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历史上最为黑暗的一天，在1926年3月18日的腥风血雨中降临。
1926年初春，吴佩孚结束“讨奉”战争，与昔日仇敌张作霖突然联手进攻国民军。他先击败河南岳维峻部，又沿亲汉路攻下石家庄和保定。冯玉祥再次通电下野，将军权交张之江和鹿钟麟后，到苏联考察去了。
3月12日，日本以舰队掩护奉军进攻天津大沽口炮台，岸上国民军遭炮火轰击。鹿钟麟下令抵抗，硝烟弥漫。日本借此纠集《辛丑条约》的几个缔结国，向北京政府发出3月18日前拆除大沽炮台，清除海面水雷的通牒，否则将直捣北京。
北京学生、市民得知列强无视中国主权的嚣张气焰后，于3月16、17日，纷纷举行抗议活动。
3月18日清晨，阴云低垂，五千多名学生陆续聚集到天安门金水桥畔，举行反对八国通牒的示威大会。大会主席李大钊和徐谦相继站在高台上，慷慨激昂地发表演说。李大钊号召大家以“五四”精神，“五卅”热血，不分阶级地联合起来，反对军阀的卖国丑行，抗议帝国主义再次侵略我国的罪行。
电影《革命者》中的李大钊形象
年轻的学生中，后来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长的陈毅，目睹了李大钊的战士风采，聆听了共产党领袖的激动人心的演说。这大概也是李大钊最后一次站在台上公开亮相了。
被激发起来的民众，在下午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旗帜招展，口号震天。当两千多群众向执政府进发时，早已下了镇压命令的段执政，正躲在自家的吉兆胡同公馆里悠闲地与人对弈呢。
学生为首的队伍一到铁狮子胡同，就发现执政府三座红漆大门紧闭，门前刀枪林立，戒备森严。李大钊见状命令学生停下来，公推了代表，与十层荷枪实弹的卫队军官交涉，要求放游行队伍进院，并请段祺瑞和国务总理出来见面。
该官员喝令代表退出大门，大声命令学生立即解散。学生被激怒了，高喊：“到吉兆胡同段祺瑞公馆去。”还未等示威队伍撤出，一声尖厉的哨音响过，就听枪声大作。
李大钊见状忙挥手高呼：“快散开！”这时扛大旗的王一飞立即扑倒在地，这位黄埔军校毕业生才幸免一死。而振臂高呼口号的学生江禹烈则被子弹击中前胸，鲜血飞溅地倒在血泊中。
惊慌的人群潮水般涌向西辕门，杀红了眼的军警们以枪弹和大刀轮番杀戮，顿时横尸当场。北师大的学生刘和珍中弹后倒地，尚存一息，向外爬行，一军警追赶过来，抡起木棒向其头上猛击，刘和珍再不动弹，吐血气绝。
血腥屠杀后，活着的侥幸逃脱；死去的，在军警清理污血横流的现场时，竟被掠走钱物、剥光身上的衣物，然后离去。女师大的杨德群、刘和珍，燕京大学的女生魏士毅等女学生赤裸身体，暴尸铁狮子广场，“身上盖着一层落雪”……（周作人3月18日日记）
在吉兆胡同段公馆下围棋的段祺瑞，得到代警卫司令李鸣钟的禀报后，沉思片刻，将手上的一枚棋子落下，对与其对弈的日本顾问狡黠一笑：“你让我进退两难啦。”
这场惨绝人寰的杀戮，共杀死四十七名和平请愿的学生和民众，致伤残者多达二百人。
惨案发生后，舆论哗然，万人愤慨。邵飘萍、成舍我等主办的《京报》《世界日报》纷纷报道惨案真相，谴责段祺瑞政府犯下的滔天罪行。《晨报》公布死难者名单和部分照片。《国民新报》连续发表《段祺瑞之大屠杀》《段祺瑞应受人民审判》等措辞尖锐的社论。
鲁迅、林语堂、周作人、朱自清等也纷纷在《语丝》周刊、《京报副刊》《国民新报副刊》发表文章，谴责反动政权。鲁迅后来写的《纪念刘和珍君》成为这类文章的经典。
王世杰、陈翰笙、高一涵、许士廉等同时在《现代评论》周刊，发出强烈抗议杀人政权，特别强调法律追究，提出“元首犯罪”与“庶民百姓犯罪”一样受制裁的正义声音。
《语丝》派与《现代评论》派两军对垒，杀得昏天黑地，鲁迅与陈西滢二人的缠斗也如火如荼。他们之间是非难定，胜负也难料，但他们对反动政权杀戮百姓的罪行却同仇敌忾，站在同一战壕里。
想来《语丝》派与《现代评论》派之争、鲁迅与陈西滢之斗，怕不是敌我矛盾，更多的是文人意气使然的是是非非的争斗。
周氏三兄弟
