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这个人很有意思,他一生中写过许多遗嘱。

年轻时,决心护卫“蒙难”的孙中山,在临走前写过,将家事全都托付给张静江。

西安事变,蒋介石被软禁,于孤愤之际写过一篇私人遗嘱,告诫经国、纬国,“余只承认宋美龄为余惟一之妻,务望汝等以生母待之,则吾虽死九泉之下亦瞑目矣。”

人之将死,其言也善,鸟之将死,其鸣也哀,这样看来,蒋介石对宋美龄的爱是情真意切,倒不是惺惺作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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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这些遗嘱都是蒋介石形势所迫匆匆写下的纸面文章,真正意义上的遗嘱,还是在1975年,3月29日由秦孝仪代笔。

遗嘱述说了蒋介石的一生,并阐明了他自认为的信仰,还告诫后人要为之努力,不可轻言放弃。

说完之后,示意蒋经国俯下身子,对蒋经国说:“你要小心张学良,千万不能给他自由,就这样一直关着他最好。放虎归山的道理,我想你也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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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美龄听说以后,潸然泪下,喃喃自语道:“没想到他还是忘不了多年前的背叛。”

宋美龄口中的“背叛”就是对后世影响深远的西安事变,张学良的这场兵谏行动是蒋介石心中的一根刺,直到临死之际也未能对此释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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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张”恩怨

说起两人的是是非非,还得从一场暗杀开始说起。

1928年6月4日,张作霖由关内退回东北时,途经皇姑屯被日寇炸死。

作为军二代,同时又是张作霖的嫡长子,张学良就顺理成章接手了父亲遗留的权力,成了东北军的掌门人。

他自任东北保安总司令,全权负责东北地区的统治事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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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利的另一面是义务,义务就会带来许多问题,首当其冲的便是东北地区的安全和防卫问题。

东北紧邻朝鲜半岛,明眼人都知道东北三省将会是中国同日本法西斯抗争的“前线”。

张学良也深知这一点,张学良更知道的是仅仅依靠自己的力量,是无法同日本法西斯相抗衡。要想保住东北及家乡人民,就必须寻找外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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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眼整个世界,能做出承诺的,又具备抗衡对抗的资本,张学良只能选择相信关内的蒋介石,除蒋之外,再无第二个人选。

可能有人会说,不是有毛主席领导下的红色力量吗?这不也是一种选择吗?

想法很美好,却没有考虑到现实因素的制约。

首先就是思想意识方面的鸿沟就无法逾越,彼时中国境内,其主流的思想意识依旧是法国大革命传来的自由、平等。马列道路只是一个备选项,还没有形成席卷全国的红色浪潮。

再者,作为领袖的张学良本人曾到欧美留学,对欧美的宪政制度也是推崇备至,从他本人的意愿来讲,也是更青睐于国民党。

最后就是实实在在的利益问题,“中东路事件”使得张学良对苏联势力有了芥蒂,恨屋及乌的张学良也不会对毛主席领导下的力量有过多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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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历史事件的来龙去脉不能忽略其中的历史主要人物,张学良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对东北的压迫。

另一方面,张学良本人的政治主张也希望中国能够完成清末以来的军阀割据局面,使中国重归一统。

所以张学良才会不念父亲张作霖同蒋介石的旧怨,毅然决然拒绝了日寇的威逼利诱。

1928年,下定决心的张学良在东北放弃了北洋军阀时期的五色旗,替换成国民党的青天白日旗,宣布服从南京政府的管辖。

这一历史事件,也被后世史家称之为“东北易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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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易帜”是东北地区的现实条件和张学良本人的爱国理想观念共同促成的结果,可无奈这一改换门庭的俯首称臣,换来的却是一地鸡毛。

老谋深算的蒋介石利用了张学良,后来又出卖了张学良。

易帜之后,蒋介石和张学良在北京称兄道弟,结成了“兄弟联盟”,还惺惺作态的任命张学良为东北军边防军司令和东北政务会主席。

从此,蒋介石紧紧抓住了东北军这支坚实的武装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