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东北军张学良等人在军事上奉行不抵抗方针，同时采纳顾维钧的提议，立刻电告南京，请求国民政府与国际联盟行政院联络，由其召开紧急会议处理这一局势。
国民党中央接到张学良的电告后，经开紧急会议，认可顾维钧的建议。19日，外交部将有关指示下达给中国出席国联大会的代表施肇基，21日施肇基致函国联秘书长德鲁蒙，报告日军侵占沈阳及东北各地情形，请国联根据盟约第十一条规定立采步骤，阻止事态扩大。
此一举动表明，依赖国际联的外交方针正式实施。当晚，自江西赶回南京的蒋介石召集要人开会，再次明确对日问题“诉之国际联盟”。
22日上午，南京全市国民党员大会，蒋介石发表演说，侈言日本此次举动破坏国际联合会盟约及凯洛格非战公约精神，“余敢信凡国际联合会之参加国及非战公约之签定国，对于日本破坏公约之行为，必有适当之裁判。”
23日国民政府发表《告国民书》，声称政府现时既以此次案件诉之于国联行政院以待合理之解决，故已严格命令全国军队对日军避免冲突，全体国民应一致维持严肃镇静之态度。
至此，国民政府在军事上不抵抗，在外交上依赖国联作为基本政策得到进一步确定。
面对空前国难的严峻形势，在要不要求助国联的问题上，冯玉祥呈现出与国民党中央截然不同的态度。
1930年中原大战，西北军失利瓦解，冯玉祥被迫隐居在山西汾阳县峪道河乡下。1931年9月21日晨，冯玉祥得知日军侵占沈阳的消息，同日下午，他接到国民党要人孔祥熙从南京派来的号(20日)电。
孔电除报告日军在东北的暴行外，还征询冯玉祥对国事的意见。23日，冯复孔祥熙来电，着重谴责蒋介石数年来排斥异己，谋求独裁以致外侮不断的罪行。
同日冯在复孔电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出致全国同胞电，明确指出蒋介石对日不抵抗，“不以为辱，尤为无气骨无人格之言，曰:听候国联，主张道德，主张公理，试问，中国数十年来积受帝国主义压迫之惨，国际公理究竟安在?”依赖国联主持公道，不过“梦呓”而已。
旗帜鲜明反对国民政府求助国联主持公道的外交方策。从现在寓目的资料看，这也是国内公开反对蒋介石九一八事变后外交政策的第一声。
26日，他在复社会名流熊希龄的宥电中，再次强调蒋介石政权不过为帝国主义工具，“既未闻有备战之举，反以镇静为名，以为日帝压服我国民之救国运动，徒曰哀求国联会议”，纯粹为“与虎谋皮，自欺欺人”之举。随后，宥电被《申报》等报发表，公诸天下。
但因冯玉祥此时尚为在野的反对派，他的声音被国民党主流派漠视，也就不难理解了。国民政府继续奉行依赖国联的外交政策。从国联方面说，面对该组织成立以来最大的国际事件，为了维护自身威信，国联对中日冲突未尝不重视。
自中国代表团将有关报告及诉求提交国联后，国联多次开会，并于9月30日及10月24日两次通过决议，要求日本限期撤兵。日本不惟不接受，相反扩大侵略作为回应，充分显示出国联的懦弱与日本的跋扈。
残酷的现实使冯玉祥更加忧心忡忡。11月2日，他在给自己的部下、甘肃地方实力派雷中田的信中，详细分析了国内外形势，在涉及外患的部分，他特别强调“关于国联者：国际联盟虽对中日问题开会议多次，但欲专恃国联，中国决难取得胜利，必须中国自己努力，方可恢复已失之权利，其他皆不足恃也。”
