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头条/东南亚
没有不被水流过的土地
没有不被商业塑造的城
【各路神仙热议出海。出海，真的等同于全球化吗，也许是个疑问。但不出海，就很难全球化，倒不像是危言/来自网络】
吾球商业地理：
内卷，不如卷别人。有人说，出海，是中国企业在全球不确定性下的战略选择。但与此同时，它也是技术、经济、地缘政治影响下的博弈。不管如何，它都是“脱钩”变局下的中国企业破局之道，但破了之后能否立得住，还得看中国企业自身是否强大，和是否具有旺盛的内驱力。也得提醒的是，中国企业的成长有不少游走于灰色地带。所以希望它的出海，是输出中国文明优秀的一面，而不是让人深恶痛绝的996，以及其它利益勾兑……
采写+主编/王千马
图片/王千马+网络（侵删）；
编制/大腰精+牛儿响叮当+哟嚯
一百多年前，无数的宁波人坐着船，闯过激荡的洋流，有些漂泊到了港台，还有暹罗、安南、马六甲或槟城，有的则向东到了神户、横滨，或欧美，他们或是讨生活，或是像吴锦堂、董浩云、包玉刚、邵逸夫那样成了当地著名的企业家。宁波人一向把后者称为下东洋，把后者则称为下南洋。相对前者，人数众多的下南洋俨然成为时代的一个印记。
不止宁波，还有更多的人成为他们中间的一员。这中间自然有著名的潮商，像祖籍潮安县金石镇的郑镜鸿，在13岁就背井离乡到马来西亚投奔舅舅，从一介鱼虾小贩，最后成为新加坡的皮革大王，日后又在大马开建圣淘沙大厦成“屋王”；和他一样，林连登也初期到马拉西亚谋生，因替富商赶牛车，时人称其“牛车登”，不过在历经数十年的艰苦奋斗后，最终以经营种植业、产业及酒业而崛起于北马……
有著名的闽商。这里不提鼎鼎大名的厦门大学校主陈嘉庚，还有出生在中国福建省福清市的林绍良（同乡中还有一位和他齐名的林文镜）。当年为避免被“抓壮丁”，他只能投奔印尼的叔父，然而却因祸得福，打开了自己那扇通往商业帝国的大门。从上门推销花生油开始，他逐渐通晓世务，加上与当地上层人物的深交，他得以构建了庞大的商业帝国，涉及纺织、水泥、化工、电子、林业、渔业、航运、保险、金融、房地产、黄金宝石、酒楼饭店、医疗器材、电信设备、钢铁等行业，因此一度力压香港船王包玉刚、工商巨子霍英东、地产大王李嘉诚、台湾经营之神王永庆，登上了华人世界首富的宝座。
【林绍良与苏哈托/来自网络】
当然，闽商中熠熠生辉的名字还有很多，像马来西亚首富郭鹤年，印尼首富黄惠中，菲律宾首富施至成，我国台湾地区曾经首富王永庆，他们的祖籍都来自福建。当然，政坛上也有不少，联合国前秘书长潘基文、印尼第四任总统拉赫曼·瓦希德、菲律宾亚洲第一位女总统科拉松·阿基诺等都应归属“福建帮”。
这些下南洋的中国人（及后代），不仅因此改变了自己的人生命运，也改变了当地的城市发展、人口结构，以及文化风貌。更重要的是，粘连了中国大陆与港台，以及东南亚之间的关系。等到今天，当中国人再次“下南洋”时，他们一定会对这片土地有着不一样的情愫，并期待着再次找到曾经的共振。
中企出海
再下南洋
2020年前后，中国知名卫浴品牌——泛亚卫浴，决定向越南“进军”，建立工厂。这不是它独自的行动。其董事长叶如君告诉我，泛亚所在的整个行业，只要是给美国供货的，几乎百分之一百地出去了。
和泛亚卫浴一样，进入东南亚或者加大在东南亚投资的，还有更多知名企业。除了我们耳熟能详的中国智能手机厂商华为、小米、OPPO、vivo等，青山实业下属鼎信投资数百亿，在印尼建设了首个生产基地。而宁德时代也在2022年4月宣布，计划在印尼投资建设六个子项目，分别覆盖采矿、冶炼、前驱体、正极材料、电池生产及回收等环节。这些项目均通过与印尼当地企业组建合资公司的方式开展，总投资额预计达59.68亿元美元（约合人民币425亿元）。
事实上，印尼还是浙商出海的宝藏市场。2022年的印尼巴厘岛G20峰会，就有十几位浙商参加。“风头一时无两。”常驻印尼的振石控股集团高级副总裁王源说，仅振石所在的桐乡一地，就有4位大手笔投资印尼的浙商。
