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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吉林市儿童公园内,体量最大的建筑物当属公园东侧的“游客活动中心”。站在这座建筑之外仔细观察,能在房舍拐角的高处,看到一些云状的装饰物。虽然这些装饰物被包覆或遮掩在外接建筑物之内,如同被穿了一层外套一般,但其独特的形制仍展现出一种特殊的历史韵味。结合儿童公园内一些文物指示牌的介绍,可知这座建筑物就是日伪时期的吉林神社旧址,不过,由于一些特殊属性,围绕该建筑的一些历史迷雾却常被忽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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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吉林市园林志》、《昌邑区志》等资料记载,九一八事变后,日寇霸占吉林城,引发了新一轮的日本殖民狂潮。大批日本人的迁入之际,也将日本的神道教塞入吉林城内外。1934年早春,日伪当局强行迁出了乌雅氏坟茔,7月25日正式动工,在九棵树一带建设了一座神社,此即“吉林神社”(也有资料称其为“赤城神社”)。

1935年5月25日,耗伪币29850元的吉林神社竣工,6月1日正式投入使用(以上开工、竣工、使用的时间,均参照日文资料,与吉林地方史料存在差异)。这座神社为一个建筑群组,包括庙体建筑(拜殿)、大门(鸟居)、手水舍、石灯笼(献灯)、神使(守护兽)等。拜殿内供奉着日本“天照大神”、明治天皇、大国主命三大神祗,以及钩子、镜子、宝剑等高仿神器。神社周围栽植了大量樱花树,以及松、杨、柳等树木,神社占地总面积达34750平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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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神社是日本人祀拜“天皇”、祷念战死侵略军的所谓“圣地”,尤其是日本在吉学校的学生,每月1日、15日会由学校组织,徒步到神社“参拜”。同时,神社也是在吉日本人的重要社交场所,一些节庆活动也会在神社举行。有资料说这个神社是日本人祀神活动的一块禁区。这种表述是不严谨的。根据流传至今的图文资料可知,吉林神社还是日寇奴化中国青年的教育基地,许多中国学生也会被学校组织到这里“参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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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图文资料,就不能不提及几个与吉林神社有关的疑问。神社的扩建问题首当其冲。

在流传至今的主流老照片中,吉林神社的拜殿面积非常小,占地更趋近于正方形(现存建筑遗址则为标准长方形),目测根本达不到《昌邑区志》记述的“庙体建筑面积2370平方米”。同时,照片中的神社建有较高的台基,屋顶式样类似中国建筑的“悬山顶”,而在1982年被拆除的屋顶则类似中国建筑的“歇山顶”,台基也并不高。此外,早期的吉林神社照片也看不到《昌邑区志》中提到的“石栏”。显然,在1935年至1945年之间,吉林神社一定有过一次大规模的改扩建,进而造成了早期的吉林神社与后来的吉林神社出现明显的差异,只不过这次改扩建并未被记录在地方史料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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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通过比较老照片,还不难发现其他一些蛛丝马迹,能够反映出吉林神社在伪满时期有过一次重要的改扩建。在伪满时期刊印的《水都吉林市势概要》中,可见框架大门与手水舍、“石栏”平行,而与拜殿走向垂直,疑似为朝西侧开门。而老照片中,框架大门与拜殿同在中轴线上,与手水舍垂直,为朝南开门。此外,对比日伪时期的老照片与八十年代的照片,不难发现拜殿的唐破风(雨棚)式样、窗子数量等建筑细节也能反映出吉林神社有过大小两个版本。

除了拜殿大小、框架大门的位置之外,在一张明信片上,手水舍一侧原本的绿化地带甚至出现了建筑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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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神社的指示碑也有过变化,从老照片上可见吉林神社的指示碑原本很小,也很简单,题字为普通楷书。指示碑最初立在框架门外“参道”口的铁丝网边。后来,指示碑又被放置到框架大门的一侧(也有可能是框架大门被移位)。此时的指示碑有了石砌的高高基座。

据皮福生先生所撰《吉林碑刻考录》记载:石碑为花岗岩质,高2.5米,宽1米,底座为花岗岩砌就,高1.4米,长1.5米,宽1米,碑身镌刻“吉林神社”四个行楷大字,书写者是伪满洲国国务总理大臣秘书松本益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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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战争胜利后,神社内的附属设施、樱花均被群众捣毁,拜殿本身也破损严重。吉林市解放后,市政府动员市民和学生,从郊区山上移栽树木,铺设草坪,建设为劳动人民公园。原来的拜殿也得以修缮,曾被用作展览场地,举办过吉林公安展览会。后来又被辟为图书阅览室和儿童活动场所。1982年原来破损的屋顶被拆除后(并非如某些史志记载的“年久失修”,种种迹象表明是遭遇了一次规模不大的火灾),这里还被改建为展览厅、舞厅、放映室、儿童室内游乐场等场所。现在除游客中心外,大部分用作仓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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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有机会进入其中,发现该建筑内部老建筑的框架结构还比较完整,旧时的阔窗均被砌死,但顶棚和四壁漏水严重,亟待维修。地面为水磨石(部分区域贴有小块褐色瓷砖),而日本神社时期,室内应装有地板。在室内东北角处,有被封死的地下室入口,此地下室疑为日伪时期的防空洞。其实这个洞口在八十年代日本摄影家池宫城晃刊行的画册中是可以看到的。

考虑到吉林神社可能的扩建,本人斗胆猜测,地道口所在的建筑物即最早的日本神社,后来在其南侧又再建了新的拜殿。新拜殿开有东、西、南三门,北侧以走廊与旧拜殿相连。上世纪末,新、旧拜殿整体被接出的外廊包围,内部区域被隔成房间,无论是在建筑外部观看,甚至居高俯瞰,已分辨不出新、旧拜殿的界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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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上述所谈及的建筑物外,在《水都吉林市势概要》中还有一幅标注为“忠魂碑”的照片。此石碑下有基座,上有顶檐,碑身刻字,周围有木栅栏,应为祭祀死在中国的鬼子兵之建筑物。此石碑体量不小,但仅在这本日文资料中有所记述,其位置到底在何处尚不得而知,怀疑可能也在当时的神社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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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看到日本神社旧址现状,心中难免纠结。对这种具有伤疤性质的“九十岁”历史建筑,坊间历来有两种针锋相对的观点:其一是对这种日本遗留物应彻底拆除,借以雪耻消恨;另一种则认为应该保留——不单是因为这些建筑物在解放后都有服务人民的一段自新历程,更因为这些建筑物可以警醒后人不忘家仇国恨,合理利用要比拆掉更具现实意义。其实本人更倾向于后一种观点,因为智者有云:健忘是人类的天性——有个提示物让现代人不忘旧耻,总比什么都没有要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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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鸣谢贾大为先生、李文迪先生、郇亚东先生对本人撰写此文给予的支持和鼓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