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5月24日，南方已入春多时，大部地区已经插秧。但湘西凤凰县维新乡（后改名两头羊乡）由于海拔较高，入春较晚，此时才开始进入插秧季节。
当天下午三点左右，正在田间忙碌的农民，突然听到一阵轰鸣声音。一架飞机冒着浓烟从空中冲下来，几乎贴着农民们的头顶飞过。先是“轰”的一声飞机左翼掉在水田里，接着残缺的飞机继续俯冲，一头撞进西山的峡谷之中。
干活的农民被这一幕惊呆了，久久回不过神来。直到山谷之中再次响起“轰隆”一声巨响，农民们才意识到村里发生大事了。他们纷纷朝飞机坠落的地方跑去。
由于飞机还在冒着浓烟，农民们害怕再次发生爆炸，不敢靠近，只能远远地看着。飞机周围已是一片惨状，残肢和破碎的衣物挂在树枝上，有的地方还挂着一缕缕女人的长头发。而飞机残骸附近散落着许多白花花的物体。
半天过后，飞机已经燃烧得差不多了，火焰也渐渐灭掉。这时村民们看到没有什么动静，才敢慢慢靠近。大胆的人走在前面，突然发现脚下散落着许多银元，他们一边捡，一边往前走，看到飞机附近白花花的物体全是银元。散落在一边的木箱上面隐约可见“中央银行”四个大字。
老实巴交的农民哪里见过这么多银元，看到这一幕惊得叫出声来。身后围观的农民看到前面的人在弯腰捡东西，也纷纷跑上来捡。口袋装不下，有的脱下衣服裤子兜，有的用农具挑。他们捡满了快速跑回家中，把家里的老人小孩也带来捡银元。跑了第一趟，又跑第二趟……
飞机周围人越聚越多，连毗邻的兴德乡（后改名龙角洞）的部分村民听到消息也跑来捡银元。直到晚上，飞机附近被翻了个遍，能捡的银元都被捡光了。还有一部分陷入泥土中被飞机残骸压着，村民们没有工具一时无法取出，才无奈地散去。
当天，有的人捡到上千银元，捡得少的也有数百元。这一天，也许是当地农民几代人历史上最高兴的一天，许多人惊呼：“终于发财了，以后不用再世世代代种田了。”天上降下大量银元，这对当地人来说，无异于天降横财。
这架飞机为何会在湘西坠落，飞机上的银元到底是谁的，用途是什么？村民们捡到如此多的银元真的是天降横财以后不用种田了吗？
这是一个冷门历史事件，很少有资料提及，真实性确实容易让人质疑。不过笔者查询到，1988年出版的《凤凰县志》中确实提到过此事。写入地方志中的内容一般是经过核实或者地方有相关历史档案佐证的。所以，真实性是可以保证的。
《凤凰县志》中提到这是一架国民党飞机，由广州飞往兰州，飞机上装有50箱总共10万元银元。而关于飞机执行的任务却众说纷纭：
有的人说是宋子文家族将财产从广州转运至台湾，也有人说是国民党将国库资金转移到台湾。但这两种说法基本可以否定，因为当时解放军尚无飞机参战，从广州到台湾的航线不需要经过湘西，不论宋家还是国库转移资金都不需要如此大费周章。
还有一种说法是运送军饷。笔者查阅时任国防部预算财务署长吴嵩庆的日记发现：
1949年5月15日写道：下午访汤总司令谈运银元赴渝事，允晚间约林局长商，及期未遇，又约次日至总部商。
5月16日写道：“至汤总部而决拨发十万元至渝兵工署……”
汤总司令即汤恩伯，当时负责国库黄金白银运台事宜，林局长即林崇墉时任中央银行业务局局长。要想动用国库资金必须找这两人沟通。
至于银元运到重庆兵工署的用途以及飞机中途失事的调查结果，可能涉及工作机密，吴嵩庆并未在日记写记载。
解放后，曾在财务署工作过的邓波涛老先生回忆，与失事飞机一同出发的共3架运输机，每架飞机上都装着50箱（10万银元），目的地是兰州和重庆。
当时解放军已渡过长江，南京、杭州、南昌等重要城市相继解放，三野主力正在攻打上海，国民党政权已呈全面崩溃之势。但老蒋仍幻想效仿抗战期间，占据西南地区作为基地，以图东山再起。
只是当时国统区经济已经全面崩溃，此前滥发的金圆券已经没人敢要了。前线士兵仍在出生入死，没有金钱激励，又有谁愿意去卖命？吴嵩庆的日记里常常提到开会讨论如何激励士气的问题。
最后，国民政府不得不批准动用厦门国库里的黄金、白银（主要是白银）作为军饷发给士兵。电视剧中也经常可以看到这样的场景，大战在即，国军士兵把一筐筐银元抬上前线分发。只是人心已散，再多的钱也于事无补，该败的仗还是败了。
这些银元不仅用来发军饷，还用来网罗土匪。当时国军兵力枯竭，而西南地区有大量散兵游勇和土匪。国民党用银元和委任状笼络人心，试图凭借他们阻拦解放军西进的步伐。
于是，财务署租用陈纳德航空运输大队的飞机往重庆、兰州等地运送银元等物资。
但美国的运输机，在当时仍属精良，为何会在中途突然失事呢？
