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的青少年群体在20世纪最后二三十年间的表现令许多教育学者深感担忧。一个突出的问题是青少年犯罪。统计数据显示，从1970年代起，美国青少年中暴力犯罪的发案率以惊人的速度增加。1990年代美国国家儿童委员会的一则报道中称：“现在，美国死于枪伤的十几岁的男孩人数，比自然死亡的十几岁男孩人数还要多。”女孩的数据也不容乐观，她们同时是暴力犯罪的受害者和肇事者。
由于特定的历史和社会因素，20世纪后期的美国在暴力犯罪方面的情况可能显得有点极端。不过美国青少年身上出现的其他问题在世界范围内就更加普遍了。数据显示，和暴力犯罪类似，美国青少年中的自杀和早孕现象也呈现出惊人的增长趋势。而与此相对的是，美国青少年的受教育状况和身体健康状况却在逐年下滑。在1990年代，美国每年有超过50万名高中生辍学。他们在高中受到的教育也鲜有成效。许多高中生不具备基本的地理和历史常识，对老师不强制他们阅读的书丝毫提不起兴趣，而在数学方面，他们甚至算不清自己每天的开销。孩子们每天花费四到五个小时看电视，占据了他们绝大多数的空闲时间。从1980至1995年的十五年间，美国儿童的肥胖率增长了近100%。
孩子们到底出了什么问题呢？
有一位高中毕业生名叫苏珊，从各种方面来看，苏珊都是个堪称表率的孩子。她的学习成绩优异，在学校里的表现无可挑剔，性格也落落大方。可是有一次出门旅行，她和父母发生了一场争执，这让她的父母隐隐感到不安。表面上看，这场争执似乎也没什么大不了的，苏珊和父母去一个讲法语的地方度假，苏珊的父母鼓励苏珊用法语和当地人交流，因为苏珊在学校里学得最好的功课之一就是法语。可是苏珊却表现得兴味索然。她一句法语也不想讲，还跟父母发脾气说，她这可是在度假，一点关于学习的事情都不愿想起。她还抱怨说，自己这么拼命地学习，熬了四五年才考上了大学，难道这还不够吗？父母到底还想要她怎样呢？提到这个例子，不是要责备苏珊这样的孩子。我们都做过学生，对苏珊的这种心情或许也都能体会。可是这恰恰说明，苏珊身上出现的问题或多或少也出现在了我们身上。在她看来，学习除了应付父母和老师的要求外毫无意义。她并不关心自己所学的知识，哪怕是她掌握得很好的知识，也只是她迈过一道道门槛、获得一级级学历的手段。她的生活和她掌握的知识是脱节的，在生活中应用知识也不能让她感到自信和愉快，相反，那反倒成了一种尴尬的负担，成了她在不必学习的时间里极力想要逃离的苦差事。
学生和学习的关系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呢？
在美国的高中里，学生和教师达成了一种默契。这种默契可以简单地表述为这样一句话：只要你让我完成每一天的教学任务，不给我添麻烦，我就让你轻轻松松地顺利毕业。换句话说，只要学生不在学校里惹是生非，老师就会对他们的学业表现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在考试中放放水，给他们一个说得过去的分数。
老师的这种做法当然是不负责任的。可仅仅是批评不负责任的老师，勒令他们改正，问题就能得到解决吗？老师和学生之间的这种得过且过的默契是一种相当普遍的现象，那在这背后，就一定有更深一层的原因。老师为什么会对教学任务如此敷衍了事呢？是由于家长对学校的不信任和不合理的监督。
在当时的美国社会，类似于我们今天所说的“正面管教”的理念已经深入人心。许多家长在养育孩子的过程中，都极其注重孩子的情绪体验。他们担心学业的难度和稍显严厉的管教会挫伤孩子的自尊心。因为他们听说自尊是孩子健康成长的首要前提。比起让孩子掌握知识和技能，或者学会遵守某些规则，他们更希望孩子无忧无虑地成长，始终相信自己是最棒的。在这些观念的影响下，老师的管教常常会引起家长过度的紧张。假如一位老师给学生布置了有挑战性的作业，或是责备了某个不听话的孩子，那他就很有可能接到家长的投诉信。面对这样的压力，许多老师都觉得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老师和学生之间互相不添麻烦的默契也就这样形成了。
谈到学生对学业的厌烦，再到老师的敷衍了事和家长的过度紧张，这些问题都构成了一条连贯的线索，概括为一句话：美国社会对青少年过低的期望，导致了青少年的士气低落。这种过低的期望，初衷却是善意的。随着科技的发展和社会财富的增加，现代家庭不再像传统社会中那样期待孩子尽早自立，孩子的身份从过去和家长一样需要为家庭承担责任的一分子，转变为今天家庭里的绝对核心。比起为社会培养一名合格的成员，家长更关心社会能否为孩子提供充分的福祉，孩子能否从与他人的互动中获得主观上的满足感。可上述这些转变看似是对孩子的关爱，其实却隐含着对孩子潜能的低估和不信任。过度温和、缺乏挑战的环境只会让孩子丧失自我发展的士气，对人生感到迷茫。正是这样的心态，导致孩子意识不到学习的意义，也更容易走上歧途。一旦遭遇真实的挑战，他们要么变得愤世嫉俗，要么就灰心丧气。这种情况有点类似于前些年国内教育学者们关注的“空心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