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平陵之变及随后司马懿诛夷敌党、专擅朝政，给后人留下了值得深思的问题：司马懿历仕四主，二受顾命，为何一旦构嫌于宗室执政（曹爽），便萌生反逆之心？司马氏兵变得手、握有政柄后，何以迅即对曹魏皇权构成倾覆之势？这些问题牵涉到有关曹魏皇权的深层次矛盾，需要追根溯源到“魏氏三祖”（曹操、曹丕、曹叡）统治时期。
曹魏王朝是由曹操奠定基业而由曹丕建立的。汉灵帝中平六年（189），曹操在陈留起兵，参加关东联军讨伐董卓的战争，这是他兴兵创业的开端。但是，直到初平三年（192）曹操领兖州牧，败降青州黄巾，他仍是一个“名微众寡”的普通军阀。当时，在争霸战争中居优势地位者首推袁绍。汝南袁氏自袁安以下“四世居三公位”，“门生故吏遍于天下”，势大根深。因此，袁绍在冀州起兵，得到大族、豪强的广泛支持。相比之下，曹操的家世妨碍了其势力发展。曹操祖父曹腾，安帝时入宫，历侍顺、冲、质、桓四帝，官至中常侍、大长秋，封费亭侯。值东汉宦官专权之世，沛国谯县曹氏宗族颇受其惠。操父嵩，为曹腾养子，依养父之势，历任司隶校尉、大司农、大鸿胪等高官，又因货赂中官及输钱1亿万而进位太尉，跻身东汉政权的最高统治层。曹操荫籍祖、父，20岁即举孝廉为郎，顺利地步入仕途。但是，在桓灵之际官僚士大夫反宦官的激烈斗争中，曹操家族无疑被视作“浊流”一类。尽管曹操作了种种努力，疏远宦官势力，结交名士，“好作政教，以建立名誉，使世士明知之”，但仍得不到士大夫的完全认同。黄巾起义爆发，继而董卓暴乱两京，曹操得机厕身“名豪大侠”之列，兴兵争霸。几经挫折，终于据有兖州一隅。
曹操任兖州牧时，荀彧是第一个前来投奔的世家大族人物。荀彧出自颍川颍阴荀氏家族，祖父荀淑、叔父荀爽，享名极高。其父荀绲屈迫于宦官势力，为他娶中常侍唐衡之女，故“彧为论者所讥”。因为这层缘故，荀彧与曹操当有某种默契。曹操得到荀彧，十分重视，称他为“吾之子房（张良）”。建安元年（196），曹操迎汉献帝都许，成为他事业的转折点。由此他取得了“挟天子而令诸侯”的政治优势，又通过荀彧的推荐，征辟了一大批名士，许都政权初具规模。这个时期，钟繇、荀攸、杜袭、赵俨、陈群等颍川籍士人相继归附曹操，连同先前投附的荀彧、郭嘉等人，形成了一个具有地域和文化特征的“颍川士人集团”。还在曹操起兵之初，夏侯惇、夏侯渊、曹仁、曹洪等即随从征伐，以后逐渐形成了以曹氏、夏侯氏宗族为核心的“谯沛武将集团”。这两个集团对掌文武，构成了曹操政权的两大支柱，在争霸战争中发挥了主导作用。
当曹操剿灭徐州吕布、淮南袁术两股割据势力，稳定兖、豫二州时，袁绍也攻灭劲敌公孙瓒，占据了青、冀、幽、并四州的广大地区。曹、袁两大势力隔河对峙，势在必争。建安五年（200）官渡一战，曹操战胜袁绍；接着用了数年时间，到建安十一年，相继攻下袁氏老巢邺城，克平冀、青、幽、并四州，最终成为北部中国的霸主。
曹操倾灭袁氏集团，是一件很有意义的大事。首先，它破败了袁绍及其追随者依照东汉模式重建世家大族专政政权的企图，而曹操控制下的政权，则是豪强地主与世家大族的联合专政，从而曹操得以实行“名法之治”，进行一系列政治、社会的变革。其次，它决定了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里，南方人士（大致以黄河为界）在统一政权中将居于政治主导地位。在上篇第三章中，我们揭示道：曹操占领冀州后，将政治中心由许都移到邺城，又自领冀州牧，对冀州实行直接治理。他大量辟召河北名士，主要用作冀州州府的“省事掾属”；同时，针对冀州风俗“阿党比周”，专门发布《整齐风俗令》。这些措施表明，曹操一方面对河北士人作有限度的拉拢、利用，另一方面又力图削弱其社会基础。在曹操政权中，以冀州为主的河北士人明显受到很大程度的压制。
