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和日本有着血海深仇，侵华战争中丧命的3500万同胞日日夜夜压在每一个中国人的脊梁之上，可惜东京审判的时候，因为种种原因，侵略者只付出了7人绞刑这微不足道的代价。
可就是在抗日战争结束后的第5年，一位解放军师级干部，华北聂荣臻元帅的爱将，却因为杀害了一个日本军医就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年仅38人就倒在了行刑同袍的枪口下。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1948年5月，解放战争正打得如火如荼的时候，石家庄白求恩和平医院转进了一位风度翩翩的病人，此人正是晋察冀画报社主任，当时中国最负盛名的摄影师——沙飞。
沙飞得了肺结核，因为工作操劳，拖延了很多年，这一阵子每日咳血，他才抽时间来医院做个检查。
医生看着他的报告单皱紧眉头，最后在诊断上写了大大的，“住院”两个字，并安排自己的得力助手津泽胜医生全权负责。
听到这一安排，沙飞非常不满。
一来作为战地摄影师，他最近工作多任务重，根本不想住院，二来，他恨日本人，对日本医生尤甚。
恨日本人可以理解，毕竟是从14年抗战时期长大的，但为什么对日本医生尤甚呢？
这就不得不从沙飞年少时期说起。
沙飞是广东开平人，家中经营药材生意，有些积蓄，算的上是小康之家。
年纪很小的时候，沙飞就开始去小学读书，后来到无线电学校学习最先进的技术，大学的时候又改学美术。
有这样良好的学业经历和殷实的家底，沙飞自然也有些不一样的时尚爱好。
新婚前后，沙飞买了一台价值不菲的照相机，他从一本相册上看到奥匈帝皇斐迪南大公被刺杀的照片，被照片背后深沉的历史厚重所打动，并且重新对摄影进行定义。
小的时候沙飞就接触过摄影，那时候就是到相馆里去照相，他觉得摄影就是留住美好，可现在，看着这张大名鼎鼎的“一战的开端”，沙飞觉得，摄影也是保存历史，传递文明。
于是他对摄影产生的浓厚的兴趣，也因此偶然和鲁迅先生结缘
1936年，上海举办了一场木雕展览，沙飞的朋友里有这么一个手艺人，他希望沙飞跟自己一起，这样可以用相机把木雕作品保存下来，沙飞欣然应允。
巧的是，鲁迅先生也在展厅。
沙飞幼年读书的时候就喜欢中国文学，鲁迅的小睡是最爱没去无线电学校之前，他还心心念念想成为一位鲁迅这样的文学家，此次见到本尊，心底里抑制不住的激动。
他主动和鲁迅先生打招呼，互相闲聊的时候，鲁迅先生才知道眼前这个年轻人是个摄影师，他非常慷慨地让沙飞给他拍了好多张照片，有独自的，还有与人合照的。
这次邂逅之后，沙飞就和鲁迅先生时常联系，两个都是对艺术有执着追求的人，很快成为趣味相投，无话不谈的好友。
在此期间，沙飞不断从鲁迅先生身上获得启发，拍摄风格多变，镜头下却有着悲天悯人的人道关怀，好像会说话一样，把一个个故事留在胶卷上。
直到鲁迅先生病逝。
鲁迅先生弥留之际，沙飞如家人一样一直陪在身边，他为鲁迅先生拍摄了生命中的最后几个镜头，安详的遗容以及葬礼的过程。
当时很多人都在说，鲁迅先生是被一位日本医生治死的，沙飞听到之后非常悲痛，并对日本医生产生了不信任和抵触。
如果沙飞只是甘心做一位艺术家，这则传言可能会淹没在往日的回忆里，他会继续钻研摄影，和相机胶卷为伍，哪怕在乱世里，心中也会有一丝宁静，但他却是个实实在在的爱国青年。