与此同时，发力新能源，并在2024年2月份举办的国家电动汽车政策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中，发布了支持电动卡车、电动公交车等电动商用汽车发展的新举措，助力自身尽快实现碳中和目标的泰国，也成了很多中企的向往地。海尔集团、上汽集团、比亚迪纷纷在泰国布局，而电池厂商蜂巢能源更是在2月28日在泰国举办投产仪式，宣布蜂巢能源泰国电池工厂即日正式投产，产品开始批量交付，主要供给泰国长城欧拉、哈弗和坦克等车型以及泰国合众新能源汽车使用。
也正是继比亚迪、上汽、哪吒、长安、广汽、长城等国产厂商之后，9月17日，阿维塔汽车在泰国曼谷举办品牌发布会，宣布正式进入泰国市场。
在经济学家薛安伟看来，中国制造业企业向东南亚的投资，不管是绿地投资还是跨国并购，呈现以产业集聚为特点的“抱团出海”新态势。换句话说，大家不再单打独斗。这一方面说明中国企业经过改革开放多年的锤炼，已经有了展翅高飞的能力，另一方面也说明了中国企业加大了走出去的步伐，和节奏。
和以前为生活所迫以及战乱等原因而下南洋不尽相同，中国人（或资本）再下南洋，各有苦衷。一个是像泛亚那样，受制于近些年来中美之间的贸易冲突，而不得不通过国际直接投资将生产基地转移到美国或其他国家，以降低美国对中国商品征收高关税的不利影响。叶如君给出了这样一笔账，如果直接从中国出口，那么美国要收百分之两百五十的税，这让任何人都吃不消的。叶如君说，自己之所以要去越南建厂，也是受到美国客户的强烈要求，甚至，它们还来检查自己在越南工厂的建设情况。薛安伟说，新形势下，投资与贸易的替代出现了一些新变形：从绕开进口国贸易壁垒到进口国投资，转向绕开进口国贸易壁垒被动向第三国投资。当然，和中国地理和人文相近的东亚南，便成了投资的首选地。
【泛亚卫浴在杭州桐庐的智能工厂/摄自王千马】
二个就是国内太卷，只有到国外去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如果我们对比上气大众2023年的财报，你会发现在这一年的前三季度，其上汽大众汽车销量同比减少13.50%至83万辆，上汽通用则同比减少15.18%至72万辆。 在这背后，是中国汽车业不仅由当年的战国七雄回到了春秋乱战，而且由于新能源汽车的强势崛起，让很多以前的大牌车企受到了冲击和威胁。MG之所以会在印度投产，无非在中国区很难赚到钱，而在印度区赚得到钱。知名经济学家张军在接受观察者网“经济学家建言2024中国经济”系列访谈时，也谈到自己观察到近十年来，有大量中国民营企业在往外走，“这很正常，因为中国的相对优势在发生一些变化，比如劳动力变贵了，土地也变贵了，所以很多民营企业已经看到未来需要有全球格局，让自己的产能分布更加合理。”尽管“内卷”严重让很多人有些喘不过气来，但张军认为，这“其实也是给我们一个提醒，走出去以后，会发现天地更大”。
三个就是受到国外“金矿”的吸引。宁德时代之所以在印尼布局，也和印尼镍矿资源丰富，储量居全球之首，镍供应量占全球50%以上有关。法国矿业公司Eramet首席执行官克里斯特尔·博里斯接受《金融时报》说，五年后，这个东南亚国家可能会占据全球最高等级纯镍生产的四分之三以上的生产。众所周知，新能源电池的生产所必需的金属原材料，就包括钴和镍等——甚至因为重要性，它们被戏称“钴奶奶”“锂爷爷”“镍大爷”等——所以，未来谁能掌握这些原材料的走向，谁就是相关产业中的赢家。
【“AI商业论”于今年7月份报道：镍矿开采量激增，让印尼已成为全球最大的镍矿生产国/来自网络】
总之，不管是主动投怀送抱，还是被动“迁徙”，我们都要意识到，中国企业走出去的趋势势不可挡。在张军看来，中国企业走出去不仅对企业本身的发展、转型很重要，对于我们整个国家制造业的升级换代、转型也非常重要。他说，很难想象我们的很多制造业企业在更大的空间里做不强做不大。
当然，我们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那就是我们的产业相对发达和高效，但缺少那种做到金字塔顶尖或处于供应链最顶端的企业，大多数企业可能都处在中等技术水平。这种集中在中低端市场的产业过度发达，容易导致产能在国内难以消化。所以，到海外去，不仅因为国内外条件正在发生变化，更重要的是，那里有它们发挥作用的市场。
但这也带来了一个问题，随着中企的溢出，以及以越南为代表的东南亚制造业红红火火，未免会让人觉得，狼来了。
中企出海
狼真的来了吗？