消灭袁氏集团后，曹操步入了事业鼎盛期。在巩固和扩大统一局面的同时，曹操强化了集权统治。建安十三年，曹操诛杀太中大夫孔融，就是他采取的重大举措。孔融，鲁国人，孔子二十世孙，是名重天下的大名士。他不满于曹操专擅朝政，处处与曹操作对，讥议时政，成为曹操集权道路上的一大障碍。曹操诛杀孔融，并打出“破浮华交会之徒”的旗号，决意破除汉末以来士人“品核公卿，裁量执政”“浮华交会”的风气，为集权统治扫清道路。建安十五、十九、二十二年，曹操相继发布了“唯才是举”三令。三令从解决选举用人的实际矛盾出发，意旨所及，深刻地触动了大族、名士赖以安身立命的儒家道德信条。陈寅恪曾精辟地指出：“盖孟德（曹操）出身阉宦家庭，而阉宦之人，在儒家经典教义中不能取有政治上之地位。若不对此不两立之教义，摧陷廓清之，则本身无以立足，更无从与士大夫阶级之袁氏等相竞争也。然则此三令者，可视为曹魏皇室大政方针之宣言。”概括而言，曹操强化集权统治，必然要与大族、名士在政治和思想两方面发生冲突，由此将产生深远影响。
当曹操将集权统治发展为建立魏国、图谋以魏代汉时，他与大族、名士的矛盾变得尖锐起来。其严重后果是导致与作为政权支柱之一的“颍川集团”发生分裂。颍川荀氏家族以荀彧为代表，包括荀攸、荀衍、荀悦等，是颍川集团的核心，在曹操政权中占有重要地位。荀彧投附曹操，是以“乃心王室”为政治抱负的。建安十七年（212），曹操让董昭就“晋爵国公”事密咨荀彧，荀彧窥透其用心，断然表示反对。他因此遭到曹操冷落，被迫自杀。此后，荀攸授职魏国尚书令，不久去世。钟繇一度象征性地拜授为魏国相国，因受“魏讽谋反案”牵连而免官。颍川集团的政治地位急剧下降，陈群被擢升为魏侍中领汉丞相东西曹掾，成为该集团的后进领袖。
综上所述，出身宦官家庭的曹操，在创建霸业和强化集权统治、图谋以魏代汉的过程中，与大族、名士的关系始终具有重要意义。以荀彧投附曹操和曹操掌握汉献帝为契机，“颍川士人集团”较早形成与曹操的联合，是曹操势力得以兴盛的一个决定因素；曹氏、夏侯氏宗族通过血缘、姻亲关系与曹操结合，并构成“谯沛武将集团”的核心，则是另一个决定因素。然而，曹操与包括颍川集团在内的大族、名士有着很深的矛盾。他“破浮华交会之徒”，蔑视儒家礼法，都是针对大族、名士采取的举动，尤其是在“以魏代汉”的问题上，曹操与大族、名士尖锐对立，导致颍川集团分裂，从而削弱了自身政权的政治基础。另一方面，曹操战胜袁氏集团，造成南北士人在统一政权中政治地位悬殊，以冀州为主的河北士人受到很大程度的压制，由此埋下了地域政治的不安定因素。这些构成了未来曹魏皇权的深层次矛盾，存在着被极端敌视曹氏政权者利用的可能。
陈寅恪指出：“官渡一战，曹氏胜，袁氏败。于是当时士大夫阶级乃不得不隐忍屈辱，暂与曹氏合作，但乘机恢复之念，未始或忘也。”对于部分“士大夫阶级”来说，这种情况确实存在。杨彪、孔融是这样，金祎、耿纪等也是这样，2而司马懿则是他们中的突出代表。据《晋书》卷一《宣帝纪》记载：
汉建安六年，郡举上计掾。魏武帝为司空，闻而辟之。帝知汉运方微，不欲屈节曹氏，辞以风痹，不能起居。魏武使人夜往密刺之，帝坚卧不动。及魏武为丞相，又辟为文学掾，敕行者曰：“若复盘桓，便收之。”帝惧而就职。
关于司马懿受曹操辟召并最终就职的经过，《晋书》卷三一《宣穆张皇后传》、《太平御览》卷三一引旧《晋书》，亦有具体记载，可与引文互相参证。司马懿出自河内温县的儒学世家，高祖官至征西将军，曾祖以下三世居太守之任。他“知汉运方微”，却“不欲屈节曹氏”，拒不应辟，当是在出身门户和文化传统方面鄙视曹操，并对曹操专擅朝政心怀不满。当时，同郡名士杨俊认为他是“非常之人”，崔琰也评价他“聪哲明允，刚断英跱（特）”；《晋书》本纪则称他“少有奇节，聪朗多大略”，“常慨然有忧天下心”。司马懿是这样一个很有主见和富于个性的人物，他既然敌视曹氏，又怎肯轻易应辟而就范？诚如引文所反映，他反复盘桓，只是迫于曹操威逼才“惧而就职”，然则其“乘机恢复之念”，确实“未始或忘”。