北伐战争期间，沙飞就利用自己在无线电学校学习的专业知识投入到讯息情报相关的工作当中，积累了相当丰富的经验。
七七事变之后，日本侵略者肆无忌惮地践踏着中国的土地，屠杀着中国的同胞，华北大地血流漂杵、尸横遍野，沙飞的爱国之心剧烈地跳动起来，他想去支援前线战场，他想拿起相机，记录下中国人保家卫国的悲壮，记录下日本人犯下的种种罪行。
他辞别家人北上，找到了八路军的队伍，成为聂荣臻麾下的新闻摄影科的成员，镜头从十里洋场上海滩，转向哀鸿遍野屠华北。
在战场第一线，沙飞冒着战火和硝烟拍照，他记录下日本人如何残暴地欺辱沦陷地区的百姓，大炮轰炸之后，城市里的残垣断壁和粉碎的尸身。
他还拍摄过白求恩战士、聂荣臻和日本女孩美穗子，拍摄过刚上战场，稚气未脱的变轻战士，拍摄过百团大战的惊心动魄。
这个时候沙飞的镜头里没有了上海时期的悲天悯人，更像是一张张旁白，面无表情地讲述着一个个残酷的事实，以平淡的色调去反衬真实的跌宕起伏。
这些照片蕴含着震撼人心的力量，连毛主席和周总理看了都感受到了触动，他们纷纷对沙飞提出表扬，希望他组织一个队伍，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摄影作者”，用照片抗争，用照片记录。
长年累月地拍摄这些照片，亲眼目睹一桩桩后世看来都心惊肉跳的惨案，沙飞的爱国热情越来越高涨，对于给国家和人民带来深重灾难的日本人恨之入骨。
甚至到了抗日战争胜利，对日本的怨恨犹如阴霾笼罩在他的心头。
后来沙飞开始失眠。
每当闭上眼睛，他脑海里走马灯一样回想着日本人的暴行，屠杀后嗜血的眼睛、凌虐妇女后嚣张的笑脸、抱着枪扫射的疯狂……
他仿佛能听到一个个惨叫的声音，整夜翻来覆去无法入睡。
基于现在发达的医疗水平和医学认知，大家不难想到，或许沙飞的精神状况已经出现了问题，但在那个医疗条件极为落后的时代里，人们只是单纯地认为，他是嫉恶如仇的性格，不过是提到日本人时的脾气有些暴躁，并没有太大问题。
这种不了解和不重视，让沙飞的情况越来越不容乐观，他不仅少眠多梦，性格也没有以前的柔和，每天都是怒气冲冲的样子，一不留神还可能大发脾气。
本来这还只是沙飞的个人问题，1948年他因肺结核入团治疗，这些疑似精神失常的状态最终酿成了悲剧。
石家庄白求恩和平医院里有二十多个日本医护人员，他们大多都是当时日本占领石家庄后，从本土调集过来支援军队医疗的工作人员，抗日战争胜利后，这些医护们自觉向八路军投降，因为这些人与日军本质上存在差异，并不属于纯粹的“战俘”，于是华北战区把他们通通整编到白求恩医院里来，继续从事医疗救护。
津泽胜就是其中一个。
他的医术还算不错，院长放心把沙飞的救治工作交给他，沙飞在医院治疗的这段时间里，津泽胜也算尽心尽力，无微不至。
但沙飞并不领情。
他看不得日本人，哪怕津泽胜手里拿着药水来和他商量下一步的治疗方案，他脑海里第一时间回想起的却是那些被日本军官残害的国人，曾经也有“日本医生”给他们注射所谓的“药水”，然后在生不如死的困境中死亡。
沙飞被自己的想法惊得身体一颤，迅速躲开津泽胜换药的手，他拒绝和这位医生有丝毫的肢体接触，甚至连眼神都吝啬给一个。
有时候津泽胜来询问病情，听到他蹩脚的，带着日本口音的中文，时不时夹杂几个日本发音，沙飞听得头皮发麻，脑子里嗡嗡作响。
他越来越暴躁了，有时候想抓狂，但此刻沙飞还能控制住自己，至少他不会对津泽胜主动出击。
