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詹姆斯·布坎南（1919年10月3日-2013年1月9日）
《荷马史诗》中有这样一个故事：
传说，西西里岛附近海域有一座塞壬岛，岛上有一个歌声美妙的女妖，日夜唱着动人的歌，引诱过往船只上的人，致使航船触礁沉没，船员则成为塞壬女妖的腹中餐。
尤利西斯经过这里的时候，为了不被女妖诱惑，就嘱咐同伴用蜡封住耳朵。但是，他自己却很想听听女妖的声音到底有多美。于是，他让同伴把自己绑在桅杆上，并告诉他们无论发生什么，都不要在中途给他松绑。最终，他们安全顺利通过了女妖居住的海岛。
▲尤利西斯渡过塞壬岛
1986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詹姆斯·布坎南，在书中用这个故事阐述了他的观点：“权力需要外部的制约”，不能寄希望于“人的自我约束”，而避免悲剧发生最有效的办法，就是要牢牢抓住缚住尤利西斯的那根驯服利维坦的绳子。这是对他的“有限政府理论”最准确的表达。
如果眼界仅限于此，那将了无新意。法国作家纪德说：关键是你的目光，而不是你的所见。
作为公共选择学派主要创始人，布坎南的思考，没有停留在自大萧条始，延续至今的干预主义、福利主义、乌托邦主义对市场与政府界限的破坏，以及以各种名义对自由的侵犯这些事实本身，而是将目光转向如何撼动形形色色的“破坏者”的理论根基。
布坎南注意到，无论是自由逐利的市场，还是维护社会秩序和正义的政府，做决策的都是一个个具体的人，而人的本性是相同的，且很难改变。那么，为什么不能用分析市场运行的方法来分析政府的决策行为呢？——布坎南用犀利的目光，敏锐地抓到了“破坏者”的软肋和逻辑缺陷。
▌好答案来自好问题
1929年，一场始发于美国的经济危机，迅速蔓延至全球。被称为最后一个固守放任自由主义的美国总统胡佛，无力迅速扭转大萧条的局面。于是，1933年，富兰克林·罗斯福被选举为美国第32任总统。上任后，他告诉美国人“唯一值得恐惧的，就是恐惧本身”。
随后，罗斯福总统颁布了一系列“新政”，联邦政府开始大肆干预经济社会的方方面面。美国的金融秩序逐渐得到恢复，经济有所好转，而联邦政府的权力，也得到前所未有的扩张。
美国的“成功”被西方国家纷纷效仿，人们越来越倾向于一个大的、强有力的政府。整个世界由此开始左转。
▲富兰克林·罗斯福
支撑这一认知的，是实证主义——用事实和数据来评判理论对错。
初听起来，似乎无懈可击。
然而，实证主义在社会科学中是绝对误导性的，因为“任何数据所代表的事实，必然需要通过理论框架本身来组织，所有的事实，都是‘理论的事实’，数据是不会自己说话的。”（朱海就）。比如，罗斯巴德等人就认为，从更长的经济周期看，罗斯福新政的负面作用更大。那些支撑政府干预的数据和事实，既轻视了市场的自我修复能力，也忽略了时间周期。
在实证主义泛滥，干预主义、计划经济盛行的年代，始终保持清醒，并且开宗立派，捍卫古典自由主义基本理念的，除了米塞斯、哈耶克等人，还有詹姆斯·布坎南。
布坎南将目光聚焦在“失灵”二字上。他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如果因为市场会失灵，而让政府干预市场，甚至替代市场，那么政府就不会失灵吗?
