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革命的漫长岁月中，红军不仅在军事上英勇战斗，还在艰苦的条件下，采取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经济措施，既解决了自身的物资需求，又为根据地人民提供了稳定的生活保障。
土地改革
土地问题是中国革命的重要问题之一。20世纪初期，中国广大农村地区的土地高度集中在少数地主手中，农民缺乏土地，生活贫困。1927年，毛主席之所以力排众议带秋收起义军到农村发展，完全建立在之前几年他对中国社会现状的调查分析之上。
所以当红军通过苦战终于在井冈山建立根据地后，毛主席就开始探索如何进行土地改革解决农民的根本生存问题。1928年底红军颁布了《井冈山土地法》法，后又在1929年4月颁布了其修改版的《兴国土地法》，以给贫苦农民分田地为基础进行土地改革的探索[1]。
红军在根据地内，没收地主的土地，并将其重新分配给无地或少地的农民。这一措施不仅改善了农民的生活条件，还激发了他们的生产积极性，提高了粮食产量，为红军提供了稳定的粮食供应。此外，土地分配还加强了农民对红军的支持和信任，巩固了根据地的社会基础。
有了土地还得有劳动力，为此苏区政府组织了劳动互助合作社，农闲时每个农户都要详细登记其每年从几月开始需要多少人帮助其耕作，同时也要相应的保证每年拿出多少天帮助其他人耕作。
为解决农村劳动力不足的问题，毛主席提出解放妇女的口号，旨在让传统观念中只能做家务的广大妇女也以互助合作的方式参与生产劳动。
当时苏区农村的生产力非常落后，农民光有土地若没有耕牛也难以生产，为此苏区政府一面将没收地主、富农的耕牛进行分配，一面克服困难从白区购买耕牛再租给农户使用。
红军还注重推广先进的农业技术，改善生产工具，提高生产力。例如，推广使用新型的农具、改进耕作方法、引进高产作物等，显著提高了粮食产量。同时，红军组织农业技术培训，提高农民的技术水平，增强了农业生产的可持续性。
金融改革
在苏区，红军建立了自己的银行和金融机构，负责发行和管理货币，从而成功建立了自己的货币体系，摆脱了对国民党法币的依赖，并支持根据地的经济活动。这些机构不仅发行货币，还开展存贷款业务，支持根据地内的经济活动。
例如，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在瑞金成立，成为根据地金融体系的核心。苏区银行的主要任务是筹集革命资金、支持经济建设和保障军需供应。银行业务包括存款、贷款、汇兑等，为根据地的农业和手工业提供金融支持。
银行还通过发放贷款来帮助当地农民和工人生产，推动经济发展。1932年3月由东固银行发展而来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成立，毛泽东的大弟毛泽民成为了首任行长[2]。
当年7月开始，中央苏区银行以缴获敌人的金银作为准备金，累计发行了800万元的国家银行银币券，替代之前各种版本的红军票。
之后中央苏区银行又三次发行了470万元的公债，确保了红军之后在两次残酷的反“围剿”作战中能够获得相对充足的物资。那一时期红四方面军和红二军团也成立了自己的银行，成功在根据地发行红军票解决自身的财政问题。
通过发行货币，红军成功地建立了相对独立的金融体系，保障了根据地内的经济运行。苏维埃钞票在根据地内得到了广泛使用，促进了商品流通和经济活动。尽管面临国民党的经济封锁和通货膨胀的压力，红军通过严格的货币管理，保持了货币的相对稳定。
1928年红军第一次发行自己的工农兵银元，因为工艺精湛、含银量足得到了农民的广泛接受，但是铸造银元需要的大量贵金属很快也让红军难以为继，于是1929年红军开办东固银行后第一次尝试发行红军自己的货币—红军票[3]。
事实证明，人们能否接受一种纸币不是取决于其政府是否“合法”，而是要看这种货币能否保证币值稳定且能买到自己所需要的物资。
征收公粮和税收
红军在根据地内实行合理负担的原则，向农民征收公粮和税收。这一措施旨在确保根据地内的粮食和财政收入，支持红军的军事行动和根据地的建设。红军根据地内实行公粮征收制度，根据农民的生产能力和土地面积，合理确定公粮的征收标准。
公粮的征收不仅保证了红军的粮食供应，还为根据地内的粮食调剂提供了保障。红军在根据地内建立了独立的税收制度，通过征收农业税、商业税等，确保根据地的财政收入。税收制度的建立，为根据地的各项建设提供了资金支持，保障了红军和根据地政府的正常运转。