一日秘书来看他，沙飞给毛主席和周总理写信，大致意思是：白求恩医院有太多日本人，这其中很可能有日方遗留的间谍，请组织一定要小心提防，而且胃为我治病的这位医生津泽胜就非常可疑，我时常觉得他图谋不轨，私下里在我的药里下毒，希望组织为我更换一位中国医生。
信送出去了，但当时正值新中国成立之际，毛主席和周总理日理万机，根本没有时间和精力料理这件事情，于是只能搁置下来。
1950年年初，在津泽胜医生的悉心照顾下，沙飞的病情逐渐好转，医院又给他做了一次检查，肺结核的症状明显减轻，不日就可以出院了。
看到检查报告，津泽胜向沙飞道喜，他却开始变得精神恍惚起来。
出院前一天，秘书来帮沙飞收拾东西，他让秘书把津泽胜叫过来，说自己能够痊愈多亏了他，想当面道个谢。
秘书不疑有他，立刻去了，津泽胜听说之后大喜过望，放下手中繁忙的工作赶过来，就在所有人都以为沙飞终于对津泽胜改观，放下成见的时候，沙飞却举起了枪。
“主任！秘书吓得大惊失色，要冲上去阻拦，但是已经来不及了，沙飞瞄准津泽胜的头颅，轻轻扣动了扳机＃
“砰！砰！砰！”
津泽胜倒在了血泊里。
沙飞枪杀日籍军医的事情立即引起了轩然大波，惊动了华北战区，他很快被当地警方控制起来，法院启动司法程序。
这是杀人罪，又涉及到日籍医生，还要考虑到虐待战俘等种种问题，法院方面还在翻阅典籍，但大概率会判死刑。
聂荣臻心有不忍，和薄一波去探视他。
“你杀害了一个日本军医，你认罪吗？”隔着一条长桌子，聂荣臻严肃地问道。
沙飞神情清醒，目光如炬，他抬头看着两位首长：“我承认杀了津泽胜，但我不认为自己有罪！”
聂荣臻提高声调，眉心紧蹙：“杀人不是犯罪吗？”
“日本人丢都该死，”沙飞立刻回答：“杀人有罪，那些杀害我无故同胞的日本人呢？他们认罪伏法了吗？”
说着，他情绪又一次激动起来，重新了刚才的话：“日本人都该杀。”
这是一场仇恨与人性的较量，3500万同胞的消亡会被每一个中国人铭记在心，但战争从来都是政客们博弈的手段，无论哪一方面，底层的老百姓们往往都是被裹挟着卷入灾难，身不由己，比如津泽胜，他是日本人不假，但他一定就该死吗？比如当年被聂荣臻元帅救助的日本女孩美穗子呢？
不同的人心底大概会有不同的答案，只看仇恨和人性哪个占了上风。
其实沙飞作为一个优质的艺术家，知识分子，他是能够看清楚这一切的，但在当时当地，因为精神状况的原因，他把津泽胜视为一个群体，津泽胜不再是那个已经在中国工作的独立的日本个体，而是代表着整个日本国，代表着日本军国主义分子，虚虚实实之间他动了杀心。
结果也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最后军事法庭判处沙飞死刑，但是格外要求要给予他厚葬，同时也为津泽胜举办了隆重的葬礼，以此来安抚日本战俘们恐慌的情绪。
不过到此时，还没有人发觉沙飞本身的异样。
直到1986年前后，他的家人多次向最高法上诉，要求国家重审当年沙飞一案，后来经过多方考证，从沙飞的一系列古怪行为中分析得出，他在杀害津泽胜的时候精神失常，按照1986年当年适行的法律规范，沙飞并不用要判处死刑，于是中央撤销了当年对沙飞的处罚，恢复了他的党籍军籍，对他的家属多加抚慰，同时支持沙飞生前拍摄的照片出版。
此时距离沙飞逝世已经过去36年，那个意气风发的摄影师年轻的生命最终定格在38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