高的表现，恰恰是道德水准日趋堕落的表现。他愤怒地说：“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混乱，有忠臣。”（《道德经·七十一章》）认为提倡仁义是因为大道废弃，严重的虚伪是因为智慧的出现，宣扬孝德是因为六亲不和，表彰忠臣是因为国家处于混乱之中。老子的观点不能说没有一点道理，但他的出发点是向后看而不是向前看。他只是看到历史前进运动中的负面影响，而没有看到历史前进运动的积极成果在一般情况下总是大于负面影响。换句话说，文明进步虽然要付出必要的代价，但文明进步的成果总是大大超出付出的代价，并且，文明进步中派生出来的许多消极的、丑恶的东西，也只能在新的文明进步中加以克服。
老子生活的时代，战争几乎每天都在进行。尽管是冷兵器的打斗，但它给社会带来的混乱，给人民生命财产造成的损失仍然是非常巨大的。一座城池被长期围困，城内军民粮食吃光，柴草烧光，以致出现“析骨而炊，易子而食”（将人骨劈碎当柴烧，将孩子交换当饭吃）的惨绝人寰的景象。当时的不少政治家与思想家都发出了反对战争的呼声，老子是当时坚决反对战争的思想家之一。在《道德经·三十一章》中，他讲述了自己对战争的态度：
夫兵者，不祥之器也。物或恶之，故有道者不处。……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恬淡为上。胜而不美，而美之者，是乐杀人。夫乐杀人者，则不可以得志于天下矣。（兵器是不祥的器物。谁都厌恶它，所以有道的人不轻易使用它。……兵器是不祥的器物，不是君子所使用的东西。不得已的情况下使用它，也以恬淡对待为上，取得胜利不要得意洋洋，当作美事四处宣扬。如果以为取胜是美事，那就是喜欢杀人。乐于杀人的人是不可以得志于天下的。）
老子反对战争的观点，不仅反映了当时深受战争之害的广大劳动人民的愿望，也反映了统治阶层中一部分希望社会安定和平的人们的要求。在列国争霸战争如火如荼地进行的时候，宋国有一个叫向戎的贵族就发起了一次影响较大的“弭兵”（停止战争）运动，得到列国部分国君的响应，一时出现了短暂的和平局面。不过，应该看到，尽管老子等很多人发出了反对战争，要求和平的呼声，但战争依然在进行，而且规模越来越大，战况越来越惨烈。原因在于，在私有制的社会里，战争的存在具有必然性。非但如此，战争不仅有它破坏性的一面，而且也能发挥不可替代的促进历史发展的作用。春秋战国时代的战争就发挥了巨大的推动历史前进的作用。它扫除了一批又一批的旧的奴隶主贵族，促进了新兴的地主阶级的成长；它使林立的小国一个个从地图上消失，在区域性统一的基础上实现了全国性的统一。令人遗憾的是，老子只看到战争消极的一面，战争的进步作用始终未能进入他的视野。
在春秋后期复杂多变的阶级关系中，老子究竟占在哪个阶级的立场上，他的思想反映了哪个阶级的利益和要求呢？对此，学术界有着不同的认识。
有的学者认为他代表了没落的奴隶主贵族的利益，根据是他对社会变革持消极保守的态度，希望社会倒退而不是前进。有的学者认为他代表小生产者或破产的农村公社成员的利益，根据是他反对剥削，有绝对平均主义的思想倾向。还有学者认为他代表刚从原始社会进入阶级社会的氏族公社成员的利益，根据是他对理想化的“小国寡民”的向往。
老子究竟代表什么阶级的利益，主要应该看他心目中的理想社会的蓝图是什么。老子的确提出了反对剥削的思想。
他说：“天之道，其犹张弓与？高者抑之，下者举之；有余者损之，不足者补之。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则不然，损不足以奉有余。”（《道德经·七十七章》）意思是，所谓天道，就好像一张拉开的弓，高了就压低，低了就举起，多余的就减少，不足的就补充。天道的规律就是减损有余，补充不足。可如今，人间的作法却与天道相反，是让不足的奉献给有余的。老子认为人间这种“损不足以奉有余”的做法，即富人剥削穷人的做法是极其不合理的.他认为人间应该学习“天之道”，把多余的拿来供给天下不足的人。
这种思想显然带有一种平均主义的色彩。老子认为他所处的社会充满贫富不均，一方面是统治者和富人骄奢淫逸，残酷剥削人民，一方面是广大劳动人民啼饥号寒，痛不欲生。这种社会实在是不合理、要不得的。老子有自己的理想社会，他将这个社会作了这样的描绘：
