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岁月：在陕北插队落户生活了九年，不知她算不算是我的初恋
说起我的知青生活经历，真的是三天三夜都说不完。我在陕北插队落户生活了九年，当过队里的记工员，当过民办教师，还和一位漂亮的陕北女子有过一段没有结果的恋情。后来又招工到煤矿工作，最终考上大学离开了陕北。每当回想起当年到陕北插队落户的生活经历，我心里就如波涛汹涌的大海，久久难以平静。
1969年1月13日，是我终身难忘的日子。那天是我十六岁生日，也是我离开北京到陕北插队落户的日子。那天我挥泪告别父母，和同学们一起乘坐知青专列离开了生活了十六年的故土北京，踏上了到陕北插队落户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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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青专列抵达陕西境内的铜川车站后，我们在铜川住了一宿，第二天乘坐解放牌大卡车一路北上，夜宿陕北革命圣地延安。早饭后继续乘车前行，最终来到了陕北延安地区的延川县，我和八名北京知青被分派在刘家圪塔大队第二生产小队，大家临时分散开借住在老乡家中。
来陕北插队落户之前，我们听延安方面的宣传干部说陕北物产丰富，牛羊满坡，是陕北的好江南。可到了陕北，我们才真正感受到了陕北高原的落寞和贫穷，乡亲们住在低矮昏暗的土窑里，过着勉强能果腹的贫苦生活。我们没看到丰富的物产，更没看到满坡的牛羊，呈现在我们眼前的是连绵起伏的丘陵和纵横交错的沟沟壑壑，陕北的贫穷与落后，是我们无法想象的。当时就有一名女生哭喊：“我们上当了，我要回北京……”
第一顿接风晚饭是在队长马明德大伯家吃的，八个人围着半盆酸菜炖洋芋，一人一大碗小米干饭，五名男生坐在马队长家的土炕上，三名女生站在炕沿边的脚地上，马队长看着我们吃饭，他却不动碗筷。我吃完饭准备再盛饭时，马大妈（马队长的婆姨）却给我舀了一碗菜汤，苦笑着说：“小米干饭木（没）了，你喝菜汤。”
那顿接风晚饭，马队长把他家仅有的几斤小米都拿出来，给我们做了小米干饭，他一家人没舍得吃一个米粒。后来听老乡说，除非逢年过节或请人帮忙才能吃一顿小米干饭，平日里谁家也舍不得吃小米干饭。有时熬高粱面糊糊抓一把小米放到锅里，那就算改善伙食了。
吃完了接风晚饭，我们就开始到老乡家里轮流吃派饭，亲眼目睹了乡亲们吃糠咽菜的生活，我们才真正了解到了陕北农民的疾苦，乡亲们生活得不容易，我们心里也很难受。
春耕春播生产劳动的艰苦，让我们再一次更加深入地体会到了陕北农民的不容易，我们也体尝了劳动的苦累，理解了粒粒皆辛苦的含义。
直到麦收结束后，上级给我们插队知青拨下了建房款（安家费），队里才给我们修建了三孔窑洞，成立了知青点，我们总算找到了家的感觉，再也不用到老乡家里借住和吃派饭了。
到了初秋，雨水充沛，阳光炙热，山川田野的庄稼长势旺盛，沟壑和地畔上也杂草丛生。每天收工回家的时候，勤快的社员都会割一筐青草送到队里的饲养室喂牛喂毛驴，十斤青草可以兑换一分工。看社员们都割草换工分，出山劳动时我也背上土筐，收工后割一筐青草送到饲养室换工分。
那天我去饲养室送青草，负责称重记斤数的韩会计回家吃午饭了，饲养员刘大伯就笑着对我说：“你自己称一下记上斤数就是，本本在石槽下面。”我自己称了重量，在石槽下面找到了那个账本，用铅笔头写上我的名字，写上了青草的斤数，把账本放回原处，跟刘大伯打声招呼，就回知青点吃午饭了。
回到知青点我才想起来，我记在账本上的斤数是毛重，我忘了扣掉土筐的重量。当我把这件事告诉同学们时，大家都说我太实诚，实诚得有点傻，自己记账，就算多记上十斤，谁会知道啊。
