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大学的前身“清华学堂”始建于1911年，1912年更名为清华学校；1925年设立大学部，并开办国学研究院，吴宓任主任。
国学研究院开办时，四大导师中的三位都大名鼎鼎：第一位是开创用甲骨文研究殷商史的王国维（时年48岁）；第二位是戊戌变法的核心人物，著述等身的梁启超（时年52岁）；第三位是从哈佛大学回国的著名语言学家赵元任（时年33岁)。
四大导师中，最晚到校的是陈寅恪。陈寅恪与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相比，既没有显赫的声望，又没有可以慑服人心的学位，但梁启超向校长曹云祥力荐，并介绍说：“陈先生的学问胜过我。”
远在德国游学的陈寅恪接到国学院导师的聘书时，年仅36岁。后来，他与梁启超、王国维被称为“清华三巨头”。
陈寅恪，字鹤寿，江西省义宁州(今修水县)人，1890年7月3日生于湖南长沙。其祖父为清末著名维新派骨干陈宝箴，其父亲是“清末四公子”之一的陈三立（其他三位是湖北巡抚谭继洵之子谭嗣同、广东水师提督吴长庆吴保初、福建巡抚丁日昌之子丁惠康）。
陈寅恪出生时，祖母黄夫人以其生值寅年、为其取名寅恪（恪为辈份）。幼年时，陈寅恪就打下良好的国学基础，12岁就留学日本，青年时又游学欧美。陈寅恪治学面广，集历史学家、古典文学研究家、语言学家、诗人于一身。进入清华校园后，得到吴宓的器重，被认为“最为学博识精”。
在当时的国学院，不论学生还是教授，凡是在文史方面有疑难问题的，都向他请教，且准能得到满意答复。陈寅恪因此被大家称为“活字典”、“活辞书”，在师生中享有“盖世奇才”、“教授的教授”、“太老师”等称誉。
陈寅恪的授课极受欢迎，他曾这样说：“前人讲过的，我不讲；近人讲过的，我不讲；外国人讲过的，我不讲；我自己过去讲过的，也不讲。现在只讲未曾有人讲过的。”
陈寅恪每次授课，教室里都是学生云集，甚至许多知名教授都去听课。如研究院主任吴宓风雨无阻、堂堂必到；其他如朱自清等水准很高的教授，北大的德国汉学家钢和泰等都来听他的课。
哲学家冯友兰，当时任清华大学秘书长、文学院长，可每当陈寅恪上《中国哲学史》课时，他总是恭敬地陪着陈寅恪从教员休息室走出来，然后静静地坐在教室里听他讲课。
陈寅恪与叶企孙、潘光旦、梅贻琦一起被列为“清华大学百年历史上四大哲人”，与吕思勉、陈垣、钱穆并称“前辈史学四大家”。
蒋介石败走台湾前夕，曾有一个“抢救学人计划”，意图将知名的文化人士带往台湾。当时，派往北京的专机接走的第一批有两家人，其一是胡适家，另一就是陈寅恪家。但陈寅恪最终选择留在了大陆。
解放后，陈寅恪在中山大学历史系任教授。其间，由于其板书歪歪扭扭，讲课吐字不清（夹杂方言音），有学生提出要更换老师。这时，系主任使出了一个绝招，从陈寅恪手上“骗”出毛主席的亲笔信，在同学中传阅；然后解释说，陈寅恪的视力只有0.2，不能强求他写非常工整的字，“连毛主席都尊重的老师，难道还不值得我们尊重吗？”
当时，毛主席确实曾数次写信向陈寅恪求教。此事传出后，陈寅恪就成了人们口中的“中国史的活词典”，向其求教者一时间纷至沓来、门庭若市。但在1955年中科院的学部委员选举中，陈寅恪成为一个矛盾焦点。
据时任中科院负责人张稼夫回忆，尽管陈寅恪是这个学科的权威、却他一再申明不信仰马克思主义，“我们只好请示毛主席，毛主席批示：‘要选上’。这样，陈寅恪就进了哲学社会科学的学部委员会。”
1969年10月7日，陈寅恪因心力衰竭，伴以肠梗阻、肠麻痹在自己家中去世。当时，全国政协为此发了讣告。而陈寅恪临终前，也将自己在广州藏书全数赠给中山大学图书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