12月13日，他在致汪精卫的密电中，再次强烈指责国民党当局依赖国联的政策，“自东省事变发生以来，顺将三月，南京毫无办法，只知国联是赖，对国人则粉饰敷衍，欺骗压迫，致使外患日趋日烈，存亡之机系于一发。”
12月25日，他致电国民党四届一中全会，指出“政府盲信国联”的后果，是日本扩大占领的警号不断传来，必须要改弦易辙，方可挽救危亡。
1931年底1932年初，国民党内部广东派在与蒋介石派的争斗中暂时占得上风，蒋介石下野，孙科担任行政院长。粤派得势原使冯玉祥抱有相当大的期许，但在现实中，孙科等人由于多种因素，难以施展手脚，在外交上仍延续依赖国联的政策，使冯玉祥大失所望。
这一情绪在冯的日记中时有流露，如1932年1月7日日记，“今日之内政外交，都是违背国民的要求。
这样下去，只有失掉国民党的信誉”;1月20日日记，“痛思国事，万分焦急!前线的恶劣消息不时传来，东北同胞在水深火热之中，政府视若无睹，只说诉诸国联，请求制裁。
几乎与此同时，国联鉴于日本拒不执行国联的有关决议，使国联自身的威严受到严重影响，为了遮掩弱不中用的形象，决定组织国际调查团赴中日调查九一八事变及后续衍生的系列事件，以为国联最终作出判断提供证据。
1月21日，国联调查团正式成立，团长为英国人李顿爵士，3月中旬抵达中国。对于国联调查团来华，冯玉祥从一开始就极为反感。1932年3月底，他对该月发生的大事进行总结，即认为调查团来华“有亡国之象征”，因为“帝国主义间合谋宰制东北之机兆矣”。
4月底，他又作总结，认为“国联调查团来中国，这是一个国际阴谋，企图与日寇协调对我实行瓜分共管。他们还欢迎，我真痛恨!”李顿调查团在中国各地受到“皇室般的接待”但在冯玉祥处却吃了闭门羹。
原1932年6月，李顿调查团在赴青岛途中，在泰安停留，欲赴泰山探访正在泰山养病的冯玉祥。
冯玉祥认为他们系“一群着洋服的强盗”，拒绝见面。1932年10月2日，李顿报告书在东京、南京、日内瓦三地同时公布。
该报告书否认日军发动九一八事变是出于自卫的说法，否定伪满洲国成立的正当性，却又不主张恢复九一八事变前中国东北的原状，剥夺中国军队驻扎东北的权利，企图通过设置顾问会议的办法达到国际共管中国东北的目的。
对这份报告书，胡适等人大加褒扬，主流社会舆论虽对报告书中损害中国主权的部分严厉批评，但总体上认同，国民党决策层除对若干内容持保留意见外，其余均予以接受。冯玉祥则本其一贯反对求助国联立场，坚决反对该报告书。
10月9日，他在张家口联合李烈钧、柏文蔚、熊克武等14位国民党中央委员发出通电，驳斥李顿报告书的种种谬误，尤其反对设置顾问会议的办法，昭告国人:“徒尔求助国联，实为民族自杀”，要求当局“应于政策上有立决之转变，放弃不抵抗主义及依国联之谬想，速解人民束缚，切实与民众合作，全国动员，抗暴日而收复失地”。
呼吁民众“不忘主人地位与责任，严密监督政府，坚决为武力抵抗而奋斗，毋使暴日之铁蹄得留于中国，毋使国际不正确之调处得以实现”。
该电话发至上海后，很快传遍全国，产生了较大的社会影响。12月，他又撰写出版《反国联调查团报告书》一书。该书长达260余页，70万字左右，指斥李顿的报告书“明明白白地是一部严密而周详的共管中国的计划书！”逐条批驳报告书的内容，彻底否定报告书。
1933年2月23日，国联大会通过依据李顿报告书起草的决议草案，日本代表气急败坏，愤而退席，3月27日日本政府正式通知退出国联。中国无法再依赖国联，冯玉祥与国联的关系就此告一段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