司马懿进入曹操政权后，并未得到重用。然而，他在任太子中庶子期间，颇受曹丕“信重”。建安二十四年（219）十月，孙权上书曹操，“称说天命”，司马懿也附从陈群、桓阶、夏侯惇等人，表示赞成曹操取代汉帝。从拒不与曹氏合作到支持曹氏篡汉，司马懿的表现前后截然相反，这只能说明他精通权诈，善于韬晦，而很难说明其态度有根本转变。据《晋书》本纪载：
帝内忌而外宽，猜忌多权变。魏武察帝有雄豪志，闻有狼顾相，欲验之。乃召使前行，令反顾，面正向后而身不动。又尝梦三马同食一槽，甚恶焉。因谓太子丕曰：“司马懿非人臣也，必预汝家事。”太子素与帝善，每相全佑，故免。帝于是勤于吏职，夜以忘寝。至于刍牧之间，悉皆临履，由是魏武意遂安。
曹操察觉到司马懿“有雄豪志”，又查验到他“有狼顾相”，而太子曹丕却与他关系密切，不免要为“大魏国祚”忧虑。因此，曹操告诫曹丕“司马懿非人臣”，“必预汝家事”，希望引起警惕。若非曹丕袒护和司马懿本人深加韬晦，他几乎被曹操诛杀。
在曹操统治时期躲过两番劫难的司马懿，到曹丕在位期间，受到异乎寻常的宠待。曹丕称帝后，司马懿一再迁升，位望日隆，与陈群对掌朝政。黄初五年（224）、六年，曹丕两次南征孙吴，授命司马懿镇守许昌，录尚书事。黄初七年，曹丕去世前，遗诏司马懿与曹真、陈群辅政，并诏太子：“有间此三公者，慎勿疑之。”本篇第一章已经揭示：曹丕采取“通达”放任的用人方针，他确定司马懿的顾命大臣地位，奠定了司马氏势力发展的权力基础；与曹真、陈群相比，这两人的元勋地位是自曹操以来倚仗谯沛人、联合颍川集团政策的产物，而司马懿的崛起完全是曹丕宠信的结果。此亦表明，自曹操以来的曹魏权力结构发生了重大倾斜，河北士人终于登上权力顶层，取得历史性突破。
魏明帝在位期间，司马懿专擅疆场，尽显峥嵘。他在太和二年（228）袭破新城太守孟达，平定反叛。太和五年以后，由于曹休、曹真相继去世，司马懿得以专擅对蜀战事。景初二年（238），他又率大军讨灭公孙渊，荡平辽东。至此，司马懿的权势、位望达到顶点，已成坐大之势。这个时期，司马懿对曹魏皇室的真实态度又如何呢？《晋书》卷三一《景怀夏侯皇后传》载：
后（夏侯徽）雅有识度，帝（司马师）每有所为，必预筹画。魏明帝世，宣帝居上将之重，诸子并有雄才大略。后知帝非魏之纯臣，而后既魏氏之甥，帝深忌之。青龙二年，遂以鸩崩。
夏侯徽是夏侯尚之女，母为曹真之姊妹。她察觉司马师“非魏之纯臣”，竟因此遭鸩杀。由此可见，司马懿父子平日所“筹画”，必定携贰于曹氏。这再次证明，司马懿“乘机恢复之念，未始或忘”。在魏明帝及其亲信大臣这边，也已对司马懿是否是“社稷之臣”起疑。明帝曾询问陈矫：“司马公忠正，可谓社稷之臣乎？”陈矫答云：“朝廷之望；社稷，未知也。”高堂隆在病危时上书，借“黄初之际”的异兆，提醒明帝“宜防鹰扬之臣于萧墙之内”，显然也是指司马懿而言。正因如此，当明帝病危时，他拟定的辅政班子，本来是将作为“朝廷之望”的司马懿排除在外的。然而，由于刘放、孙资谗间使诈，明帝临时更改前诏，终究确定司马懿为顾命大臣之一。曹魏王朝由此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危机。
本文节选自柳春新《汉末晋初之际政治研究（增订本）》中篇第四章“正始党争探赜”，注释从略。山西人民出版社2024年9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