小国寡民。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远徙。虽有舟舆，无所乘之。虽有兵甲，无所陈之。使民复结绳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道德经·八十章》）
你看，老子心目中的理想国，国土小，人民少，没有战争，人民都安居乐业。纵有十夫长、百夫长那样的统兵人才，也无用武之地。人民都看重自己的生命，不愿迁徙到遥远的地方。所以，尽管有船只和车辆，也没有人去乘坐；虽然有坚甲利兵，也没有机会陈列出来，更不用说使用了。由于生活单纯，事务简单，人民于是又恢复了结绳记事的方法。由于人民生活简朴，容易满足，大家都对简单朴素的生活十分满意，都觉着饮食香甜，欣赏衣服漂亮，满足于房屋的安适，喜爱风俗的美好。由于四周小国林立，邻国间靠得很近，彼此可以看得见，鸡鸣狗吠的声音可以听得见。但因为彼此都安于自己的生活，邻国间的民直到老死也不相往来。
显然，老子对他的理想国充满了激情和向往，因为这里有永久的和平而没有战争，有简单质朴的生活而没有奢华和竞争，国家小而封闭，人民少而安宁，这样的理想国只能是原始社会刚刚向奴隶社会过渡时出现的部落奴隶制国家。在这里，阶级分化还不明显，贫富差距也没有拉开，原始社会纯朴和谐的社会风气也还浓浓地存在着。老子的时代距离远古时期并不遥远，许多关于那个时代的美好传说还在社会上广为流传。面对当时社会上血雨腥风的战争和贫富分化造成的人与人之间的极端不公平，人们越来越怀念那个已经消失的时代，并在回忆中对那个时代进行理想化的加工。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老子推出了他的理想国蓝图，在与现实的对比映照中，向人们展示它诱人的色彩。然而，这个理想的社会蓝图只存在于老子的头脑中，实际上不过是心造的幻影。老子只想到小国林立，还保留着许多原始社会良风美俗的那个奴隶社会初始阶段的美好的一面，他不知道，在那个生产力十分低下的社会里，物质财富非常贫乏，人们的生存实际上是极其艰苦的，饥饿和死亡是挥之不去的伴侣，哪里有什么甘食和美服？
在老子的理想国中，统治者还是存在的，但这个统治者对被统治的人民实行的是“无为而治”，就像天道对万物那样：“生之畜之，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道德经·十章》）即生长保育万物，使万物生但不占有它，为万物养但不炫耀恩德，作万物之长但不宰制它。对人民的生产与生活不要过多地干预，让他们依照自己的意愿生活，也像万物依自然规律生长发育一样。他说：“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道德经·五十七章》）思是，我无为人民则自然归化，我好静则人民自然端正，我无事则人民自然致富，我无欲则人民自然纯朴。一切都是自然而然，人民几乎感觉不到统治者的存在。这样坚持“无为而治”的统治者，尽管处在领导管理民众的地位，但人民并不感到他是负担和障碍，并且真心竭诚拥护他：“圣人处上而民不重，处前而民不害。是以天下乐推而不厌。”（《道德经·六十六章》）也就是说，圣人在上，人民并不感到负担沉重，圣人在前面，人民并不认为是妨碍，因此，天下人民都乐意拥戴他而不厌恶。老子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提出了“无为而治”的思想，要求统治者像顺应自然一样对人民采取放任的统治政策，在遵守国家法制的前提下，让人民比较自由地安排自己的生产和生活，国家和政府尽量不干预或少干预。这种统治思想和统治政策在老子以后的中国封建社会里产生了较大影响。在一个又一个新建王朝处于恢复发展经济时期，这种思想和政策多次被提出来并加以实行，一般取都得了较好的效果。
老子夸大了人类文明进步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他认为文明的发展开启了民智，物质财富的丰富刺激了人们的贪欲，而这一切恰恰是社会道德不断滑坡的主要原因。他煽惑说：