布坎南的答案简单而直接：“政府不仅会失灵，且政府失灵的后果并不比市场失灵的后果更可取。”
中国有句谚语：“以其人之道，还其人之身”，布坎南正是用这个办法，借用各种干预主义学派分析市场失灵的方法，来分析政府的行为。如此一来，干预主义的逻辑缺陷一览无余，由此开始，那些反对政府干预、捍卫自由市场的人士放弃了防御姿态，转而断然地开始了进攻。
正是沿着这样的思考，布坎南于1959年提出了一种政治经济学模式，被称之为“公共选择理论”。
▌与其反驳观点，不如动摇理论根基
所谓公共选择，是指非市场的集体选择，实际上就是政府选择。
在公共选择理论出现之前，人们往往把政治和经济分开来看。当分析经济时，人们通常把市场里的人看作“经济人”，认为市场是由一个个自利的人组成的，这些人总是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是俗世中的饮食男女。而当分析政治时，却不自觉地把政府看作一个整体，认为政府是没有私利的，是福利主义的，政府里的人都是站在上帝视角的智者圣贤。
布坎南对此充满质疑，并创造性地将经济学思维用于对政治领域的制度研究。他认为，无论是市场中的经济人，还是政府中的各种角色，其本性都一样，“我们要把人们用以检查市场经济的缺陷和不足的方法，原封不动地用来研究国家和公共经济的一切部门。”布坎南在分析政府决策时的核心是以下三点：
· 分析对象上的个人主义。政府不是一个天然的整体，而是由一个个的人组成的，真正做决策的是个人，而非集体。因此，分析政府选择的基本单位，应该是独立的个人，必须着眼于集体决策中的个人动机，以及影响个人动机的制度约束。
· 效用最大化的个人行为倾向。人们往往把“利”理解为追求财富的最大化，而事实是，不同的人所追求的“利”是不一样的——财富、权力、声望等等；甚至同一个人在不同时期追求的“利”，也在不断变动，但不管人们界定的“利”究竟是什么，都会只追求更多，而不是更少。
· 经济人理性假设。布坎南认为，之所以在制度分析中需要经济人假设，是因为它设定了一种“底线”条件，或者说是最差情境，在这个基础之上推导出来的制度模式或政策措施，在实际运行中将遇到的实际环境只会比预想中更好，而不是更差，这能保证制度和政策的有效性。
不难看出，布坎南的经济学思维是建立在个人主义基础之上的——自利是人的本性，人性是不变的，不会因社会条件的改变而改变，社会条件能改变的，只是对人性善恶的放大或者抑制。因此，无论一个人是存在于市场上，还是“服务”于政府中，其“自利”的本性都是一样的。
同时，人又是一种复杂的动物，人们对“利”的界定，不仅受物质的诱惑，而且取决于人的思想、理念，甚至意识形态。比如，同样供职于政府，但有人追求名声，有人追求财富，有人追求权力，有人享受“掌控一切”的感觉……而这些其实都是广义上的“利”，实际情形是，为了追求不同的“利”，他们会利用手中掌管的公共权力，做出不同的政策、行为，进而对市场产生不同的影响。
布坎南祛除了政府权力机构的天然公益性，把政治领域也视为一种市场，在这个市场上，政治家、官僚、利益集团、选民都是经济人，都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而政府行为天然也会逐利——是所有经济人为达成某种协议，协调各种利益冲突的过程。因此，必须通过各种方法限制和约束权力。
▌捍卫自由，需要勇气，更需要智慧
热爱自由是人的天性。然而历史上，侵犯自由的东西，远比捍卫自由的要多，其中就包括思想市场。
思想市场之所以常常出现“劣币驱逐良币”，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批评者常常将注意力放在错误结论的本身，而忽略了推导出错误结论的那些天然缺陷，比如，逻辑谬误，错误的理论根基，等等。布坎南之所以能成为继米塞斯、哈耶克之后又一位古典自由主义的捍卫者，关键在于他敏锐的目光和独辟蹊径的方法。
面对形形色色的干预主义者，布坎南绕过了结论本身，直接动摇其理论根基——公共决策中人的行为的逐利性，而这正是长期以来几乎被所有人都忽略的大问题。
在现实世界中，每个公共决策者都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都拥有理性计算的能力，也都无法逃脱人类认知的局限，他们可能利益一致，更可能相互冲突，他们会为了达到某个目标相互妥协，也会相互竞争，他们身上的“动物精神”丝毫不亚于市场中的经济人。
因此，布坎南认为，任何公共决策，总是让一部分人受益，另一部分人受损，任何政府既不可能“全能”，也不可能“仁慈”。这从根本上破除了人们对完美政府的幻想，也彻底动摇了其他呼吁政府干预、甚至替代市场的理论根基。
每当贫富差距、战争、经济危机出现，人们就会对自由市场产生怀疑，寄望于政府解决问题，而政府似乎也很少让人们失望——短期内，干预主义的确能带来经济增长，秩序稳定。
然而，陷入恐慌的人们总是容易忘记这样一个朴素的道理：任何能给予我们多少的人或组织，就一定可以拿走多少，甚至更多。睿智的思想家们总是在提醒世人：每当偏离古典自由主义一步，其实就是在偏离自由远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