我们不妨看看越南在2022年3月份的外贸出口状况，尽管出口341亿美元，同比增长14.8%；一季度出口886亿美元，同比增长12.9%。《证券时报》指出，出口数据较大的背后，一季度越南贸易顺差仅有14.6亿美元，经济附加值并不高。其中，一季度越南从中国进口货物276亿美元，截至一季度末，越南对华贸易逆差140亿美元，越南很多零部件、原材料还是从中国进口，在越南加工后再出口到欧美等地。
这一年，越南的增速为8%，到2023年，尽管越南政府已经“小心翼翼”，原定的目标是6.5%，但结果还是不尽人意，只维持在5.05%上。明眼人从中就可以看出，越南经济发展，已经遇到了瓶颈。
现实的原因也很“感人”。那就在东南亚开工厂，虽然可以发展自己，也可以绕开美国设置的贸易壁垒，但是相比较国内，东南亚的基础设施落后，供水供电都存在问题，甚至还经常出现断电断水现象，严重影响产业发展的同时，也让很多企业的发展受到了严重制约。这种相对国内有些落差的局面，在“吾球商业地理”上一篇《》中，也有提及。
在越南建厂的泛亚，也因此感受到了水土不服。在叶如君看来，尽管产业政策也好，扶持政策也好，越南都在学习中国，但是越南终究是越南，中国终究是中国。至于水土不服，一方面除了上面所提及的基础建设，另一方面就是产业工人没法和国内相比。都说我们中国人是勤劳勇敢的中国人，这不是空穴来风的，是无数中国人靠着自己的双手证明出来的。相反，东南亚员工在敬业上就相对欠缺一点。更重要的是，经过这些多年的改革开放，通过大规模生产的训练和提升，我们的工人们也不再是当年那种泥腿子上岸，而是有一定的产业基础，所以上手比较快。
【今天的越南，充满着朝气，但还是落后中国一大截/来自网络】
叶如君有些无奈地告诉我，尽管泛亚也在努力地进行员工培训，尽量想本土化，但是简单的工作，本土化很容易，复杂的工作，要靠本土化有一定的难度，需要时间，还需要他们的这种敬业。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在越南乃至整个东南亚办厂，也面临着人工、用地等成本的提升。2020年，越南制造业平均月薪约为290美元，远低于中国的1000美元。这为越南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创造了条件。但是，根据越南劳动荣军和社会事务部基于4.73万家企业所做的调查，2023年越南就业人员的平均月工资为849万越南盾，增长了3%。按照当前汇率，这相当于每月人民币2480元。
除此外，语言的差异，和交流的不通畅，也是造成中企落地东南亚没有想象中的那么美好。叶如君说，在越南，用英语交流还是不畅的，是要学越南语的，“但像我们高管，我们都建议他们去学越南语。那现在简单的沟通是可以，但是深层次的沟通还是有一定的问题，不像当年台湾人到中国大陆来办工厂，那就容易多了。”
说起来，台资之所以在东莞、昆山等地“铺天盖地”地闯了进来，一方面跟它们自身在资金、技术等方面的优势有关，但另一方面，更与它们与大陆同文同种有关。
事实上，还有更致命的问题，那就是东南亚不似国内那样政治稳定，也不似国内那样族群之间共生共荣，相反，充满了很多不确定的因素。叶如君也认识到身边有几个出去的，一个是针织企业，一个是企箱包企业。做企箱包的，出去还算可以，因为它的技术要求不是那么的高，可以四处撒网。此前该企业在国内包括云南就有工厂。所以它们在柬埔寨好像就搞得蛮蛮红红火火的。但是那家做针织的，在缅甸就遇到了麻烦。主要是因为所在国的政变战乱，害它受了很多的亏。没办法，现在它也换到柬埔寨去了。
对此叶如君也很忧虑，要不要在越南继续干下去。即使当初强烈要求她到越南建设工厂的美国客户，也发现这种转移产能的方式有些行不通。总之，比起想象中就没那么容易。“现在他们自己也慢慢的就松下来了，说不分出去也是可以的。”问题也有，那就是看上去要求没那么严格，“但我们心里也是没有底的。因为美国的资本家也是得听美国政府的。”