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无味令人口爽，驰骋畋猎令人心发狂，难得之货令人行妨。（《道德经·十六章》）
意思是，五色使人眼花缭乱，五音使人耳朵发聋，五味使人伤胃口，驰马打猎使人心神浮荡，追求难得的财货使人行为出轨，犯罪受刑。既然文明带来如此不堪的后果，为了使社会回归纯朴，为了使人民不被财货物欲引诱，就必须从头做起：
“绝圣弃智，民利百倍；绝仁弃义，民复慈孝；绝巧弃利，盗贼无有。”（《道德经·十九章》）在老子看来，只要灭绝聪明，抛弃智慧，人民的利益就会增加百倍。只要灭绝仁，抛弃义，人民就会慈孝。只要灭绝奇巧，抛弃财利，盗贼就能绝迹。因此，为了国家的安宁和社会的稳定，就应该实行愚民政策。他说，古时候善于行道的人，不是开启民智，而是推行愚民政策。人民之所以难治，就是因为他们智巧太多。所以，用智巧治国，就是对国家的损害。不用智巧治国，才是国家的福祚。只有推行愚民政策，将人民都训育成头脑愚昧、四肢发达的芸芸众生，才能将国家和社会治理得稳定安宁。《道德经·三十六章》有这样一段文字：
不尚贤，使民不争；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为盗；不见可欲，使民不乱。
是以圣人之治，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常使民无知无欲，使夫智者不敢为也。为无为，则无不治也。
意思是，不崇尚贤才，就会使人民不热衷竞争；不珍爱难得的财货，就会使人民不去偷盗；不看见可激发贪欲的东西，就会使人民不去作乱。所以圣人治理天下的原则是：使人民的头脑简单，使人民的肚子吃饱，削弱人民的志气，强壮人民的筋骨，常使人民无智慧，无欲望，就是聪明的人也不敢多事。总之，按无为的原则办事，就没有什么治理不好的。你看，至此，老子不是已经走到反对文明，反对文化，反对社会进步的落后保守的路上去了吗？
以上分析可以看出，老子代表的阶级属性是比较复杂的。就他反对当权统治者的横证暴敛、骄奢淫逸，同情劳动人民的悲惨处境而言，他代表了劳动人民的愿望和要求。就他反对社会进步，鼓吹愚民政策而言，他又反映了没落奴隶主贵族被推下历史舞台的无奈和悲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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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子是我国历史上道家学派的创始人，在他死后的战国时代，这个学派的思想经杨朱、庄子等人的弘扬和发展，形成了与儒、墨、法等家并肩而立的强大的思想流派，更以其任自然、重生命的理念和“无为无不为”的生存智慧，对以后中国历史，尤其是思想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极其巨大的影响。在西汉武帝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以后，道家是唯一长期存在，并且与儒学相颉抗的学派。有的学者认为，中国古代社会的主流思想就是“儒道互补”的思想。魏晋南北朝时期，来自印度的佛教得到广泛发展，思想界出现多元并存的局面，《道德经》成为玄学的主要经典。这一时期，中国土生土长的宗教道教在佛教的刺激下迅速发展，《道德经》又成为道教的主要经典。老子本人也被推尊为道教的通天教主，在数以千万计的道观中，老子的塑像威严地端坐其中，接受无数道众的礼拜，享受着绵绵不绝的香火。唐朝时期，李氏皇帝为了找一个名人神人做祖宗，满身神秘灵光的老子又成为最合适的人选，被追尊为“太上玄元皇帝”。至此，老子的形象就远离春秋时代那个愤世疾俗、悲戚无奈的哲人相当遥远了。当然，老子身后发生事情，多数与他本人是没有关系的。
《道德经》一书，作为中国古代的智慧宝典，具有永久的魅力。其中蕴含的精湛的思想，精粹的话语，永远能够给后人以感悟和启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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