作家杨振声、凌叔华还以文学为武器，创作并发表了以“三一八惨案”为背景的小说《阿兰的母亲》《等》。
上海商务印书馆的叶圣陶、郑振铎等作家，也积极参与揭露和抗议反动当局枪杀百姓的暴行。
诗人徐志摩在《诗镌》纪念“三一八”专号上，写诗歌《梅雪争春》，在《自剖》一文中，他愤怒地谴责“空前血案”。文中说：“杀死的不仅是青涩的生命，我自己的思想也仿佛着了致命一击……”
周作人是“三一八”下午，去燕京大学上课才知道学生参加集会而停课。正想回家，恰巧见一燕京大学学生受伤逃回，听学生报告段祺瑞枪杀学生暴行后，方知惨案发生，这之后，他陆陆续续得到不少有关“三一八”的消息。
周作人
周作人书法
得知他所熟悉，曾为之担保的张静淑因救助同学，身上连中四枪。棺殓那天，周作人去了，见到死去学生的脸上被蒙一层薄纱。他的心情异常沉重。
在“三一八”殉难者全体追悼会上，周作人默默地送上一副挽联，那是他在灯下，用清俊的笔墨书写的，其辞曰：
赤化赤化，有些学界名流和新闻记者，还在那里诬陷；
白死白死，所谓革命政府与帝国主义，原是一样东西。
从此挽联，我们可以看出，那时的周作人与时代的先驱者是同步的。
正在杭州演讲的蔡元培，是从北京专程至杭州访他的老友汤尔和口中得知惨案消息的。汤尔和还从书包摸出一张《京报》，上面有一条《三一八惨案内幕种种》消息。
该报上，还有一份五十人的黑名单。中俄大学校长徐谦，还有李大钊、李石增、易培基、顾孟余、许寿裳、鲁迅、周作人和孙伏园，都在段祺瑞的通缉之列。
在桃红柳绿的西湖，听到这阴森森的消息，蔡元培不寒而栗。
汤尔和还告诉他：“我们国立八校的校长，也开始躲避了。”
蔡元培听罢，脸色苍白，默默不语。本来，蔡元培还曾高兴过一阵子。当年将溥仪赶出皇宫的国民军参谋长鹿钟麟，突然出人意料地又派兵包围了执政府，下令逮捕段祺瑞。但老奸巨猾的段祺瑞竟然得到消息，提前二十分钟躲进了东交民巷法国银行里。
谁知过了几天，奉直联军又将鹿钟麟挤出北京，段祺瑞又回到吉兆胡同，通电复职。吴佩孚、张作霖都不愿帮这一丧家之犬。于是段祺瑞在4月20日发表“退休”通令，狼狈下台。
自此，这位昔日不可一世的北洋之虎，隐居天津租界里，结束了漫长的军阀生涯。
正当蔡元培准备重回北京大学时，张作霖于4月26日，秘密枪杀民初新闻史上光焰万丈的邵飘萍，查封了他创办的《京报》。蔡元培在上海寓所得知噩耗，悲恸欲绝，泪流满面。回想他与邵飘萍共创北大新闻学会的友谊，更是仰天长啸。
其实，在张作霖查封《京报》前，得知消息的邵飘萍就躲进给梁启超等名流看病的德国医院，后又住进六国饭店。几天后他见再没动静，以为无事了，就于4月24日下午返回《京报》，结果被早就埋伏多日的侦探抓获。
北京新闻界即刻集合，推选代表，请张学良通融放人，张学良拒绝。又请民国元老王士珍出面说情，但仍未能如愿。邵飘萍于26日凌晨提审并判处死刑，四点半拉到天桥枪决。
目击者称，邵飘萍身穿夹袄、马褂，面对刽子手大笑数声，昂首赴刑场，行刑者从其身后用马枪射击后脑，砰然一声，一代报界巨擘，为正义和良知而血溅京华。
邵飘萍
张作霖枪杀邵飘萍后，又派人逮捕女共产党员刘清扬，并派大批军警冲进北京大学等高校，搜捕进步人士，查禁进步书刊，肃杀之气笼罩校园。
北大代理校长蒋梦麟得知自己上了黑名单，躲进东交民巷的六国饭店。
李大钊也率领已暴露身份的共产党员，藏进苏联驻华使馆。
不久，鲁迅也告别生活十五年的北京，避到南国厦门大学任教，那是应当时好友后成仇敌的林语堂之邀，动身南行的。
是年8月6日，另一言论犀利，敢于直言的报界达人林白水，也惨遭杀害，他创办的《社会日报》停刊。其被杀地点，正是邵飘萍英勇就义、血迹未干的天桥。
这接连不断的血案，都是如今被史学家和文学家寄予无限同情，以致捧成反蒋斗士的张学良所为。历史的臧否、忠奸、善恶，是不容颠倒的。
作家吴稼祥说过：“一个人，一个派别陈述的历史，是不可靠的，多一个人，一个派别的陈述，历史就多一分真实。”
但是，即使更多人参与陈述，有时，也未必能看清历史真相。有时，历史原本很清晰，却被陈述者故意歪曲了。
作者：汪兆骞 选自《民国清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