后来再去饲养室送青草的时候，我给韩会计说了上次我忘记扣掉土筐重量的事情，韩会计微笑着点点头，还说我是个心眼实诚的好知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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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了两天，马队长就让我当了队里的记工员，他说当记工员就得心眼实，心里要有一杆秤，要公公平平为大家做事情。
我当上记工员后，有一名不爱出山劳动的同学经常旷工，他不出山劳动，还要让我给他记工分，我不给他记工分，他和我闹别扭，有一次竟然在我去茅房的时候，他偷出记工本给自己记上了十分工。因为这事，我俩闹翻了，他说一辈子也不会搭理我。
当了四年的记工员，就那一名同学给我出了难题，其他同学和乡亲们从没有这种情况。每年秋后决算的时候，我都会把我的工分公布给大家，让大家监督我，我没给自己多记过一分工分。
1974年秋后，大队书记刘树正安排我到刘家圪塔小学当了民办教师，我同学张顺义当上了我们生产队的记工员。张顺义也特别正直诚实，马队长看人还是很有眼光的。
可能是因为我的正直率真，也可能是因为我比较勤劳能干，我们生产队韩会计家的大女子韩春英好像喜欢上了我，她好几次到学校给我送好吃的，还送给我一双绣花鞋垫。当时我还没考虑过个人问题，收下了韩春英的绣花鞋垫，心里特别不踏实，因为我和她家没什么交情，也没帮她家做过什么事情，总觉得没有理由要人家的东西。
说句实话，韩春英长得确实漂亮，还读过书，队里好几个年轻后生都很喜欢她，还有人托媒人到她家提亲，都被她拒绝了。
虽然我对韩春英不冷不热，她还是照样给我送好吃的，出山劳动摘一把酸枣，她都跑到知青点送给我吃。渐渐地，我对韩春英产生了好感，也觉得她越来越漂亮了。1975年冬季回北京探亲回来，我送给韩春英一个搪瓷茶缸和一些糖果，还有一块香皂。那天韩春英特别高兴，她灿烂的笑容就像三月盛开的桃花。
1976年夏天，我们刘家圪塔大队又得到了两个招工名额，还是去县煤矿当煤矿工人。之前一队的两名同学招工去了县煤矿，听他俩说下井挖煤也不算累，比出山劳动当农民轻松，工资待遇也可以，每天还有餐补。那天马队长来到知青点问我想不想去当煤矿工人，我就笑着点了点头。
韩春英听说我要去煤矿当工人，她说下井掏碳（挖煤）有危险，不想让我去。我去意已决，韩春英没办法，只好抹着眼泪回家去了。
就这样，我到县煤矿当了工人，也就和韩春英断了联系。到煤矿后，我被安排在井上负责检斤过磅，没安排我下井，我悬着的心总算踏实了。
半年后，我回刘家圪塔看望几位同学和乡亲们，回到村子里才知道，韩春英已经和一队当民办教师的刘玉成订婚了。刘玉成长相比我好，身高马大的，也很淳朴善良，韩春英确实有眼光，能找到这样的对象，也算她命好有福气。我因为到煤矿当工人，没能和韩春英修成正果，心里难受失落了好久。
恢复高考的第一年，我考上了北京工业学院。回北京读书之前，我回了一趟刘家圪塔，把我用不着的生活用品都送给了乡亲们。那次回去，韩春英刚结婚不久，她听说我考上了大学，特别高兴，在我离开刘家圪塔大队时，韩春英撵到村口，硬是塞给我两块钱。韩春英转身回村子时，我看到了她眼睛里闪动的泪花。那一刻，我心里就像无数只蚂蚁在叮咬，别提有多难受了。
我在陕北插队落户生活了九年，不知韩春英算不算是我的初恋。
一别就是四十五年，当我再次回到刘家圪塔时，村里的老人基本都不在了，老队长和刘书记也都去世了，熟悉的人已经没有几个了。当年刘家圪塔大队的一枝花韩春英也成了白发老人，无情的岁月在她脸上刻满了皱纹，我都差点没认出她来。韩春英却认得我，老远她就喊出了我的名字。看着她饱经风霜的笑容，我心里说不出是啥滋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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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愿以后的日子里，时光不再这么匆匆，愿我心中的美好时光永远定格在我的记忆中。第二故乡，我还会回来的。
作者：草根作家（讲述人：王书勤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