但在我看来，导致越南乃至整个东南亚在发展上不快速、不均衡，相反还陷入了失速的境地的根本原因，还在于进入越南的产业，还是低端，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相比当年中国靠着市场换来技术，通过空间来换时间，从而实现技术的腾飞，和产业的转型升级，国土狭窄的越南，哪怕是整个东南亚，都是难以往中国项背的。今天的越南，在相对低端的产业上还能消化来自中国外溢或者转移的产能，但是由于产业链和供应链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建立的，所以在“边界”更广更深的产业上，很难有作为。
当然，也有人说，越南只需要抱紧美国这个大腿就好了。诚然，仰仗和美国之间的合作，越南一度实现经济上的腾飞，但得之美国，也一定会失之美国。正如有评论家所指出的那样，在中企之外，像全球最大玩具品牌——乐高等西方企业、西方资本也盯上越南，投资超过13亿美元，在越南建了新工厂，多少是受中美贸易摩擦影响。因为美国对来自中国的商品加征高额的关税，许多跨国企业为了分散风险而采取“中国+1”的多元化战略，将产业链的部分环节，从中国转移到越南等东南亚各国。这让越南对美出口突飞猛进。但问题是，一旦美国、欧盟通胀攀升，需求下降，越南就面临着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的危险，最终会随着篮子的颠动，而导致鸡蛋多数破碎。
【乐高盯上了越南/来自网络】
所以，面对着越南在内的东南亚制造业的崛起，我们一方面要对此给予鼓励，毕竟世界的分工和协作永远是人类发展的大势，但在另一方面，我们也不能长别人志气灭自己威风，要意识到中国制造业的潜力是巨大的。
同时，它也提醒我们自己，在面对这个不确定的世界之时，我们只有做好自己，才永远是立足的根本。
中企出海
从国际性企业，
变成真正全球性企业
因为要创作报告文学《“制造”新东莞》，从2023年中至今，我数次走访东莞。也正是这些走访，让我对东莞有了一个较深的感触，那就是2023年后的东莞，面对着外资的撤退，以及中企的溢出，而不再举止失措。
此前，作为台资、港资以及日资的集中地，它不仅受困于日益提升的用地成本、用人成本，更深受纷繁复杂的外部环境的影响。但是，随着东莞在21万家工业企业、1.38万家规上工业企业中，冒出了2044家“专精特新”企业，172家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再加上创新型中小企业3193家……东莞的底气又足了。
2024年年初，广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发布了《广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关于2023年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和2020年到期复核通过企业名单的公示》。有记者梳理发现，东莞共有973家企业入选广东省2023年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公示名单，2020年到期复核企业43家。
在这些变化的背后，是东莞实行多年的科技兴莞，以及腾笼换鸟。为了推动产业“立新柱”，东莞明确提出坚持以“科技创新+先进制造”的城市特色，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根据《东莞市现代产业体系中长期发展规划纲要（2020-2035年）》，东莞市产业呈现“五大新兴产业，九大现代服务业务，四大未来产业，十大传统产业”的产业布局。“五大新兴产业”为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制造、新材料、新能源、生命科学和生物技术；“九大现代服务业”为现代金融、科技服务、信息服务、节能环保、创意设计、商贸会展、现代物流、专业服务、文体旅游；“四大未来产业”为新概念材料、量子信息、类脑智能、通用航空航天；“十大传统产业”为纺织服装鞋帽制造业、黄金珠宝产业、食品饮料加工制造业、家具制造业、玩具制造业、造纸及纸制品业、包装印刷业、化工制品业、橡胶和塑料制品业、都市农业……在这些产业布局当中，“五大新兴产业”和“四大未来产业”无疑是东莞面向未来的“重中之重”，而且，储能、半导体及集成电路将成为东莞新的千亿级产业。