在得知飞机失事后，老蒋大为光火，下令保密局进行调查。保密局派出一个4人小组到当地进行了调查，结果显示：当时飞机上有2名美籍飞行员，1名财务署官员及2名家属，3名押运士兵，机上人员全部遇难。
调查报告认为，飞机上的押运士兵企图侵吞这笔巨款。当飞机飞到湘西上空时，押运士兵掏出枪准备射杀财务署官员，以震慑两名美籍飞机驾驶员。但开枪后，一颗子弹在飞机内部碰撞擦出火花，正好引起引擎汽油油路燃烧，随后飞机发生爆炸并坠毁。
由于飞机上的人员全部遇难，加上战争形势发展太快，不久之后国民党便全面溃退台湾，老蒋也无暇追责。最终美国飞行员遗体移交美方，其余遇难者就地掩埋，事情草草收场。
战乱时期，土匪活动频繁，附近村民捡了大量银元，放在家中肯定不安全。有的人挖地洞掩埋，有的藏到山洞里，有的甚至埋到祖坟里。只有少数聪明人，拖家带口迁到了外地。这批银元并没有让村民们暴富，反而给他们带来一场灾难。
当天黄昏，飞机失事的消息传到驻广州的财务署。署长吴嵩庆立即致电时任湖南省政府主席程潜，请求派兵前往失事地点，协助追回银元。程潜又电令沅陵行署主任陈渠珍追查此事。
陈渠珍派凤凰县“防剿委员会”城防大队长余子坤前往处理此事。5月26日凌晨，余子坤带着100多人包围了失事地点附近几个村庄，挨家挨户搜查，要求村民们交出捡到的银元。
虽然当地村民交出了一部分银元，但余子坤并不满意，带着人马来驻扎在乡公所督办。从乡长一级一级往下压，最后当地官员不分青红皂白，要求每户至少交出80银元，交不出的就严刑拷打。
余子坤的部队把当地弄得鸡飞狗跳，武力胁迫之下，胆小的村民只能把捡的银元一五一十交出来。然而，有的捡得多有的捡得少，有的人甚至一个银元也没捡到。
湘西地区本来就很穷，没捡到银元的只能把家里的耕牛田地等能卖的东西全卖了，以凑足规定上交的银元数。变卖家产后仍然不够的，为了保命只好卷起铺盖，连夜逃离家乡。
据当地老人介绍，兴德乡因为交不出银元而外逃的就有26户，共100多人。而当地有百余户农民被迫变卖家产，被弄得倾家荡产。余子坤的部队在当地搜刮了10多天，收缴了7万多银元后才满意地离开。
然而，这些银元并没有上交给国民党当局。尽管程潜多次来电催促，陈渠珍和余子坤总以仍在调查为由拖延，最后这些银元都落入私人腰包。
然而，当地村民的厄运并没有就此结束。官兵走后，土匪恶霸也得知银元的事情。相较于官兵，土匪都是刀尖上跳舞的人，他们轮番到村里搜刮，持续了半年之久。动辄打骂，稍有抵抗便杀人，不少农民被弄得家破人亡。直到凤凰和平解放，解放军进驻湘西剿匪，当地农民才过上正常生活。
能将银元保留下来的只是极少数人。据说1982年，当地搞联产承包时，以4000元的价格处理生产队的粮仓。湘西地区一直很贫穷，哪有人拿得出这笔钱？但有一位木里乡的村民几天便凑够了4000元，买下了粮仓。
后来有人问他，钱是怎么弄来的？他说曾去维新乡帮亲戚插田，看到飞机坠毁，掉下许多银元，他脱下长裤兜了两裤腿银元回家。而他家恰恰不在当年官兵和土匪搜刮的范围，这些银元得以保留，这次买粮仓的钱就是用当年的银元兑换的。
当年那架失事的飞机残骸，国民党当局并没有拖走。来捡银元的人没找到银元，便动手切割飞机上的金属，拿回去打造成锅碗瓢盆等用具。解放后，仍有不少人前往当地寻宝。
再后来，国内兴起了收藏热。那次失事飞机上的银元，从高空坠落，又经过高温燃烧，大部分已经变形。有的银元表面已呈蜂窝状，并粘有黑色碳化物资。有的两三枚连在一起。这些特征不易仿造，反倒成了最佳真伪鉴别点。当地人称之为“正版银元”。
湘西银元事件产生了一个有意思的连锁反应。当初天降横财，村民们捡到大量银元，以为此生无忧了。不料没过几天，官兵和土匪接连来搜查，不少人被弄得倾家荡产。但是，倾家荡产的人大概也不会想到，在解放初自己被划为贫农，又能分到田地房屋，而没有被银元拖累。
这正应了那句古话“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任何事情，不到最后，谁也说不准是福还是祸。同时，这件事也告诉我们一个教训，横财是发不得的。天上不会掉馅饼，如果掉了也可能是带毒的馅饼。想吃馅饼，除非你极为聪明。事实上，大部分人只是自认为自己很聪明。
中国还有一句古话叫“三十六计走为上计”，跑路被称为所有计策中最高明的计策。就像那些一开始就逃跑的村民一样。衡量什么时候该跑，占了多少便宜就跑，这确实需要大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