通过合理的公粮和税收制度，根据地的粮食供应和财政收入得到了有效保障。这不仅支持了红军的军事行动，也促进了根据地的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合理的征收制度减轻了农民的负担，增强了他们对红军和根据地政府的支持。
自给自足的工业化
红军在根据地内强调自力更生，号召广大军民发扬艰苦奋斗的精神，依靠自己的力量解决生产和生活中的困难。这一原则不仅是经济策略，更是一种革命精神的体现，激励着根据地内的每一个人。
为支持红军的作战，苏区发展了一些简易的军工企业，生产枪械、子弹、手榴弹等武器。尽管设备简陋，产量不高，但这些军工企业在当时条件下显得尤为重要。
此外还有一些轻工业企业，如纺织厂、造纸厂、印刷厂等。这些企业主要为根据地的军民提供日常生活所需的物资，减轻了对外界物资的依赖。
为解决粮食和日用品的供应问题，苏区建立了许多农业合作社和农产品加工企业，如榨油厂、米厂等。这些措施不仅改善了根据地的物资供应，也提高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值得一提，在陕甘宁边区，红军甚至拥有自己的石油工业，是中国最早的油田之一。
1905年，清政府在陕西省延长县设立延长石油厂，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家由政府主办的现代化石油企业，自1930年代起，这个油田为红军和后来的八路军提供了宝贵的石油资源。在战争年代，石油是重要的战略物资，用于燃料、润滑剂以及其他军事用途。
石油的开采和销售为陕甘宁边区的经济发展提供了资金支持。边区政府通过经营延长石油获得了财政收入，这些资金被用于支持红军的军事行动和边区的建设发展。经济上的稳定为红军的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后盾。
在红军和边区政府的支持下，延长石油不仅是资源产地，还发展成为一个小型的工业基地。通过简易的炼油设备，边区能够生产出各种油品，满足了红军的日常需求和战时需求。这为红军的机械化发展提供了基础。
通过发展各类工业，根据地实现了物资的自给自足，减少了对外部资源的依赖。这不仅保障了红军的物资供应，也提高了根据地人民的生活水平，增强了根据地的经济独立性。
供销社在根据地内起到了物资流通和调剂余缺的重要作用。供销社集中收购和分配物资，保障了供需平衡。例如，根据地内的粮食、布匹、盐等生活必需品，通过供销社进行统一管理和分配，确保了物资的公平分配和有效利用。
开展生产运动
红军在根据地内发动大生产运动，号召广大军民积极参与生产活动，解决物资短缺的问题。毛泽东在延安时期提出“大生产运动”的口号，要求全体军民开荒种地、纺织生产，努力实现自给自足。
在大生产运动中，红军组织军民开展农业生产和手工业生产。例如，开荒种地，增加粮食产量；发展纺织业，生产军服和日用品。同时，红军还注重提高生产技术和管理水平，提高生产效率。
根据地内的生产力得到了显著提高，粮食和其他物资的供应得到了保障，增强了根据地人民的生产积极性和革命热情，促进了根据地经济的全面发展。
积极贸易
红军根据地之间通过贸易进行物资调剂，以解决资源分布不均的问题。例如，陕甘宁边区的粮食可以通过贸易运往其他根据地，而其他根据地的工业产品则可以供应陕甘宁边区。这种内部贸易促进了各根据地之间的经济联系和资源共享。
红军还通过与国民党控制区的边境贸易，获取所需的物资和装备。尽管这种贸易面临严峻的封锁和查禁，但红军通过灵活的策略和渠道，成功地获取了大量急需的物资。这种边境贸易不仅补充了根据地的资源，还增加了红军的财政收入。
通过开展内部贸易和边境贸易，红军成功地缓解了物资短缺的压力，保障了根据地的经济稳定，为红军的长期作战提供了坚实的物资基础。红军在革命战争时期，通过多种经济措施，成功地建立了相对独立的经济体系，保障了革命战争的持续进行和根据地的稳固发展。
土地革命和土地分配、发展农业生产、发行货币、开展贸易、自给自足、合作社与供销社、生产运动以及征收公粮和税收等措施，不仅解决了红军的物资需求，也为根据地人民提供了稳定的生活保障。
这些经济策略的成功实施，为新中国的建立奠定了坚实的经济基础，成为中国革命史上光辉的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