这种让人心潮澎湃的现象，我们会在靠海的滨海湾新区可以看到，可以在接近深圳北部的松山湖可以看到。这个曾吸引了华为入驻的原大朗镇境内的一个大型天然水库区域，今天作为国家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俨然成为东莞乃至整个珠三角向上生长的引擎。而随着中国第一台、世界第四台“脉冲型散裂中子源”深埋于松山湖地下18米，它让整个东莞都如同一颗潜伏的核弹，散发出无法忽视的强大能量。
2024年3月5日，当我站在东江沿岸的马可波罗总部，不禁感慨，在这个和顺德相比并不具有产业集群优势，甚至缺乏相关产业链的土地上，马可波罗不仅做大了自己，而且成为瓷砖行业中最为知名的头部企业。和老板黄建平打小就是同学，后来一个考入华工一个则考入华农，最终殊途同归的马可波罗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兼纪委书记何继业则说，这背后的原因一切都源自创新。比如，当所有的瓷砖企业还在拼命制造抛光砖时，马可波罗则进军亚光复古砖，从而杀出了一条血路。另外，当瓷砖企业还在为市场拼得头破血流时，马可波罗则想到了做品牌，以及给它注入文化因子。
【在实用功能之外，将瓷砖也做得很有美学价值的马可波罗/摄自王千马】
正是来源于不断的守正出奇，让马可波罗改变了自身的命运，也让东莞一改产业只能是代工和低端的印象。所以，一旦它闯过腾笼换鸟，以及企业外溢的阵痛，东莞的未来还是不可限量的。何继业说，我相信东莞经济的韧性。
换句话说，如果我们改变不了企业外流的趋势，那我们可以努力提升自身的内驱力，在产业链以及供应链的发展上努力“提质增效”，这反而不失一件好事。
这带来中国产业一个显著的变化，那就是我们的产业不再是仰仗为它人之鼻息，而我们的土地也不再只是被动承受投资的地方。相反，在摆脱代工和低端的阶段，而进入品牌创造时期，那么，我们就可以加入世界竞争和全球布局。未来的东莞，或者是其它城市，有可能会作为总部而存在，而从它们这里延伸出去的触角，将触达世界各地。
未来的中国产业，一定是两手抓，一手抓“内在”，一手抓“外流”。所以，正如前文所说，我们欢迎中国企业走出去，到更广阔的世界证明自己。这也意味着，我们的企业尽量从国际性企业，变成真正全球性企业。
当然，在抓“外流”的过程中，我们还需要谨记几个问题。一是得将关键核心技术掌握在自己手中，才能从根本上保障国家经济安全、国防安全和其他安全；
二是积极利用自己在互联网及跨境电商上的优势，除了利用平台多语言的自动翻译，来解决沟通问题，此外要通过算法和推荐，针对不同国家和地区做商品的差异化输出；
三是要提升绿地投资和跨国并购风险意识。正如小米在2022年被印度当局以违反印度《外汇管理法》、非法向境外机构汇款为由，扣押小米在印度公司约合48亿元人民币的资产。作为外资的“坟场”，印度在接下来的投资中将接受更多中企的“审视”。当然，这也提醒我们企业在走出去的时候，也要注意合规，其中监管更是堪称基础底线的问题，必须要严格注意，此外要用好国际规则，“一方面，要加强对国际规则的研究，高度重视规则的作用，提高规则意识。”薛安伟说，“另一方面，要充分学习、理解和掌握规则，并用好规则，使国际规则在东南亚投资中更好发挥保障和服务投资的作用。”当然，我们还要注重“加大企业声誉管理”，“一方面要加大宣传，建立良好的口碑；另一方面要不断提升产品质量，以优质产品回馈客户。”
四是担起重要的全球责任。当我们的企业走向全球，并扎根各地时，在尊重当地的法律、人文的同时，更要担负起自己的责任，除了提升当地的就业之外，也要努力改善当地的生活环境，和文化素养，助力全球进步。
这样的中企，再下南洋一定会成为最受欢迎的国际力量。而中企也一定会在相互的共振中，找到自己生存与发展的另一条通途。
此文原载于2024年《上财商学评论》，有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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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城市生长和未来